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21年，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高等教育部分提出“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构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高质量本科教育”等要求，通识教育是近3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建设高素质本科教育重要的一环。

大学通识教育的根本应是价值观教育，目的是培养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人才。课程建设作为通识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各高校战略规划的重要任务，也是学校内涵发展的根基所在。大学通识教育需要承担其历史使命。而历史学课程在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历史学科有助于学生培养“三维”的思维方式，即从纵向的历史看源流，从横向的中外历史比较中看异同，还能透过现象分析总结出问题本质。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具有历史理性的民族，他们最擅长在“通古今之变”中求索历史发展的因果性，探讨其背后合乎理性的规律性因素。作为全人类文明进程伟大记录的一部分的中国史学，无愧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在世界东方的辉煌记录。它不间断地记录了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它促进了中华民族各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另外，对外交流互鉴是世界各国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大事，一直受到重视，一直在被研究。总结互鉴、交流中外历史经验与教训，借鉴一切民族与国家有益的东西，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一项基本国策。国家间的交往过程就是文明共享的过程，也是向更高程度的文明演进升华的过程。历史类通识课程对青年学生培养中华民族认同感以及比较互鉴中外历史文化自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是一所以法学为优势与特色的多科型大学，一直以来非常重视通识课程的建设。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通识课程体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一直承担着全校历史类通识课程的教学任务，《互鉴互通：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是该所重点打造的两门通识主干课程之一，2020年还获批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作为目前中国政法大学唯一一门贯通中西两个通史的历史类课程，该课程系统梳理了中国与世界从早年的比较互鉴到后来的碰撞交流，直至今天的互联互通的历史，给学生以中外关系的历史全景式的展现，避免因学科细分带来的视野局限。中国史与世界史，在目前的学科体系中是两个一级学科，这导致中国史的讲授基本不涉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世界史的讲授中不包括中国史。就通识教育而言，这样的授课是不合理的。毋庸置疑，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史的考察应当放入世界之中，而缺少中国史的世界历史是不完整的。

《互鉴互通：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课程力求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讲清楚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如何培育、继承、发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如何在历史长河中发展形成了多元一体、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第二，讲清楚中华民族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特别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如何逐渐形成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第三，讲清楚中华文明与人类其他文明和谐共处、交流互鉴的历史，体会到我们可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从而深刻理解人类文明之间互联互通互鉴、命运与共的伟大意义。

本课程运行已进入第8年，经过教学团队的努力，从课堂反应、学生问卷和教学评价来看，教学效果优秀，每学期的选课人数都有数百人之多，深受学生好评。整体来说，课程体系与师资队伍已经较为成熟和稳定，但是一直没有与本课程主讲内容和授课学时完全适应的专用教材，缺乏配套教材，对教师授课、学生听课及课后复习而言，都造成了诸多不便。编写一套适合本课程的教学用书十分必要。2020年春季学期及暑假期间，教学团队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诸多困难，经过一年多的撰写和修改，期间还举办了多次线下和线上研讨会、通稿会，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部教材的编写工作。

《互鉴互通：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教材以专题的形式大致勾勒出中外交流互鉴的历史脉络。先秦之前中国的原生文明处于自然孕育中，处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精神觉醒的轴心时代，它是“中国固有文化发生时期”。从汉至唐宋，与外族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多。汉代张骞通使西域建西域都护府之后，印度文明中佛教开始由西域传入中国，并通过与儒道两家交融开始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待到唐朝鼎盛时期，西域源源不断地向内地传入胡服、胡食、胡乐等西域风俗，而新入的宗教，诸如拜火教、摩尼教、景教等虽也有所传播，但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显然更胜一筹。

元明以来的中国与印度的文化渐行渐远，而同西方文化的交流日趋密切。中西交流之盛，前所未有。元朝在西征过程中，由于其军中各民族兼而有之，并实行“东西兼蓄”的外交政策，相应地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诸多基督徒和色目人纷至沓来，开始授教和经商，促成了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罗盘）在西方的传播，甚至对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有所帮助。

明清时期与欧洲文明的双向互动。由于中西交通畅通，在明朝隆庆、万历一直到清朝乾隆的200年间，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纷至沓来，西方的天文历法、哲学、几何、火器等近代科学技艺开始传入中国，而中国的漆器、丝绸、瓷器、古典经籍等随着西归的传教士传入西欧。

但随着中西交往深入，农业文明的中国与工业文明的西欧在明朝之后开始碰撞冲突。清朝延续的268年，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并向全世界扩张、掠夺的时期。1840年之后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贯穿着与西方世界的接触、摩擦和冲突。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明经历了百年探索，经历了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由被动现代化成功地走向了主动现代化。

中外关系史就是这样一门研究主体之间关系的学科。主体际亦称主体间性，在其概念的形成过程中，事实上涉及了三个领域，从而也形成了三种含义不同的主体间性概念，即社会学的主体间性、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和本体论（存在论、解释学）的主体间性。社会学的主体间性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涉人际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的统一性问题。认识论的主体间性意指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关涉知识的客观普遍性问题。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意指存在或解释活动中的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它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关系。法学理论中，主体际关系指法律关系中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学上有古老的契约制度、“意识自治”原则，诉讼法中有“当事人主义”原则等。可以看出，近代西方法律思想和自由平等的市民社会孕育了主体际思维，它体现了近代西方法律思想人本主义的伦理学脉络。主体际的法学思维自14世纪萌芽至20世纪60年代确立，经历了6个世纪。这一时期交换经济彻底战胜了自然经济，理性哲学战胜了经院哲学。与此相适应的是代表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法学战胜了封建专制法学，完成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当时盛行的自由、平等等法哲学观念，孕育了“主体际”理念。吸收近代的法治文明、排除殖民者的不法侵害是近代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命运的真实经历，也是一个兼具近代中外关系史和法治史的问题，循此思路的学术认知，既有学术意义，亦不乏现实价值。编写组发挥法科强校优势，在近代部分强调了国际法在国家交往中的运用，并将法治思维贯彻其中。

《互鉴互通：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教材引入“新文科”教研理念，尝试从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的“分科治学”走向“科际融合”，从“重学科”走向“重问题”。运用历史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法等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保证“描述”历史事物的科学性、客观性。充分借助多学科交叉优势，力求解读历史学的前沿性问题。作为一部中国历史通识教育教材，本教材还力求学术性与趣味性、历史性与哲学性之间达到平衡。在引导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的同时，收到树立正确历史观和培养学术研究能力的多重教学效果。

参与本教材编写的均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中青年骨干教师，他们长期从事历史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曾先后主持过多项相关的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和教改项目，有着扎实的研究基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本教材主编为刘丹忱、赵国辉，负责教材内容和体例设计以及全书统稿，各章编者如下：第一、二章由刘丹忱撰写，第三、四章由王学深撰写，第五章由郑云艳撰写，第六章由王敬雅撰写，第七、八章由赵国辉撰写，第九、十一章由王静撰写，第十章由胡小进撰写。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中国与世界交流互鉴的历史宏阔浩繁，教材编写工作任重而道远。虽然本教材已是本所同人共同努力的成果，但难免挂一漏万，其中错误、不当之处，诚请方家不吝指正。

编者
202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