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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冈石窟东部窟区崖壁上有16处大小不一的题记铭刻位，7处可见字迹，多为明清时期遗留。这些题记年代跨度大，数量较多，作用不同，这在缺少文字资料的云冈石窟显得尤为珍贵。它们虽占据了整个石窟的一角，但却赋予了云冈石窟一定的文化内涵。这些时代的印记和文化的交汇，或许给今天的云冈石窟和大同市的文化繁荣带来启示。
关键词： 云冈石窟；摩崖；题记；明清
云冈石窟坐北朝南，两条自然冲沟将石窟分为东、中、西三部分。东部有编号第1 ～第4四个窟。在第1和第2窟明窗上方、窟门两侧及向西至碧霞洞（第3-1窟）约180米的崖壁上，共有16处摩崖题记，其中7处可见字迹，6处前人有记录，另有2处漫漶剥落只有个别笔画，无法辨认。其余的只见开出的长方形额面，不见字迹，这些题记与石窟不是同一时间所作，为后世补刻。《乾隆大同府志》卷15《祠祀》在记载云冈石窟时，曾经提到这些题刻铭记，曰：“石窟寺，在府城西三十里左云界……内有元载所修石佛二十龛，壁立千仞，面面如来，今大半废圮，壁上多前代石刻，字漫灭不可读。” ［1］（卷15，P318） 最后一句“壁上多前代石刻，字漫灭不可读”，指的就是这些题刻铭记。记述中所讲“前代石刻”，应是始于辽宋至明清的遗迹。这些摩崖石刻，反映了云冈石窟的一段历史与文化。现对“左云交□”“朱廷翰《游云冈石佛寺□成□》”“山水有清□”“云深处”“丁亥年游人（高景）题记”“为善最乐”“碧霞洞”等7处残存题铭，作简要考证说明。
图1 第1窟～第3-1窟外壁题记位置示意图
位于第1窟以东约7.50米，距地面约2.30米的崖壁上，残存阴刻楷书“左云交□”的题刻，从幅面看，纵向可容三字，而著名作家冰心在1934年参观云冈后记下的日记中称，“交”之下方还有一字应为“界”字，从而组成“左云交界”四字。然此处确实曾经作为大同府与左云县的交界，题铭位置似为两地的交界之处。据清道光年间所撰《大同县志》卷十九朱彝尊《云冈石佛记》附黎中辅记：“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云冈割归左云”。 ［2］（卷19，P528） 但清雍正九年（1731年）完成的《朔平府志》卷三《方舆》载：“左云县石佛寺，在县东九十里云冈堡，又名佛窑山。传自后魏拓拔氏时，始于神瑞，终于正光，凡七帝，历百十余年，规制甚宏。原寺十所……” ［3］（卷3，P121） 其文明确提出“左云县石佛寺”，说明当时云冈石窟已属左云县所辖，时间比黎中辅所记早30年。
对左云县成立的时间，张焯《云冈石窟编年史》中引《清世宗实录》卷三二“1725年乙巳7月7日（清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设山西朔平、宁武二府，改右玉卫为右玉县，左云卫为左云县，平鲁卫为平鲁县，并割大同府属之朔州、马邑县，俱隶朔平府管辖……” ［4］（P344） 此段文字说明，左云县设置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也就是说，1725年云冈石窟可能已划归左云县，此后一直沿袭。有记载为证：《乾隆大同府志》卷五《形胜》曰：“石佛寺口，城西三十里左云县界”。 ［1］（卷5，P104） 卷十五《祠祀》：“石窟寺，在府城西三十里左云界。北魏时建，始神瑞，终正光，历百年而工竣……” ［1］（卷15，P318） 《光绪左云县志》卷二：“寒泉灵境，在县东云冈，九十里，即石窟寒泉，有窦喷泉，清冽可饮”。 ［5］ 从以上方志可以看出大概。
对于云冈石窟在18世纪至20世纪初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内，不归距其30里近的大同府，却归距其90里远的左云县管辖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明代云冈石窟处在九边重镇之一的大同西部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改旧石佛寺堡为云冈堡，万历二年（1574年）又在冈上筑堡，形成上下二堡，增强了军事防御功能。清顺治初撤堡，归大同府。《顺治云中郡志》卷七《关塞》载：“石佛寺口，府城西三十里，左卫东一百十里，有堡墙。”卷七《乡堡》载：“大同前卫堡寨五十五座：……石佛寺堡。”卷七《烽堠》载：“冲边各堡墩台共九百一座：……云冈堡八座。” ［6］（卷7，P321-350） 书中还有云冈石窟的景致记载，卷一《山川》载：“石窟寒泉，府西三十五里石佛寺，” ［6］（卷1，P41） 卷二《方舆》载：“石窟摩云，在府西三十五里，奇山妙水，庄严极丛林之盛。” ［6］（卷2，P45） 史中众多章节对云冈石窟的记载表明其地位重要。也就是说，在清顺治九年（1652年）时，云冈石窟属大同府，之后不知何时划归左卫，直到清雍正三年（1725年）改卫为县之前，云冈石窟属大同左卫的时间已经约70年了，一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始划归大同。可见，自1725年起至民国三年长达190余年的时间中，云冈石窟一直归左云县管辖，而残留于第1窟东侧的“左云交”题铭，亦应刻于该时间段之内。
此题铭位于第1窟明窗左侧，是云冈石窟现存时间较早的清代文学类题记。以行书雕刻于方形铭刻位置中，如图2所示：
图2 第1窟明窗左侧题铭示意图
题铭内容明确了作者为巡按宣大监察御史朱廷翰。清代大同知府吴辅宏纂辑《大同府志》卷之十一载：“……张鸣骏，福建龙溪人，进士，顺治元年任；朱廷翰，陕西人，举人，顺治二年任。高景，北直人，进士，顺治三年任……” ［1］（卷11，P219） 由此得知，朱廷翰于顺治二年（1645年）接福建人张鸣骏任职，任职一年后，由北直人高景接任其职，朱即卸任。此题铭应是朱廷翰在任巡按宣大监察御史其间（1645～ 1646年）所作。
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对“游云冈石佛寺□成□”题铭进行过辨认记录，发表于1955年出版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云冈石窟·第二卷·云冈金石录》中。2006年出版的《云冈石窟编年史》再次将其录入，作七言诗断句，且作注释二条，曰：“□成□”，应作“和成韵”，为唱和《石佛寺》而作。顺治《云中郡志》卷十四收有《石佛寺》七言诗四首：
崚嶒龛峇倚云开，昙影缤纷天际来，
三十二观随处是，石莲浮动现金胎。
茎草原从帝释开，妙同宝月印川来。
推开慧海留生面，亿万恒沙结髻胎。
宝宫杰构五丁开，金粟飞花匝地来。
何处是空何处色？须弥芥子一班胎。
心眼关头不易开，维摩悟后谒（偈）飞来。
饱参玉版三乘偈，笑指摩尼五色胎。 ［6］（ 卷 14，P596）
此“石佛寺”署名作者为“石碣韵”。碣，石碑也，韵，悦耳之诗歌也，因之，此“石碣韵”者，“殆非人名，盖指刻在石碑或石壁上的诗”。由此推测，载于《云中郡志》中的石碣韵“石佛寺”作品，虽然现在不见其踪影，但它曾经或是镌刻在云冈石窟的石壁上，或是雕刻在石碑上而立于石窟之中，当朱廷翰在巡察之余游览云冈石窟，看到诗作后，触景生情而作了和成韵《游云冈石佛寺》，并刻于现今第1窟的明窗东侧。
第2窟明窗上方开辟横额刻字位置，刻有“山水有清□”楷书大字。前四字清晰可见，最后一字位置上字体不清。根据窟前地理位置和环境，结合历史上有文人雅士对自然幽静和谐的追求，推测最后一字为“音”，即为“山水有清音”。西晋文学家左思有《招隐》诗曰：“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很受后人赞赏。这首诗表达了左思仕途难通之后入山寻访隐士，愿与隐士同居山林的一种愿望。这句诗的意思是：身处一个美好的环境中，根本不用弹琴作乐，因为山水流动的声音本身就是一首动听的乐曲。过去武州川河道宽阔，由第1和第2窟前经过的古道，是进入云冈腹地的通道，也是大同、左云乃至山西与陕西、内蒙古来往的必经之路。第2窟内有泉水从后山流出，终年不断，清冽可饮，至今洞窟内仍旧闻得潺潺流水声，泉水出口处更是叮咚作响，“山水有清音”艺术地概括了此处的优美环境。古往今来，第2窟的这股泉水，因在夏季感觉水温较低而俗称“寒泉”，洞窟就是“寒泉洞”了。由于泉水不断，曾经使窟内盛满积水，中心塔柱倒映水中，另有一番观赏情趣，故有“石鼓寒泉倒栽塔”之说。《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亦提到云冈洞窟泉水，曰：“……发响，闻者摄心，琢石则醴泉流出，饮之愈疾，珍禽时聚，毒虫屏迹……”明代《大同府志》称“石窟寒泉”，并将其列入“云中八景”之一，逐渐成为大同地区的一个重要景观。
由此看来，“石窟寒泉”首先是“清冽可饮”，即清洁凉爽，可以直接饮用而无害处。其次，“饮之愈疾”，即饮用此水可以治愈疾病。俗传此水可以医目疾，过去云冈石窟附近的老中医多以此水为人煎药治病。此泉水含有多种人体所需微量元素，其中含量较多的是锶。经常饮此泉水，对冠心病、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具有良好的调理和保健作用。第三，“寒泉灵境”是一个良好的游览项目。明人邢哲在歌颂云中八景之一的“石窟寒泉”时写道：“乾坤灵异信非常，石窦泉流水自香。尽日澄天涵素影，终霄漾月吐寒光。味甘不羡姜诗井，意适应同德裕庄。地脉一源应有自，尘缨何必濯沧浪”。 ［7］（卷18，P452） 为了减少渗水对洞窟的危害，同时使这一景致让游人不进洞窟即可看到，20世纪60年代时将“石窟寒泉”由洞窟内引出，以砂岩石雕回旋图案流杯渠为泉水出口，增加了艺术效果。2008年安置了造型优美的龙头，泉水从龙口流出，美化了景观，减少了泉水菌落数。
第2窟明窗右侧壁面开辟方形铭刻位置，横长2米，纵高1.25米，中央位置刻“云深处”三个颜体大字。2009年春夏之际，云冈石窟研究院组织专业人员作洞窟调查时，笔者在“云深处”周围，发现有似为文字的斑驳痕迹，遂用望远镜观察，果然在三个大字上方刻有一印章，周围残留着一些文字，有的甚至可以辨认出来。如图3所示：
图3 第2窟明窗左侧壁面题铭示意图
“云深处”三个大字双沟较深，上方中央印章、四周边框及花纹较浅。仔细观察，大字和印章所在面较其他地方平坦细腻，属专门刮擦錾平。大字的某些笔画还破坏了小字，边框花纹下也似有字迹。种种迹象显示，大字、印章和边框花纹一起，是在剔平了部分小字后刻就的，因此判定，小字雕刻的时间可能更早些。“云”“深”两字间四列小字可辨的多些，后两字间的小字损毁严重。就可辨识出的文字理解，内容大概是讲这个地方环境优美，有瑞应之象，并修建佛寺的事情。碑中央上方的印章，约7.5厘米见方，有0.6厘米宽边，内刻有六个篆字：“贝州静（得？）一存章”。据史载，今河北省清河县在历史上有过“贝州”之名，北周武帝宣正元年（578年）在清河郡置贝州，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平定王则叛乱后改贝州为恩州。因此，印章中的地名为我们判定题刻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从印章内字迹完整程度看，没有受到专门破坏，与大字的完整程度一致，而且边框花纹也有辽金之风。若是如此，大字铭刻时间应在宋庆历八年（辽重熙十七年，1048年）前的辽宋时期，留此文字的人，应是名为“静（得？）一”的贝州人士。大字之后的行书小字接近王羲之行书结构章法，但是内容缺失严重，时代不可测定。令人矛盾的是，“云深处”三个字笔画完整，风化程度很小，从时间上看不像近千年前的遗留，从含义上讲，它与“碧霞洞”均属道家遗迹，应是金元之际全真道入主云冈石窟时的产物，因此认定是辽宋作品可能有点武断。现作如下三种推测，待有识之士分辨：
1.印章和三个大字一体，为元明清时代，印章中的“贝州”之名属古名今用，不代表辽宋时期。
2.印章和小字一体，置于题跋和诗赋之间的章就是辽宋时期的人写诗赋韵而留名，作为辽宋建佛寺纪念的书法作品展示。
3.印章和小字一体，印中地名也是古名今用，时间在大字前不久，之后道家入主用大字将佛家的小字覆盖。
剔除部分小字后刻就的“云深处”三个大字，应与洞窟所在的环境有关。唐代张旭《山中留客》曰：“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诗中的“云深处”一词，与云冈石窟第1和第2窟的“云深处”意义相近。“云”非指真正的云，实指雾气、烟霭。历史上的第1和第2窟泉水充沛，地势较高，又下临河水，地面植被丰富，水雾汇聚，极易在此聚集。这里远离喧嚣，云雾缭绕，山水有音，俨然隐逸理想之地。
在第2窟和第5窟以西约13米、地面以上约2.50米的崖壁上，可见一幅横向长方形状的铭记位置，一些斑斑驳驳的秀丽文字残存其上，鳞片状的风化字迹，似有一触即掉之险，但这却是第2窟以西至第3-1窟（碧霞洞）以东崖壁上，众多题记位置中文字可辨较多、面积最大的一块题铭。这块长方形题铭，以行书阴刻文字，为清代丁亥年之“游人（高景）题记”。由于岩体风化剥蚀严重，文字多已缺损。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进行调查时，对此题铭进行了纪录，这一“游人题记”虽然当时有风化剥蚀，但较现在略轻。张焯《云冈石窟编年史》亦再次转录，如图4所示：
图4 丁亥年游人题记示意图
张焯并对此作了如下按语：
西台，是负责巡察西部省区御史的别称；“备员西台，承乏宣大”，所指唯总督或巡按宣大的都御史或监察御史；“龙飞首科”，指大清开国后的第一批进士，即顺治二年考试、三年发榜的进士。查有关史志，知是顺治三年进士（丙戌科），十一月由湖广道监察御史巡按宣大，四年离任的北直隶人高景。景，后任至刑部、工部尚书。 ［4］（P335）
由此可见，铭文主人为北直隶人高景。如前述“游云冈石佛寺”题铭引《大同府志·卷之十一·巡按宣大监察御史》所载，高景是朱廷翰的继任者。其前任作和成韵《游云冈石佛寺》，盛赞石窟佛国世界的神奇，而他则作此题记，美誉云冈景观秀色。文中“疆圉大渊献”是采用干支的异名，即丁亥年，就是顺治四年（1647年）。
第2窟至第3-1窟之间的山体最高处，有一处远远望去较为显眼的平整长方形岩石立面，左起镌刻繁体楷书“为善最乐”四个大字，年月款识不详。从风化程度看，与雕刻于其下方崖壁上的明清题记时间相近。这四字是劝人多行善事的格言，与石窟历史艺术无直接关系。《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载：“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等最乐？王言为善最乐。”这大概就是“为善最乐”的较早出处了。《清实录·顺治朝实录》中，亦有皇帝劝人为善的记载：“顺治十二年……庚戌，御制劝善要言成，亲为序曰：朕惟天道至善。即以其善赋之下民……” ［8］ 去过山西乔家和王家等大院的人都会看到，大院内都悬挂有醒目的“为善最乐”牌匾。据说，晋商从发迹到走向辉煌，一直将“为善”作为立家之本，并将其贯穿于日常生活与商业活动之中。这个高高在上的题记应该是商人或养身之人用来警示路人的。
第3窟往东20米是现编号为3-1洞窟，因窟门正中雕刻有“碧霞洞”三个楷书大字而称之为“碧霞洞”。张焯在《全真道与云冈石窟》一文中指出，“碧霞洞”与第2窟外壁上方“山水有清□”及其旁边的“云深处”等字迹“不似佛僧所为，而属于道教之物”。 ［4］（P439） 洞，意为“洞天福地”，是道人居住之所。碧霞指“碧霞元君”，即道教诸神中的“天仙玉女碧霞元君”。这里，“寒泉窟（第2窟）与碧霞洞，下临深溪，上揽白云，俨然一处道家崇尚的青山云水窟”景致。但云冈石窟被道人辟为仙境，碑碣无存，方志未载，不知始于何年。若就三处石刻的风化程度，比较清代摩崖题记分析，大致可以推测为明代以前。
综上所述，云冈东部窟区的摩崖题记年代跨度大，数量较多，作用不同，较为珍贵。其中有辽代修建的佛寺纪念碑，有元明时代道家的活动遗迹，有清早期地方高官的石窟游记，有具战略地位的划界标志，有对环境优美赞誉的名人题字，有启悟路人的格言警句，还有十余款残留个别字迹笔画甚至风化得早已无字的方形题额。这些遗留题记尽管和石窟内的雕塑在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上无法比较，但它却是历代人们在云冈石窟的活动见证。它们虽占据了整个石窟的一角，但却赋予了云冈石窟一定的文化内涵。
［1］（清）吴辅宏.乾隆大同府志［M］.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标点本，2007．
［2］（清）黎中辅.大同县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3］（清）刘士铭纂修．李裕民点校．朔平府志［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4］张焯.云冈石窟编年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5］（清）余卜颐．左云县志［M］.民国石印本．
［6］（清）胡文烨.云中郡志［M］.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标点本，1988.
［7］（明）张钦.大同府志［M］.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标点本，1986.
［8］（清）巴泰等．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