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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国际秩序再次面临着重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无疑是硬力量对比之争，但也是理念之争。指导、引领体系之间转变的外交理念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外交理念是体系之间碰撞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体系的转变。如果一种文化价值观得到更多国际集体的认同，它就会对整个国际秩序体系产生作用。假若一个国家明确国际体系未来发展的方向，顺应时代进步的潮流，力量就会由弱变强，反之，力量就会由强变弱。
以世界秩序观为视角，研究中国与欧洲长时段的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学中的天下观、华夷之辨理论等具有一定凝聚、向心、尚和的力量，而欧洲民族国家观念、优胜劣汰社会达尔文理论具有一定分裂、离心、尚争的作用。当然，这其中也必定会存在着平衡中的失衡或动态中的相对平衡等状态。如果说20世纪的世界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话，那么21世纪的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稳定、和平、安全将成为世界秩序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我们判断世界是否处于有序发展状态的重要标尺。
百余年，西潮东来，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人或抱残守缺、妄自尊大；或尽失自信、以夷变夏。国人震于西学之当今，以己之衰比彼之盛，以为非尽弃固有，不足以言革新，于是对西学做无根之嫁接。我们知道文化的兴衰是与能否纳新、能否应战相呼应的。犹如江河之于细流，拒之则成死水，纳之则诸流并进，永葆活力。文化之活力在兼容并包，同时须纠正自断脐带、漠视传统的错误，使传统与现代有机地衔接。对于一个伟大民族而言，传统与现代应该是一个连续性的整体，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分割断绝。
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潮流是全球化，而全球化的趋势又是对国家主权理论的严峻挑战。各国在更高层次上做出理性的选择，可能会回归国家利益本位，对主权做一定的制约、限制，乃至有限的让渡。类似的做法甚至是可以被预见的。21世纪的另一个焦点是亚洲的持续快速发展，据亚洲开发银行2011年8月在《亚洲2050：实现亚洲世纪》一文中预测，2050年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从目前的30％上升至50％。各大国都在这一地区寻求推动多边合作，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等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面对这一重大的历史机遇，如何在多边舞台上发挥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应放在国家外交战略的高度加以深入研究。
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其文化当然具有贡献世界优秀价值观的潜力。西方先行世界其他文明一步，实现了其文化的现代化，提炼出自身优秀的文化价值观，而后挟工业文明之威，完成了世界性传播，并据此构建了世界秩序。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扩大、民族融合是文化与民族内聚而形成的，并未伴随着以轴心向外辐射的大规模军事扩张，这一点同西方的大国崛起恰恰相反。此一特质既动摇了各版本“中国威胁论”的文化根基，也会增强我们推广自己外交道德的自信。目前首要的任务是着手于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提炼出自身优秀的文化价值观。从中国自身发展的逻辑上，完成一个从近代以来的融入世界到今天要建立自己外交话语体系的升级与转型，这种转型也应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刘家和.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的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4］许纪霖.家国天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5］李云泉.万国来朝：朝贡制度史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