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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话语体系与“形质建设”

当仰寻形识,俯探理类,通过“文化自觉”,从习惯于简单抄搬国外相关学术概念、学术标签的境况中走出,以使学科话语体系的形质更具特点、更合乎中国实际、更具创造性和建设性。

任何一门科学(science)、学科(subject)都是通过话语体系来表达的。构建一种话语体系,首要的问题,是它应具备怎样的“形质”。形质(form-quality)是一种物事呈现的“特质”形态。一种话语体系有没有完整的理论逻辑结构,属于“形制”的问题;有没有独特的话语编码结构,则属于“形质”的问题。

“形质”之义,亦稍近似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原质”(protoplasm)概念。他在谈及文学的质地时指出:“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在各艺术门类中,“形质”与“神韵”通常被认为是两大最基本的关键。南朝书家王僧虔认为“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笔意赞》),强调形质、神采“兼之者”的重要性。

形质与“范式”(paradigm)紧密关联,但也不同。“范式”(paradigm)概念由库恩创造。“范式”被认为是一幅用来类比的具体的“图画”,“因为它是一种‘看的方式’”(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是考察世界的方式”(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

话语的“形质”不是形式,而是由内在信息数码反映出来的相对稳定的特质外现,呈现为一种物事的“文化外相”。话语形质是“话语衣肤”与“话语内质”,“话语形器”与“话语形藏”的统一。

中国历史来有考辨言辞的传统。例如,被誉为“智慧禁果”的《鬼谷子》一书,把“辞言”分为“病、怨、忧、怒、喜”五种,指出它们形质上差异是“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怨者,肠绝而无主也;忧者,闭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动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无要也。此五者精则用之,利则行之”(《鬼谷子·权》),指出“病态之言”神气衰弱,“幽怨之言”缺乏主见,“忧郁之言”不能畅言,“激怒之言”条理不清,“悦喜之言”自由散漫。孔子强调“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同时又指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就是强调“言文”形质的重要性。

所谓“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梁书·范缜传》)。历史上范缜用“质”和“用”这对范畴,来说明“形体”和“精神”不是两个不同东西的机械拼凑,它是一体化的两面。“质”为形质、实体;“用”为功能、作用,并包含着派生和从生。范缜“形质神用”论,具有学术方法论的价值。所谓“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宋薛季宣:《答陈同甫书》)。总体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当强化“形质神用”,从核心概念到基本范畴,从问题取向到学术本位,从中国语汇到世界眼光,从学术渊源到返本开新,都应突出形质主线,实现“神者形之用”创新范式。

应当看到,一定意义上,一种“话语体系”是自然形成的,不是“硬做”的。“构建”也者、“建设”也者,实际上是投射一种“文化自觉”,以推动体系形质上的凸现,形成一种特定的社会修辞和言说体系的方式。而一种“成熟的”话语体系,一定是熔铸了时代精神、政治文化、社会风尚、习惯偏好的“社会物”。

人类发展的文化经历表明:社会文明发展至一定阶段,会促使一定话语形质产生变化乃至“激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既是一种学科性建设,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言说”界面。在这过程中,当仰寻形识,俯探理类,通过“文化自觉”,从习惯于简单抄搬国外相关学术概念、学术标签的境况中走出,以使学科话语体系的形质更具特点、更合乎中国实际、更具创造性和建设性。

(《深圳特区报》2019 年 1 月 15 日C03 版 理论周刊/观澜) rF36hobXnTXEZA2Hq2D7sYogGiycYlzptIj42yK9ac82VLxRz8OlgbKmLBnaq7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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