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1847年12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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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一方面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主要是作为一个农业原材料的提供国,这其中,尤其是种植园经济所提供的棉花构成欧洲旧大陆经济秩序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作为欧洲产品的销售地,也是其维护欧洲经济秩序的重要原因。美国南部棉花种植园奴隶制经济不仅成为欧洲旧秩序的重要支柱,本身也是一种反动的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
19世纪前半期,工业革命使英国棉纺织工业迅猛发展,同时,工业革命超出英国范围,扩散到了欧陆一些国家及美国北部,又使得它们的棉纺织工业迅速成长,因而大西洋两岸的棉纺织业特别是英国棉纺织业对棉花的需求急剧增加,从而对美国南部棉花供给的依赖度也不断增强。1800—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耗用的原棉从5200万磅上升到10亿多磅。以英国为首的欧美棉纺织业对美国南部棉花有着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且使得以奴隶劳作为基础的棉花种植园相当有利可图,这就为美国南部掀起该种植园的经营热潮提供了市场可行性。如此一来,其结果必然是棉花种植园奴隶制经济的大发展。因此,可以说英国工业革命的原料需求造就了美国种植园奴隶制经济,而后者又有力地支持了旧大陆的经济与政治秩序。
而美国南北战争后,奴隶制被废除,同时美国工业的发展又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主要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这些移民及美国的工农业发展一方面摧毁了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得原有的欧洲中小土地制度难以维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到了19世纪下半叶,美国从原有的一种保守力量变成了一种革命力量。
俄国公社实行土地公有制,当时一些俄国革命者曾经设想过,能否将俄国公社的土地制度直接转变成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制。俄国女革命家曾经在这个问题上致信马克思。马克思在复信中较为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用了“卡夫丁峡谷”这个比喻来形容这个问题。因此,要准确理解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需要结合《致查苏利奇》来理解。
首先要看到,马克思没有简单地为俄国农村公社设定一种前途,而是认为两种可能性并存,俄国农村公社要实现历史性跨越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如俄国国内革命,农村公社在全国较大的范围内存在,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当代资本主义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等。
而这四个条件分别是:
第一,必须通过俄国革命来挽救农村公社。马克思指出:“正是从所谓农民解放的时候起,国家使俄国公社处在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并且从那时候起,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 这种外来的压迫使得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斗争更加尖锐,并加速了公社内的各种瓦解因素,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
第二,俄国农村公社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存在。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多次提到“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当时俄国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公社被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俄国农民保持着集体耕作的形式,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仍然是公社的公有财产,这种所有制含有“集体生产的因素”,能直接地、逐步地把长期以来俄国农民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因此,俄国所拥有的保存完好的公社,成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新起点。
第三,俄国革命不能脱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仅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完成历史性跨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版俄文序言中认为,若俄国革命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补充的话,那么俄国将能够以现存的土地公有制为跳板,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将会给俄国的革命提供经验和有力支持;若俄国的革命能取得成功,推翻沙皇政府的残暴统治,也会促进西方工人运动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第四,资本主义由“现实”变为“现存”,且正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濒临崩溃。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多次讲到,目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境地,资本主义制度已处于“危机状态”。
“卡夫丁峡谷”本是一个出自古罗马史的历史典故。据说在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曾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打败了罗马军队,还迫使罗马军队的那些战俘不得不从卡夫丁峡谷中用很多长矛架起的形状类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此来羞辱对方。由于这段历史,后来的人们就将“卡夫丁峡谷”比作一种灾难性的遭遇,并且卡夫丁峡谷也成了“耻辱之谷”的代名词,这一词的意思也可以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面临的极大困难和挑战。在深入研究俄国革命问题时,马克思引用“卡夫丁峡谷”典故来表述对东方国家和民族“要走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基本看法,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社会在特殊的社会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有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步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即“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
“卡夫丁峡谷”不仅仅只是俄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它也指涉落后国家是否有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可能性问题。曾经有人认为,“卡夫丁峡谷”是无法跨越的,落后国家不能跨过资本主义阶段,即使建成社会主义,也必须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因此,如何看待“卡夫丁峡谷”问题,涉及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任务问题。
我们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一些落后国家已经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也有许多落后国家并没有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这说明落后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非普遍现象,它需要许多具体的条件。落后国家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并不意味着就万事大吉,在整个世界还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下的时候,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失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