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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冈石窟是北魏定都平城后修建的大型石窟群，它以其规模宏大、造像精妙、佛韵厚重而闻名于世，是世界文化遗产中无与伦比的瑰宝。但受自然环境与历史环境影响，石窟在北魏之后基本没有得到修缮保护，直至唐代随着社会趋于繁荣稳定才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系统梳理了唐代以来云冈石窟的修缮与保护轨迹，尤以辽代和清代的工程规模最大，这虽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作用明显，但由于方法不够科学亦对石窟造成许多间接破坏。
关键词： 云冈石窟；保护；修缮
云冈石窟坐落于“三代京华，两朝重镇”的历史文化名城大同，是北魏一朝集全国人力、财力、物力，由皇室、臣僚和高僧修建的大型石窟群，其创作风格最初源于凉州高僧所带来的西域造像风格，随后又融入了古印度、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西域诸国的特色，是鲜卑北魏建筑的最早的“佛帝合一”的石窟群，不仅显示出极强的帝王皇权威严，凸显出极强的民族特色，而且开启了我国“全石化”雕刻石窟的首功，成为北魏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度浓缩。但北魏以后由于中原汉族与游牧民族对平城的激烈争夺，石窟始终没有获得很好的修缮与保护，直到唐中后期才开始重新建造与修缮，以后历代基本都有相关修缮建造记录。
（一）唐代
唐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平定突厥，收复雁北地区，移云州以及定襄于恒安，当地守臣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开始重新建造。在此期间，除政府主导修造工程外，还有一些民间僧人自愿参与石窟修缮。据记载：“近咸亨三年（672年）俨禅师于此修立……俨本朔州人也，未详氏族，十七出家……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以咸亨四年（673年）终于石室。” ［1］（卷上 《 古今胜迹三》，P17）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云州被突厥攻破，城荒地废，政府修缮中断。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虽重新设置了云州及云中县，但对石窟尚无修缮活动记录。
（二）辽代
辽建国后改称武州山石窟寺为大佛寺。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民间信众广泛，几乎达到人人崇佛的地步，有所谓“俗礼多依佛，居人亦贵僧”， ［2］（卷13. 《 前辽使诗》，P160） 佛寺遍布“城邑繁富之地，山林爽垲之所，鲜不建于庙塔，兴于佛像”。 ［3］（P614）
云冈石窟在辽朝重佛背景下对石窟进行修建完善工作。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石窟建造。“辽（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年）母后再修；（道宗）清宁六年（1060年）又委刘转运监修；咸雍五年（1069年）禁山樵牧，又差军巡守；（寿）昌五年（1099年）委转运使提点；（天祚帝）天庆十年（1120年）（巡幸西京）赐大字额。” ［4］ 从1049年到1099年，辽代在前后修建石窟寺的时间长达约计半个多世纪，如果考虑材料中“再建”二字，参考辽兴宗“母后”法天太后，即钦哀皇后素有崇奉佛法的嗜好，早在重熙八年（1039年）十一月戊戌，就曾“召僧论佛法”， ［5］（卷1，P222） 说明辽代石窟建造时间当更早。工程主要包括通乐、灵岩、鲸崇、镇国、护国、天宫、崇福、童子、华严、兜率十寺，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十寺”并不是新建窟洞，而是为防止石窟侵蚀在原石窟外面构建的木构的窟檐。同时在窟13南壁题有“妻张氏□修像大小1876尊。”此造像修建笔者从称谓上分析应不属于政府作为，可能是信教之人为积福行善之举，现尚无史料对比论证，但亦可说明辽代造像并不是政府独力所为，民众也是参与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造像彩饰。大同云冈石窟自北魏建立，经久累年的风吹雨打，产生许多病害，造像的色彩和褪色就是其中之一，辽代修葺工程中重要的部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有史料记载14窟造像中多石绿彩绘，由于这种绘画背光花纹是辽代流行的长型菱文和纲目文，是辽代对佛像进行颜色修补的有力证明。
（三）金代
辽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年），金人“（阿骨打）以劲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至其中都攻之，自旦至日中，遂陷焉。” ［6］（卷5，P43） 天祚帝与诸王并长公主、驸马、诸子弟三百余骑经石窟寺逃至天德军。金兵尾随追逐，官军焚扰，“都城四陷，殿阁楼观俄而灰之”。 ［7］（P256） 城中破坏极大，城外因天祚帝西逃导致云冈石窟也大受破坏。据《金碑》记载“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这说明灵岩寺遭受毁坏火灾毁坏尤其严重。
金朝大力倡导佛教，金太宗甚至每年还专门设立斋会，举行饭僧活动，以为示范。“故元帅晋国王”（即俘虏北宋徽、钦两帝的宗翰）自天会二年（1124年）辽军攻下西京大同至天会五年（1127年）常驻西京，尝“到寺随喜赞叹，晓谕军兵，不令侵扰，并戒纲首，长切守护，又奏特赐提点僧禅紫衣并‘通惠大德’号”， ［4］ 以示嘉奖保护。
金代除了对石窟的保护修缮政策外，还对石窟实施了具体的保护措施。金以前武周川水（今十里河）紧靠由大同经武州山经石窟寺断崖直至参合口（今右玉杀虎口）的古驿道，距今3窟以东45米处 ［8］（P139） 。天会九年（1131年），西京（大同）所隶属的元帅府认为河流离石窟太近，“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拔河道”，宗翰（粘罕）秉令执行，将石窟寺的武州川河道南移，遂形成今天十里河云冈段现状的雏形。皇统初，在石窟钱十里河水道腾出大片空地的基础上，“缁白命议，以为欲图修复，须仗当仁，乃请慧公法师主持，于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年）花费二千万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香厨、客次之纲常主寺位，凡三十楹，轮换一新。又创石垣五百余步，屋之以瓦二百余楹。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 ［4］
（四）元代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金朝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五京旧都相继沦陷。《至元辨伪录》记载，蒙古大举，“兵火已来，精刹名蓝衰例摧坏”，各地佛寺“兵火之后，无僧看守。”正是在这种无寺无僧钟鼓自鸣的情况下，全真道士进驻了云冈石窟，当然这也与元代对各种宗教采取宽容政策有关。
石窟“山水□清□”“碧霞洞”“云深处”等遗迹就是道教文化明显存在于云冈石窟的有力佐证。其中在云冈第2窟外壁上方摩崖上题额“山水□清□”五个大字，下方的明窗西，镌有“云深处”径尺三字；靠近第3窟，上方有一石室，门额题“碧霞洞”三字。具体来说“碧霞洞”位于石窟群东部，坐北朝南，高出窟前路面2．6米，居石窟中开门，两侧各一窗，上部复有三窗，造型与北魏石窟迥然不同。外壁有一对梁孔，证明当年临崖架建过堂宇；洞中四壁也有梁孔遗迹，大约是为了搭建二层，一为供奉道家之神，二为隐士居住之处，靠近第3窟，现被编为第3窟的附属洞窟。“云深处”“山水□清□”所在的第2窟，有水出焉，明清号曰“石窟寒泉”，最为云中胜景。尤其是寒泉窟与碧霞洞，下临深溪，上揽白云，俨然一处道家崇尚的“青山云水窟”的景致，由于没有留下相关的碑碣、方志等资料，建造时间暂不知何年。若就三处石刻的风化程度，比较清代摩崖题记这些遗迹，显然不是北魏刻石，而系后代增凿；也不似佛僧所为，而属于道教之物，这是自修建石窟以来第一次出现道家文化的遗存。 ［9］（P90，518，526） 元太祖二十一年（1227年）全真教发展到鼎盛，在各地大建宫宇，甚至废寺为观，据《至元辨伪录》记载“西京天城毁夫子庙为文成观……太原府丘公弟子宋德芳占净居山，穿石作洞，改为道院，立碑树号”。 ［10］（卷3，P108） 云冈石窟受此影响也必然大受破坏。忽必烈即位后，佛教正式被确立为元朝的国教，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冬十月诏谕天下，规定“惟《道德经》系老子亲著，余皆为后人伪撰，宜悉焚毁”， ［11］（卷11，P234） “今后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发为僧，不愿为僧者听其为民。” ［10］（卷5，P315） 在此基础上，忽必烈至元年间（1264—1294年）西京大华严寺慧明大师僧徒，重新收复了石佛寺，但是已无法挽回云冈石窟的整体颓势。
（一）明代
明军攻下大都后，元顺帝退至上都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但仍保留“北元”政权，不断组织兵力南下侵扰。明朝建立后为防止北疆漠北蒙古势力南下，制定了明确的以守为主的政策，即“纵其北归，天命厌绝，彼自渐尽，不必穷兵追之，但其出寨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 ［12］（《太祖实录》 卷32，P564） 于是在北部边境大建卫所、城堡、边墙、墩台等防御工事，后又沿长城建立了九个边防军事镇。大同自古就是“北遏三胡，西藩三晋，而南为三关扞益，自昔华夷互争，疆场所必首者也”。 ［13］（卷460《大同镇总图说》，P5046） ，明代大同府以其“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为京师之藩屏”， ［14］（卷44，P1993） 因此被视为九边重镇之首。为进一步加强对大同的管理，明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明政府设置大同都卫所，洪武八年（1378年）改称都指挥使司，永乐七年（1409年）设立大同总兵官而被称之为镇，设镇守总兵官，这是大同成为军镇的标志。
明代防御体系与云冈石窟直接相关的是堡寨的建立，堡寨一般建立在军民较少的地方，分军（官）堡和民堡，军堡较大者设守备，较小者设操守，而民堡并没有官员。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重修云冈堡记》载“重修石佛寺堡为云冈堡（下堡），内为右卫饷道，改□云冈堡，□□□一员，把总二员，坐堡一员；召募官□□□名。所以保障地方、转送粮饷甚便……累年风雨推坏，操守吴公殚厥心思，随其规模，委把总陈公，用本堡军士河南运土，修造堡门一□、□楼一座；筑堡东面敌台三座，上盖城楼□间，改□□装什物；鲜明要路挑穵赚窖三百余个；□饬火路烽堠、墩台十座。”材料中重修后才改称云冈堡，说明改建前堡已存在，即石窟寺堡，建于何年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比云冈堡建立更早的是在云冈周围添设的“中心、云阳、云西、黄土、红土”五堡，它们并称为“云冈六堡”，这是掌握军事制府杨公博被蒙古所围困后，根据地形为防止盟军长驱南下而建立的，我们这里只涉及云冈堡。又据《三云筹俎考·险隘考》记载：“旧城地形卑下，北面受敌于崖，北创一堡，移官军处之，仍存旧堡，以便行旅。近因新堡缺水，复于二堡相联，东西修筑连墙二道，中有敌台、铺房，万一有儆，庶取水者，有所隐避，而戍守者恃为重点”，这里所谓新堡即是万历二年（1574年）续建的云冈上堡，兴建的原因是北面受敌。上下两堡共同构成云冈堡，其“东至大同，西至高山，各三十里，南北俱村，接火墩台八座。” ［15］（第10册，P145） 与云冈上堡同时兴建的上下两堡间的“夹墙”，“新者（新堡）尚土筑女墙系砖包，共高三丈五尺”， ［15］（第10册，P145） 这与材料《三云筹俎考》中所提及的“连墙二道”应为同一指代物，正是有夹墙将云冈分为两段，石窟寺才支离破碎。再加上为适应于军事堡寨的防御功能，石窟上下还修建众多军事房舍，再加上众多军队和马匹的频繁活动都对石窟造成极大破坏。
有明一代对云冈石窟的破坏除建立军堡本身的原因外，还有明政府的“烧荒”政策和农民起义军无知。
其一，“烧荒政策”破坏。
明朝初年，为廓清蒙古残余力量，与北元进行了长达20年之久的军事战争。永乐之后，随着政府在长城沿线修边筑堡，“烧荒”政策由明初临时性的战争措施成为明朝政府的常规性军事防御政策，即“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 ［16］（第7辑 “ 烧荒条”，P83） 其烧荒范围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各军事长官“各按地方分布营阵，且哨且行，或二三百里，或四五百里” ［17］ ，这不仅可以避免蒙军安营扎寨，而且可以消除障碍，扩大守军的视野。明代大同巡抚方逢时就此政策曾作《烧荒引》，诗中既阐示了明政府实施“烧荒”的无奈之情，也表达对“烧荒”引起胡虏被迫北迁及迁徙不及时而身死的同情之心。大同地区亦因这一政策致使由葱翠之地变为风沙遍吹之地，这对刻于砂岩之上的云冈石窟破坏极大。
其二，农民起义军破坏。
明朝末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所向披靡，但在雁门关西侧的宁武县遭遇极大抵抗，再加上惧怕明九边重镇之首大同兵力阻隔，准备退回陕西，适大同总兵姜通敌降于大顺政权。同年大顺军攻克大同，大同总兵姜瓖不战而降，继续保留大同总兵头衔，但由于并不受李自成看重，已经失去掌控大同的实权。大顺军休整继续向北京进发，留派“过天星”张天琳镇守大同，其任意屠杀民众，捣毁房舍，使大同暗无天日，引起军民反抗，被迫逃离，在其逃跑前将云冈十寺及窟檐全部烧毁， ［18］ 对石窟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
（二）清代
崇祯十七年（1644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被迫退出北京，清军将领恭顺侯吴顺华奉命率兵攻打大同，姜瓖杀大顺军守将张天琳，转投清英亲王阿济格，仍保留总兵职务，后随其出兵山西、陕西，被封为统摄大同诸镇兵马的将军。顺治五年（1648年）姜瓖得知多尔衮染病，于大同起义叛降南明政权，附近十一城皆叛变。多尔衮得到消息后，急调阿济格、博洛、硕塞、满达海平定叛乱，其中阿济格围困大同9月之久，大同城内粮食匮乏，“兵民饥饿，死亡殆尽，宇兵无几”，姜瓖部将杨振威等人斩杀姜瓖及其兄弟的首级，投降清军。阿济格进城后对大同进行了屠城，军民死伤无数，并将大同变成不设官城市，将“大同府移至阳和，称阳和府；大同县移至西安堡。” ［19］（P336）
清代云冈石窟的修缮和保护，我们主要从修缮工程和资金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修缮工程。大同归入清朝统治之后，有关修缮主要有以下两个工程。
其一，修建窟檐。时参与协征大同的山西巡抚佟养量亲眼目睹了屠城惨状，而“考诸藏教，佛不以形著，而以心灵；固以心灵，而犹以空见。则人相、我相，众生寿者相，且不立三千大千世界，不足以当佛之刹那一瞬。今山形雕刻，不亦亵乎？虽然，以般若而登彼岸者，几人哉！犹赖于象教不浅也。因象教而众生心始肃然”， ［19］（P336） 认为只有宗教才能麻痹人民的仇恨之情。因此他决定“此予集材鸠工，重修杰阁，并出山妙相，以祝我道遐昌之意云耳” ［19（P336） 。又据《云中郡志》记载“总督佟于顺治八年率众捐资，大为修葺。俾殿阁楼台、香积禅林金碧莹煌” ［20］（建置志，P149） 佐证，我们可推知集资的方式是佟养量动员大同府县官员捐资，而修缮目的是要“护国佑民”，而“重修杰阁”主要是指修缮第5、6、7、8窟的木质窟檐，此次修缮窟檐工程完工后，佟养量联名官员共同上疏请求政府归还大同府建制，终于在顺治九年（1652年）大同府县之治获得恢复。
其二，金装彩绘。云冈石窟金装彩绘佛像，我们在上文论及辽代石窟修缮时就已开始，其中又以清代工程最大（以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光绪历朝重修碑文印证）。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所立《重修云冈寺记》碑中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大同府“曾与各官面商，捐俸修饰庙宇，庄严佛像”。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重修云冈石佛寺碑记》，记载“金装佛像、移素诸佛、金身重整、御题匾额、丹青两壁、彩画栋梁，其工程详备，更难以枚举。”
咸丰十一年（1861年）所立《重修大佛寺碑记》，记载重修“观音殿、东禅堂、乐楼……千佛之洞皆大放其光明”。
同治十二年（1873年）所立《重修庙宇碑记》，记载“我云冈堡，旧有大佛寺，前人创之，前人未始不因之。但世远年久，风雨剥落，不无倾圮。僧等不忍坐视，虔心募化整修，奈工程浩大，仅建山门三间、钟鼓楼两座，其余不能灿然可观。”后“同恳请将军、道台，共成胜举。募化该处各署官长及本营营勇，无不乐捐，助银若干。于是遂为鸠工之兴，以壮鹫岭之观。废者修之，坠者举之；金装佛像，丹雘东楼，以迄过殿，无不焕然一新。”
光绪二年（1876年）所立《蒙文碑记》，记载“重修云冈堡大佛寺前殿遗址，更建左右禅室，次第仍修补层楼，土木陶绘……迄今佛像通身披金”。
民国九年（1920年）所立《重修云冈石佛寺碑》，记载“光绪十七年，购买民院地点，装彩五佛洞，并修饰东西两楼，金装大佛全身。”
清代对云冈石窟金装彩绘的修缮本是挽救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但由于补修佛像时，采用传统的打孔、嵌入木栓、缠麻、涂泥、彩绘的办法，虽在防风化上也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却对石雕形成极大的破坏，使原造像遍体鳞伤，泥皮一掉，满目疮痍，也使石窟原有的精绝雕刻技法和佛像神韵被无形覆盖，对保护石窟艺术起了消极的破坏作用，是违背科学的破坏性保护。
第二，修缮资金。清代建国以来，为保护云冈石窟曾经多次修缮石窟，而资金是这项工程不断推进的重要保障。我们根据有关碑刻资料总结，对修缮资金叙述如下：
其一，寺僧布施化缘。咸丰年间修缮工程资金就是“僧心良始募众善而落成焉”，乾隆年间“修路、续建殿宇、□廊、牌坊、乐楼、以及金装佛像、移素诸佛、金身重整、御题匾额、丹青两壁、彩画栋梁都是信佛的王公大人与十方、本堡众善施主”。
其二，政府支持。康熙三十六年修建石窟的资金就是在府库中，除了官员捐俸外，“不拘何项官银，动支伍百两”而成行的。
其三，官员捐俸。康熙巡幸云冈，“曾与各官面商，捐俸修饰庙宇，庄严佛像，前因军需事繁不遑举行。昨，皇上回銮，驻跸口外。本院□奏，正在装修等语。兹值军务告竣，合就饬行”。
清代修缮云冈石窟资金来源广泛，现虽没有完整的资料对整个清代云冈石窟修缮资金作系统研究，但仍可从现存史料中总结如下特点：
第一，从社会阶层看，有亲王、官员、民众、僧侣等。第二，从社会职业看，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军人等。第三，从资金来源区域看，呈现出由本区域信众向外部扩展的趋势。咸丰十一年（1861年）《重修石佛寺碑记》记载“贺兰山定远营札萨克、多罗贝勒多罗额驸、军功记录四次罗布藏多尔济，施银二十七两。御前行走、阿兰善山厄勒特札萨克、和硕亲王多罗额驸罗布藏多尔济，同福晋和硕庄亲王之女多罗格格，共施银一百两整……”贺兰山远离大同，处于现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又据《重修庙宇碑记》载“除募化来往官长及四方善士、蒙古仁人外，又向归化城募化”。贺兰山与归化都不属于大同行政区划，这都充分说明当时募化地已然远远超出大同地界。第四，从资金筹集发起人看，有僧人、商人、官员等。《云冈大路碑》记载“过客停车，畏险而怀忧。爰有住持僧寂容者，目击伤心，长存不忍之心……奈工程浩大，力微难成，请告众善，欣然乐从”。《蒙文碑记》中谈及“募捐者有”各种宝号募化，重修云冈堡大佛寺前殿遗址……
综上所述，云冈石窟自唐起历朝几乎都有修缮记录，尤以辽代和清代规模最大，这对于保护优秀历史文化古迹具有深远影响，但由于修缮技术不够科学，也无形中造成石窟的间接损害，唯有今后广泛吸收借鉴新理论、新方法、新思路进一步解决，才能使石窟保护工作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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