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摘 要： 云冈石窟早、中期的开凿贯穿着“龙飞九五”“九五至尊”的思想。早期的昙曜五窟，就是从“九五至尊”的“五”得阳位之中正，即最理想的地区而来。昙曜五窟的五尊大佛，分别象征着拓跋珪（20窟）、拓跋嗣（19窟）、拓跋焘（18窟）、拓跋晃（17窟）、拓跋濬（16窟）。而孝文帝时继续开凿的四大窟，继承了昙曜五窟开凿时确立的指导思想，与昙曜五窟共同构成了“九五”之“九”，中期的四大佛窟分别象征着拓跋弘（13窟）、元宏（10窟）、文明太后冯氏（3窟）和元恂（5窟），都体现了佛教必须为皇权服务的原则。
关键词： 九五至尊；云冈巨佛；雕刻；体现
云冈石窟坐落于大同城西武周塞中，距大同城约15公里。大约从明代开始，武周山、武周塞改称云冈、云冈峪，武周山石窟寺也改称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平城，是由北魏皇朝直接主持实施的国家工程，这样说主要指的是它的工程的前期和中期，至于工程的后期，进行于北魏皇朝迁都洛阳之后，系由当时恒州地方官绅所主持安排，已经没有了皇家的尊严和气魄。石窟依山开凿，按现在文物部门所做的顺序编号，从东到西，编了53个大窟，附编了一些小龛小窟。53个大窟及其附属小窟又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即东部4窟（1—4）、中部9窟（5—13）、西部40窟（14—53）。整体上共1100多个龛窟，造像51000余尊。虽有这么多的龛窟和造像，但真正10米以上的大佛，只有9尊。按从西至东的顺序，这9尊大佛分别是第20、19、18、17、16等5个窟即昙曜五窟和第13、10、5、3等4个窟的主尊大佛，加起来共是9尊。这9尊大佛的高度，分别是13. 7米、16. 8米、15. 5米、15. 6米、13. 5米、13米、10. 2米、17米、10米。按《魏书·释老志》说：“昙曜白帝（文成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1］（P3037）这里的“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此乃昙曜五窟的窟内高度，即从窟底到窟顶的高度，而不是大佛的高度，因为窟高是大于佛高的。第二，这里“尺”的实际长度，用的是北魏前尺即晋后尺的标准，一尺约等于现代的0.245米。只有注意到这两点，魏书所说的“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才能与今云冈昙曜五窟的实测大致符合。至于9尊大佛后4尊的高度，也和前5尊一样，要看它所在窟的窟内高度。这4个窟只有第5窟的窟内高度略同于昙曜五窟，其余3个窟的窟内高度都比昙曜五窟的窟内高度低，这明显是受了山岭体势的影响，因而其大佛的高度不得不有所降低。但是总体来看，这9个窟的窟形不同，结构布局不同，雕像之间的人物关系不同，主尊大像的姿态表情也不同，但其高度都超10米，符合郦道元《水经注》所说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 ［2］（P1155） ，也符合魏收《魏书·释老志》所说的“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于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浮出了水面：早期的昙曜五窟为何是五？中期为何又续凿四个大窟，合起来是九？答案只有一个：云冈石窟早、中期的开凿贯穿的是“龙飞九五”“飞龙在天”的思想，体现的是佛教必须为皇权服务的原则。所谓佛像主尊，体现的就是帝王威仪；所谓的佛国净土，体现的是大魏天朝。为什么是这样呢？原因在于北魏统治者认为佛与帝不过是一枚金币的两面，正面是佛，背面是帝，佛为世尊，帝为至尊，佛即是帝，帝即是佛，甚至北魏统治者可以穿戴佛菩萨的服饰衣冠出现于正面。至于九五至尊的思想，九五本是《易经》中的卦肴位，九是阳爻，五是第五爻，《易·乾》载：“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3］ 九是阳数的最高位，五是阳数的最中位，“九五”含有至尊中正的意义。龙得到天时地利，飞腾在天，占据无限的活动空间，犹如白日当空，居高临下，普照大地，潜力无穷。以人事比拟，就是刚健中正的伟大人物，已居统治地位，这就是龙飞九五、九五至尊。因而这一爻，以飞龙在天普降甘霖，象征伟大人物的德泽普及万物。早期的昙曜五窟，就是从“九五至尊”的“五”得阳位之中正，即最理想的地位而来的。昙曜五窟的主尊大佛，分别象征5位北魏皇帝，第20窟象征道武帝拓跋珪，第19窟象征明元帝拓跋嗣，第18窟象征太武帝拓跋焘，第17窟象征景穆帝拓跋晃，第16窟象征文成帝拓跋濬。文成帝之后，还有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拓跋宏，应当指出，孝文帝拓跋宏正是云冈工程中期直到迁都洛阳时的国家元首，曾多次亲临云冈指导中期工程的进行，《魏书·高祖纪》对此多有记载，例如延兴五年（475年）五月丁未“幸武州山” ［1］（P141） ；太和元年（477年）五月乙酉“车驾祈雨于武州山” ［1］（P144） ；太和四年（480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 ［1］（P149） ；太和六年（482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 ［1］（P151） ；太和七年（483年）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寺” ［1］（P152） ；太和八年（484年）秋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 ［1］（P154） 。这还不包括负责云冈石窟设计和施工的有关部门与其负责人，以及常住云冈参与工程建设并提出意见和建议的高僧大德，给他的请示汇报，从他那里得到指示后加以贯彻执行。孝文帝关于云冈石窟的一系列作为，主要是继续昙曜五窟开凿时确立的指导思想，在继续开凿的大窟中，雕造好文成帝之后的天子与佛合一的形象。但是文成帝之后只产生了两位皇帝，即献文帝和孝文帝自己，如果只雕刻他们二位，显然和“九五至尊”的“九”不符。但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当年景穆太子其实只是太子，并未登基为帝，但因为是文成帝之父，文成帝毕恭毕敬地把他的像雕刻进第17窟中。这就是“故事”，孝文帝完全可以照着葫芦画瓢，把自己的太子拓跋恂的像也雕在一尊佛像上，占据一个窟。还有祖母太皇太后冯氏，是她把孝文帝抚养长大的。为培养孝文帝，冯太后费了许多心血，教育孝文帝兢兢业业治国理政。冯太后两度临朝称制，第一次是挽救朝廷危机，第二次动机不纯，利私的目的大于利公，但她是太和改制的真正发动者和决策者，这次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改革，不但推动了拓跋鲜卑和一大批少数民族的封建化，使他们的经济生活从游牧转徙走向农耕文明，而且增强了北魏皇朝的综合国力，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整合了胡汉两大文明系统的优点，为中国社会走向盛唐制造了条件。因而文明冯太后对北魏皇朝、对中国隋唐统一大业功不可没。即便对孝文帝父子，即孝文帝与其太子拓跋恂，冯太后的劬劳之勤也都可圈可点。这里特别说说太子恂。太子恂字元道，刚生下来，其母就按拓跋珪所立“子贵母死”制度被赐死，文明太后又主动承担了抚育他的责任，把他带在身边。4岁时，太后为他取了名和字。作为长子，又是冯太后抚育大的，所以他作为太子的身份，本来是笃定了的。太后卒于太和十四年（490年），太和十七年（493年）七月恂被立为皇太子。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迁洛。迁洛时太子恂13岁。但这孩子“体貌肥大”，10余岁就类似成人。他后来的被废，这里不多谈了。如果冯太后在世，孝文帝不可能迁都洛阳，不迁都洛阳，孝文帝和太子恂也不会发生矛盾导致太子被废，迁洛以后的事是谁也想不到的。因而平城时期，云冈石窟中期开窟造像为太子恂和冯太后各造一尊主像，各占一个窟，不但是圆满实现“九五至尊”观念的需要，也是当时政坛现实状况的反映。孝文帝当时肯定向冯太后表述了在云冈石窟为太子恂和冯太后开窟造像的意图，最终得到太后许可，他才能做好这项工程的全面安排。于是我们看到了中期4尊帝王所占各窟的情形：第13窟的主尊象征献文帝拓跋弘，第10窟后室的巨尊象征孝文帝，第5窟的主尊大像为太子恂，第3窟的主像为冯太后。冯太后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改革家，又一次显示出了她那政治女强人的风格：和她不与丈夫文成帝合葬金陵，而要在方山为自己单独建永固陵一样，在云冈开窟造像她也不和文成帝合占第16窟，而要自己独占一窟即第3窟；也和她不与众多的拓跋鲜卑男人共处一个陵园一样，她在云冈石窟为自己开窟造像远在他们之东，类似方山永固陵的宁愿独处一地；也和那些拓跋鲜卑的男皇帝都雕成佛的装饰不同，她把自己雕成了三贤十圣菩萨的最后一阶——妙觉菩萨，她明白妙觉菩萨就是佛，就如同自己不是皇帝其实就是皇帝一般。更有一层，她要求把第3窟的菩萨像刻造成女性模样，保持她的女性本色，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面部丰满圆润，肉质感很强，头戴宝冠，发髻梳拢向上而后下披双肩编成辫子的模样，衣着贴体袒露胸部，肩披络腋，双耳垂鬟的女菩萨宛然入目。其胁侍两个女菩萨，不过是冯太后侍女的化身。说这第3窟是北魏开窟唐人造像，不过是臆说而已。说3尊人物是西方三圣，全然不顾人物本身给出的昭示，更是痴人说梦。
有人可能会说，拓跋鲜卑原来是文化落后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怎么能懂得《易经》的高深学问，而把它运用到云冈石窟的开凿上呢？这是对拓跋鲜卑平城时期汉文化水平的低估。其实早在拓跋鲜卑的始祖拓跋力微时，就开始学习汉文化。力微元年正是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力微开始与汉族政权和亲。魏元帝景元二年（261年），力微派长子沙漠汗到曹魏国都洛阳参观学习，建立友好关系。沙漠汗以拓跋鲜卑部太子身份留居洛阳，“为魏宾之冠，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人奉遗金帛缯絮，岁以万计。……魏晋禅代，和好仍密。” ［1］（P4） 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沙漠汗归国，可见他第一次使魏，在洛阳住了6年。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沙漠汗第二次出使，在西晋洛阳又住了大半年，被西晋并州刺史卫瓘留阻于太原两年，方才返国，途中拓跋鲜卑内讧，沙漠汗被诸部大人害死于平城。沙漠汗是拓跋鲜卑的先进人物，汉化程度很深。他的三个儿子桓帝、穆帝、思帝都很了不起，桓帝与穆帝系一奶同胞，在拓跋鲜卑分国为三部时，两人各统一部，以平城和盛乐两地为政治中心，但更多地偏重于南部的平城，穆帝服从其兄桓帝。桓穆二帝重用汉人卫操、卫雄、姬淡、段繁、卫崇、卫清、王发、范班、贾庆、贾循、李壹、郭乳等帮助自己治国治兵，支援西晋并州刺史（先为司马腾后为刘琨）与匈奴刘渊的政权汉（前赵）和石勒的后赵作战，屡次获得胜利，大破渊众于西河、上党、蒲子，又破匈奴白部、铁弗部、刘聪部等，晋朝曾封桓帝为鲜卑大单于。桓帝卒，穆帝代统国家，晋封穆帝为代公，鲜卑大单于，割陉北五县于代。又进封代王，食代、常山二郡，可以自署官职等。帮助桓穆二帝治国理政的卫操、卫雄等20余人，经桓穆二帝向晋朝表奏，都受封有官职爵位。沙漠汗小儿子拓跋弗，为其妃兰氏所生，曾为拓跋鲜卑首领，但在位仅一年，后谥为思帝，其子平文帝郁律，生烈帝翳槐、昭成帝什翼犍，二人先后为代王，正是昭成帝什翼犍这一支系，后来成为北魏皇朝的创业垂统者。什翼犍重用汉人燕凤、许谦，此二人皆为通儒，“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之学”，为什翼犍治理国家的左辅右弼，并向什翼犍太子拓跋寔传授儒家经典。由此看来，拓跋鲜卑早就懂得了《易经》这门学问，对“龙飞九五”之说了然于胸了。况且从北魏皇帝拓跋珪开始，大量重用汉族士人建章立制，体国经野，至文成帝拓跋濬，已历五帝四世，汉化程度更深，懂得九五至尊之说，不足为奇。补充说一句，拓跋帝王之崇佛甚至佞佛，很大程度上，是认为此教在汉族士庶中流传甚广，已成汉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要进入汉地统治汉人，不想学习尊崇也得学习尊崇，所谓形势比人强，决不因为它是胡教自己也是胡人才习学。
北魏皇朝开基立国时，开国皇帝拓跋珪，追尊拓跋毛至拓跋寔（珪父）28代先祖为帝，皆给以谥号，但只给力微、郁律、什翼犍三人，帝号之外加庙号，即神元皇帝拓跋力微为始祖，平文皇帝拓跋郁律为太祖，昭成皇帝什翼犍为高祖。拓跋珪崩，上谥宣武皇帝，庙号烈祖。他儿子拓跋嗣于泰常五年，改谥拓跋珪为道武。以后，拓跋嗣谥为明元，庙号太宗；拓跋焘谥为太武，庙号世祖；拓跋晃谥为景穆，庙号恭宗；拓跋濬谥为文成，庙号高宗；拓跋弘谥为献文，庙号显祖；拓跋宏谥为孝文，庙号高祖。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废去平文帝拓跋郁律太祖庙号，改尊烈祖道武皇帝拓跋珪为太祖。因此，当文成帝居尊据极，立即复兴佛法时，那时的始祖是力微，太祖是郁律，高祖是什翼犍，拓跋珪是烈祖道武帝。如果我们坚信昙曜五窟所雕的五尊大佛是从道武帝开始，下及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一共5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佩服文成帝小小年纪，竟有如此睿智的认识和截断众流的勇气。因为放着始祖、太祖、高祖三位不雕，而直接就从烈祖开始雕刻，这不是大不敬、大不孝吗？但文成帝敢冒拓跋贵族之大不韪，是以他对拓跋帝业的正确认识为依据的。实际上，力微、郁律、什翼犍这几个历史人物的活动，只能算是拓跋帝业的序幕，《魏书》把他们都放在《序纪》中，就是这个意思。真正在蒙古高原、并冀云朔金戈铁马纵横驰骋，打出一片江山的，是道武帝拓跋珪。道武帝创下帝业，其他几个皇帝不但守住了帝业，而且继续发扬光大，因而应该进入昙曜所雕大佛的行列。然而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很重要，那就是按照九五至尊说，当时必须雕5尊巨佛以表示北魏皇朝刚健中正符合天命，既不能多，也不能少，于是只能从烈祖开始了，始祖、太祖、高祖三位只好割爱舍弃。文成帝在雕谁不雕谁的设计盘算上是有私心的，不能认为他纯粹是以拓跋帝业为标准决策此事的，他父亲拓跋晃生前一天皇帝未当，被他雕入昙曜五窟，他自己是现任皇帝，尚无谥号庙号，但必须雕入。也许按照九五至尊之说，他想到的是首先他父亲拓跋晃和他自己就须占2位，然后往前推，那就是太武、明元、道武，到了道武，恰满5位，就此打住。说文成英明睿智有道理，说他存有私心也有道理。他敢把始祖、太祖、高祖3位都舍去不雕，明摆着是认为这3位不过是代王，算不得皇帝，这不是实事求是吗？至于其他贵族群臣的认识如何，他并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事实上，直到太和十四年（490年），也就是兴安二年（453年）之后38年，孝文帝让群臣讨论北魏按“五德终始”说究属何德时，群臣发表意见，仍认为“然此帝业，神元为首”，“平文、烈祖，抗衡苻石，终平燕氏，大造中区” ［1］（P2746） 。不但王业、帝业不分，而且评价历史人物很不公允。直到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评论祖先说：“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庙号为太祖；道武建业之勋，高于平文，庙号为烈祖。比功校德，以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为太祖，与显祖为二祧，余者以次而迁。” ［1］（P2747-2748） 这才又恢复到文成帝的认识上。
昙曜五窟始凿的年代，一直众说纷纭，笔者采用的是兴安二年（453年）说，不采用和平元年说。事实是，兴安元年（452年）文成帝下诏复法，此年他就命有司造了一尊石像，要求模样高低和他一样，造成之后，额上腿下各有黑石，竟然暗中和文成帝身上黑痣的部位相符合。前些年有人发现云冈石窟第13窟的主尊大佛，腿上所敷的泥皮脱落后现出了黑石，于是就认为这尊佛像象征文成帝。笔者不这样认为，其一，仅仅脚部有黑石，额上的泥皮仍在，看不到有无黑石，因此仍不能证明“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其二，即使将来这尊佛像脸部的雕刻参照了文成帝为自己单独雕的那尊石像，那尊石像“如帝身”，模样个头和文成帝一样，而13窟这尊高13米的大佛像，你能说他“如帝身”吗？而且那尊石像，是不是佛像，《释老志》并没有说。昙曜在兴安二年（453年）返回平城，受到文成帝礼遇，昙曜于该年建议文成帝在平城西郊武周山山崖凿山开窟，镌建佛像五大尊，文成帝欣然同意。兴安作为年号，只有两年，次年即为兴光元年。兴光元年（454年）秋，文成帝命有司在道武帝所建五级大寺中，“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1］（P3036） 正是在云冈石窟的始凿之年上，表现出了兴安二年说与和平元年说两种说法的巨大差异。兴安二年说认为在云冈开窟造像是昙曜的创意，昙曜在太武灭佛的四、五年间，鉴于普通的佛教经像悉数被毁，想到若要佛像万古长存，就得雕成与山崖等高的大石佛，那就是崖壁上开窟造像。在黄色炸药尚未发明的年代，再没有这样的佛像更保险更耐久了。这样的点子，只有亲历了太武之厄的沙门才能想得出。兴安二年文成帝批准了昙曜开窟造像的计划，昙曜和朝廷有关部门正在实施中，但昙曜五窟工程浩大，必然耗时费力，文成帝急不可耐，于是想到以铜铸5尊大佛像的办法，象征从道武到他本人5位皇帝，置于道武当年建造的五级寺中，各高一丈六，也很壮观。《释老志》叙述这件事时的“为太祖以下五帝”这句话中的太祖，为史官追述之语，这里的太祖当然是拓跋珪而不是文成帝那时的太祖拓跋郁律。而坚持云冈开窟造像和平元年（460年）说者，却认为昙曜是在文成帝铸就5尊大铜佛之后的和平元年才向文成帝建议在云冈开窟造像，不但时间上推后8年，而且把造5尊大佛象征5个皇帝的创意说成文成帝的了，是文成帝的以铜铸佛启发昙曜想到了以山凿佛。如果是这样，昙曜从兴安二年返回平城直至和平元年，8年之中只是诵经坐禅而已，因为佛教界的大事都有道人统师贤顶着，他不用操心。这样的和尚只是个庸僧而已，哪里配称高僧。文成帝铸成5尊大佛象征5个皇帝7年之后，他才建议在云冈开窟造像5尊也象征5个皇帝，不过是愚人千虑必有一得而已，这样的人绝不是佛教界精英，也不能领袖沙门。和平说误人实在太深，而衮衮诸公至今津津乐道，令人不解。
以儒家经典《易经》中“九五飞龙在天”的思想指导云冈石窟的开窟造像，始于文成帝，终于孝文帝，至今这9尊大佛赫然在目。这两位皇帝都是儒学、佛学两门学问综博精思之人，故能以儒典之极则，筑佛祖之形神。神言秘策，范儒门藉之以治国；梵经圣论，佛家用之以范世。合二教精华用之于云冈石窟，文成、孝文有大功。文成初创，凿5佛而较易，孝文续后，开4窟则更难。笔者因此谨草此文，求正于方家。
写到这里，文章本来已经结束了，但实际上还有些问题需要解决，所以还得缕述一番。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云冈中期的双窟。双窟无非是洞窟的一种组合形式，正如王恒所说，通常是指同一形制、同样规模、内容相连并紧靠在一起的两个洞窟，两个洞窟紧靠在一起并共用一个前庭，并在前庭紧靠两窟崖壁左右各竖立突出的塔柱。他认为，云冈第1、第2两个窟属于同一形制、同样规模、内容相连的双窟，第3窟是后室相通的双窟，第5、第6窟属于规模一致而形制不同的双窟，第7、第8两个窟和第9、第10两个窟属于前室相通的双窟等。 ［4］（P175） 本来双窟的开凿雕刻是为了改变昙曜五窟在形制上平面呈椭圆形、草庐穹隆顶、中间一尊大佛的单调形式，将窟龛形制多样化，便于造成繁缛富丽、多变凸出、夸张夺目的艺术效果，也便于更多更好地利用窟室空间。除此而外，并无其他特殊寓意。但是我们的研究者，却认为双窟的出现，与太和年间冯太后临朝称制，北魏官僚多把冯太后和孝文帝拓跋宏并称为“二圣”有关，多组双窟是当时特定政治形势的产物。其实双窟和二圣，风马牛不相及也。那种认为双窟与二圣有必然联系的说法，创自宿白，虽不能说是影射史学，至少也是一种比附史学。试问，别人称冯太后和孝文帝为二圣，冯太后和孝文帝可以不表态地默认，但云冈石窟是皇家工程，是由孝文帝亲自主持安排的，孝文帝岂敢把自己和冯太后并列称为“二圣”？从家庭人伦角度说，冯太后是孝文帝的嫡祖母，孝文帝是冯太后的庶孙，这里的嫡、庶是区分身份的。冯太后是文成帝正妻，而孝文帝的亲祖母即献文帝的生母却是文成帝的妾。按这种情况，孝文帝绝不敢把自己和祖母并列，何况他又是冯太后一手抚养大的，冯太后对他有养育之恩。孝文帝是个孝子顺孙，《魏书·皇后列传》说：“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兴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 ［1］（P329） “初，高祖孝于太后，乃于永固陵东北里余，预营寿宫，有终焉瞻望之志。” ［1］（P330） 他营造的这个“万年堂”，规模才是永固陵的一半。从这些表现看，他绝不可能在云冈开窟造像工程中把自己和冯太后并列看待，造些双窟暗寓此意。从冯太后来说，她如果知道孝文帝开双窟暗寓此意，必定发雷霆之威，她是不会允许孝文帝在政治威望上、政治影响力上和自己平等的。太后专政时，孝文帝单独处理的只有一些朝廷小事，无关宏旨；他所办的大事，则是冯太后决策之后他去执行。
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用所谓“两佛并坐”象征冯太后和孝文帝共同掌权执政。两佛并坐是一种造像组合，在云冈石窟中大量存在，据统计有380余处，而且石窟早、中、晚的三期造像中都有。大体上都是以两个圆拱龛容纳二佛并坐于一个平台上对面谈话，二佛皆结跏趺坐，左手肘自然置于左腿上，右手臂屈臂上伸而施无畏印。二佛并坐之典出于《法华经》，该经《见宝塔品》记叙了释迦与多宝两佛并坐对话的故事，内容大致是：释迦牟尼正为四众弟子宣讲《法华经》，忽然空中发出巨大响声，有七宝塔自地涌出，升向空中，从上传出多宝佛的说话声，赞叹释迦说法的高妙。此时释迦讲经坛的周遭，已是众佛众菩萨围绕，以大乐说菩萨带头，大家纷纷请佛祖运用神通，开启宝塔。释迦牟尼即离座起于空中，一切四众起立合掌，注目佛祖，只见佛祖以右手打开七宝塔户，里面传来轰隆轰隆的巨大声响，如同以钥匙打开关门一般，众人都看见多宝佛在塔内，坐在狮子座上，全身完好，如入禅定，众人又听到虚空中传出他的声音：“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快说是（此）法华经，我为听是经故而来至此。”这里释迦牟尼的弟子们，看到这位过去无量数千万亿劫前灭度（涅槃）的多宝佛，说出这样的话，无不欣喜赞叹，纷纷把芬芳的天华抛向二佛。这时多宝佛在宝塔中分出自己的半个座位，请释迦牟尼进塔来坐，释迦牟尼进入塔中坐在多宝塔给他空出来的半个座位上，也和多宝一样结跏趺坐。此时大众看见二人并坐，都想让释迦牟尼运用神通把他们与他们的座位一齐起到空中，让他们倾听释迦为多宝讲法华。果然释迦把他们都起到空中坐稳，这才给多宝佛开讲法华。综合上述几点，可以看出，所谓“二佛并坐”象征冯太后和孝文帝共同掌权，同样不靠谱。为什么？首先，试问孝文帝在政治运作层面，是和冯太后并坐共同处理朝政吗？当然不是。事实是冯太后坐着他站着；冯太后让他坐，冯太后坐在正面，他则坐于冯太后的左下侧（胡人以左为上），他是有些太过胆大了。当然，他也面对群臣，否则皇帝太无威仪。实际情况是如此，负责领导安排云冈石窟帝王象征的孝文帝，敢塞些私货进去，把象征他自己和冯太后的佛像搞成二佛并坐，他是吃了狮子心豹子胆了吧？其实二佛并坐的形制只是为了改变一下昙曜五窟即早期一佛独尊的单调形式的手段而已，这种单调早期的造像者就觉察到了，所以他们就开始雕刻了一些两佛并坐像。正因为两佛并坐像出现很早，而且只有美学上的对称意义，别无其他政治寓意，中期孝文帝才在无意中允许工匠们继续使用。太和十四年冯太后逝世，太和十九年迁都洛阳，此后已不存在“二圣掌权”了，但晚期工程中仍存在大量的“二佛并坐”浮雕，这也表示“二佛并坐”毫无政治寓意，前后是一贯的。如果冯太后当年得知孝文帝用“二佛并坐”图案象征她和孝文帝共同执政，而孝文帝又单独为自己凿刻一尊大佛作为象征，整个石窟给她留下的地位，就只是在一些龛中和孝文帝并坐，恐怕冯太后不会善罢甘休。事实上我们的许多研究者，认为孝文帝就是这样安排的。只有我第一次认为云冈大佛中有一尊象征冯太后。其次，冯太后精通汉文化和佛学，对“两佛并坐”的宗教内涵她是明白的，如果真的用涅槃于千百亿劫前的多宝佛来象征她，用释迦牟尼佛来象征孝文帝，则她就是一尊“死佛”，而孝文帝则是“生佛”，这样的事她会答应吗？真是那样，孝文帝就完蛋了，工匠们个个也得死。总之是以“两佛并坐”象征“二圣掌权”之说，无异于痴人说梦，这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1］（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等疏.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3］王文采.周易经象义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4］王恒.云冈石窟辞典［Z］.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