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所谓“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聚焦中国城市当下新的社会情境，才能有更好的研究切入，也才能更好地解决当下城市中的诸多热点问题。
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上是否进入城市型社会，有城镇人口、空间形态、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城乡关系等多方面标准。国际社会通常以人口城镇化率对城市作出划分，城镇化率 51％至 60％之间为初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 61％至 75％之间为中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 76％至 90％之间为高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大于 90％为“完全城市型”社会。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中国总体上已进入发展型城市社会的形态。“发展型城市社会”具有的主要特质，成为当下城市研究新的立足点和新的学术框架。
一是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是社会体系各部分和诸要素之间相对持久稳定的联系模式。2011 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越过 50％界线，人口城镇化率达 51.27％，意味着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结束，开始步入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其时北京、上海、天津迈入高级城市型社会，广东、辽宁进入中级城市型社会，另有十省份跻身初级城市型社会之列。这是中国社会结构新的历史性变化。
总体上我国虽已形成城市型社会结构，但离中高级城市型社会标准还有较大差距。例如，大量进城务工农民工、郊区就地转化的农转非居民以及县改市存在大量农民，统计上虽为“城镇居民”，但并未真正融入城市，实现“城市化”。从社会文化结构看，城市的建制镇缺乏特色，城市品级较低。城乡结构上两元分割，公共服务布局落差大，也一直是城乡融合和城市一体化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单质化到多元化，但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远未完成。总体上我国处于初级城市社会阶段，处于由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社会中下阶层比重大，中间阶层比重小，整个社会结构与真正的现代性“橄圆形”结构，仍有着相当距离。这与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相一致的。如何实施好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民市民化、城乡融合共享，提高城镇化质量，提升城市品级，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所在。
二是形成了高强度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可以说，高强度的社会互动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群落之间最大的社会景观。1908 年德国社会学家G.齐美尔在《社会学》一书中提出“社会互动”概念，后在美国形成了相关学派和系统理论，如“符号互动论”影响甚大，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G.H.米德、H.G.布鲁默等为其代表。在各种社会互动的学术分析中，值得关注的是从“过程”和“结构”等方位上展开的学术分析。社会互动作为结构意义上的互动，有着不同界面的内容：宏观界面表现为诸如阶层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互动；微观界面则表现为社群的“角色互动”（role interaction）。
正是 40 年来改革开放和城市型社会的形成，促进了大规模的人际交往，构成新的社会互动关系，成为当代城市治理面临的一种新“场景”。当下大规模社会互动和社群交往以及相应的竞争、合作、冲突、调适等问题，引发了源源不绝的城市治理命题。城市研究，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城市社会变迁过程及其带来的各种新问题。
三是构成了特定的“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城市是各种人和各种阶级融合在一起的地方。尽管有些勉强，且争论不休，但是各类人和阶级还是创作出虽短暂和瞬息万变的共同生活。”（戴维·哈维）城市不只是一个建成实体，更反映了多种多样的社群与文化的抱负和希望。一个城市的形态、功能、时尚和魅力，都表现了一整套的心境、习惯、风俗以及生活方式。此种情境，今天尤为激荡、加剧。有人甚至认为，“城市生活”已成为“一种生态隐喻”（阿德里安·富兰克林）。
社会情境构成了现代城市特定的“域场”，甚至构成了不同城市的个性与风格，构成了诸多新的城市治理变量。所谓“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聚焦中国城市当下新的社会情境，才能有更好的研究切入，也才能更好地解决当下城市中的诸多热点问题。
（《深圳特区报》2019 年 3 月 26 日C03 版 理论周刊／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