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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在云冈石窟的7次调查，得到了日本政府和军队的支持。长广敏雄参与了其中4次调查，留下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和较为可信的日记。这7次调查以实地拍摄和测绘为主。调查形成的报告《云冈石窟》16卷本，成为了目前研究云冈石窟的主要文本依据。长广敏雄的《云冈日记》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冈石窟调查的真实记录，同时也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见证。
关键词： 云冈石窟；长广敏雄；《云冈日记》
1938年至1944年，日本人在云冈石窟进行了为期7年的大规模调查。作为云冈石窟调查工作和成果出版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者，长广敏雄留下了较为客观的文字记述。1992年，云冈石窟研究院的王雁卿开始将长广敏雄所著《云冈日记：战争时期的佛教石窟调查》（以下简称《云冈日记》）一书翻译为中文。2009年该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云冈日记》，“以在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北部地带，一个贫寒的村子里搞云冈石窟调查的生活记录为主体”。 ［1］（序P3） 下面即以《云冈日记》为中心，来看一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在云冈石窟的调查背景、活动及其特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迅速向西推进。9月初，阳高、天镇等地相继失守。9月1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不废一兵一卒进驻晋北重镇大同。紧接着，丰镇、集宁、兴和、凉城失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察南、绥东和晋北全部沦陷于日军手中。1933年，日本人在蒙古地带就策划成立一个类似于伪满洲国的政府。次年，成立蒙疆政府联合委员会，设立察南自治政府。1939年，察南自治政府、蒙古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被合并改组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驻张家口。“日中战争从1937年开始，对中国来说是不幸的事情，云冈石窟群所在的山西省大同市，属辽阔的蒙疆地带，是日本军的占领地，变成了日本人自由往来的地带。” ［1］（P5） 在长广敏雄调查期间，1939年9月1日，正逢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大同市的四牌楼装饰成了日式风格，搭起了松枝楼，每户门上插上了新旗子。在黑田部队的占领下，大同处于一片沉寂之中，日本人对云冈石窟的调查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展开了。
在长广敏雄没有进入大同之前，途径青龙桥时目睹了在日军压迫下劳动的中国人。“大约隔十米一岗，站着脸色严肃仓黑、手拿着闪闪刺刀的军人。两侧的山崖到山谷，一队几百米长像蜈蚣一样排列着的中国人在运石头，他们脸色苍白，穿着泥乎乎的衣服，默默地呆呆地站立着，只有拿石头的两手在动。顿时，我的脊梁打了个寒战。这就是占领军和被占领地的农民。持刀的日本兵可以叫作地狱的狱卒。” ［1］（P28） 这就是1939年的华北日占区的情形。
长广敏雄所不知道的是，1937年日军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仅在大同地区，一次杀害千人以上的惨案就有5起（朔县、天镇、灵丘、阳高、灵丘东河南）。这些惨案发生的地方多为已经被占领的、人口集中的县城。其他小型的杀戮，有记载的也达到了40多次，有很多人家惨遭灭门。长广敏雄在云冈生活的日子，已经是惨案过后了。所以，他看到的是日占区死一样的寂静。云冈周围的村人们，只是在继续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劳作、吃饭、收获，日复一日地重复。哪怕是婚礼，也感受不到喜庆，反而是一种悲怆。在长广敏雄的日记中，记述了云冈村何海生妹妹的婚礼。何海生是云冈石窟调查时被日本人雇来一起工作的村民，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他的妹妹最多也是十四五岁的样子。早婚在晋北很普遍，何况在一个战乱的年代。何海生的妹妹出嫁时，“在飘着寒冷小雨的云冈南梁山道上，只有一个人乘着花轿，没有一个亲人陪伴，越来越远。” ［1］（P83）
调查队员们常到云冈门前的一家日本人开设的照相馆看报纸，了解战争的进程。来云冈参观的日本军官，也会带来关于战争的一些消息。云冈驻有日本的警备队，军人们也会时时讨论战争，他们比较容易因此而激动。但是，长广敏雄从日本士兵看慰问班演出时脸上的凝重中，也读出了他们对家乡的思恋。“从昭和十三年（1938年）到十九年（1944年），日本人有着严重的错觉。连太平洋战争打到日本本土，深刻的战败气氛每时每刻渐浓之时，在大同地方还做着梦一般的计划。” ［1］（P171）
1906年，日本人伊东忠太在《建筑学杂志》上发表了《云冈旅行记》一文，云冈石窟开始“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兴趣与注意”。 ［2］（P367） 1907年，法国学者沙畹著成《华北考古学使命记》一书，云冈石窟“开始成为国内外学者及美术家的一大巡礼地”。 ［2］（P368） 京绥铁路通车后，“国内之金石家、考古家，始渐渐涉足期间”。 ［3］ 但是，日本人研究得很详细，出版的专著较多。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在云冈石窟的调查主要由水野清一主持完成，他全程参与了7次活动，而且调查的外联也是由其全权负责。
长广敏雄和水野清一共同策划了云冈石窟的调查方案，参与了1939、1941、1942、1944年的调查。这4次调查长达200多天，对于能够在战争期间往来于日中之间的日本考古学者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1938、1940、1943年的调查，长广敏雄没能成行。其中原因各不相同。1937年，根据当时日本治安维持法，长广敏雄所在的《世界文化》编辑部的二十几位同事被捕，他因此受到了牵连。日本特高科对其高度重视，长广敏雄在日本的公众活动减少，并且一直没法获得日本警方发放的中国出入境许可证。他没有参加1938年的首次调查。1940年，仍然是受到了该事件的影响，长广敏雄所在的研究所给他安排了其他研究任务。1943年，长广敏雄经历一场大病之后，身体没法恢复，也没能继续云冈石窟的调查。
从《云冈日记》中可以看出，在调查中羽馆易的摄影工作最为困难。按照既定的方案，云冈石窟的调查方针是，“彻底地将石窟细部拍摄下来”。 ［1］（P31） 昏暗的石窟内，摄影的照明成了最大的问题。云冈石窟所在的村庄为大同市西郊的一个贫穷的村庄。村民的生活极其贫苦，吃饭穿衣等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战争带来的破坏，使他们的生存更是不易。由于缺乏煤油，也很少见到煤油灯。以麻油作燃料的油灯在当地的居民中已属于奢侈物了。老式相机的闪光灯，在巨大的石像面前，作细小部位的摄影尚可，但是要想宏观地反映石窟的情况很难。于是，日本调查队总结出了用反射光拍照的经验。他们中一人用镜子将太阳光通过石窟明窗反射到石窟内，石窟内合作的另一人也用镜子将光线反射到需要拍照的部位，如此，羽馆易就可以进行摄影工作了。这种三人合作利用太阳光线拍摄的方法，一直持续运用在7年间的调查中。羽馆易的工作给云冈石窟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可以说，羽馆的近5000张照片已经完全把云冈照片化了，即使坐在研究室看照片也能了解，而且轻而易举。” ［1］（P140）
长广敏雄主要进行的是石窟的实测。他先后参加了第7、10、9、20等窟的实测。首先要搭起脚手架，“用长钓鱼竿改造成测量杆来测量，竿子系上一定长度的细绳和卷尺，细绳的末端系上重的垂球”， ［1］（P9） 然后利用几组细绳和垂球之间形成的水平面之间的距离关系，来测量石佛的立体构成情况。实测数据还要反映在肯特纸上。第20窟的实测主要由长广敏雄负责完成。此外，他还参加了日中战争期间的其他考古活动，考察了方山永固陵，参与了万安县、阳高县的汉墓发掘。
考古工作者是长广敏雄的正式身份，同时他也是京都大学乐队的指挥。音乐给枯燥的调查工作带来些许慰藉。在云冈调查的日子里，他常常会沉浸在音乐的思考中。在进行第20窟的实测时，“一听见哼勃拉姆斯第二交响乐第二乐章开头的大提琴主题，察觉到有巴赫的大技巧，就好感动”，他认为“这是音乐在一时不振时的妙用”。 ［1］（P95） 这是1942年8月的调查刚刚开始时候的事情。可能是枯燥的调查生活，已经使他没有了1939年初到云冈时的喜悦和激动。这次调查似乎很不顺利，天公不作美的事情常常发生。从8月1日到云冈，至10月1日离开，48篇日记中，有三分之一的天气情况是阴、雨、阵雨、小雨等。也因为此，调查队员们的情绪很低落。
综合上述情况来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在云冈石窟的调查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日本国家和军队支持的实地调查。这7次调查是长广敏雄等人在云冈石窟，未经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的允许，而非法展开的。这些调查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查行动的背后有日本政府和日本军方的支持。正如长广敏雄日记中记述的一样，调查开始水野清一就和占领日本的部队长官取得了联系，并取得了伪晋北自治政府的支持。
第二，调查数据详细而具体。长广敏雄在中国进行云冈石窟的考察长达200多个日日夜夜。他对于云冈石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而且还知道站在什么样的位置，能够感受佛像各种各样的美。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这7次调查形成的数据极其详尽，调查形成的报告《云冈石窟》16卷本，成为目前研究云冈石窟主要的文本依据。
第三，调查和侵略行动相始终。1936年，中国学者白志谦认识到“一般游客或研究家，每苦于无相当之材料，以供参考；故游后印象模糊，不能得一真确之观念，而研究家又感于引证缺乏，殊难得圆满之结果以去。” ［4］（P16） 在书斋中纂写《大同云冈石窟寺记》之时，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已经开始制定详细的考察计划。首次调查开始于1938年，其时大同已经沦陷成为敌占区，这为调查者随意出入云冈石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云冈石窟调查和日本同时期在中国进行的其他调查，如“满铁”的调查活动一样，贯穿日本侵略中国的始终。
通过对《云冈日记》的分析，可以得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云冈石窟的调查是在日本政府和军队支持之下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查。调查活动以实地测量和拍照为主，时间和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活动相始终，调查结果内容详尽。长广敏雄的《云冈日记》是战争期间云冈石窟调查的真实记录，也为日本侵略中国留下了不可更改的纪实文字。
［1］（日）长广敏雄著，王雁卿译.云冈日记：战争时期的佛教石窟调查［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2］张焯.云冈石窟编年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3］厉寿田.云冈石窟寺源流考［A］.民国修志档案（第93卷）［C］.大同市档案馆藏.
［4］白志谦.大同云冈石窟寺记［M］.北京：中华书局，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