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鉴互通：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最新章节_刘丹忱著

四、孔子与柏拉图治国思想之异同

孔子与柏拉图在政治总目标上都是试图通过实现德治的贤人政治的方式，来巩固贵族统治、创立等级有序的社会作为基本方向的。他们的理想社会都是按照等级分工负责、互不僭越，和谐共处。但在理论依据、路径选择等方面，二者又有不少差异。

（一）治国理论依据之异同

孔子通过总结西周和春秋以来的历史经验，纳仁入礼、释礼归仁构建了德治的理论基础。他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孔子主张的基本要点是：仁是礼的内在根据，礼属于仁的外推规则，二者互为表里，相互渗透和制约，辩证统一，靠仁政德治去管理国家。仁和礼都植根于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正所谓道不远人。孔子好古敏求，述而不作，祖述尧舜，效法先王，以卓越的历史理性为中华民族开创了以仁礼学说为基础的治国之道。

而柏拉图根据古希腊的现实和自己的哲学理念，以“正义”“善”和美德为治国方略。柏拉图的正义观是基于知识之上的整体主义正义观，他主张以“正义”统领各种美德，“善”是最高的理念，它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具有绝对性。柏拉图苦心孤诣，孜孜以求，用杰出的逻辑理性建构了一个以正义为原则的理念世界中的理想国，并创立了西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在思想方法上，他们都是依据理性思考来构建自己的治国思想体系，但他们的理性路径存在着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的差异，这在中国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改革者往往是“托古改制”，使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大于断裂性，形成较持续稳定的社会结构。而理论先于实践的思维方式则使得西方的政治理论不断创新。

（二）治国路径之异同

孔子强调治国先从修身齐家做起，先努力追求理想的人格和境界。由小到大，从个人到他人，先家庭后社会和国家，应“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孔子的德治思想伦理观念浓厚，加上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强，使得政治与伦理、政治权威与宗法权威有机结合。孔子以人伦道德点化政治道德，建立起符合人伦道德的政治伦常，确立了以道德改造政治的基本路径。

柏拉图认为公民在公共决策方面缺乏必要的经验和知识，而且与权威、秩序和稳定之间存在着不协调。这会导致社会凝聚力下降，政治秩序因派系斗争而被打破。因此，他的政治哲学是以整体主义为特征的，即着眼于城邦视野下的秩序重建，是由少数精英统治的整体主义的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需要以个体利益消融在城邦的整体利益的所谓“正义”观念为指导。因此，柏拉图治国的路径是由大到小，从宏观走向微观，先着眼于城邦、社会的“正义”；然后才涉及公民的利害，即先城邦，后个人的顺序。他认为，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是同构的。柏拉图强调建立理想国“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 。他强调一般公民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在柏拉图的政治观中寻找的是不生不灭的理性世界和至高无上的“善”。他关注的是理性的正义和城邦，也不否认政治与道德具有本原性的关联，但他对德的认识基本上是继承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观点，并不太关心家庭的伦理。

（三）对“政治”的不同理解以及政体问题

孔子主张“政者，正也”（《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这体现了孔子对政治活动本质的认识，即从管理者的美德做起，帅以正，则民无不正的规范、管理社会的行为。与古希腊“政治是城邦事务”的定义相比，孔子更强调政治的道德性，始终认为政治不能超越道德价值，独立于善恶之外的政治是不存在的。

“古希腊人所说的‘政治’（politike）一词，词根就是polis，其意是‘城邦的事务’，我们今天所讲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宗教等等方面，对古希腊人来说，都在城邦的事务范围之内。故古希腊人的‘政治’范围很宽。”

关于政体问题，孔子深感于春秋时代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加剧，所造成的“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追忆黄金时代的尧舜禹三代的圣王，因古代中国长期都是君主政体，春秋时各诸侯国的政体仍是君主制，故国“不可一日无君”（《公羊传》卷十三）是孔子坚定的观念。在孔子的著述中并没有涉及国家政体的优劣比较问题，中国关于国体、政体之优劣的较大规模讨论大概要迟至晚清了。

古希腊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比较充分，各种政体并存和嬗递。而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正逢雅典民主制由盛转衰之际，这促使知识分子认真思考国家的健康发展问题。柏拉图专门剖析了前述的希腊五种政体的利弊得失，认为哲学王执政的贵族政体最有利于维护城邦的善和正义。古希腊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民主派思想家是拥护雅典的民主政治，认为民主政治能保证城邦正义；亚里士多德则主张介于贵族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的由中等阶级统治的政体，最能实现城邦的正义。

（四）“内圣外王”与“哲学王”之异同

在塔形的等级社会中处于塔尖统治者的人选问题，是孔子和柏拉图最为关注的重点。他们都认为这个人选对于社稷的安危和人民的幸福至关重要。两人的共同点是认为握有最高权力的君主非贤人莫属，一致主张实行贤人政治。但他们对合格君主——贤人的标准，却各有不同。孔子把统治者（“圣王”）本身具有高尚的道德和人格，能教化民众，看作为政的首要条件，并且认为只有圣人才可以成为真正的王，即在内圣有成的基础上，将内在的圣德推而广之，对外担当社会重任，致力于治国安民的功业，建立王道政治才是合格的君主：“内圣外王”。孔子特别推崇上古传说中的帝王尧舜禹，倡导继承方式应是让位于最贤能者的“禅”。而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乃至其后的儒家却一直未提出保证这种继承方式的制度约束来。

柏拉图虽不否认统治者应具有道德，但却主张“哲学王”应具有最高理念，以是否具有智慧和知识作为统治民众的首要条件。而且明确宣告，只有哲学家能成为国王，或者国王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学懂哲学，掌握统治者的政治技艺，才能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智慧与权力统一起来，知识与理性有机结合的哲学王是理想国中最完美的君主。在“理想国”中，哲学王作为一种职位，并非终身制，也不是世袭制，而是明确规定实行轮换制。在柏拉图晚年作品《法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应充分发挥议事会的作用，由议事会来推选五十岁以上称职的人做哲学王。而且连执法官甚至将军、主帅等也按制度分别由固定的选举人员推选。柏拉图称“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选举会产生一个介乎君主制与民主制之间的体制，一种合理的制度必定要这样做” 。尽管柏拉图为哲学王理想设计的制度也未能落实，但毕竟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必须用制度才能保障政治理想的实现，这更多地体现在柏氏晚年政治观中对法律作用的认识变化上。

（五）天下与城邦之异

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反映了孔子对天下统一、中央集权的深切向往，以及对分裂割据状态的强烈不满。这一点值得我们重视，孔子的德治思想从来都是以全天下为治平目标的。从孔子周游列国追求政治理想的人生经历，到孔子欲居九夷不以为陋，以及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诸多说法，都说明孔门的思想视域绝不仅限于鲁国，亦不局限于华夏诸邦，而是以包括夷狄在内的整个天下为己任。后来儒家孟子“定于一”的思想与荀子“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思想，都是由此引申的。有趣的是，墨家、法家的思想家也都力图改变当时分裂的政治局面，可见在先秦时代的中国，天下一家的思想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柏拉图始终把城邦作为其治国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意义上讲，古希腊政治思想家的视域只可能局限于城邦，他们甚至认为应当对城邦的规模进行限制，人口不宜过多。我们看到古希腊的先哲没有表述过追求统一的思想，哪怕仅仅是希腊民族内部的统一。他们对于异族更是普遍抱有比较排斥的态度，柏拉图视“异族为异类”，亚里士多德甚至说“蛮族就是天生的奴隶”。笔者无意否认希腊先哲们为人类哲学思想做出的杰出贡献，但恐怕也要承认在对待民族之间的“我”和“他者”方面，他们还是表现得相当狭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