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更好展现负责任大国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体系是一个包括多方面知识结构的技术系统，有诸多“应然性”技术规范。一方面要通过切实的政策行为展现大国担当，建构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社会认同”（social-identity construction as a responsible power）；另一方面则要通过优化“国家政策形象”（image of national policy）来提升。

政治学家布丁（Boulding，K.E.）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和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其认知的结合；它是一种结构十分确定的信息资本，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的结果。国家形象不仅是一种“认知外观”，也是在全球信息体系和市场流通中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变量。国家形象通常通过一国的政治效能和在国际社会的作为担当来体现。

政治效能是“一个政治体系在解决重大事件和为使人口中占支配地位部分获得满意和以此尽量减少对体系本身的挑战时所体现出来的能力”（劳伦斯·迈耶）。在另一方面，国家形象也是现代信息社会中的“带货直播”能力，乃为政治智慧运筹之果。国家形象的营建和营销，都体现于三个基本方面：一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中展开，遵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和平发展理念；二是以“负责任”道义为核心，以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相统一为原则；三是按照国际社会易接受、能理解的方式展开，遵循公理，以事实说话。

所谓“负责任大国”（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的形象，是指人们公认的随着一国实力的提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形象。中国是联合国创始国，坚持信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积极应对人类各种共同的挑战，根据国际规则承担责任，参与了 300 多个国际条约、130 多个国际组织。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际责任观的表达方式经历了从“国际主义”到“国际责任”的转变。20 世纪 90 年代后我国提出了做“负责任大国”的目标。十八大报告首提“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既可以在联合国多边主义框架内，也可与其他国家开展双边、多边合作。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行动，同时也通过相关国际组织平台如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G20）等发挥作用，在国际政治、国际安全领域提供了诸多公共产品。

国家形象体系是一个包括多方面知识结构的技术系统，有诸多“应然性”技术规范。一方面要通过切实的政策行为展现大国担当，建构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社会认同”（social-identity construction as a responsible power）；另一方面则要通过优化“国家政策形象”（image of national policy）来提升。在前一方面，我国在取得疫情防控战略性成果后，走在了全球经济复苏曲线的前面，并在国际社会实施了诸多举措取得一定效果。在后一方面，2020 年 6 月 7 日我国政府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全面客观介绍了中国整个抗疫过程的卫生政策、公共政策和实施情况，与世界分享经验，为中国国家形象在全球的进一步展现奠定了基础。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政策要有灵动性、及时性和调适高效性。制定科学高效的政策对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治理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优化国家政策形象的输出，包括卫生医疗政策、公共治理社会政策、突发事件处置政策以及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在内的国家外交政策等；说好中国抗疫中的政策故事，同时要参与说好全球抗疫故事，尊重不同国家社会制度下的抗疫方式和实践，分享其经验；同时更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来营建和输出国家形象，有效解构各种“脱钩”“切割”行为。

近年我国在学科建设上除了增设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领域的 400 多个专业点之外，还增设了外语非通用语种等紧缺专业，基本可实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全覆盖。但除了语种全覆盖等方面的技术条件外，还要通过加大文化国际流通量，重视作为国家形象营建营销基本手段的国际话语“论说结构”优化。按照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解，对于“论说结构”（discoursive formation）的重视，反映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真理性认同时常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化、开放式的全球互动模式，是平等、包容、互鉴的文明对话建设模式。

（《深圳特区报》2020 年 11 月 10 日B03 版 理论周刊／观澜） 7c4Hm9QVVtCyTtG/eS9K6sp/eC0v6DxiSKaqesNQosYybDPXaAtHxHygF7oZ4c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