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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系统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把“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和“社会生产”，作为整个研究的中心，展示了马克思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指出：“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1859 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才改变了这一现象。
1857 年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被反映出来。它促使马克思“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马克思称这是自己“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恩格斯称它“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而1857 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完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正是从这一“出发点”出发，马克思系统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把“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和“社会生产”，作为整个研究的中心，展示了马克思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关于“人”，马克思认为“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 16 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但在庸俗经济学家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马克思分析人所体现的深刻社会关系，提出了著名论断：“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
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经济过程中把“人”虚置化的现象：“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占统治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个人的偶然的规定性来中介”，人处于一种孤立、物的附庸、非主体化的位置。马克思把这一“颠倒”的认知再颠倒过来，指出“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而且“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这正如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论及的：“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是对当时普遍流行的“见物不见人”现象的一种批评。
关于“社会”，马克思认为不仅所有的生产、分配、消费、交换产生于社会，而且正是社会促成了生产、分配、消费、交换及再生产构成了互为对象关系。比如消费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是产品最终得以实现的条件：“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在这样一种视野中，“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劳动”所负载的经济关系和历史关系：“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劳动”作为人类创造财富的基本活动，是一定历史关系的反映，“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它决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
马克思在批判“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的错误后进一步指出：“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
这里说的“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即是马克思 1867 年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作为历史运动的最高目标”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那种社会形式：“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马克思认为，这是在未来新型社会形态中摆脱了异化了的“无差别的”劳动，是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能实现的状况。
（《深圳特区报》2020 年 11 月 24 日B03 版 理论周刊／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