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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佛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就与儒学这样或那样地妥协、融和，云冈石窟的第9、10窟虽然表现的是佛教内容，但仍闪现出儒家“忠恕”思想的火花。
关键词： 云冈石窟；忠恕
由拓跋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建国初期并不信奉佛教，《魏书·释老志》记载：“魏先建国于玄朔，风格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浮图之教”乃指佛教。但北魏在了解佛教后，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北魏统治者非常重视佛教。从道武帝起始倡佛教起，虽历经太武灭佛事件，但丝毫没有影响佛教在北魏时期的发展与兴盛：道武帝攻略黄河北岸时，所过僧寺，见沙门道士均加敬礼。且染中国之风，好黄、老，览佛经，并于天兴元年（398年）始敕建寺塔于都城。后明元帝（409—422年）于京内外建图像，令沙门敷导民俗，以沙门法果为道人统，管摄僧徒。太武帝在太延五年（439年）灭凉，掳掠沙门与之俱还，其舅阳平王杜超，请玄高（当时名僧）同还平城，大流法化。至文成帝即位，佛法又兴，北朝上下奉信。文成帝即位元年诏有司为石像。兴光元年（459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丈六，用赤金二万五千金。和平初昙曜为沙门统，白帝于西京武州塞辟凿石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献文帝在位六年而禅位于太子宏，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对于佛义研求提倡者，北魏首推孝文帝，孝文之后，佛教依然为北魏统治者所倡导。
云冈石窟建于公元五世纪的北魏时代。北魏时期虽为佛教盛世，但从深刻意义来讲，北魏王朝倾其国力，大肆建寺立像并非只为兴佛崇教，其目的仍是为维护其封建统治而服务。所以，云冈石窟的开凿乃是大势所趋，是维护王权的产物，也是昙曜借鉴法果等高僧将儒学的王权思想融于佛教发展之中的一次升华，为建寺礼佛的积德行为打上了深深的政治印痕。
据《金碑》记载：“今寺中遗刻所存者二：一载在护国，大而全，无年月可考；一在崇教，小儿完，其略曰：安西大将军、散骑常侍、吏部内行尚书、宕昌钳耳庆时镌也岩开寺，其铭曰：‘承藉□福，遮邀冥庆，仰钟皇家，卜世惟永。’末云：大代太和八年建，十三年毕。”宿白先生在其论文《〈大金西京武州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中推测《金碑》中所说的崇教寺即指云冈石窟的第9、10窟，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第9、10窟乃钳耳庆时所建，目的是为国祈福。
钳耳庆时名王遇，字庆时，为文明太后之宠臣，据《魏书·释老志》记载王遇官至爵侯，富甲一方，北魏时很多工程都为他所建造，且风格皆穷极巧思。其开窟造像的原因，据《金碑》载乃是为国祈福，但追根究底应是借佛教之名义教化百姓，以树立皇权至上的观念，加强北魏的统治，也就是说王遇将儒学中的“忠君”思想融于佛教的教化之中。此种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9、10窟为一组佛殿窟。云冈早期的洞窟多为穹庐顶的大像窟，在中期时出现了一系列仿照汉民族传统木结构建筑建造的洞窟，如9窟、10窟、12窟。此类洞窟变早期的穹庐顶为平顶，并出现了廊柱及一枓三升人字拱等具有汉民族传统木结构建筑特征的建筑构件。
此种窟形的出现可以看作是拓跋鲜卑汉化的一种表现，但同时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是钳耳庆时利用当时盛行的佛教来宣扬孝文帝汉化的政策，以配合汉化政策顺利推行的一种表现，此举反映了北魏统治者当时所主张的核心政策，维护了北魏的统治，也就是说钳耳庆时巧妙地将当时孝文帝的政治主张融于佛教之中，利用佛教在当时的盛行向皇室亲贵及民间百姓大肆宣扬其汉化政策，以促进它的顺利推行，当然也是儒学忠君思想的反映。
在9、10窟的壁面上多次出现龙的雕刻，在第9窟中龙的形象出现了3次，共5条，分别位于：（1）前室西壁两层龛的第二层佛龛的龛楣上（2条）；（2）前室明窗两侧（2条）；（3）前室明窗东侧龛楣（左侧的已风化）。在第10窟中龙的形象出现了4次，共8条，分别位于：（1）前室明窗两侧（2条）；（2）前室北壁东侧龛楣（2条）；（3）明窗下须弥山处（2条）；（4）后室南壁明窗东侧龛楣（2条）。
龙在佛教中属“八部护法”之一，同时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具有极显赫的地位。在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文化中，就出现了神奇怪异的龙的艺术形象；自此以后，龙文化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程中，在宗教、政治、文学、艺术、民俗等各个领域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原始神化中，民族首领多与龙蛇相关，至秦汉时，帝王多以龙神自居，后来皇帝更自命为“真龙天子”，龙纹与封建君主结下了不解之缘，龙的形象成为皇帝及皇权的代表，历代皇帝的宫殿装饰乃至礼乐旗仗、生活器具，无不绘饰龙纹。而在位于9、10窟的显要位置大量出现龙的形象，这不能片面地认为龙饰在这里仅具有佛教的意义，也应是钳耳庆时借此显示皇家威仪的表现。
在9、10双窟中，主要根据《杂宝藏经》雕刻了大量因缘和本生故事画面。这说明在盛行大乘佛教的北魏时期，并没有放弃以因缘、本生故事传布佛教思想的方式，而且是由社会宗教活动中的最高领袖人物予以实践的。
在9、10窟中以雕刻手法共表现了11个因缘、本生故事，从佛教的教化角度来看，可将它们分为以下几类：
1.宣扬佛的慈悲与至高无上的教化力。（1）对外教的降化如：骷髅仙因缘（第9窟明窗两侧）
、尼乾子投火聚为佛所度缘（第9窟南壁西侧）
；（2）佛法威力无边如：大光明王始发道心缘（第10窟后室南壁西侧上层）
、魔王波旬欲来恼佛缘（第10窟后室南壁上层）
、鬼子母失子缘（第9窟后室南壁西侧）
、吉利鸟缘（第10窟后室南壁东侧中层）
；（3）佛教对人性的教化如：兄弟二人俱出家缘（第9窟后室南壁东侧中间层）
。
2.宣扬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说。如：八天次第问法缘（第9窟后室南壁西侧）
、天女供养因缘（第9窟后室南壁东侧上层）
、须达长者妇供养佛获报缘（第9窟后室西壁南侧）
、睒道士本生（第9窟前室下层）
。
这些故事侧面反映出儒家的思想“忠恕”：
（1）借佛法的无边，影射皇权的无上。如：骷髅仙因缘；
（2）借佛教教义的因果报应说，宣扬儒家的道德——“仁者爱人”说。如：八天次第问法缘；
（3）借佛教故事，宣扬儒家的“忠”“孝”伦理思想。如：睒道士本生。
由此可见，由于儒家思想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所以它在中国古代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儒家的人文本位思想和道德理论即“忠恕”之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最具特色的主要部分，各种宗教信仰为了求得自身的传播，总得这样或那样地和儒家思想妥协、调和。因此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以来，为求得自身的发展并扎根于华夏这片沃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大量吸收了儒家某些思想，特别是为了赢得封建统治者的支持，还巧妙地将儒学中“仁”“孝”“忠”等思想融于佛教教义之中，于是在佛教的教义中不时地闪现出与儒学相统一的火花。北魏虽为鲜卑族建立，但却也注意吸取历代帝王治国经验，将儒学置于各种思潮流派之上，就连此时盛行的佛教也不得不借助儒学中的忠君思想以求得自身的快速发展。同时，由于佛教与儒学的相互渗透、影响的关系，儒学有时也会借助佛教的普及性达到对民众的教化目的。因此9、10窟的建造者就将宣扬北魏王权的至高无上，劝导统治者广施仁政，教化百姓忠君爱国，多尽孝道等儒学的“忠恕”之道通过佛教丰富的内容和题材巧妙地表现出来。
［1］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2］赖永海.中国佛教文化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王恒.云冈佛经故事［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