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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冈石窟是中国古代北朝时期象教发展与造像技艺之代表，为世人惊叹。后世学者从造像、壁画、服饰等各个方面予以研究。而云冈石窟与大同城以及大同居民百姓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研究的人较少。本文以时间为线，通过丰富的史料，梳理了北魏迄今云冈石窟与大同社会之间关系的演进脉络，阐释了云冈石窟与大同城、大同居民百姓之间的社会互动。
关键词： 云冈石窟；大同；社会变迁
云冈石窟以世界文化遗产闻名于世，在历史长河中，她与相隔十多公里的大同城之关系如何？与大同百姓的关系又如何？对以上诸问题的探讨可勾勒出云冈石窟、大同社会的历史互动关系。通过自上而下的官方视角可窥探当时的历史背景，而通过自下而上的民间视角却可品味百姓生活的变迁。本文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解读，管中窥豹，来阐释云冈石窟、大同城与大同百姓之间的互动。
自张骞出使西域，天竺国闻于中原。至东汉明帝时，派使臣于天竺摹写佛教经典与图像，带回了释迦摩尼立像，之后洛阳建白马寺，由此佛教传入中土。后东汉三分，西晋一统，五胡乱华，大族南渡。中土虽战乱频仍，但释老二教却广传民间，其中也影响到了即将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鲜卑拓跋氏。
晋永嘉年间，鲜卑拓跋部实际控制雁北地区。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始建宫室。建宗庙，立社稷。” ［1］（卷1，P33） 北魏定都平城（今大同），极大地改变了平城与平城社会生活，使其人口超百万，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然其文化中心的形成恰与佛教繁盛密切相关。
佛教发展与拓跋鲜卑贵族喜恶佛教相关联。《魏书·释老志》中详细记载了每代拓跋鲜卑君主对于佛教发展的推行情况：自代国至北魏，除太武帝拓跋焘兴起佛教法难之外，其余君主或有限度或极力推行佛法。北魏初期，因君民尚佛，佛事大兴。以致佛教经济荫蔽人口，与国家争夺编户齐民，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就使得北魏统治阶级陷入了崇尚佛法但又不得不限制佛教经济的矛盾之中，而百姓并无如此尴尬，他们只想一心闻于佛法甚至荫蔽于寺庙逃脱国家赋税徭役。如此，社会的上下层出现了日益尖锐的矛盾，再加上一些大臣在道武帝跟前的挑唆，促使道武帝大兴灭佛运动。其子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恢复并大力弘扬佛法，还支持开凿了武周山上的云冈石窟寺。云冈石窟的开凿除了强大王朝的支持，还与西凉象教传入、佛教布道、平民需要这些因素相关。起初僧侣修行在于苦研佛家经典。随着皇族崇尚佛法且用其教化百姓，社会上需要大量寺庙、佛经与造像。于是朝拜与修造佛像成为皇族、百姓修行的快捷方法，这种方式符合皇族希求政权稳固、大多数百姓求现世报的理念。于是，“邑义”成为百姓群体信仰佛教的组织，并参与了后期云冈石窟的民间造像工程。张焯先生《云冈石窟编年史》中约收集平民造像题记21则。在这其中，祈福内容部分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家国一体”。其造像者上为国家、皇帝祈福，下为家族、父母祈福尽孝。
通过分析北魏平城社会上自皇家下到普通百姓信仰佛教的过程，可知北魏时期总体上形成了一种官民崇尚佛教的社会风气，即国家推行佛学教化百姓，发展象教宣扬佛法；而百姓学习佛法，向佛像祈福求现世报。
大同本属中原文明边地，处于草原和农耕文明对冲区。随着孝文帝迁都，六镇之乱、边地游牧骚扰、藩镇割据、政权更迭，屠杀生灵、毁坏寺宇建筑等现象成为昔日国都的“主题”。在此历史环境下，大同社会与云冈石窟则是命运共同，漂泊于历史的兴衰之中相互守护。
（一）北齐北周
北魏后期，平城因战乱遂遭废弃。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再后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因中原大乱突厥崛起，中原对突厥、柔然的战争多发生在山西北部地区。
北齐天保七年（557年），在大同置恒安镇（今大同市南郊区古城村），徙豪杰三千家以实之，今名东州城，至此大同地区百姓渐渐复苏。但战乱仍然不止，北齐河清三年（564年）四月，突厥攻晋阳不成，于是对山西晋阳以北广大地区进行掠夺。
北齐一朝限制道教崇尚佛法。进入北周，一场佛、道二教法难再次来临。
北周建德三年，《周书·武帝纪上》载：“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2］（卷5，P85） 建德六年北齐灭，佛教法难波及原北齐地。张焯先生讲到：“周武灭佛，由近年山东青州、诸城等地出土的佛像看，破坏是惨烈的。但云冈遭损，就现在雕刻比较完整情况分析，仿佛不是太严重。这大约系周、齐争夺北朔州，雁北处于突厥铁骑威胁之下，恒安人口稀少等原因使然。”笔者认为颇有道理，在此引述。
（二）隋
战争与法难，使得百姓与僧侣饱受挫折，隋代选择宣扬佛教。隋王朝宗教文化环境宽松，势必助推佛学再度复兴。
因战乱隶属关系与治所多次变更，隋代大同称云内县。隋非常重视戍边屯田，随着军队驻扎与农业人口恢复，塞北百姓生活渐好，但突厥仍然骚扰不断。
大业四年（608年）三月，隋炀帝二次北巡。《隋书·韩洪传》载：“炀帝北巡，至恒安，见白骨被野外，以间侍臣。侍臣曰：‘亡者韩洪与虏战处也。’帝悯然伤之，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门为设佛供，拜洪陇西太守。” ［3］（卷52，P1342） 从中看出，佛教超度亡灵之法事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炀帝诏令五郡沙门，其云冈石窟寺与恒安镇的沙门僧侣定参与其中。五郡沙门齐聚，足见法会壮观。但也可能因此地域佛教发展并未繁荣，召集五郡沙门才可举办此盛会。
隋炀帝幸至恒安镇，见云冈石窟，留诗一首名《谒方山灵岩寺诗》，这成为研究此时大同的重要史料，全诗如下：“梵宫既隐隐，灵岫亦沉沉。平郊送晚日，高峰落远阴。回幡飞曙岭，疏钟响昼林。蝉鸣秋气近，泉吐石溪深。抗迹禅枝地，发念菩提心。” ［4］（P173）
张焯先生写有《隋炀帝与云冈石窟》一文，对隋炀帝北巡路线与诗词作了考订。隋炀帝的诗道出了历经多磨后宁静的云冈、大同城与文献里记载的战乱中的云冈、大同城的鲜明对比，进一步说明当时安定局面来之不易。
然这种宁静很快被打破，刘武周举兵作乱，其最强势力覆盖整个河东，晋北为其“起兵”之地，此时大同又陷入长年战火，生灵涂炭。
隋代弘扬佛法，塞北边地逐步繁盛。但隋王朝崩塌迅速，大同又重新陷入战火，直至唐代初年才得以平叛。云冈石窟虽经历战火，但受破坏较少。逢此自东魏以来之乱世，实属幸运。
（三）唐、五代
唐为古代中国历史全盛时期。而处在中原文明北部边缘的大同，因战争连绵不断甚至一度荒废。从唐对突厥的战争到王朝藩镇割据内乱发生，大同都是主战场。因处于两种文明边界，内附中原的游牧民族常安定于此。由此内附游牧百姓与军事地位重要的双重原因，使得大同一方面成为民族大融合之地，同时也是中央较难有效管控之地。
唐建立但大同还处于刘武周割据之下。贞观元年，苑君璋派其子投降唐朝，结束内乱。贞观年间，随着唐朝对突厥战争的不断胜利，常迁游牧部落于雁北地区。《旧唐书·突厥传上》载：“初，咸亨中，突厥诸部来降附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 ［5］（卷194上，P5168） 但内附百姓常有叛乱发生于山西北部，永淳元年（682年），云州及县随废。
唐开元四年（716年），游牧部落内附，开元十八年，复置云州及云中县。天宝元年（742年），筑大同军城，大同军遂自朔州移驻。之后，将云州府治所由现古城村移入大同军城。此大同军城则是建在北魏平城旧址，现大同老城为唐边城标准，由四坊组成，宿白先生考查大同老城，其古城街巷仍保留唐坊内街巷形制。此时居住大同军城的有内附唐朝的突厥人。
755年，安禄山与史思明反叛，席卷华北关中，唐朝国力随即而下，大同地区时有战乱。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同军镇仍然处于稳定游牧部落军事前沿。唐朝末年，大同军镇又登上内乱前沿舞台。咸通十三年（872年），李克用反叛占据云州。并以此为基础，讨伐黄巢，后割据混战，直至五代十国时期。总体而言，大同百姓成分常有游牧民族内附组成，且因地处唐朝边界，极易割据与起兵，大同所在城址多次重建与毁废。
唐朝佛教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唐皇室崇道，另一方也经历“唐武宗灭佛”这一佛教法难。在此历史过程中的云冈石窟，恰因地处军事重镇与游牧民族驻牧区，所以并未遭到严重毁坏，但也没有进行大的修缮。
唐建国初期，对儒释道三家做了“名次”的划分。《续高僧传·唐京师胜光寺释慧乘》记载：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之后唐朝对佛教僧侣与寺庙有所控制，武德九年（626年），诏曰：“……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 ［4］（P178）
景龙年间，辛替否上疏奏言，痛陈佛教经济影响国家财税，其势必威胁编户齐民为基础的皇权经济。于是唐武宗李炎开始灭佛，史称“会昌法难”。会昌五年（845年）到达高潮。幸运的是唐武宗共在位六年，云冈石窟可能处在藩镇与游牧百姓内附之地，法难波及程度较小。
对于云冈石窟得以继续保存，除会昌法难波及程度小之外，也因僧侣守护与百姓供养有关。《古清凉传》记载：“近咸亨三年，俨禅师于此修立，拟登台道俗往来休憩。……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虽人主之尊，未参玄化，千里已来，莫不闻风而敬矣。春秋二序，常送乳酪、毡毛，以供其福务焉。” ［4］（P189） 从此记载可知，大同虽连年战乱，但由于僧侣、大同百姓和内附或控制大同地区的游牧部落的共同守护，石窟寺得以保存。
大同为辽金西京，虽仍处于战争边缘，但因属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凭其武力强盛较之以前安定很多，所以人口得以快速发展。元明清为大一统王朝，因毁灭性战乱多发生在王朝交替，并非常年兵火民不聊生。加之此五代或尊重或崇尚佛法，并未发生大的佛教法难，在此一并叙述。
（一）辽金
随着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于契丹，中原北部屏障洞开于草原。云州改辽西京大同府，为辽震慑北宋与西夏之军事重镇。辽统治前期，大同百姓多愿南归至北宋。为防止人口逃亡，辽实行保境安民政策，《辽史·圣宗纪》载：“（辽统和七年）……三月……己丑，诏免云州逋赋。” ［6］（卷12，P134） 又例：“辽统和十年（991年）……二月……壬午，免云州租赋，给复云州流民。”得此方法人口得以渐渐恢复。《辽史·兵卫志下》载：“西京大同府，统县七……有丁三十二万二千七百。” ［6］（卷36，P425）
辽契丹贵族崇尚佛法，从在西京大兴佛教寺庙可见：重熙六年，在西京十五里佛字湾建观音堂；重熙七年，在大同府城建薄伽教藏殿；辽清宁八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重熙十八年，辽兴宗母萧氏修云冈石窟。
女真人于1125年灭辽，金继承辽五京制度，大同仍为西京。在这场王朝更替中，云冈石窟之木构建筑与西京府华严寺大雄宝殿都毁于兵燹，足见云冈石窟与大同城的“共命运”。然金代也崇尚佛教，待天下平定，随即修缮云冈石窟与西京寺宇。据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载：“……富者乐施其财，贫者愿输其力，于是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香橱、客次之纲常住寺位，凡三十楹，轮奂一新……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 ［4］（P249） 与此同时也对西京城华严寺、大普恩寺（现善化寺）进行重修，由此金国崇佛可见一斑。
大同，自成为北魏京师以来，几经变迁，到辽金时，地位又重回历史巅峰。因战乱较少崇信佛学，加之辽金两代国力强盛，大同百姓得以安居，云冈石窟得以大规模修缮。大同城、大同百姓与云冈石窟形成共发展的命运。
（二）元明清
元军攻入大同，仍称西京。至元二十五年，改西京为大同路。元代宗教政策开放，多种宗教并重。佛道二教同时快速发展，至元二十二年，史载“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足见法会壮观。元对石窟寺小部分佛像也进行雕刻，云冈32、33窟多存有元代题记。
大同是明代九边重镇之一，为北京屏藩，所以大同城池突出防御特点。明大同城由大将军徐达亲自督建，并在古城东北处设置代王就藩处。明代对于佛教僧侣控制严格，甚至采用考试方式对僧侣进行认定。《日知录之余·禁僧》载：洪武二十八年，礼部言：“今天下僧道数多，皆不务本教，宜令赴京考试，不通经典者黜之。” ［4］（P311）
大同因地处边塞离北京又近，所以北部瓦剌、蒙古等游牧部族不断骚扰进攻大同城。为有效防患北边，明代建立以大同府城为中心的晋北防御体系，先后建立72堡，云冈堡于嘉靖年间筑造。云冈堡因直接筑在云冈石窟顶部，势必对云冈石窟本身造成破坏。隆庆和议之后，大同城才算安定下来。随着互市开通，大同城商贸开始繁荣。
大同城防虽可抵御游牧部落南侵但难挡内乱。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入大同城烧毁代王府。农民军守将张天琳，火烧云冈石窟木构寺宇。其残暴行为使大同军民忍无可忍，遂联合杀之。
由此可知，明代因北患严重，大同军事地位再次突出，军事防御设施修至石窟顶上。明代对石窟并未进行大修，可能与常年累战有关。然明末却遭张天琳焚毁，前代修缮付之一炬。云冈堡的修筑使得云冈石窟在明代多添一份军事色彩。
清初期，大同府城与云冈石窟在此国变之时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因“戊子之变”，多尔衮拿下大同府城之后，清廷对大同城池与百姓进行“斩城”与“屠城”，大同府随后东迁阳和卫（今阳高县），更名为阳和府。《乾隆大同府志》收录冯云骧《题云冈》有诗句，山“中习静意如何？寒鸦飞尽水无波。兴亡太息人间事，多少繁华一瞬过。” ［4］（P340） 写出了此时云冈石窟“萧条”之场景。正因大同城如此惨状，任宣、大总督的佟养量见此惨状，决定重修云冈石窟木构寺宇，应与屠城祈福有关。之后清大同府于顺治三年（1646年）、顺治八年（1651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等年分别对云冈石窟进行修缮。随着大同城的逐渐恢复，云冈石窟、大同城、大同百姓三者联系互动，百姓是石窟与大同城的纽带，百姓供养膜拜云冈石佛，石窟寺僧侣则看护石窟寺佛并修行、诵经保佑苍生。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建筑、艺术、考古等学说传入东亚，云冈石窟之学术价值为人所热衷。民国以来，中日学者对云冈石窟展开一系列研究并写出很多著作：日本学者有大村西崖《元魏的佛像》，松本文三郎《支那佛教遗像》，关野贞《支那的建筑与艺术》，木下太郎、木村庄八《大同石佛记》，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对云冈石窟做考古发掘与详细绘图调查，著有《云冈石窟》。中国学者有赵邦彦、厉寿田、周一良、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对云冈石窟做调查与研究，由此足可见云冈石窟为当时新学术研究热土。
云冈石窟既然为学术界重视，其佛像便为文物贩所“热衷”。大同本地不良百姓便出现参与盗卖佛像之事，于是保护云冈石窟成为紧迫之事。民国二十年，由大同县地方事务协进会发起，成立云冈石佛寺保管委员会，加强管理。新中国建立之后，1952年成立大同市古迹保养所，此后管理结构多次更名，2006年成立云冈石窟研究院至今。国家对云冈石窟进行详细的考古发掘调查并通过现代与传统结合的修缮方法保护云冈石窟。2001年12月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被国家评为5A级旅游景区，成为大同旅游经济发展的龙头。
现如今云冈石窟与大同古城已成为大同市走向历史文化复兴与旅游经济的重要载体。而云冈石窟与大同古城中的华严寺、善化寺等共同成了佛学虔诚者、游览客人、大同市民的圣地。大同百姓生活在文化、经济、旅游等方面与云冈石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云冈石窟的具体管理单位云冈石窟研究院，凭借其长期对云冈石窟寺保护的丰富实践经验，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探索，成立了山西彩塑壁画保护研究中心，文物数字化研究保护中心，拥有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为更好地保护大同古城提供了支持与帮助。
云冈石窟因大同为北魏京师而选址开凿，后与大同城共同经历了王朝更替的兵燹、游牧农耕文明激烈的对抗、三代京华九边重镇的荣耀。云冈石窟与大同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在历史潮流的跌宕起伏中结成命运的共同体：云冈石窟多因大同军事政治地位的升降而兴衰，而大同百姓多凭借云冈石窟而祈福保佑自己与家族。
［1］（北齐）魏收撰.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唐）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3］（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张焯.云冈石窟编年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5］（后晋）刘煦.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