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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同志们，上午好！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以来，为了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已经走过了100年艰辛而辉煌的历程。从“伟大的开端”到“民族的新生”，从“春天的故事”到“新时代的华章”，党史连着光荣的过去，通向辉煌的未来。一切向前走，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从党的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党领导的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是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了四件大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改天换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业；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大业；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并将在21世纪中叶实现强国大业），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对于中共党史，在座的同志听得多，看得多，都比较熟悉。但是对于青州地方党史，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的在座诸位，可能很陌生。所以，今天借讲座向在座的同志们讲讲青州地方党史。总的来看，我讲两个问题。
一、青州地方党史的特征
青州地方党史是中共党史的一个窗口，但它又有自己独有的特征。
（一）青州地方党史的历史比较长
这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从青州产生的第一批党员来看，青州的地方党史，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晚四年。那么，青州的第一批中共党员到底是谁？他们是何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批党员就是王元昌、赵文秀、李春荣。1922年10月，山东早期共产党员王翔千受党的派遣，以与其胞弟王振千对换教学为掩护来青州山东省立十中任国文教员，撒播革命火种，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州传播的光辉一页。同年冬，他介绍学生李耘生（李殿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青年团，成为青州历史上第一个团员。随后，刘俊才（刘子久）、刘序工、王元昌、赵文秀等相继入团。1923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州团小组建立，负责人为李耘生。5月，在青岛《胶澳日报》担任副主编的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来青州以探亲（其叔父时任县知事）为掩护，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在他的组织发动下，6月，四师掀起驱逐压制民主、专横跋扈的校长刘尚敬的学潮。7月，团小组领导青州小车夫，开展了抗议县署强令增加车税的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初步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力量。11月24日，在十中学生集会上，李耘生痛斥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同时，赵文秀、王元昌等在城里掀起为“猪仔议员”郭广恩铸“铁猪”的活动，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嚣张气焰。1924年春，李耘生被调往济南地委工作后，青州团的工作由刘俊才负责。4月，团中央决定在青州建立团支部，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先后来到青州，具体指导帮助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州支部，刘俊才任支部干事长，团员有数十人。6月，刘俊才十中毕业后，被调往中共济南地执委工作，团青州支部书记由王元昌担任。团支部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的受贿教育活动，并通过东关县立第一高小教员杜华梓组织发动了全县小学教员增薪罢课运动，迫使县教育当局答应了教师的合理要求。8月，团中央局批准，建立团青州特别支部，直属团中央领导。9月，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第二次来到青州，在十中作旅欧考察报告，历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加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大发战争横财的罪行；而苏联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给广大青年学生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景。11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尹宽来青州检查指导工作，指出学生运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使学生运动沿着健康道路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2月至翌年元旦，王尽美以孙中山特派员的身份第三次来到青州，通过与各界协商，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对于推进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年冬，团员王元昌、赵文秀、李春荣转为中共党员，成为青州历史上第一批党员。1925年1月，杜华梓由团员转为党员。同月，青州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青州支部诞生，书记为杜华梓。所以，从这方面来看，青州的地方党史比中国共产党成立才晚四年。
第二个层面，从党领导下的运动来看，青州的地方党史仅比中共党史晚四年左右的时间。同志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23日，我们现在把7月1日作为建党节，那是1935年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同志建议的。当时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四个年头，即1925年12月，在中共青州支部的组织下，农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有的将反动官府的收税官员打走；有的借春节之际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春联贴在门上；有的将传单撒满大地，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反帝反封建、反贪官污吏的革命气氛十分浓厚。这些活动的开展，在群众中扩大了党的影响。1926年5月，在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青州城东东圣水村、城南涝洼村分别建立了农民协会，共有会员60多人，多是党、团员。农民协会成立后，领导农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抗租抗税、抗抓丁拉夫和抢坡的活动与斗争。这些农民运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从这个方面看，青州的地方党史和中共党史，仅差四个年头的时间。
第三个层面，是从青州成立县级中共党组织（益都县地执委）来看的。1926年10月，宋伯行根据中共山东区执委指示，到益都县城东东圣水村，代表区执委领导益都、寿光、临淄、广饶、临朐、昌乐六县的党、团组织，经过努力工作，整顿健全了青州、寿光、临淄、广饶等地党、团组织，并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多种渠道，选派党、团员到临朐、昌乐等地开展工作，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同时，其建立起益都城关、涝洼、东圣水三个村党支部；随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隶属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驻地涝洼村。宋伯行任书记，杜华梓任组织部部长，商勤学任宣传部部长。青州历史上第一个党的县级组织由此诞生，宋伯行就是青州历史上第一任党的县级组织负责人。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辖益都城关、涝洼、东圣水三个村党支部：益都城关村党支部，商勤学兼任支部书记；涝洼村党支部，杜华梓兼任支部书记；东圣水村党支部，魏复中任支部书记。从这方面来看，青州的地方党史也有90多年了。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青州的地方党史都是源远流长的。
（二）青州地方党史的亮点多
第一个亮点：青州有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党员，这就是我上面所讲的王元昌、赵文秀、李春荣，于1924年冬入党，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第二个亮点：青州有中共历史上最早的工人党员。这位党员就叫李秀堂，他是东益火柴公司工人，1925年春天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上面所讲的四位党员，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当时，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议，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应在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同时，重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一建议，从此开始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李秀堂就是中共党史上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
第三个亮点：青州党组织的建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经历了一个先建团、后建党，由学生到工农，从城市到农村的过程。
第四个亮点：青州党组织领导下的革命运动。
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这次革命运动席卷全国，规模之宏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青州地区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给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1. 工人运动兴起，反帝爱国运动向前发展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的指引下，青州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工人队伍中，宣传和动员工人群众，成立自己的工会，并领导工人群众开展经济斗争。在青州党组织的领导下，帮助青州地区的工人运动纷纷兴起。
1923年7月，青州工人群众为打击日本商人，唤醒民众，阻止奸商贩卖小麦给日本商人，在青州党组织的领导下，青州学联发布《警告父老输麦出境书》。随后，青州工人群众组织暑假留校职员和工人轮流赴北关、东关调查小麦出境事宜，并派代表王元昌等5人赴金岭镇进行调查。同年8月，益都县署强令增加小车夫车税，许多小车夫怨声载道。青州团组织便趁机发动小车夫举行罢工，在北门外滚水桥集会，抗议县署的无理命令，迫使县署取消了车税，小车夫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从而初步显示了工人的战斗力量。是年冬，觉悟了的青州小车夫认识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于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州小组的领导下，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小车夫工会”，开展了一系列进步活动，如小车夫和杂役全体罢工，不拉日本人，不给日本人送水，不为日本人磨面，不充当日本人仆役，等等。
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要求山东大力开展以胶济铁路沿线为重点的工人运动。1924年8月，王尽美以各界联合会和国货维持会的名义，发起成立山东反帝大同盟，并为它起草了4条反帝纲领：①凡为帝国主义国家，皆在我们反对之列；②凡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律要反对；③对于帝国主义走狗，也要猛烈地加以反对；④形成一个国际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反帝大同盟成立后，山东各地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年8月，青州商学联合会发表废约运动宣言，号召工人、商界共同努力废除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宣言指出“万恶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蛮横已极，肆无忌惮”，视中国为“俎上之肉”，主张“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者，向国际主义者猛攻”，“各界同胞一齐起来，成立联合战线，共同推翻撕裂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且，青州商学联合会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罢市，清查日货，查出奸商20多家。他们还揭露奸商破坏清查日货，贿赂政府官员的卑劣行为。在广大工人群众支持下，斗争取得了胜利。此后，青州各地抵制日货的情绪更加高涨。
在青州党、团组织的有力指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工人罢工规模逐渐扩展，斗争逐步深入。
1924年间，青州东益火柴公司招收了大量青年徒工，资本家对这些工人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每天工作达14个小时，月薪仅15枚铜圆，300人同住一宿舍，又脏又臭。针对这种状况，1924年11月，团青州特支派团员去东益火柴公司指导工人运动。在组织部分工人对下一步工人运动的开展进行讨论后，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的意见：公司工人受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和压榨，生活格外艰苦，应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组织起来，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工会是工人的台柱子，要尽快把各业工会都组织起来，工人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工人要能文能武，智勇双全，要组织工人学文化，学革命理论，提高斗争艺术；工人面对的敌人强大而狡猾，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反扑；要组织教育工人，帮助改造工人团体，培养工人骨干，向青年工人宣讲革命道理，鼓励他们进行斗争。公司工人在革命道理的启发下，在工会的领导下，为了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开始有组织地开展罢工和抗议活动，给资本家以打击，得到了工人的拥护和支持，鼓舞了工人的斗争信心。工会组织的影响迅速扩大，工人纷纷要求入会。
同时，在青州党、团组织的正确指导下，各业工会相继建立。各业工会还利用一些合法的节日和纪念日，组织开展了以改善经济状况、提高政治地位、维护自身利益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活动，提高了工人的觉悟和组织能力。随着各业工会的相继建立，工人的地位不断提高，工会的威信大增，只要工人有事，无论大小或公私，都去找工会。工会组织的迅猛发展，把青州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党、团组织和各业工会的领导下，其他一些工厂也相继发动工人开展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反对工头领班的几次怠工与罢工，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改善了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显示出工会组织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进一步推动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开展。
各业工会的逐步建立，标志着青州工人运动的开展已从分散转向集中统一，从组织上、领导上将青州工人运动一步步推向高潮。
2. 农民运动广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更加深入
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是十分重视的，早在建党初期，党的创始者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1922年党的二大发表的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并第一次分析了农村的阶级。在党的三大上由毛泽东等起草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1925年1月党的四大上明确提出“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指出宣传组织农民的方法，强调要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青州党组织对于农民问题也很重视，把发展农民运动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因而，青州的农民运动开展得较早，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持续不断。
1924年5月，青州团支部干事长刘俊才在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题为《山东广饶县农民生活》的调查报告，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农民生活之艰辛，号召农民起来进行革命。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青州党组织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从中央到省地执委对农民运动都有了极为明确的指示和要求。9月，中共中央举行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听取了山东工作报告，通过了《山东报告议决案》。中央要求山东党组织继续进行党和工会的秘密组织工作，立刻开展农民工作。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提出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积极迎接北伐革命的过程中，加紧农民工作，并以建立工农革命联合为基础，达到国民革命全国范围的胜利。会议分析当时形势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重要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会议指出：“‘五卅’运动以后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孤立隔离，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因此，青州党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民运动方面，努力扩大革命势力，迎接北伐胜利，这与中国革命的大环境是一致的。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青州地区的农民运动，在中共青州支部的组织领导下，迅速深入地开展起来。
1926年3月7日，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济南召开农民运动扩大会议。青州的杜华梓出席了会议。会议学习、研究农民运动的理论和策略原则，通过了农民问题、组织问题和党的策略问题等决议。9日至10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长清召开农民代表会议，青州的杜华梓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的30多名代表中绝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共产党的指导下，会议制定了农民协会章程和农民自卫军大纲等，并全体通过了加入赤色农民国际的决议，以表示全世界农民运动的联合。通过这两次会议，培养了各地农民运动负责人。会后，决定派特派员赴各地指导农民运动。共产党员杜华梓被委任为农民运动特派员返回青州，负责在当地开展农民运动：通过广泛地发动农民，不断在广大农村发展农民协会会员，建立和扩大农民协会组织；开展农村革命，发动农民开展反帝反封建、反贪官污吏和揭露地主剥削压迫的斗争；培训农民运动骨干，为促进农民运动的高涨和迎接北伐做好干部和组织方面的准备，为青州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26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5月开学，9月结束。这期讲习所不仅对学员进行中国革命理论和农民运动的教育，还进行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既为在北伐战争中发展农民运动培养干部，也为后来农民运动同革命战争的结合做准备。中共青州支部选派共青团员王元盛、冀三纲参加了这期学习班。10月，王元盛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归来，被委任为益都县农民运动特派员。随着全国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同时建立，党、团组织和党、团员的影响在青州地区已经相当广泛。这时，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在青州地区已经建立起来，给青州地区党、团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环境。
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农民协会和“利用红枪会去发展农民协会”的方针，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开始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青州党、团组织积极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
1926年5月，在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青州城东东圣水村、城南涝洼村分别建立了农民协会，共有会员60多人，多是党、团员。农民协会成立后，领导农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抗租抗税、抗抓丁拉夫和抢坡的活动与斗争；还利用会议、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形式，向农民揭露反动军阀张宗昌的腐败和当地土豪劣绅压迫、剥削农民的行为，以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后，农民有饭吃、有地种、不受苦、不受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美好生活。中国农民要过好日子，摆脱受压迫的地位，就要进行革命的宣传启发了他们的觉悟，增强了他们的革命信心。农民协会还相继成立了农民夜校，除帮助农民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外，还向农民宣讲北伐斗争形势，揭露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号召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同地主阶级做斗争，打倒军阀地主，反对苛捐杂税，抗粮抗税，迎接北伐胜利。这些活动与斗争，进一步提高了农民协会的威信，促进了党、团组织和农民协会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战争。
1927年1月，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3月，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公开发表。这篇光辉著作大大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开展。是月，中共山东区委书记吴芳到青州，在东圣水村和涝洼村协助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宋伯行开展农民运动。
1927年春节前后，北伐军分三路向安徽、浙江、江苏等省进攻。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响应革命，北伐进展顺利。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根据山东区委的指示，为配合北伐军北进，打击张宗昌的统治势力，广泛组织发动党、团员去农村，向农民介绍南方各省农民运动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农民状况，同时，组织发动党、团员，农会会员，青年学生开展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推动农民运动的开展。此外，其还在农村大力推广建立农民协会，并领导农民进行一系列的抗租抗税和抢坡活动。有的农民协会还率领会员举行暴动，占领地主的宅院，缴获地主、恶霸的枪支，揪斗地主、恶霸，烧毁地主的账簿，开仓放粮。有些暴动虽因遭敌镇压而失败，但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军阀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年幼的农民协会组织也在运动中经受了风雨，积累了经验，扩大了影响。随着农民协会的发展，农民运动由抗租抗税发展到反对封建迷信、封建宗法势力的斗争。农民协会的影响非常大，成为左右当地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
3. 青州青年学生运动高涨，大力声援“青沪惨案”
青州的学生运动开展得较早。早在五四运动后期，青州的爱国学生就深入农村、工厂做了很多宣传鼓动工作。山东党组织建立后，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对青州的学生运动一直很重视，自1922年起便开始在青州学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并发展了第一批团员。1923年5月，为了研究社会的发展，青州省立十中、四师、甲种农校的学生在城里冯家花园成立了平民学会。平民学会经常组织学生召开座谈会、讲演会，探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指出：在山东，“除济南外，应在胶济铁路全路、淄博各矿及青岛设法扩充”团的组织。此后，社会主义青年团烟台支部、青岛支部、青州支部等团组织相继建立。青州团的活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在党、团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开展起来。
11月，在济南反帝反封建浪潮的影响下，24日，青州省立十中学生召开大会，李耘生以“欧洲好的地方在哪里？”为题发表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侵略中国的阴谋活动。同年，益都籍国会议员郭广恩在曹锟贿选总统时，受贿5000元，被群众称为“猪仔议员”。为了揭露其受贿行为，青州省立十中团员学生赵文秀、王元昌等利用多种形式，广造舆论，联络各校，募集生铁，准备铸造“铁猪”，将郭广恩的名字铸上，使其名声扫地。1924年4月，团青州支部成立后，决定全体团员均以个人名义加入平民学会，其主要工作是：①反对基督教；②利用学生会开展工作；③深入乡村进行演讲，在本校校刊撰写宣传文章。9月，王尽美在青州省立十中大教室里，向300多名学生做旅欧考察报告，向学生指明须唤起民众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的道理。同月，为开展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基督教的斗争，在团青州特支的领导下，“青州非基督教大同盟”成立。10月下旬，团青州特支组织十中学生停课集会，上街游行示威，愤怒声讨广州地主买办商团军发动武装叛乱，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反动行径，支持国民革命军镇压叛乱的正义之举。十中教务主任黄继文企图以举行考试的方式，阻挠学生的爱国行为，学生群集教务处，与其争理。黄继文在气恼之下，第二天暴病而死。这次学潮罢课坚持了三天，在整个社会震动很大。
1925年5月，“青岛惨案”和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因两起惨案接连发生，时称“青沪惨案”。“青沪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号召全国被压迫阶级的群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国各地反帝爱国运动达到了高潮，以各种方式声援“青沪惨案”。6月5日，中共青州支部、共青团青州特支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声援青沪罢课措施。团济南地委书记李耘生与团青岛地委书记孙秀峰及时赶来指导。会议决定恢复学生联合会，并以其名义领导声援青沪运动。推选邓章符为会长，李振华为组织部部长，刘书琴为宣传部部长。学生联合会于6、7、8日分别召开了学生会委员会、商会会长及各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全市学生一律罢课；印发宣言，组织宣传队，进行宣传，控诉帝国主义罪行；组织募捐队，支援青沪工人；举行集会，进一步鼓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情绪。9日下午，罢课开始。10日，全城学生大会召开。十中、四师、甲农、师范讲习所等11所学校，2000多名学生到会，群情激愤。各校代表沉痛悼念惨遭杀害的同胞，愤怒声讨日、英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会议做出三项决议，号召全市学生执行：凡属英、日两国纸币，拒绝使用；凡属英、日两国货物，拒绝使用；尽力募捐，救济罢工工人。会后学生门分头到街上演讲，一边揭露帝国主义杀人罪行，一边募捐。12日，市民大会召开，进一步扩大宣传。14日、15日，十中、四师、甲农3校派出以党团员为骨干的代表分赴寿光、广饶、临淄、潍县、长山、昌乐、博山、淄川、安丘、诸城等县与当地学生联系，组织罢课，进行演讲，扩大宣传，激发师生员工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无比仇恨，帮助建立学生联合会和各界后援会等团体，宣布对日经济绝交，组织声讨大会，游行示威，查禁日货、英货。14日，王元盛赴临淄县与各机关、学校联系，并在西关小学讲演，号召工人、农民团结起来，抵制日货，组织募捐，声援青沪人民的反帝斗争。15日，他又到临淄师范讲习所、西关乙种蚕校、城内高等女校与教职工及教育局局长洽谈，成立学生会。17日，在成立大会上，王元盛做了讲演，陈述中国将来的道路，号召各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声援青沪运动不仅促进了青州人民反帝爱国情绪的普遍高涨，也促使青年学生运动与工人、农民运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增进了工人、农民、学生的革命感情和战斗友谊，将青州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4. 青州党组织保持革命警惕，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形势逆转
在大革命的高潮中，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正式出师北伐。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空前地高涨起来。但此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也迅速加深。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使第一次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7月15日，汪精卫做出“分共”决定，使大革命最终失败。因为青州国共合作的基础较好，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一时未受明显影响。但是，军阀政府却借此对共产党下了毒手，少数国民党右派分子和反动地主阶级也见风使舵，蠢蠢欲动。在急剧变化的新形势下，为了防止国民党右派分子叛变，避免国共两党公开分裂，中共青州党组织从以下两个方面坚持开展党、团的工作。
一是号召青州及益都两级党、团地执委和所属基层党、团组织及全体党、团员保持革命警惕，在艰难的形势下努力工作。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突然变化，中共益都地执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尽量避免国共两党公开分裂，保持革命形势的持续发展。1927年春，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宋伯行派赵一萍去济南，向山东区执委汇报工作，并带回山东区执委的指示信。信中告诫党内同志，隐藏在革命队伍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不断制造反共暴行。国共两党有分裂危险，全党同志要有充分准备。中共山东区执委的指示给益都的党组织敲响了警钟。4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组织的壮大，根据中共山东区执委的指示，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青州地执委下辖益都、寿光、临淄、广饶、临朐、昌乐6县党的组织。5月，中共山东区执委、团山东区委与中共青州地执委在青州东圣水村举办青州地方党、团负责人短期训练班。参加短训班的有寿光的王云生、赵一萍，益都的杜华梓、王元盛，潍县的郭家瑞等20多人。中共山东区执委书记吴芳、团山东区委书记王伯阳、中共青州地执委书记宋伯行、青州地执委组织部部长杜华梓分别为短训班学员轮流讲课，主要内容有《共产主义ABC》；当前形势分析，如何发展党、团组织和发动工农群众，以及研究国民党叛变后我们应采取的措施等。其间还印发了石印的小册子。训练班结束后，中共青州地执委按照中共山东区执委的要求，每周在东圣水村对党、团员进行一次政治训练，使全县党、团员普遍受到了一次政治教育。
二是在全国斗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严峻时刻，青州及益都两级党、团地执委和所属基层党、团组织仍采取各种方式继续进行革命斗争。7月，中共山东区执委委员丁君羊、团山东区委书记王伯阳在益都东圣水村召开青州地区各县党、团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五大及共青团四大精神，进一步研究分析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出现的新形势及工作方针，提出了立即停止迎接北伐的准备工作。这次会议后，青州和益都两级党组织立即利用工人和农民夜校等形式，向广大工农群众传达会议精神，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教育大家认清形势，坚定信念，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要求青州及益都两级党、团地执委和所属基层党、团组织更加提高革命警惕性，头脑保持清醒，准备在形势发生突然变化时，使革命免遭重大的损失。
总之，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中共青州及益都两级党、团地执委和所属基层党、团组织，由于认真贯彻了党的国共合作的正确方针，不断发展壮大，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不断深入开展；尤其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严重局面下，青州没有出现叛变行为，保持了革命斗争的持续发展。但是，由于汪精卫政府和蒋介石叛变革命三个月后就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同共产党实行彻底决裂，并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加上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第一次大革命归于失败。
后来，由于革命形势恶化，青州及益都两级党、团地执委和所属基层党、团组织，相继遭到严重破坏，有些党组织的负责人和共产党员、革命群众遭到逮捕、杀害，益都党员由170人减少到不足30人，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革命形势从此陷入低潮。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青州党、团组织并没有吓倒，停下战斗的步伐。他们仍然满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带领青州人民投入了更加艰苦卓绝的斗争。
第五个亮点：东圣水村魏嵋家是整个青州红色历史的一个起始点，是研究青州近代革命史的一个切入点，它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山东和青州地区早期党的建设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革命初期，我们党面临的很大难题就是缺经费。魏嵋家庭富裕，从1911年，他就支持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初建，他又提供会议场地，提供食宿，因此当时中共山东区执委、中共青州地执委的领导都常驻东圣水。当时就有个说法，南陈北李中圣水，南陈是陈独秀，北李是李大钊，中圣水就是山东青州的东圣水，这里一度被称为红色“耶路撒冷”。东圣水魏嵋家，继1925年魏复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魏家三子魏复民、四子魏复庄、六子魏复功、女儿魏复丽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连魏家的孙辈，孙女魏玉生、魏玉新，孙子魏玉聪、魏玉成都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其中，魏玉生、魏玉新还分别与宋伯行（1892—1928，名孟宣，山东潍县人，时任中共益都地方执委会书记）、王伯阳（1905—1932，原名王励刚，又名北洋、卓甫，河南新安县人，1927年春，王伯阳接替关向应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结为革命夫妻。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魏家先后有8人为革命捐躯。可是，为劝降土匪而被杀害的魏复功烈士，为掩护和保全革命武器而英勇牺牲的魏玉新烈士，因叛徒出卖在济南被害的宋伯行烈士、在开封被害的王伯阳烈士，大多尸骨无存，难觅最好归宿。只有1946年被还乡团杀害的魏复功烈士被埋在北城社区一个荒废的院落里——魏复功1946年任13个村的联防大队长，有一天，他不幸被敌人逮捕，在狱中受尽了酷刑，但是，他始终保守党的机密，最后，敌人拿他没办法，就把他杀害了。
第六个亮点：青州市，播下了山东抗日最早的火种。青州市，培育了一批出生入死的抗日英雄。
当年青州市的益北地区和西南山区名噪一时。一大批抗日志士从这里走出，著名抗日英雄刘旭东、冯毅之等就出生在这里。
1. 抗日英雄刘旭东“一门九英烈”
刘旭东（1899—1941），名晓亭，字旭东。青州市高柳镇南段村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牺牲。在长达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从事过教师、医生职业，历任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七区区委书记、中共益寿县委组织部部长等职。
（1）接受进步思想教育，宣传抗日救国道理
1899年，刘旭东出生于名门之后，一个中医家庭。刘家的老祖宗，是第五代衡定王朱翊镬的姑爷，而今他们家的“钉子门”保存尚为完好。刘旭东的父亲刘裕祥是中医，精通针灸，自己兼坐堂医生，他有文化、有手艺，是益北地区的知名人士。在古大道西侧开有“聚祥堂”药铺，裕祥生意做得很火红。
刘旭东，自幼好学，聪慧伶俐，性格活泼，遇事乐观，风姿潇洒，仪容修整，长于演说论辩，具备先天组织才能。6岁的时候他就被望子成龙的父母送进了私塾，进行启蒙教育。聪明伶俐的他，7岁就读完了《论语》《孟子》；八九岁就能把刚学习的《大学》《中庸》倒背如流；10岁的时候花了近一年时间融会贯通了《孝经》；11岁的时候，已经能很流利地把《春秋左氏传》默写出来了。他非常喜欢书里的历史故事，一遇到不懂的就去找先生求教，每次先生的答案都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先生只好推托说，等你长大了再细细地研究探讨《春秋左氏传》这本书，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因此，他以勤而好学，聪明睿智，深得塾师赏识。
后考入益都师范讲习所，在校学习期间，由于受以《新青年》杂志为号角，以陈独秀为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他生出了“中国不自救，便将亡于外人之手”的想法。面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土沦陷、生灵涂炭的现实，他满腔激愤，希望有一天可以参加救国的行动，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光复汉业”做些有益的事情。因此，他一面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一面在同学中进行革命宣传，带领同学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此外，他同先进的知识分子一道打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并以磅礴的气势冲击封建主义传统思想，唤醒了广大师生的新民主主义觉悟。
于1916年益都师范讲习所毕业后，他一边在朱良高级小学任教，一边跟着父亲习医。他在教授《论语》等古籍的同时，还把孙中山先生的事迹编成小故事，在课堂上讲给学生听，鼓励学生要善于思考，勇敢面对现实，摆脱束缚，走革命的道路，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承担起拯救民族的重任。
1919年5月4日，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青州人民奋起响应。他受党组织委派，曾给革命青年讲过政治理论，教育青年要把革命理论记在脑子里，落实在革命行动上。同时，他还组织数百名学生上街举行以集会、游行示威、街头演讲宣传为主要形式的群众爱国运动，声援北平学生，历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累累罪行，慷慨激昂地痛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的卖国行径，反帝爱国热情进一步迸发出来。
教学7年后，刘旭东效仿孙中山先生以行医为名，宣传救国思想，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拯救民族于危难之时的做法。子承父业，弃教从医，在暗中从事革命活动。贫苦农民一旦有病，他主动登门施治，不收取医疗费用，在附近村中享有盛誉。
旭东是一个热血男儿，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他曾加入过国民党，积极宣传北伐，从事救国活动；国共分裂后，他不满国民党的作为，自动脱离了国民党组织；抗日战争一爆发，他便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号召，成为自发的抗日宣传员，对他的弟子和族属们大讲抗日救国道理，鼓励他们投笔从戎，报效祖国。
（2）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建立段村第一个党支部
1937年10月，山东省党组织派遣在我党多方努力下营救获释出狱的共产党员胡维鲁、彭瑞林、李云鹤等先后到青州活动，宣传抗日主张，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寻找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恢复和建立党的地方组织。11月底的一天深夜，潜居于东朱鹿村领导益北人民抗日的胡维鲁因得急性绞肠痧，由陈诚一陪伴来到一河之隔的南段村，求刘旭东医治。一来二去，两个人混熟了，从此结为好友。在胡维鲁的启发、引导下，他的阶级觉悟逐步提高。不久，旭东就在段村一带组织起了抗日救亡团，带领村民与官府和豪绅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8年1月8日，日军侵占益都县城，并不断到乡村进行骚扰。日寇到处奸淫烧杀，大肆掳掠，无恶不作，特别是火烧郭集村，血洗金家村、大田庄村的残忍行径，激起了热血青年刘旭东的满腔怒火。他多次对家人说：“一个小日本，占我们大半个中国，我能坐当亡国奴吗？”对日寇的暴行，他忍无可忍，决心亲自动手，为民报仇，为国杀敌。是年，胡维鲁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东朱鹿村党支部建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从此走上了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同时也点燃了段村抗日救亡运动的星星之火。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抗日经费和购置枪支弹药费用，积极发动组建并参加抗日武装工作，他不惜卖掉一个自家药铺。并且，他积极建立农村基层组织——儿童团、妇救会、农民协会等，在本村抗日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段村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段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教师与医生，是农村中最受人们敬仰的两类人物。刘旭东既是教师，也是医生，自然被当地人视作圣人。在旭东的影响下，他的兄弟刘观亭、刘芝亭，儿子刘汉鼐、儿媳王秀英，侄子刘汉玉、刘汉鼎、刘汉儒，侄女刘兰英，以及段村的一大批村民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成了益北抗日力量中的一批生力军。
（3）走上领导岗位，带头扩大发展益北抗日组织
1939年，组织上调刘旭东任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七区区委书记，其间，他亲自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各镇区和村庄，大搞群众组织发动工作。利用召开各界民众大会、走村串户个别启发教育等各种形式，宣传党的路线和革命理论，通过发动反奸除霸等群众斗争，激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然后在群众觉悟不断提高、抗日激情越来越高涨的基础上，在七区各镇、村都陆续建立了抗日救国自卫团、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
1940年4月，为了加强领导，扩大发展益北（胶济铁路北益都县各区）抗日根据地，中共清河地委决定撤销四边县委、行政办事处，建立中共益寿县委、益北行署，辖胶济铁路北益都县各区及寿光五区。韩洪甫任书记，刘旭东任组织部部长，张鲁泉任宣传部部长，李明村任民运部部长。县委建立后，在刘旭东的努力下，益北党组织发展得很快。到冬天，段村周围已有18个村建立党支部，并建立了四边县抗日武装“六大队”，成为益北地区发展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为开辟、巩固和发展益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4）英勇就义，群英齐荣，光耀古州
1941年1月4日上午，益寿县委，在寿五区八户村开会。得到敌人要来扫荡寿五区阳河一带根据地的情报，当时正在益寿县视察工作的清东地委组织部部长李寿岭，由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旭东和宣传部部长张鲁泉陪同，县委秘书陈诚一同志带领，傍晚顺着洋河两岸，秘密潜入了东朱鹿村。
1月5日拂晓，伪军徐振中带领朱良据点的日寇熊谷曹长、汉奸杨荆山（外号杨勾鼻）等300多人，包围了抗日堡垒村——东朱鹿村，制造了当年在山东清河区抗日根据地轰动一时的东朱鹿惨案。因那天是农历腊月初八，故又称“腊八惨案”。当时，李寿岭、刘旭东、张鲁泉等藏在陈凤春家的地窝内，由于叛徒陈劝三出卖，敌人逼着陈凤春下地窝抓人，陈凤春宁死不屈，被活活烧死。汉奸杨勾鼻又命其警卫下地窝，被刘旭东开枪打死。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在洞口点上柴草和辣椒，用扇车往地窝内扇风。在这紧急关头，刘旭东、李连臣为了掩护同志和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上来，一出洞就被敌人捆绑毒打，威逼追问洞里的情况。他俩坚定地说：“洞里没有别人了。”狡猾的日寇熊谷曹长不相信，下令继续向洞里吹烟。中午，日本鬼子和汉奸，把抓捕的抗日革命同志和群众，通通押送到该村的十字路口。被打得鲜血淋漓的刘旭东，被押在队伍的前面，但他依然昂首挺胸。汉奸徐振中曾是刘旭东的学生，他与日寇熊谷曹长密语了几句后，走到刘旭东面前，假惺惺地叫了声老师，想在刘旭东面前施展什么伎俩。当即，刘旭东破口大骂：“安（徐振中的乳名），你这个狗汉奸，民族的败类，谁是你的老师？我早晚要看到你们这些畜生的灭亡！”徐振中立即露出了凶残的嘴脸，命令日本士兵将刘旭东绑在路边的老槐树上，残忍地挖掉了他的双眼，但刘旭东骂声不绝，敌人又割去了他的舌头，然后将其活活砍死。
张鲁泉在地窝内用自己的身体堵住进火口保护其他同志，腰部左侧被烧烂，因伤势过重，医疗条件极差抢救无效而牺牲。这次惨案有12名同志牺牲，另有6名群众受伤。
恶有恶报！1948年，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中，杀害共产党干部群众的罪大恶极的国民党投降派、汉奸徐振中，被我军活捉。在益寿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万人公审控诉大会在当年益寿县抗日根据地阳河村召开了，血债累累的汉奸徐振中被枪决。
（5）在刘旭东影响下，刘家族属们先后有八人为国壮烈捐躯，被誉为“一门九英烈”
刘旭东牺牲后，受其影响，刘家族属们相继走上革命道路，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洪流之中，为赢得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先后有八人为国壮烈捐躯，被誉为“一门九英烈”。
刘芝亭，刘旭东之三弟，1901年生，中共党员。1940年参加八路军，后任清河军区直属团司务长。1940年9月，在寿光牛头镇一次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刘观亭，刘旭东之四弟，1905年生，中共党员。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任清河军区直属团营长。1942年10月，在小清河以北地区发生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于广饶县陈家寨。
刘汉玉，刘旭东之堂侄，1938年投身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八路军，不久任某部政通队指导员。1942年，任中共寿五区区委书记，在护送运粮队向小清河北根据地转移时，被日伪军包围，最后在广饶县码头村光荣献身。
刘汉鼐，刘旭东之独子，1919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受组织派遣，到鲁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年病逝，1947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刘兰英，刘旭东之堂侄女，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当选为益寿临广四边县寿五区妇救会主任。1941年，受组织派遣，到清河区干校学习，结业后在垦利县妇救会工作期间遇害于广饶县八大组。
王秀英，刘旭东之儿媳，刘汉鼐之妻，1918年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段村妇救会、任我党地下交通员。1942年，由于汉奸告密，被敌人杀害于北段村。
刘汉儒，刘旭东之堂侄，1912年生，中共党员，1939年参加革命。1941年春，调任清河军区通讯科科员，1943年在参加六区区委会时被日伪军包围，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
刘汉鼎，刘旭东之堂侄，1939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被调入渤海军区新组建的胶济大队，任普通武工队指导员。1946年9月，被混入武工队内部的特务分子杀害于临淄县境内的毛家庄子。
抗战胜利后，1945年益寿县人民政府赠给刘旭东的后人一面“群英齐荣”的锦旗（现珍藏于青州市博物馆）。
抗日英雄刘旭东“一门九英烈”光照日月、名垂青史，将世世代代为人民所敬仰。值得一提的是，刘旭东一家在长达一个世纪中所形成的“爱国、气节、团结、奋斗、奉献”的光荣家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历史条件下，仍然有重大价值，需要继承和发扬。
抗日英雄刘旭东“一门九英烈”的革命事迹，讲述了在黑暗统治的腥风血雨中，先烈们表现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他们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和不屈意志，正是我们始终要树立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经受住各种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正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革命遗志。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用先烈的精神激励自己，鞭策自己，努力提高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一切从我做起，从本职做起，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2. 抗日英雄冯毅之“一门忠烈”
冯毅之（1908—2002），字仙洲，原名冯仙舟，笔名峰毅、鲁风。1908年生于山东益都县（青州市）长秋村（地处山东省青州市庙子镇，背山临水，占据着鲁山的北大门，地理位置非常险要，被称为抗战时期的“小延安”，是坚强的“抗日堡垒”），中共党员，高中毕业，历任北平左联组织部部长、中共益都县整理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中共益都县委组织部部长、八路军四支队新一营营长、益都县县大队队长、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边县联合办事处主任、鲁中区文艺协会主任、青州市市长、中共山东省委文艺处处长、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山东省文化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山东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山东艺术学院院长等职。他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集《日月星》，诗集《萤火诗集》《淄流》《六十年作品选》等，2002年去世。
（1）求学和逃亡路上，追求革命真理
1908年，冯毅之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家境不甚富有，却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从小入私塾，诵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13岁入益都高等小学读书，他自幼聪慧、好学，深得老师赏识。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新的思想给予他极大极深的熏陶影响。高小毕业，考入省立第十中学（益都）后，他更热衷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这对于他人生观的积淀起了奠定作用。1928年他从省立十中毕业，考入山东省立高中（济南一中）。由于他思想活跃、主持正义，受到同学们欢迎，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当年，胡也频、楚图南在省立高中任教，胡也频还是冯毅之的班主任和国文老师，冯毅之接受了他们进步思想的熏陶，以进步教师和学生为骨干，组成一个几百人参加的文学研究会，进行普罗文学的研究和宣传，并公开出版文学月刊。1930年，在省城纪念“五七”国耻日（1915年初，日本趁欧战方殷，提出灭亡中国的苛刻条约。当时的“中华民国”袁政府，与日本多次会谈交涉。1915年5月7日，日本向“中华民国”下最后通牒，限于5月9日晚答复同意，否则武力进攻。不得已，中方于5月9日下午被迫接受日方大部分条款。故，5月7日被定为当时的“国耻日”。学界和很多地方遂以5月9日为“国耻日”）的大会上，冯毅之代表学生会讲话，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以示勿忘国耻，警惕帝国主义瓜分我中国的野心。胡也频发表了更为激烈的即兴演讲，引起国民党省党部的注意，旋下令逮捕他们。冯毅之闻讯随胡也频、丁玲经青岛逃亡至上海，参加“左联”举办的暑期学习班，有幸聆听“左联”领导人冯雪峰、鲁迅、茅盾、潘汉年等的教诲，阶级觉悟不断提高。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我们所需要的作品不是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全部的真实生活。”这些话成为冯毅之毕生遵循的文学创作思想。
（2）投身革命，宣传抗日主张
1930年10月，冯毅之从上海经山东去北平，参与创办北平“左联”，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北平“左联”的三人小组中任组织部部长，开始了文学创作，写了《洋车夫日记》、短篇小说《日月星》《母与子》《西瓜》及诗集《寒夜行》等作品，奠定了他从事革命和文学事业的基础。
1931年夏，冯毅之自北平回到济南，通过刘玉轩（临朐人，中共早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山师艺术系任教）向山东省委汇报工作。此时，中共山东省委派段亦民赴益都整理党团组织，段亦民同冯毅之一起来到益都，冯毅之在东关高等小学当小学教员做掩护，参加党团组织的整理工作。段亦民来益都不久，便建立了中共益都特别支部，1932年5月，中共益都县委成立，段亦民任书记。1932年8月，因益都暴动失败，党组织遭到破坏，段亦民被捕牺牲。
（3）投笔从戎，武装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山东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在中共益都县整理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全县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冯毅之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号召，投笔从戎。
是年冬，冯毅之受中共益都县整理工作委员会派遣，以中共益都县整理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部长身份回到家乡青州西南山区，收集枪支，举办抗日民众训练班，积极投入组织抗日武装的准备工作。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跑遍了四区的金岭镇、披甲乡、毛托乡、湖田乡、张赵乡、炳墟乡、大庙乡、蓼坞乡、南仇镇、王寨乡10个乡镇和三区的部分村庄，组织了百十人的游击队伍，为组建抗日武装培养了骨干，打下了基础。为尽快提高游击队的战斗力，对游击队伍集中进行了冬季整训，整训一开始，冯毅之就打开自家的粮仓，腾出自家的房子，为队员们提供食宿。他说：“先吃完我家的，然后再吃大伙的。”他全家老小整天磨面、做饭，全力为部队服务，被队员们亲切地誉为“游击队的后勤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支持儿子的革命行动，帮助冯毅之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发动20多名进步青年武装抗日，组建“抗日自卫团”，公开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帜。为鼓动参军，他率先垂范，带领祖孙三代一起参军。在他的带动下，全县掀起了参军的高潮。
12月，按照中共鲁东工委的指示，在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的指导下，冯毅之、孙同山、孙萌南、白金、宋岳、刁愈之等共产党员和在西南山区活动的国民党翟汝鉴、李思亮部共同组成了一支千余人的游击队。翟汝鉴任司令，李思亮任副司令，冯毅之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3月，为了贯彻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廖容标、政委姚仲明亲赴太河镇，与国民党委任秦启荣指挥的吴鼎章、翟汝鉴、王葆团、刘兴堂、周宗鼎等八个游击队谈判与协商，最后成立了“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边县联合办事处。冯毅之任办事处主任，每个部队派一名代表驻办事处，统一作战行动和筹措军费供给等事宜。是年夏，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多次调集兵力，制造摩擦，国共关系恶化，抗日联军办事处名存实亡。
7月，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国民党翟汝鉴部的李思亮副司令已秘密投靠张店侵华日军金井队长。冯毅之想充分利用翟汝鉴、李思亮之间的矛盾，尽快铲除李思亮，把部队拉出来，组成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装。
8月，经领导批准，冯毅之将李思亮击毙，拉出该部一个大队，脱离翟汝鉴部，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新编第一营（简称新一营）。冯毅之任营长，孙同山任副营长，白金任副指导员，陈圣溪任供给处主任。营下辖两个连，王文训任一连连长，王洪义任副连长，宋岳任指导员，冯保庆任二连连长，白金兼任指导员。这个营装备很强，绝大部分是钢枪，有两门迫击炮和两挺机枪。新一营建立后，他们招募了博山师范学校一批有觉悟的青年学生为骨干，队伍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屡立战功，成为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多次受到四支队廖容标司令员、姚仲明政委的表扬。至今，淄河一带仍盛传“冯司令的抗日传奇故事”，称他是“青州李向阳”。冯毅之在家乡打游击，让日寇闻风丧胆，鬼子几次扫荡他的老家长秋村，始终未抓到这个“冯铁头”。
1939年3月，新一营接到情报，侵华日军为了迫使国民党投降，在张店、淄川、博山集结兵力，前往沂水，进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冯毅之营长带领一连连长王文训的一个班，带上一挺机枪，西渡淄河，发现日伪顽大队向土湾村开来，这个村东有三个岔路口，向东是朱崖村，向南是西崖头村，发现敌人千余人向朱崖村进犯，王文训连长带领队伍从正面扑向敌人，冯毅之从侧面发起冲锋，敌人腹背受敌，伤亡过半。这次奇袭，共打死敌人20余人，缴获机枪1挺、手炮1门、三八式步枪6支、背包10余个。取得部队组建以来第一次对日作战的伟大胜利。首战告捷，军威大振，群情沸腾。
8月，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在莱芜制造了“雪村事件”之后，紧接着，又调集4000余人以太河为中心，围攻我第四支队新一营及三支队后方机关和部队，制造了“淄河事件”，持续达十余日。他们首先袭击了驻马鹿、下册村的三支队十团二营，然后派王葆团的翟超、翟汝鉴等部四面包围我四支队新一营。新一营主动出击，孤军奋战10余日，8月下旬，山东纵队调集一、三、四支队主力，在郭洪涛、张经武、王建安指挥下，反击秦启荣部，新一营积极配合，经5天激战，击溃翟超、翟汝鉴部，打垮了王葆团旅，击毙、伤、俘敌600余人，收复峨庄、朱崖、太河等地区，新一营声名鹊起。
1939年11月，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冯毅之当选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冯旭臣当选为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长。冯毅之兄长冯登奎任八路军修械所所长，妹妹冯文秀1938年入党，任长秋村、蓼河区妇救会会长，弟弟冯登恺也随军战斗，妻子孙玉兰也是中共党员。他们一家，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家庭。这样的家庭，自然成了这地区日伪军的心头大患，被敌人恨之入骨。长秋村多次遭受洗劫，冯家也被烧掠一空，只能栖身山林，饱尝艰辛，家中刚刚出生的小孩子也不得不跟着大人东躲西藏。其间，在和鬼子激烈的战斗中，冯毅之以刻骨铭心的悲痛与仇恨，用自己的泪水和家人、战友的鲜血写下了大量的纪实诗文。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更加艰苦的历程。以张店为大本营的侵华日军，对清河鲁中抗日根据地扫荡、蚕食频繁，据点碉堡林立。青州西南山区淄河流域打着各种旗号的“抗日”游击队近万人，大部分已公开投敌，伪军骤增。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一再制造反共摩擦，人民抗战更加困难。胶济铁路以南，青州的6个行政区，一、十区变成敌占区，二、四、五区变成了游击区，抗日根据地只剩下三区，在三区又只剩下仁河流域25～30千米的狭长地带。
此时，刚刚建立不久的中共益都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就驻在仁河上游的桃行村一带。为了加强武装力量，保卫新生的抗日民主政府，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准备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其间，冯毅之家乡长秋村这个不到百十户人家的村庄，先后有119人参加八路军及我党地方武装，有39人牺牲在战场上，还有63人死于日军监狱或被抓劳役，摧残致死。敌人视长秋村为眼中钉肉中刺，对长秋村扫荡达十几次，村内房屋被烧18次之多，到1942年，全村无一间完好的房屋。面对敌人的残暴行径，长秋村村民毫不畏惧，擦干眼泪，拿起枪杆子同敌人顽强斗争。
1941年7月，隶属中共鲁中区党委，辖益都、临朐、淄川、博山、昌乐、安丘、潍县等县党组织的中共益临工委在孙家岭建立。益临工委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果实，加强地方公安、武装队伍建设，成立县大队，逐渐发展到100多名队员，冯毅之任大队长。中共益临工委一成立，就成了敌人集中进攻的目标。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刻，在侵华日军推行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已暗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队积极配合日军，对我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包围。根据地百姓扶老携幼，纷纷离村，面临山河破碎、百姓遭殃的悲惨局面。面对400多个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的包围及进攻，在益临工委带领下，我少量地方武装和群众顽强保卫“中共益临工委驻地——孙家岭”一个多月，并取得最后胜利，创造了青州地区坚守根据地的范例，受到中共鲁中区党委的表扬。
（4）马鞍山战斗中冯毅之一家老小六口宁死不屈，跳崖牺牲，抗战胜利后，鲁中行署和参议会授予冯家“一门忠烈”金字匾额
1942年秋，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寇、伪军疯狂地实行拉网式的“铁壁合围”，新一营处在日伪军的腋肘之下，成为被进攻的重点。这年11月9日，日伪军2000多人包围了淄河流域马鞍山，天刚亮，日伪军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的配合下，多次发起进攻，我军多次将其击退，战斗坚持了两天两夜，歼敌100余人。面对蚂蚁般往山上涌来的敌人，守山指战员、伤病员和家属摔断枪支，从容走向悬崖纵身跳下，除两人（一名提前下山执行任务，一名跳崖时被树枝挂住）幸存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其中有副团长王凤麟、鲁中区党委组织科科长李成仕、鲁中行署处处长谭克平、益临工委的公安局股长董恒德和李绪臣等。冯毅之的父亲冯旭臣、妻子孙玉兰、妹妹冯文秀，三个女儿冯新年、冯卢桥、冯平洋，一家老小六口宁死不做日寇俘虏，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为了表彰冯毅之一家抗日爱国的高尚风格，1945年，抗战胜利后，鲁中行署和参议会授予冯家“一门忠烈”金字匾额（现珍藏于淄博市博物馆），并在马鞍山建立了纪念碑（馆）。如今，马鞍山已经成为风景秀美的红色生态旅游区，但高悬在烈士故土的匾额，屹立的烈士雕像，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后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冯毅之率领的益都县大队、新一营与日伪军作战近100次，击毙、伤、俘日伪军1000多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45年8月，青州市成立。冯毅之被选为青州市市长。从此，他告别多年的戎马生活，开始做地方工作。2002年7月16日，冯毅之在济南逝世，享年94岁。
抗日英雄冯毅之一家“一门忠烈”不朽的功绩，将永垂青史。
这些伟大的革命先烈，还是那么年轻，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能够义无反顾地英勇前行。在面对危险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而是恪守共产党人的气节，一心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鞠躬尽瘁。
革命烈士的伟大事迹，令人感到那些烈士就在你面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为了救国救民的信念，不得不忍痛抛下父母妻儿、骨肉分离。烈士们身上有很多正能量，信念、责任、廉洁、奉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工作中去学习，去发扬光大的。
3. 李有典：从事革命运动和抗日救亡工作的李家官庄村人
李有典，青州市属经济开发区李家官庄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益寿临广四边县抗日武装八支队十七中队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军分区六大队大队长、昌潍专卖公司经理等职，已病逝。
他从小爱读书，性情温和，勤劳俭朴，乐于助人。学生时期就接受了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同盟会等进步组织的熏陶，有浓厚的爱国思想，为他从事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抗日救亡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与其他聚集在青州的革命党人一起，在青州城里散发传单，在大街上张贴标语，号召“同胞速举义旗，帮助民军逐出清朝”。
11月，青岛震旦公学同盟会会员赵魏、邓天乙、王长庆等联络益都革命党人尹学聪、宋传典、李有典等计划在青州城发动起义，光复青州。
1912年1月16日，赵魏、王永福率精兵从青岛赶赴青州，并约寿光、昌乐各县的民军数百人同时向青州城进发，青州尹学聪、李有典等积极内应，准备在19日，里应外合，夺取两城（益都有南、北两城。北城即清朝的旗兵驻防城），宣布独立。不料，革命党人的行动计划被驻守青州的清军觉察，清军立即加强戒备，并组织暗杀团，专门捕杀革命党人。赵魏到达青州后，被青州驻防城侦探瑞曾发现，在夏庄为北城满营巡逻兵和暗杀团杀害。王永福、邓天乙、王长庆等见形势逆转，便率部携武器奔往安丘，然后，转赴诸城，这次青州独立活动失败。
青州独立计划遭到失败后，李有典等青州革命党人吸取教训，决心以武装斗争光复青州，夺取革命的真正胜利。
1938年1月底，李有典、胡维鲁根据清河区党委和益都县委的指示，从东高、王母宫一带的村庄筹备十几支枪，说服国民党八区中队30余人参加抗日，后来发展到8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队长齐秀堂（原国民党八区区长），副队长王志平（原名王作林，中共党员），指导员王金奎，下设3个分队。
同年3月3日，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组织抗日武装的指示，李有典等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胶济铁路北李家官庄成立，共40余人，有40余支枪和1支连珠机枪。7日，队伍开到东朱鹿村附近的张家庄，后辗转到寿光胡营村，参加了马保三领导的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遵照八支队的命令，在副司令韩明柱的主持下，编为八支队十七中队，李有典任中队长，李孟勃任指导员。八支队建立不久，就奉命东进胶东地区，与胶东抗日武装并肩战斗。之后，又驰骋清河、鲁中，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八支队与日伪作战200余次，击毙伤俘日伪军10000多人。八支队奉命东进后，十二中队指导员崔梦坡、十七中队中队长李有典奉命留在本地，继续发展抗日武装。
为了建立铁路北益北抗日根据地，1939年10月，中共清河地委决定撤销中共益都县委、县政府，中共广饶县委、县政府，建立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简称四边县）和四边行政办事处。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建立后，为坚持地方武装斗争，李有典领导的地方武装100多人，被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军分区统一编为六大队，李有典任大队长。是年冬，他带领六大队领导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拔除了河北杨村据点，击毙敌人10多人，其余全部俘虏。
其间，他经常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去基层开展敌后工作，组织民兵，训练民兵，带领民兵与日寇作战。他的足迹遍布了整个益寿临广四边地区。
1941年1月18日拂晓，来自青州、临淄、广饶、寿光等地的日伪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广二区的刘集村，六大队、广二区中队及主力三团的学员排100余人被包围在村中。六大队等兵力顽强地展开了自卫反击，伤亡惨重。刘集战斗之后，六大队只剩下27名同志。中共益都县委按上级指示，决定迅速充实六大队，从区中队抽调骨干50多名，充实到六大队。10月，六大队编到清东独立团。
1940年4月，为了加强领导，扩大发展抗日根据地，中共清河地委决定撤销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和行政办事处，建立中共益寿县委、益北行署，辖铁路北益都县各区及寿光五区。中共益寿县委建立后，在史家庄召开各群众团体代表及各乡村村主任会议，成立了益北抗日民主政府——益北行署，选举李有典任行署主任，为领导益北地区地下党组织开展敌占区的抗日斗争，扩大发展抗日根据地建设，保卫四边县的人民群众，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4. 青州抗战人物——抗日民主政府益寿临广四边县县长赵治安
在青州地区抗战历史上，祖籍益都县（今青州市）赵家营村的共产党员赵治安留有浓重的一笔。他是益寿临广（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的英勇事迹被青州地区人民广为传颂。
赵治安（1907—1982），原名赵书荣，1907年生于益都县（今青州市）赵家营村，贫农出身。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2月，任益寿临广（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县长。1949年起，他调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厅工作。1950年初任文登专区副专员，后调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总参动员部工作。1961年转业到第三机械工业部行政司任副司长，1963年9月，任第五机械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1982年1月3日病逝。
（1）走上革命道路
赵治安自幼性格刚烈，重义气、能吃苦，从小断续在本村小学读书，在校期间，他受进步思想影响，阅读了大量革命书刊，思想有了很大转变。
1923年，因家遭不幸辍学，在家乡以做短工、卖豆腐、卖馍馍为生。当时北洋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农村经济凋敝。为保卫家乡，1925年参加本村“红枪会”，任分会长。1929年，领导红枪会抗击土匪窦宝章。1930年，先后打退土匪崔九、刘黑七等进犯。为保卫家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8年1月，日本人占领了益都县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赵治安义愤填膺，毫不犹豫地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在刘旭东的介绍下，他参加了“益都农民抗日救亡团”，跟随共产党在益北地区坚持抗日救亡运动，并担任“益都农民抗日救亡团”负责人。他带领救亡团成员积极行动，成立宣传队，走村串户，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出板报，画漫画，宣传抗日，谴责国民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宣传群众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同年3月，经胡维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任寿光县五区区委书记。同年冬，日寇“扫荡”，张景月败出寿光城，插枪溃散。他会同左希贤、赵文卿等，动员进步青年收集50多支步枪，组织抗日武装，后编入清东独立团。他带领游击队员撬铁轨、剪电线、抓汉奸，伏击小股日伪军，在当地小有名气。
1939年，四边县抗日根据地初步打开局面。同年10月，他任四边县行政办事处第一科科长，负责组建抗日民主政权。因此，他首先建立和建设根据地，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经过半年的努力，在四边县20多个村建成一个根据地，并在这些村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4月益北行署成立，他任寿光区区长，后任益北行署副主任，主要工作是集中人力物力筹办训练，以训练乡镇保甲长及失学之男女青年；组织物资调度委员会，以抢运沦陷区域之货物而救济难民；组织民众武装配合军队在益北地区开展抗敌游击战，共图收复失地。益北行署的成立，为益寿临广四边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从政治、思想、组织、人员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任益寿临广四边县县长
1942年2月，为适应艰苦环境，坚持抗日斗争，中共清河区党委决定撤销益寿县，建立益寿临广四边县行政委员会，辖益都县胶济铁路以北六、七、八、九区及五区的部分村庄，寿光县五区及四区的部分村庄，广饶县的一、二、三区及四区的部分村庄，临淄县的二区及三区的部分村庄，隶属清东专署。8月，清东专署撤销后直属清河区行署领导。驻地下庄村、刘集村、赵家营村、彭家庄村一带。赵治安任县长。他用超乎常人的智慧和勇气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在青州地区益北抗日根据地树立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
当时的四边县正处在日寇烧杀抢掠的苦难时期，一批地主和资本家纷纷投靠日寇，当了汉奸，这批汉奸的头子就是驻守在胶济铁路以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徐振中、张景月等部。他们不但侵吞地产三百余亩，还在县域内开设当铺，靠着残酷的剥削手段，欺压普通百姓。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竟然联合地痞流氓，为日军搜刮粮草，刺探军情，充当向导，罪行累累，老百姓恨之入骨。
他上任后，以辅助部队作战以期巩固发展四边地区抗日根据地为第一要务，即采用民选办法委派了四边县各乡镇长建立战时基层政权。在此基础上，他先后建立起了战委会、妇救会、青救会等抗日组织。他还扶持发展壮大了益寿临广四边县特务大队，特务大队队员达到了五六十人，不断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侵袭，使得日伪军苦不堪言，甚至夜不能寐。同时，积极争取各方面力量进行抗日，在四边县建立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并及时向军委会提出四边县抗战的上、中、下策建议书。接着动员组织群众出粮、出夫，保证抗日部队打游击；成立战时联合学校，收罗流亡失学青年入学；开办行政人员训练班，服务参军、参战；成立物资调运委员会，抢运沦陷区的布匹、百货等物资，组织调运盐队以济民困；将流氓地痞、抢劫犯逮捕归案，稳定抗日根据地；恢复停刊的《群众报》传播抗战消息；发动爱国人士刺探日军情报。他不畏艰难困苦，领导四边县人民，持续开展反对日寇、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那时，县政府在四边县抗日根据地游击区隐蔽办公，场所不固定，公职人员也是早出晚归。赵县长规定每人分发一个灰挎包，公文随身背在挎包中，白天到政府隐蔽驻地集体办公，晚上到各乡镇村宣传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和武装群众。他本人因战事紧张，经常夜以继日地办公。在他的影响下，县政府机关也跟军事机关一样，严肃紧张。此时，地方财政非常拮据，地方武装因扩充兵员军需负担压力很大，公职人员生活十分艰苦。赵治安为了坚持抗战，发出号召：不论官职大小一律每人每月5斗米，另有数量极少的菜金，县长也不例外，四边县军民要同甘共苦，一切为了抗日。赵县长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确实是大胆的创举。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更加艰苦的岁月。日伪军对四边县进行疯狂的扫荡和蚕食，并组织伪政权，推行保甲连坐，成立“反共自卫团”，捕杀我军军政人员和乡村干部，使根据地缩小到“南北一炮打通，东西一枪打透”，即南北不到20里，东西只有10里左右的范围。四边县被“蚕食”后，县委、县政府将机关干部、战士及乡村干部300余人，分批转移到广北根据地。在此种形势下，他率四边县特务大队等留下来战斗在敌人腹地，白天隐蔽在青纱帐或枯井、老坟中，夜晚去基点村活动，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继续与敌人周旋、斗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斗争最艰苦时，他们只能喝冷水、吃野菜。他随身带条麻袋，晴遮日，阴遮雨，夜做被，转移时装运物资。人们说，麻袋是赵县长的“万能袋”“胜利袋”。为坚持斗争，他组织小部队活动，争取伪政人员，从整顿基层组织入手，建立了可靠的立足点、立足街，普遍建立了情报网、情报站，惩治了罪大恶极的汉奸，使小股零星敌军不敢夜出，保护了群众利益，在最艰苦时刻，大部队不在四边县活动，他以极大的胆量和毅力率领小武装，始终在县境内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英勇精神。
当时，由于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三光”政策，再加上1942年早霜，1943年大旱，很多农户扒屋卖砖、卖儿卖女、逃荒要饭，不少人活活饿死。他一面发动群众反对敌人敲诈勒索，组织群众抢敌人粮库；一面和群众一起挖野菜、剥树皮，共同克服灾荒。这期间，部队偶尔吃上一顿糠菜团子，他总是先让战士吃。1943春，北下庄群众送给他一袋鲜榆叶，他带回驻地后和糠团煮粥，成为春节后的一次美餐。这体现了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优秀品格。难怪四边县群众说：“赵县长心里总是装着人民群众和抗日事业，唯独没有他自己。”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带领四边县特务大队利用有利地形，采用伏击战、夜袭战、打援、阻击、侧击、追击、反击、破袭等战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零打碎敲地消灭敌人，极大地牵制、消耗了敌人实力，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伪装、隐蔽，攻其不备，打了不少硬仗和胜仗，让日本侵略者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同时，经过我军1943年、1944年夏季攻势，四边根据地得到恢复。他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壮大人民武装，整顿乡村政权，发展生产，实行合理负担，开展中小学教育，全力进行根据地建设，支援战争，发挥了他作为四边县抗日政权县长的作用。1945年8月日寇投降，益寿临广四边县改为益寿县，辖区不变，他继续任县长，长期在本地坚持革命斗争，直至1949年。
（3）一生奉献兑现庄严承诺
1947年夏，国民党徐振中两次进犯解放区，他安排烈军属和翻身农民首先转移，自己夜间带警卫员巡逻保卫。平时身着农民服装，与农民联防队并肩战斗，直到1948年全县解放。
1949年起，他调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厅工作，在打击不法粮商，取缔银圆黑市，稳定市场秩序，安定人心方面，积极为领导出谋划策，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1950年初任文登专区副专员，他在建立国营商业，创办地方国营企业方面做出了贡献。后调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总参动员部工作，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61年转业到第三机械工业部行政司任副司长，1963年9月，任第五机械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三年困难时期”，为改善职工生活，他奋战在张北农场。1964年他来山东农村搞调查研究。然而不幸的是，赵治安在“文革”中被错误批斗，株连亲朋。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顾全大局，勤恳工作，直到病重。1982年1月3日他与世长辞，结束了忧国忧民的一生，终年76岁，长眠于他为之浴血奋战过的土地上。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没有变，赵治安用他一生的卓越奉献兑现了入党时许下的庄严承诺。
像这样为解放和青州建设事业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还有很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知史才能爱国。唯有让我们的后代“记国耻，唤国魂，珍国格，奋国威”，我们的民族才会振兴，我们的国家才会富强，我们的人民才有福祉。只有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民族，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让我们永远缅怀为抗战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
第七个亮点：1948年3月，伴随着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胜利进军的号角，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领导机关进驻青州。
1948年，敌我双方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益都、益寿军民积极配合鲁中、渤海军区主力部队消灭敌人有生力量。2月9日，益都县独立团在龙山一带击溃徐振中部2000余人。3月，随着张（店）周（村）战役的胜利，青州城获最后解放。中共益都县委进城后，安抚工商各界，恢复生产，并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整顿社会秩序。军管会的主要任务是肃清残余的敌对势力，恢复和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各级政权机关和各种机构等。在军事管制下，中国共产党顺利地实现了对旧政权的接收，稳定了城市社会秩序，保障了人民与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确立了党在城市中的领导地位，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重心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实基础。
1948年3月，伴随着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胜利进军的号角，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领导机关进驻青州城南闵家庄一带。山东省政府机关进驻城南闫刘村一带。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山东省政府机关进驻青州期间，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1. 华东局领导机关及益都群众庆祝延安收复和昌潍大捷
4月22日，西北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4月27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解放潍县，歼敌4.5万人，活捉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击毙国民党山东第八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天佐。5月1日，华东局任命华东局委员、华东财经委员会书记兼财办主任曾山同志任潍坊特别市市委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任，率部进驻潍坊，坐镇指挥潍坊的接管工作，为潍坊顺利接管做出了卓越贡献。
5月15日，华东局领导机关及益都群众集会庆祝延安收复及昌潍大捷。
华东局负责人张鼎丞在会上号召大家做到三件事：一是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一定把华东地区的蒋军完全歼灭干净；二是党政军民应该努力把生产救灾工作贯彻到底；三是完成土地改革。
2. 华东局社会部驻地移至与华东局指挥部隔河相望的益临县安家庄
1948年4月，潍县解放，华东局社会部驻地移至与华东局指挥部隔河相望的益临县安家庄。
1949年1月，华东局决定，华东局统战部与华东局社会部合并，充实加强华东局社会部机关的办事机构；山东省公安总局机构并入华东局社会部。华东局社会部设二室一处及华东警官学校、华东军政训练班和归俘学校。
3. 华东军区在东朱鹿村一带举办国民党被俘军官训练班
潍县战役后，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总团，为了将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改造为新人，在东、西朱鹿和郭家庄等村举办训练班。
通过上时事政治课、组织讨论、文艺演出（如“王贵翻身”“白毛女”等剧目）等多种形式，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代表了极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全中国人民为敌，所以必然失败；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所以必然胜利”的道理，自觉地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4. 华东局在闵家庄召开新区工作会议
华东局及山东省政府领导人出席会议，会议布置新区继续完成清剿散匪，建立健全各级政权和开展生产救灾等任务。
5. 山东省及华东局直属学校纷纷在益都办学
其间，山东省农业专科学校、山东教育学院在益都建立。6月，华东交通学校由诸城迁来益都。7月，山东邮电专科学校在益都建立。同时，华东财政干校在青州东阳河村建立。
6. 山东省教育研究会在益都城里和益寿县召开
1948年夏，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巨大变化，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事业大发展时期的到来，山东省教育研究会在益都城里和益寿县懒柳树村召开，共3000余人参加。由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白涛主持。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到会讲话。研究会共举办3个月的时间，至8月结束。其间，通过学习时事政治、党的方针政策，为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7. 南下干部培训班在王岗村举办
1949年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实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略部署，决定从华东等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参与新解放区的政权接管和恢复建设工作。
华东局各战区迅速组织15000名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1948年冬，华东局各战区领导于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内容之一就是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工作的组织安排问题。12月25日，华东局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
《指示》指出：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是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从山东抽调15000名干部。
《指示》要求，抽调南下的15000名干部分两期筹备：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抽调30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抽调12000人。
《指示》并就抽调的15000名干部的落实工作进行了具体分配：鲁中南区配备l套区党委级、10套地委级、40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80人；胶东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7套地委级、42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50人；渤海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456人；济南市配备1套区党委级、2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576人；昌潍特区配备半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404人；潍坊市配备3套县委级，共调干部225人；华东局直属机关除配备1套中央局级、1套区党委级、5套半地委级、15套县区委级外，另配备城市工作干部1475人，共计3009人。
这些抽调干部即后来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指示后，进行了积极的动员宣传与筹划。
各县区委均召开了干部大会，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和有关文件决议，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动员与教育。
1948年12月，渤海区组建了华东局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部署到华东局党校益都县王岗村一带驻扎。
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开学典礼，对先期到达的约3000名南下干部进行了短期培训，这对动员干部南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49年2月，华东局各战区的15000名南下干部队伍陆续集中到临城（今山东薛城）一带，并按照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从华东局各战区走出的南下干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8. 华东保育院落址青州大官营村
1948年5月以来，华东野战军的仗越打越大，山东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决战的时机即将到来。决战在即，带来新的问题，大军要打仗，跟随野战军的孩子要如何安置？
华东局决定，由邓六金、李静一等筹办华东保育院，妥善安置华东党政军干部的子女，并任命邓六金为华东保育院政治协理员，李静一任院长，随即展开了紧张的筹建工作。
她们发扬了红军时期毛泽东提倡的“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传统，首先成立了华东保育院党支部，邓六金任支部书记，使保育院筹办工作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支部的领导下，她们克服战争环境物质条件的艰苦和困难，认真贯彻华东局为保育院确定的“保证工作，一切从简”的办院方针，支部书记邓六金与李静一院长密切配合，带领保育院创始人克服种种困难，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筹办工作，在大官营村创办起了华东保育院，并首批接收了62名孩子。
保育院设在没收来的地主大院及公房和部分民房中，设小学部、幼稚大班、幼稚小班。
在邓六金、李静一的主持下，保育院制定了从教育、保育到卫生、保健等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华东保育院已初具规模，越办越好。
据史料统计，从1948年6月开办到1949年6月，华东保育院共接收1岁至10岁的小孩137人。
在保育院，这些孩子沐春晖，润雨露，获新知，强体魄，在烽火的摇篮里健康成长，大多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最近几年，陈昊苏、曾海生、舒关关等十几位同志，多次到大关营村瞻仰怀慕曾培养过他们的这处保育院旧址，大大提高了华东保育院的知名度。
9. 成立“青州建设研讨会”，研究成功接管潍县城的实践，为顺利接管济南做准备
1948年4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根据中央军委和华东局指示，发起潍县战役。
战役历时36天，歼灭国民党军4.5万余人，攻克国民党号称的“鲁中堡垒”，使胶东、渤海、鲁中三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有力地推动了山东和全国的解放。
毛泽东同志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评价：人民解放军“在攻克潍县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摘自《毛泽东选集》第4卷）。同时，成功接管潍县城的实践，为以后接管济南、上海等更大城市输送了干部，城市接管经验、做法，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并在华东乃至全国战场广为推行，影响深远。
此后，攻济南、战上海，华野首长都要强调：“要像打潍县那样，光荣地进去，干干净净地出来，做到军政全胜。”
后来中央对新解放区约法八章，就吸收了接管潍县的经验做法。
10. 华东局负责人张鼎丞、郭子化到青州市视察工作
1948年冬，华东局驻益都期间，张鼎丞、郭子化等领导同志亲临青州市视察工作，听取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在市委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阐明城市工作的重要性。他们还对城市管理及工商业政策等方面做了重要指示，对提高青州市城市管理水平和工商业繁荣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1. 召开华东首届妇女代表大会
1949年2月，华东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在青州城里召开。华东各县市妇女代表3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发动妇女参加民主革命；二是发动妇女参政；三是选举出出席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陈少敏、李坚真分别被选为华东妇女联合会正、副主任委员。
益都县妇联主任陈淑才被选为全国妇女一大代表。
12. 山东省军区在益都建立
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于1949年2月离开山东南下华中，同时留下部分人员筹建山东省军区。
从1949年3月开始，华东局随部队分批离开益都。
3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山东省军区，归华东军区建制领导。4月2日，华东山东省军区在益都（今青州市）正式成立，当月移驻济南市。5月5日，奉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山东省军区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仍隶属华东军区建制领导。
山东省军区在益都建立时，设司令部、政治部。由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兼山东省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任第一副司令员，袁也烈任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康生任政治委员，傅秋涛、向明任副政治委员，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
13. 昌潍地委驻地迁到益都城
随着区划的变动，为便于加强领导机关周围各县的工作，中央华东局决定于7月13日将昌潍地委机关由昌乐迁到益都城里。
14. 组织、领导、解放和支援了一系列重大战役
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领导、解放和支援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同时，还不断地动员和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和地方工作，为全国解放奠定了良好基础。
15. 组织、领导并顺利接管了潍坊和济南两个特别市
潍坊、济南两市接管中的主要经验和教训，为充实完善党的城市政策和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借鉴。
1948年冬，华东局政策研究室对济南、潍坊两市接管工作的经验教训写了书面总结上报中共中央，得到了中央的首肯，并由中央转发各中央局，供各地在城市接管工作中参考。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山东省政府机关进驻青州后，青州古城又一度成为山东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华东局在这里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对各战略区党政军领导机构进行了充实调整。
饶漱石、康生、陈毅、粟裕、张云逸、许世友、曾山等党政军领导人曾在这里运筹帷幄，指挥了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领导组织了生产、支前等工作。这对解放济南乃至整个华东地区，进一步扩大战果，对解放战争期间山东地方党政军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显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革命的道路曲折艰难，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青州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青州人民革命史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青州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历史光辉。
亮点还有很多。青州不仅在革命当中有着许多亮点，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也有着许多亮点。例如，20世纪80年代，青州市（益都县）是江北第一个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经济基础牢靠。青州20世纪3次进入全国百强县榜单；21世纪后发展更快，2013年在全国百强县中居第92位，2016年列第90位。2001年后多次进入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榜单；2015年列第73位。青州经济应该再创辉煌。
（三）青州市（益都县）县委的建立极其曲折
青州县级党组织即县委五次建立，四次遭遇挫折。
前面讲了1924年冬，团员王元昌、赵文秀、李春荣转为中共党员，成为青州历史上第一批党员。
1925年1月，杜华梓由团员转为党员。同月，青州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青州支部诞生，书记为杜华梓。中共青州支部建立后，积极领导开展工农群众运动，并在东益火柴公司和城东东圣水一带农村发展了一批党员。是年春，王良栋（王平一）、王元昌、李春荣、赵文秀、王为铭等被中共山东地执委先后派往青岛领导工人罢工运动。青岛惨案和“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青州支部、团青州特支，领导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罢课声援运动，并派出以党、团员为骨干的代表分赴周围十几个县城，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参与声援运动，把声援运动推向高潮。
1926年，中共青州支部抓紧党组织的发展建设及群众团体的建立工作，并逐步由城市向农村发展，在东圣水村和涝洼村建立了两个农村党支部，并同时建立了两处农民协会，会员达60余人；3处儿童团，180余人。8月，商勤学在省立四师发展了9名党员，建立了中共四师党小组。10月，中共山东区执委派宋伯行驻东圣水村，代表区执委领导益都、寿光、临淄、广饶、临朐、昌乐六县党组织，并建立了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益都地执委，宋伯行、王元盛分别担任中共益都地执委和团益都地执委书记。中共益都地执委下辖城关、东圣水、涝洼3个支部。
1927年，在党、团益都地执委的领导下，益都党、团组织迅速发展。4月，其在益都北部建立了中共东朱鹿村党、团支部。同时，北阳河村团员刘子科、刘自得（刘逢源）先后转党，开始在阳河一带秘密活动。中共益都地执委所辖支部发展到16个之多。在此基础上，经中共山东区执委批准，益都党、团组织建立了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辖益都、寿光、临淄、广饶、临朐、昌乐六县党的组织，书记为宋伯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共山东区执委、青州地执委于5月下旬在东圣水村举办青州地方各县党、团组织负责人短训班，山东区执委书记吴芳亲自来讲课。之后，中共益都地执委对全县党、团员进行政治训练，使党、团员受到了一次形势教育，在思想上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做了精神准备。
大革命失败后，青州的革命形势曾一度转入低潮。1928年1月，中共青州地执委组织部部长杜华梓等叛变，给青州的党、团组织造成了严重破坏。书记宋伯行被捕牺牲；宣传部部长田裕炀潜回原籍诸城不久，在发动农民暴动中牺牲；团地委书记李玉鼎被迫离开青州去青岛。但是，青州的党、团员和基层党、团组织没有屈服于反动派的屠杀政策。2月，在中共山东省委派员指导下，在东朱鹿党支部的基础上，其建立了“中共益北特支”，负责益都北部及寿光部分地区党的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益北特支经常组织党员秘密进行宣传活动，领导农民开展抗粮抗捐、“烧坡”“抢坡”“短工罢市”等斗争，并指示以教学为掩护的共产党员刘子科争取了一支武装。8月，中共益北特支发动朱鹿、段村、阳河一带农民在益都县边沿地带臧台村举行武装暴动。虽因遭到国民党寿光保安团的镇压而失败，但它却是益都党组织武装争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
1929年8月，北京共产党员马适安应聘到四师任教，以教学为掩护积极从事党的秘密活动。12月，他领导了四师、十中学生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基督教的斗争。1930年，马适安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开展了反对叛徒杜华梓的斗争，并于年底建立了中共四师党支部。同年春，中共益北特支遭破坏，中断了与中共山东省委的联系。6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任国桢来青州东朱鹿村巡视工作。7月，中共益北特支恢复。中共青州党组织又出现了比较活跃的局面。中共四师党支部在进步学生中建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群众组织。1931年“五一”节后，四师学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驱逐了压制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训育主任燕有林。因此，国民党省党部密令逮捕党员师生马适安、张训荣（张北华）等，马适安、张训荣二人闻讯后迅速转移，中共四师党支部暂时停止了活动。是年，共产党员牛玉昌（牛瑞庭）重建中共四师党支部。
同年夏，为使中共青州党组织全面恢复，中共山东省委派段亦民同志来益都整理党组织，重新建立了中共益都特支，段亦民同志任书记。“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怒潮不断高涨。中共益都特支组织四师、十中、甲种农业学校和东关高小学生罢课，参加南下向国民党南京政府请愿活动。在遭到国民党县政府的压制后，东关高小教师、共产党员冯毅之带领十几名学生深入西南山区进行革命活动，为日后在山区建立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1932年5月，益都党在中共益都特支的基础上，重建了中共益都县委，段亦民任书记。益都的党组织再次蓬勃发展，先后建立了中共城区（一区）、郑母区（十区）两个区委，基层支部发展到21处。群众组织也迅速发展，并成立了抗盐队、赤卫队等群众武装，活动也日趋活跃。中共十区区委发动群众捣毁了坑害百姓的官办盐店；中共四师党支部发动乡镇长训练班中的党员，开展反对国民党县党部常委赵若谦的斗争，打乱了国民党乡镇长训练班的计划。益都革命斗争形势不断高涨，引起了中共山东省委的重视，多次派中共山东省委军委书记张鸿礼来益都研究发动武装暴动。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县委书记段亦民因坚称暴动时机不成熟，遭到张鸿礼的严厉斥责，当即被撤销县委书记、暴动总指挥职务，县委宣传部部长郑云岫（郑心亭）被指定为暴动总指挥。8月18日拂晓，中共十区区委发动十几个村的党员群众举行郑母暴动。但最终因客观条件不具备，郑母暴动归于失败。暴动总指挥郑云岫、原县委书记段亦民及大批共产党员被捕牺牲，益都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益都郑母暴动失败后，于8月底，中共山东省委派马兰屯来益都恢复党组织，与十中学生党员金明取得联系。9月，共青团益都县委（亦称党团县委）建立，金明任书记。根据上级指示，团县委代管党的工作。团县委建立后，恢复了一些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大官营村党支部；创办了刊物《赤峰》。正当益都党的活动重新活跃起来之时，1933年2月，马兰屯叛变，益都党组织再次遭劫。团县委书记金明等所有成员及中共益北特支陈树堂等3人被捕。7月，省委组织部部长宋鸣时叛变后，敌人再次来益都逮捕了20多名党、团员和互济会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益都党组织3次遭到严重破坏，致使益都党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极其艰难的阶段。
但是，益都的党、团员没有向敌人屈服，在失去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党的工作。1934年2月，潍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牟铭勋去东朱鹿村巡视，沟通了中共益北特支与省委的联系。春，十中建立了学生抗日救国会。秋，大陈庄共产党员陈锡德为了寻找党组织，考入济南第一乡村师范，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利用假期在家乡大陈庄一带发展党员，于1935年夏建立了中共大陈庄党小组。1936年夏，四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建立，进行抗日宣传。在此期间，中共山东省委派组织员景晓村到大陈庄检查指导工作，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发动，益都党的影响广泛地遍布于群众之中，为此后进行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定的思想基础。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在青州党组织领导下，青州各界人士迅速组织抗日救亡活动，进行抗日宣传，支援二十九军抗战。“八一三”事变以后，由于我党的努力和全国抗战形势迅猛发展，国民党接受了我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积极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发动武装抗日。10月，胡维鲁、彭瑞林、李曦晨、李云鹤等共产党员先后从济南监狱和南京反省院来到益都，寻找地下党员，宣传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2月，在省委宣传部部长林浩和鲁东工委宣传委员杨涤生主持下，中共益都县整理工作委员会建立，书记为胡维鲁。此后，中共益都县整理工作委员会先后与益都北部战前的共产党员牛瑞庭、陈德义、王宗东、陈凤九、刘逢源及益都南部的战前党员冯毅之、陈锡德等取得联系，或为其恢复关系。从此，益都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38年1月9日，日军占领益都城。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在铁路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田庄惨案”，伤亡近百人；在城北连续“扫荡”朱鹿、良孟、段村一带，给人民造成严重损失。1月10日，中共益都县委建立。面对日军的暴行，全县人民在党的号召和“黑铁山起义”“牛头镇起义”的影响下，抗战热情十分高涨，县委抓住有利时机，组建抗日救亡团，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在杨家营村召开抗日动员大会，号召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率领下，县委先后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组建了十二中队、三十六中队、十七中队、十三中队，建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十支队，建立了益都县群众抗日救亡团。为了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在西南山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廖容标、政委姚仲明同中共益都县委员冯毅之一起，与淄河流域的吴鼎章等国民党游击队建立了“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冯毅之任办事处主任。之后县委击毙了妄图投敌的翟汝鉴部副司令李思亮，拉出一部，成立了八路军四支队新编第一营。在城北，县委派人到国民党徐振中部做统战工作，以徐部一中队为基础，组成了“益都人民抗日游击大队”。1938年10月，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共苏鲁皖边区省委决定，将中共清河特委胶济铁路以南各县划出，成立中共淄博特委。从此，益都县以铁路为界分属两个战略区。铁路以北地区始称益都县，后为益寿临广四边县、益寿县，隶属中共清河特委、中共清河地委、中共渤海区党委；铁路以南党的组织始称中共益南工委、中共益都县委、中共益临工委、中共淄河县委等，先后隶属中共淄博特委、中共鲁中区党委。两地区党组织分别在其上级领导下，发动群众，同日伪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在铁路以北，党组织于1939年2月，根据中共清河特委指示，将益都县陈景三中队与临淄大马岱李梦鼎中队合编为益北大队，活动于益（都）、寿（光）、临（淄）、广（饶）边缘地区。同时，在该地区活动的还有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太河惨案”发生后，三支队奉命从益北出发，挺进淄河流域，参加反顽作战；回师后在益北纸坊伏击日伪军，毙伤20余人。是年春，县委根据中共清河特委苇子河会议精神，抓紧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群众条件较好，我党又有一定基础的益七区、寿五区、临二区、广二区先后建立了区委。中共清河特委进驻这一带地区后，对加强根据地的建设进行了具体指导，使益、寿、临、广地区成为中共清河特委领导全区抗日工作的中心基地。10月，根据斗争的需要，撤销益都县，建立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和四边行政办事处，马巨涛任书记，杜振东任办事处主任。在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县委的领导下，工、农、青、妇各群众抗日团体纷纷建立，并建立了四边县“六大队”抗日武装，及四边县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在铁路南，中共益南工委组织群众开展适合山区特点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1939年10月，经第一区党委二地委决定，撤销中共益南工委，建立中共益都县委。同时，建立了基层抗日政权——二、三、五区联合区工所。随后，建立了益都县参议会和县政府。
1940年，在铁路北，四边县抗日根据地建设蓬勃发展，地方武装进一步壮大，先后组建了区中队、县青年中队和工农大队，发行了“益寿临广四边县流通辅币”，建立了益北抗日高小，使根据地初具规模。4月，四边县撤销，建立中共益寿县委和益北行署。9月，召开了益寿县第一次党代会，选举韩洪甫为县委书记和出席清河区党代会代表。同时，军事斗争形势也非常有利，益寿军民在取得8月反“扫荡”胜利的基础上，10月又配合山纵三支队发起臧台战斗，歼灭反共顽固派徐振中部300余人。11月，在阳河、河头阻击战中毙伤日伪军4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长途奔袭计划。一连串的战斗胜利鼓舞着益寿军民。12月，掀起改造地形高潮，共计挖地道、抗日沟1000余千米，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在铁路南，形势比较严峻。日伪军在淄河流域增设据点，反共顽固派吴化文部新四师向淄河流域大举进攻。益都县大队在长秋、上张、下张、窦家崖、孙家岭、西崖头等战斗中，顽强地阻击了敌人的进犯。不仅如此，党组织还于8月改编了游散在西南山区的杨敬坤部，建立了益都县大队第二大队。同时，刘明训、何子健带领第二游击大队在城东平原坚持斗争，进而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益东行署。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由消极抗战变化为积极反共，益寿、益都两县形势进一步恶化。1月5日、18日，相继发生了“东朱鹿惨案”和“刘集事件”，中共清东地委组织部部长李寿岭、中共益寿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部长张鲁泉等12名同志及近百名干部战士光荣牺牲。6月，中共益七区区委书记周永胜等同志被伪徐振中部杀害；月底，中共青州敌工委书记黄绍远公开叛变投敌，益都百余名党员群众被捕。为应对严峻的形势，中共清河区党委调整充实了益寿县领导力量，并在党员中开展了多种教育活动。在铁路南，中共鲁中区党委为加强淄河流域的领导，于7月建立了中共益临工委和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边县联合办事处，领导淄河流域广大革命群众，采取多种方式同日伪顽进行坚决斗争。
1942年，铁路南北两地区形势继续恶化。2月，益寿县撤销，重建四边县。日军调集大量兵力对我军民反复“扫荡”，实行“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等战术，在我根据地内安设据点20余处。由于日伪顽的联合“清剿”，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县委书记丁亦民壮烈牺牲，大批干部群众惨遭杀害，尤其是“七·一大扫荡”后，四边县全部被“蚕食”，昔日的益寿临广四边县根据地变成了“一枪打透”的狭小地带。铁路南吉吉顶失守以后，李家峪等13个村庄被“蚕食”，中共益临工委、四联办及县大队也被迫撤到淄河以西活动。此外，党内叛徒对党组织的破坏，更使两地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的环境之中。但是，益临边区及四边县党组织和人民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更加英勇顽强，采取灵活的战术同敌人进行斗争。四边县被“蚕食”后，县委将机关干部、战士及乡村干部300余人，分批转移到广北根据地。县委书记李荆和、县长赵治安率县独立营一个排就地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并逐步建立起革命的两面政权、情报站和秘密联络站，干部实行“职业化”，与可靠的党员群众加强联系。8月，四边特务大队建立，这支精干的武装，像一把钢刀，采取“翻边战术”，开展小型活动，实行“麻雀战”，不断袭扰敌人，在敌伪据点密布、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的艰苦环境中，站住了脚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同年，中共清河区党委建立了中共益东工委，在敌占区六、八、九区一带开展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四边县的对敌斗争。在铁路南，虽然环境更加艰难，但是我党政军民仍坚持了下来。7月，鲁中一军分区司令员廖荣标率部奇袭马鞍山，沟通了中共益临工委与中共泰山地委的联系。11月，2000余日伪军在两架飞机、六门重炮的配合下，对马鞍山发起疯狂进攻，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40余名伤病员及抗战家属，毫不畏惧，英勇顽强地抗击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凯歌。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1943年春天以后，形势开始好转。在铁路南，泰山军分区副司令钱钧率部挺进淄河流域，进一步打击了吴化文部。为了开展青州至临朐之间的对敌斗争，中共鲁中区党委决定建立中共青州工委。夏秋之间，通过两次讨吴战役，消灭了吴伪的有生力量。10月，中共益临工委改为中共淄河县委。在铁路北，四边县军民在清河军区的统一指挥下展开夏季攻势，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同时，铁路南、北各级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整风学习，加强了党的建设，带领群众开展了生产运动，同群众一起克服了灾荒，跨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自1944年起，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军民进行战略反攻。2—3月间，四边特务大队配合清河军分区主力在四边境内连续作战。7月，其参加渤海军区发动的夏季攻势第一阶段作战。战斗促使王道率“灭共建国军”第八团2600余人，苏景三率广饶伪警备第六中队同时反正，使四边根据地基本恢复，并与寿光清水泊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四边军民乘胜继续扩大战果，取得一系列胜利，同时在根据地内开展“双减”运动和副业生产，开办各种类型学校，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与此同时，鲁中军区部队发起第三次讨吴战役，拔掉部分敌伪据点，进一步促使淄河流域形势好转，建立了新二区、新三区及中共青（州）张（店）工委。7月，淄河县撤销，益都县重建。
1945年，四边、益都两县形势继续好转，四边特务大队频频出击，不断取得胜利；四边青年踊跃参军。5月，为加强胶济铁路中段敌占城市及沿线农村的工作，中共渤海区党委决定撤销中共益东工委，建立中共胶济工委。8月，建立胶济大队。在铁路南，6月中旬，益都县开始进行“双减”、反奸诉苦试点工作。8月22日，鲁中区主力在山东独立第一旅的配合下，一举解放青州城，歼敌2000余人，活捉伪益都县保安大队长王葆团。中共益都县委随即进城，布告市民，恢复生产，整顿秩序。
益都县委先后建立五次才得以成功，斗争是多么曲折和复杂。这又是青州地方党史的一大特点。
（四）青州市先后获得了许多国家级的奖项，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关注近年来，青州市先后获得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市、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区、国家地质公园、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市）、全国老龄工作先进市、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市等荣誉称号，连续六次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是2016年度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市（全国科学发展百强县市）（列63位）、山东省经济30强县（市）之一，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二、青州地方党史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青州96年的奋斗历程——“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波澜壮阔的改革时期”已经载入史册。在这96年的奋斗历程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学习中共青州地方党史，尤其是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那段艰苦卓绝、惊天动地又感人肺腑的奋斗史实，为党领导青州人民继续胜利地走向未来提供了历史的智慧和深刻的启示。
（一）要高度重视坚强领导核心的建设，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党支部坚强战斗堡垒的建设
战争时期，尽管青州党组织隶属的上级党委有变化，自身名称及领导范围也时有变化，但它从建立起，就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首位，高度重视从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使党组织不断巩固和发展，能不断实现各时期战略转移，成为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在基层组织的建设上，各县委通过组织生活会、创办党校、举办支部流动训练班等多种形式，把党的指示、决议及时贯彻到每个党员中去。各县委编写和发行《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等教材，指导与提高党员的政治、政策水平，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因此，青州各级组织虽然遇到数不尽的艰难险阻，仍然傲然挺立、夺取胜利。
（二）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在青州96年的历史，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正是依靠正确的理论指导，党带领青州人民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新的形势下，党要在青州实现“两个基本”目标，建设“五强四宜”新青州，仍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理想信念，保持政治定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青州地方党史告诉我们，共产党所得到的政权不是别人奉送的，是经过革命斗争才得来的。我们应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政权。现在，我们得到这一政权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和十七大、十八大以及即将召开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即驾驭市场经济、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先进文化建设的能力，加强提高协调各种关系、稳定社会、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能力和从事国际事务的能力。
不能发展经济的执政党将会失去执政地位。执政党赢得合法性基础需要多方面支撑，但经济发展始终是关键要素。具体地说，一个执政党不能发展经济，就不可能长期执政。经济增长关系着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执政党只有让国民的生活水平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才能保持执政地位。因此，执政党在和平的环境中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
加强市场经济建设的能力，目前就是要加强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建设过快、过热，防止物价从结构性调整变为通货膨胀；加强先进文化的建设，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情感、愿望的反映，反过来对人的生存、发展给予能动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就是人的素质。对青州来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是比较好的，但不是没有问题，特别是文化，相对于经济建设来讲，相对于文化强市来讲，还是比较滞后的。
加强和谐社会的建设，当前就是要防止两极分化现象。青州是个经济富裕的地方，这并不能证明青州没有穷人，青州人考上了大学，但读不起大学的还是为数不少。我们注意一下《青州通讯》曾报道过的，市政协、市慈善总会资助过的学生上大学的情况，就可以明白这一点。目前房子价位较高，购房和求医、求学正成为普通百姓新的压力，青州住房条件很差的人还是很多的。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执政，任何政党都会面临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棘手问题，一个执政党忽视社会公正，即使有显著的政绩，也有可能导致执政地位的丧失。
（四）要搞好反腐倡廉
当前腐败问题还是很突出，出现了一些新特征：
一是腐败越来越趋于年轻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官员在60岁退休前夕想着“捞一把”而出现腐败现象，时称“59岁现象”。后来，由于干部年轻化步伐加快，腐败也随之出现了年轻化趋势，出现“50岁现象”“45岁现象”。
二是“阴阳人”增多。腐败犯罪主体人格两面性是近年来比较突出的现象。人格的裂变是高智能化的职务犯罪主体共同的特征，这些主体也就是人们常称的“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阴阳人”。
三是腐败的金额越来越大。从几百万元至几千万元，数额越来越巨大。
四是贪钱总是和贪色连在一起的。
五是“边腐败边升迁”。有的官员在担任不同职务的过程中持续作案，同时不断得到提拔重用；有的官员用权力攫取金钱，又用金钱操纵、获取更大的权力。
对当前这些腐败现象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提高对反腐倡廉重要意义的认识。腐败问题是目前老百姓最不满意的问题，我们只有搞好反腐倡廉，才能深得人心。我们一定要把反腐倡廉进行到底，才能使我们的党不变颜色。反腐败，首先要抓重点，即抓高中级干部的腐败；其次要攻热点，即集中于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最后要突破难点，即解决监督体制制度的问题。
（五）要加强自己世界观的改造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德谟克里特，晚年他把自己的两只眼睛弄瞎了，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平静地回答是为了看得更清楚！无独有偶，意大利著名画家阿马代奥·莫迪里阿尼创作的肖像画中，许多成年人只有一只眼睛露出来。他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因为我用一只眼睛观察周围的世界，用另一只眼睛审视自己。”人们往往看到别人的不足，不知道自身的弱点，能看出别人的问题，不知道自己的问题，许多时候，打倒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六）要坚持实事求是，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青州市情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青州各项事业成功的关键
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在贯彻中央精神的大前提下，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落实。不同时期在青州开展的各项工作能够在全省乃至全国有重大影响，都是青州各级党组织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回顾96年的辉煌历程，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望未来，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在前人艰苦创业、不懈奋斗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继续进行的。全面、历史、辩证地回顾和学习党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更加卓有成效地开展当前的工作，更加满怀信心地迎接各种挑战，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
今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6周年和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创建90周年及党的十九大将于10月18日在北京胜利召开的三喜时刻，我们要把学习青州地方党组织的光辉历史和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起来，更加自觉地在党中央和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朝着“十三五”规划的宏伟目标前进，创造更加壮丽辉煌的明天！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2017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