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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近年出土的杨众度墓砖铭文和盖天保墓砖铭文中所载埋葬地点的方位，探知北魏平城郭城城墙的南缘和位于其上的南门、东南门洞的情况，并且了解到以此二门为起点而延伸到中原的并州大道和定州大道的信息。从而说明，墓砖铭文虽然简略，但在北魏历史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北魏；平城；南门；东南门洞；并州大道；定州大道
如今的山西省大同市曾经是鲜卑族拓跋部的主要活动区域。拓跋部建立北魏政权，位于今大同市区的平城成为其国都，平城周围的大同盆地成为京畿。因此，在这个地区存留了丰富的北魏平城时代的遗迹与遗存。21世纪之初，有关北魏国都平城的建设以及京畿的发展状况方面的考古与研究工作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最突出的成果是2002年在大同市市区北部的明代操场城一处建筑工地发现了北魏宫殿遗址。第二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该处组织发掘并将其命名为北魏宫殿一号遗址。接着，2007年在一号遗址东北约150米处发掘出北魏宫殿二号遗址，该遗址因其内容主要为粮仓而被称为北魏太官粮储遗址。与此相应，20世纪后期在大同市南郊的电焊器材厂工地发掘出相连成片的北魏时期墓葬，随后在大同市的东郊和南郊又有数处相连成片的北魏时期墓葬被发掘出来。在这些墓葬中，较为引人注意者有2000年在今大同城东大同大学建筑工地发掘的宋绍祖墓和2005年在大同城东沙岭村东北发掘的破多罗太夫人墓。由于该墓壁上绘有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均极高的彩绘漆画，因而被评为200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伴随上述宫殿遗址和墓葬群的发掘，出土了数以百计属于北魏平城时代的刻有文字的砖瓦与石件。在这些砖刻与石刻文字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墓砖与墓石铭文。与书籍文献相比，墓铭文字虽然存在片断性的缺陷，但它们同样含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在学术研究上并不仅仅限于通常认为的印证书籍资料的可靠程度，补充书籍资料的不足，而是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以下举例说明。
2001年5月在大同市南郊七里村南1公里处的坡地上，发掘出一批北魏墓葬，其中出土一块刻有铭文的墓砖，墓主名杨众度。2006年，殷宪先生撰写了题为《太和十八年砖铭及“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一文将此事介绍出来。随后，在《文物》杂志上刊登出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发表的《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和张志忠先生撰写的《大同七里村北魏杨众度墓砖铭析》，从而向学术界公布了这块杨众度墓砖。
杨众度墓砖原为内容相同的4块墓砖，其中第一件砖块完整，文字完全，一端饰以忍冬纹，长31—33厘米、宽15厘米、厚5厘米。其砖面阴刻边框和竖线界格，上刻铭文4行，每行17或18字，共71字。（见封三图版1）该墓铭被释为：
大代太和八年，岁在甲子，十一月庚午朔，仇池投化客杨众度，代建威将军、灵关子、建兴太守，春秋六十七，卒。追赠冠军将军、秦州刺史、清水靖侯，葬于平城南十里。略阳清水杨君之铭。（此释文采用宪先生的释文和标点——笔者注）
铭文中的“大代太和八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为公元484年。铭文虽短，却提供了许多信息，不过这里只讨论其中的“平城南十里”5个字。
北魏时期的平城，不仅有宫城和外城，而且还有郭城。郭城是平城的最外一道护围，修筑于北魏第二代皇帝明元帝朝，这在《魏书·太宗纪》泰常七年九月辛亥条中有记载：“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 ［1］（卷3，P627） 中国古代的城墙，多数是方形而开建四门的。平城郭城是否有南门，其名称为何，均不见于文献记载，但由杨众度墓砖铭文中的“平城南十里”证明了它的存在。因为所谓的“平城南十里”，其方位起算的基点应该是平城最外围的城墙即郭城的南门。换言之，如果郭城不开南门，就无所谓“平城南十里”。平城郭城的南门是平城的南向开口，平城往南的交通都要以此作为起点。杨众度墓砖铭文所言“南十里”，表明该墓的方向应该在平城南门的正南方。当然，实际上会因道路的曲折等因素而略有偏差，不过杨众度墓与平城南门之间的距离却绝对不能是约数，这个“十里”应该是相对精确的数字，因为这块墓砖是伴随棺柩入葬之物，其上记录的有关方位的文字当然不应欺骗世人和死者。
不仅如此，这个方位还应该是长久以来为群众所共识，因而易于寻求的。这绝不会是杨家亲朋临时度量或估算的，而应该是有所依据的。由此不难推想，杨众度墓应该位于一条与平城相连贯的驿道旁边，甚至可能是当时的通衢大道之侧，而不是处在普通的乡间小路之间。北魏时期，由平城往南确实存在一条著名的大道。日本已故历史地理学家前田正名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当时，有一条自平城南下，前往黄河中游地区的重要交通路线。这就是自平城向南进发，到达桑干河干流上游盆地，在雁门关与古来有名的入塞道交会，然后翻越雁门关南下。因这条路线经过雁门关，姑且称之为雁门关路。” ［2］（P161） 他还指出，“如果以平城为基点进行考虑，则无论沿浊漳水路南下至洛阳，还是经由井陉路去河北，或者沿汾河路前往长安，都必须先到雁门关，与自古存在的经由云中、马邑、雁门关、太原而纵贯南北的交通干线交会，然后分赴各个地区。” ［2］（P137） 前田正名先生叙述的是北魏时期由平城南下通往并州首府晋阳城的大道，因其间需要翻越雁门关而被他称为“雁门关路”。由并州继续下行，往东南可以抵达洛阳，往西南可以抵达长安，这无疑是北魏时期重要的交通线之一。不过，前田正名先生所谓的雁门关路的称呼，并不见于北魏时期相关的文献记载，其实将它称为并州大道可能更加符合当时的习惯。
并州大道并不是北魏时期才发展起来的。《太平寰宇记》卷49《河东道》云州云中县条记载：“又《冀州图》云：引入塞三道。自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惟有三道。其中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也。” ［3］（P1036） 可见，从太原（晋阳城）出发经过雁门关而正北行进的大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被开辟出来了。自秦汉以降，它一直是入塞三道的中道上的一段区间。不过，《冀州图》又云：“自晋阳以北，地势渐寒，平城、马邑凌原二丈，云中、五原积冰四五十尺。” ［3］（P1037） 在这番话中，“平城、马邑”与“云中、五原”对称。体味上引《冀州图》所云，其中道上的“云中”当指曹魏以前的云中郡，并非《太平寰宇记》所载宋代河东道下的云州云中县。曹魏以前的云中郡治，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北古城。如果仅从《冀州图》的记载，我们看不出曹魏以前的平城在入塞中道上处于何等地位。这就有了两种可能：第一，平城在该道上的地位低于雁门、马邑、云中诸城，因而无需提及；第二，平城根本就不位于所谓的中道之上。《太平寰宇记》卷49《河东道》云州云中县条还记载道：“废单于都护府，秦汉时云中郡城也……东南至朔州三百五十七里。” ［3］（P1037） 《太平寰宇记》所云朔州，位于《冀州图》所云马邑，即今山西省朔州市城关。在自然地理上，云中位于朔州的西北，而平城位于朔州的东北。由此方位分析，第二种可能更有理由。也就是说，由太原入塞，只需出雁门，经马邑，直奔云中，没有必要绕道平城。当然，《太平寰宇记》卷49《河东道》云州云中县条还引《入塞图》云：“从晋阳西北行百八十里至新兴，又西行二百五十里至马邑，又东北行二百五十里至平城……又一道，从平城西北行五百里至云中，又西北五十里至五原，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沃野镇，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高阙，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郎君戍，又直北三千里至燕然山，又北行千里至瀚海，自晋阳至瀚海有此路。” ［3］（P1036） 此条说明，经由平城出塞，虽非捷径，但也是可行的。要之，虽然在周、秦、汉与曹魏时期并州首府晋阳与平城之间已经形成商旅大道，但是在中原与北方草原联系的交通网上，平城并不处于重要的地位。不过，北魏建国之后，平城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它在全国交通网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州大道的重要性也随而突显出来。需要赘述的是，并州大道既然是向着正南方向延伸的，它的起点必定是北魏平城郭城之南门，而南门也正是杨众度墓的方位起算点。那么，位于杨众度墓侧近的道路不正是这条并州大道吗？当然，我们在承认这样的看法之前，还应该排除掉或许会有与并州大道平行的第二条大道或驿道的存在。不过，由实地勘察知道，杨众度墓位于今大同市南七里村南的平缓坡地上，从其附近往北至现今大同市区之间，均为广袤的平地，并无高峻的山岭或低洼的谷地，实际上无须再铺设第二条南向的大道。
既然杨众度墓的方向与里程的起算基点与北魏时有名的并州大道的起点是一致的，而且由平城南门往杨众度墓的指向，与并州大道延伸的方向也是一致的，二者如此吻合的方位，表明在杨众度墓侧近的道路正是并州大道。杨众度墓砖铭文所言的“十里”，正是并州大道上的十里。倘若这一结论无误，就不仅为后人清晰地勾画出当年并州大道北端十里的途径，而且可以准确地找到平城郭城南门的位置。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张志忠副所长，依据陈梦家先生的理论推算，认为北魏时期的十里约等于如今的4.4公里，实际上，对照相关的地志与图册，杨众度墓的正北4.4公里之处，就应该落在现今善化寺东南残存的城墙附近，此处正是明清时期大同府城的南门的位置。如此一致的结果表明，明清大同府城的南城墙与北魏国都平城的郭城的南缘位于同一条直线上，而明清大同府城之南门则与北魏平城郭城之南门处在同一位置上. （见封三图版2）
盖天保墓砖于2005年出土于大同城东南约3.5公里处的沙岭村东约500米左右的高坡之上。该砖与上节所述杨众度墓砖大小相仿，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5厘米，铭文凡55字，分为两个部分。前系正文，计3行又1字，为直径约2厘米的小字，后系直径约4—5厘米的4个大字，曰“盖兴国父”。该铭文正文被释为：
太和十六年二月廿九日积弩将军盖天保丧，三月十七日葬在台东南八里坂上。向定州大道东一百六十步。墓中无棺木，西葙壁下作砖牀。（此释文亦采用殷宪先生之标点与释文——笔者注）
盖天保墓砖铭文提供的信息也是很丰富的。在这里，仍然只讨论其中与北魏平城郭城的定位相关的文字，即所谓“台东南八里坂上”和“向定州大道东一百六十步”等词语。
盖天保墓砖铭文之中的“台”字，原意为朝廷所在地，应指北魏的国都平城，此处径指平城郭城的城墙。又，盖天保墓砖出土于沙岭村东的高坡之上，其地形对应于铭文中的“坂上”之语。殷宪先生曾经对盖天保墓砖出土地点做过实地勘测与分析。该地的方向位于大同城的东南略偏南，与明清大同城的南门的直线距离是4.5cm，与明清大同城的东门的直线距离则更远。若按照盖天保墓砖铭文所云的“八里”去探寻，仅仅够得上明清大同城的东南拐角处。也就是说，盖天保墓砖铭文中所谓的“台东南八里”，其起算的基点正好落在明清大同城城墙的东南角。这就证明，明清大同城城墙东南拐角也正是北魏国都平城郭城之东南拐角。这绝非偶然的现象，恰恰佐证了上节关于明清大同府城的南城墙与北魏平城郭城的南缘位于同一条直线上的论证。不仅如此，它还进一步表明，明清大同府城的城墙与北魏平城郭城的城墙，非但南线相合，而且东部城墙从南往北的走向也是一致的。这样的结果，纠正了我以往关于北魏平城郭城城墙东段位置的错误看法。清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4大同府大同县条引《城邑考》称：“今城东五里无忧坡上有平城外郭，南北宛然，相传后魏时故址。” ［4］（P1835） 我在引述这段文献的基础之上，推测北魏平城郭城城墙东段是位于“无忧坡上”的“南北宛然”者。然而，盖天保墓砖的出土证明，平城郭城城墙东段并不在“无忧坡上”，其“南北宛然”者则又当作别论了。
在上述结果的基础上，可以提出如下三点看法：
第一，北魏平城郭城经历千年的发展而演变为明清大同府城，在其南部则存在明显的直接因袭关系。明人张钦编纂的《大同府志》中有“大同府城，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之语。张钦是明朝武宗时期人，他在《大同府志》中记载本朝徐达于洪武五年（1372年）增筑大同府城之事应该是准确有据的。不过，这段记载的遣词过于简略，遂使后人在理解上生出歧义。以往一般认为，所谓“增筑”系指区域的扩展，由此而推导出北魏平城郭城的南门位于今大同市的南关南街与迎宾东路相交处。杨众度墓铭的问世，表明张钦所谓的“增筑”仅为城墙的增高和增厚而已。换言之，明清大同府城的城墙南段与前代的辽金西京的土筑城墙南段之间，实为叠压的关系。
对张钦《大同府志》中记载的准确理解，其意义是重大的。因为以往的考古成果表明，辽金西京的土城与北魏平城的郭城之间具有部分的因袭关系。所以，由明清大同府城的城墙与辽金西京的城墙之间的叠压关系可以推断，明清大同府城与北魏平城郭城之间存在着部分因袭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北魏平城郭城、辽金西京城墙和明清大同府城三者因袭的主要部分在于该城的南部。从北魏国都发展到明清府治，该城的南部一直是居民区与商业区，这类区域往往因人口流动而发生盈缩迁移。在历经千年变化的过程中，作为其南部主体象征的城墙，居然能够因袭下来，这一方面表明，从北魏以降直至明清，这座城市的南北中轴线始终未变。另一方面也表明，从北魏至明清，这座城市的人口始终没有突破北魏平城时代的城市规划的容量。
第二，在平城郭城东南角的侧近处建有门洞。城市郊区的里程，是以外围城墙的相应城门为起算基点的。按照这个原理，在上节中由杨众度墓砖铭文所谓“平城南十里”，推导出平城郭城南门的存在和实际的位置。同理可证，盖天保墓砖铭文所谓“台东南八里”，也表明在平城郭城之东南角的侧近处有一座城门或门洞（以下姑且称为门洞）。虽然在相关文献之中还未发现对应的门洞名称，但是这座位于东南角的门洞客观上应该存在。因为倘若该处没有开设门洞，盖天保墓方位的起算基点就应该是郭城的南门或者东门，但是其间相应的距离显然超过“八里”之数，这与盖天保墓砖铭文的记载不相符合。依据前文所引《魏书》卷3《太宗纪》泰常七年九月辛亥条中的记载，北魏平城郭城的周长是16公里。尽管我们现在难以知晓郭城每一边城墙的准确长度，但如果假设每边长度均等，则南城墙与东城墙的长度各约为4公里；又假设南门与东门分别在南城墙与东城墙的中点，则南门与东门距离郭城的东南拐角均约为2公里左右。张畅耕等7位先生曾经实测过平城郭城的长度，虽然对于郭城位置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确定的南郭与东郭的位置，与本文上述的南郭与东郭在走向上是平行的。因此，他们测定的数据是可以引为参考的。张畅耕等7位先生测量的南郭长度是3732.223米，东郭长度是4062.624米。按此计算，郭城南门距离其东南拐角为1866.111米，郭城东门距离其东南拐角为2031.312米，其测量结果与上述平均2公里的数值接近。那么，这就必然令人产生疑问：既然间距如此之近，在郭城的东南拐角有增开一处门洞的必要吗？
古代的城池一般是按照东、西、南、北所谓“四至”开建四门的。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其郭城多设门洞自然无妨，因此建有东南门洞不足为奇。不过，城墙最主要的功能是防御外敌，门洞的增建会降低其防御的功能，所以若无必要是不会多开门洞的。不仅如此，甚至当军事需要之际，还会有堵塞门洞的举动。《魏书》卷27《穆崇传附穆寿传》记载，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征伐凉州，命侍中、宜都王穆寿辅佐太子拓跋晃镇守京师平城，以防备柔然乘虚侵犯。“（穆）寿信卜筮之言，谓贼不来，竟不设备。而（柔然）吴提果至，侵及善无，京师大骇。寿不知所为，欲筑西郭门，请恭宗（即太子拓跋晃）避保南山。” ［1］（P665） 《资治通鉴》卷123文帝元嘉十六年（即北魏太延五年）九月条也记载有此事，但却写作“欲塞西郭门”。 ［5］（P3876） 由对比可知，后者的意思更加明确，就是为了防止柔然的猛力攻击而堵塞门洞，并非修筑或加固门洞之意。上引《魏书》还称，当时柔然主吴提“侵及善无”。 ［1］（P665） 善无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境，境内的杀虎口是通往塞外的要隘，在平城的西偏北方向，吴提大军应当由此方向而来，穆寿“欲塞西郭门”的道理即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魏书》和《资治通鉴》的两段史料中，只称穆寿“欲筑西郭门”或“欲塞西郭门”，并无欲塞郭城的西北门或西南门之语。这说明太延五年（439年）的平城郭城，没有开建西北门和西南门，否则也一定要被堵塞住，因为它们的位置离西郭门最近，也最容易受到吴提大军的攻击。可见，平城郭城在初建之时各个拐角附近并不一定都有门洞。然而，盖天保墓砖铭文所谓“台东南八里”表明，至迟于太和十六年（492年）在郭城的东南拐角已经开建了门洞。郭城东南门洞的开辟，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可以设想，在平城郭城的东南角有一条重要的大道由此出发。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这条大道具有重要的意义，东南门洞才成为郭城上必要的开口，东南门洞与以其为起点的大道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从东南门洞出发，有一条向河北大平原延展的大道，是为定州大道。杨众度墓砖铭文表明，杨众度墓位于一条通往平城郭城的大道之侧，该条大道的起点是郭城的南门，由这条大道向南延伸可以到达并州以及更远的洛阳和长安。进而可以推论，杨众度墓砖铭文之中所谓“平城南十里”，就是在并州大道之上从南门起算的里程。同理可证，盖天保墓砖铭文也表明，盖天保墓位于一条通往平城郭城的大道之侧，该条大道的起点是郭城的东南门洞，进而也可以推论，盖天保墓砖铭文之中所谓的“台东南八里”，就是在这条大道之上从东南门洞起算的里程。当然，依据盖天保墓砖铭文所云，我们已经知道这条大道被称作为“定州大道”。该铭文有所谓“向……东”的表述，应即该墓往东朝向定州大道的意思。这样，倘若按照“一百六十步”去换算和丈量，就可以准确地定位当年定州大道北端十里的途径，而且循此途径就可以核定平城郭城东南门洞的准确位置。
定州大道是北魏时期最为着力营建和维护的交通要道，因为它联系着位于河北大平原上的重镇中山城。中山城位于今河北省定州市，十六国时期是鲜卑族慕容部建立的后燕政权的都城，北魏灭亡后燕之后这里成为定州的州治。在自然地理上，中山城地处华北平原北部的西侧，由此可以十分便利地通达黄河下游的各处。因此，北魏王朝在中山城设有行台，使之成为河北平原上最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据点。中山城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决定了定州大道的重要性，从而也决定了在平城郭城的东南开设一处门洞的必要性。不难设想，由于郭城东南门洞和定州大道的存在，平城的东南部必定会发展成为热闹的商业区域。
“定州大道”的称呼出现在盖天保墓砖铭文之中，说明它是被公众共识的道路名称。盖天保墓位于京畿而远离定州，说明定州大道并非定州附近的区间性道路，而是指贯通国都平城与定州的整条大道。也就是说，定州大道的一个端点是定州，而另一个端点则是平城。值得注意的是，定州大道只以相对次要的端点定州来命名，却不提与定州相比更加重要的端点平城，这说明平城作为该条大道的一个端点是不言而喻的，是获得公认的。它表明，在北魏平城时代，作为国都的平城同时也就是整个北魏版图内的交通中心。上节引用过的《太平寰宇记》卷49河东道云州云中县条引《冀州图》的记载称，在北魏之前有所谓的入塞三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条大道的出发点，不是周、秦、汉的国都长安和咸阳，就是曹魏的国都洛阳。当然，从这些中原汉族王朝的利益和传统观念出发，全国的交通中心必然是位于中原地区的都城，因此在北魏以前的交通网上，平城实际上处于不甚显著的位置。然而，盖天保墓砖铭文之中却出现了“定州大道”字样，这使我们认识到，作为北魏建立以后新兴的都城，平城不再处于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是北魏版图内的各地所共同趋向的交通中枢。不仅如此，这种变化还从根本上撼动了先秦以来汉族传统的以中原都市为中心的观念。
正因为全国的交通中心不再是位于中原地区的都城，而是原本偏僻的平城，定州大道才不必冠以“平城”二字。按照同样的道理，上节所述的北魏时期从平城通往晋阳的道路，在当时就理应称作“并州大道”，而非如前田正名先生所云的“雁门关路”。顺此类推，从平城经上谷向东通往幽州治所蓟城的大道，这是北魏皇帝东巡常常采用的十分重要的路线，就应该称作“幽州大道”。这一规律如果成立，将能表明北魏时期已经具有系统地交通管理意识。因此，我企盼着更多的考古发现来不断地印证这样的推想。
定州大道自当时的崞山县（今山西省浑源县境内）往东进入恒山山区。此道从灵丘以远便进入山区，沿途山峦重叠，道路险峻曲折。所以，道武帝一俟平定后燕，即命凿山通道，将以前的旧山路竣修通畅。经修建之后，定州大道较北魏之前便捷了许多，因此又被称作直道。位于定州大道上的灵丘、莎泉等县邑，因其附近具有险峻的隘口而十分出名。但是，所谓的灵丘道和莎泉道，只是定州大道上的一段，它们分别指以灵丘和莎泉为中转点的道路区间，而不是指自平城至灵丘或莎泉的整段大道，更不能指代定州大道全程。《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太延二年八月条记载：“诏广平公张黎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 ［1］（P87） 这次修路所用民工，系征发定州大道的终点中山城附近七郡的民众，说明所修路段位于莎泉与定州之间，而非莎泉与平城之间的一段。由此可见，所谓莎泉道，只是指莎泉附近的一段，并不包含莎泉通往平城的整段大道。《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太和六年七月条又载：“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 ［1］（P151） 此处的灵丘道，也只是指灵丘附近的一段，并非灵丘通往平城的整段大道。实际上，从灵丘西北行到崞山县境，就已走出恒山山区，进入灅水谷地，道路便相对平缓了。由于在定州大道上需要重点修筑的是灵丘道和莎泉道等区间，因此灵丘道和莎泉道便在北魏平城时代相当出名，从而能见之于史载。
以上看法，主要依据日本前辈学者前田正名先生和长期工作于大同的殷宪先生的研究成果。前田正名先生的代表作是《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他曾经为北魏历史的研究做出不朽的贡献。遗憾的是，前田正名先生已于20世纪80年代不幸去世，生前未能实地考察大同，更未能见到近年来大同市及其附近考古的诸多成就，因而他的研究受到了时代的局限。殷宪先生倾力于北魏历史的研究，尤其注重北魏文物与文献的考察与保护，因此能够屡屡突破前辈的局限，获得新的成果。他的代表作《魏都平城书迹》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日）前田正名著，李凭等译.平城历史地理研究［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74.
［3］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殷宪.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题记研究［A］.张庆捷等. 4-6世纪北中国与欧亚大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7］殷宪.盖天保墓砖铭考［J］.晋阳学刊，2008，（3）：25-34.
［8］殷宪.杨众度墓砖研究［J］.中国书法，2007，（6）：81-84.
［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1，（7）：19-39.
［10］刘俊喜.山西大同沙岭发现北魏壁画墓［N］.中国文物报，2006-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