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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仰寻形识，俯探理类，通过“文化自觉”，从习惯于简单抄搬国外相关学术概念、学术标签的境况中走出，以使学科话语体系的形质更具特点、更合乎中国实际、更具创造性和建设性。
任何一门科学（science）、学科（subject）都是通过话语体系来表达的。构建一种话语体系，首要的问题，是它应具备怎样的“形质”。形质（form-quality）是一种物事呈现的“特质”形态。一种话语体系有没有完整的理论逻辑结构，属于“形制”的问题；有没有独特的话语编码结构，则属于“形质”的问题。
“形质”之义，亦稍近似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原质”（protoplasm）概念。他在谈及文学的质地时指出：“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在各艺术门类中，“形质”与“神韵”通常被认为是两大最基本的关键。南朝书家王僧虔认为“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笔意赞》），强调形质、神采“兼之者”的重要性。
形质与“范式”（paradigm）紧密关联，但也不同。“范式”（paradigm）概念由库恩创造。“范式”被认为是一幅用来类比的具体的“图画”，“因为它是一种‘看的方式’”（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是考察世界的方式”（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
话语的“形质”不是形式，而是由内在信息数码反映出来的相对稳定的特质外现，呈现为一种物事的“文化外相”。话语形质是“话语衣肤”与“话语内质”，“话语形器”与“话语形藏”的统一。
中国历史来有考辨言辞的传统。例如，被誉为“智慧禁果”的《鬼谷子》一书，把“辞言”分为“病、怨、忧、怒、喜”五种，指出它们形质上差异是“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怨者，肠绝而无主也；忧者，闭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动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无要也。此五者精则用之，利则行之”（《鬼谷子·权》），指出“病态之言”神气衰弱，“幽怨之言”缺乏主见，“忧郁之言”不能畅言，“激怒之言”条理不清，“悦喜之言”自由散漫。孔子强调“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同时又指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就是强调“言文”形质的重要性。
所谓“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梁书·范缜传》）。历史上范缜用“质”和“用”这对范畴，来说明“形体”和“精神”不是两个不同东西的机械拼凑，它是一体化的两面。“质”为形质、实体；“用”为功能、作用，并包含着派生和从生。范缜“形质神用”论，具有学术方法论的价值。所谓“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宋薛季宣：《答陈同甫书》）。总体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当强化“形质神用”，从核心概念到基本范畴，从问题取向到学术本位，从中国语汇到世界眼光，从学术渊源到返本开新，都应突出形质主线，实现“神者形之用”创新范式。
应当看到，一定意义上，一种“话语体系”是自然形成的，不是“硬做”的。“构建”也者、“建设”也者，实际上是投射一种“文化自觉”，以推动体系形质上的凸现，形成一种特定的社会修辞和言说体系的方式。而一种“成熟的”话语体系，一定是熔铸了时代精神、政治文化、社会风尚、习惯偏好的“社会物”。
人类发展的文化经历表明：社会文明发展至一定阶段，会促使一定话语形质产生变化乃至“激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既是一种学科性建设，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言说”界面。在这过程中，当仰寻形识，俯探理类，通过“文化自觉”，从习惯于简单抄搬国外相关学术概念、学术标签的境况中走出，以使学科话语体系的形质更具特点、更合乎中国实际、更具创造性和建设性。
（《深圳特区报》2019 年 1 月 15 日C03 版 理论周刊／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