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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中的交脚造像

邓星亮 1 华海燕 2

(1.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山西大同037009;

2.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重庆401331)

摘 要: 云冈石窟中的交脚造像具有数量众多、形制齐全和内涵丰富的鲜明特色。通过分析交脚造像的渊源、云冈交脚造像类型和交脚造像的文化内涵,辨明学界中有关交脚造像身份的观点和看法,进而丰富中国石窟造像中“云冈模式”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 云冈石窟;交脚造像;渊源;类型;内涵

云冈石窟中分布的交脚造像约200余尊。从造像型制来看,既不乏真容巨壮之制(如第17窟北壁本尊造像),也广有精巧细致之型(如各石窟中分布的壁龛型交脚造像);按造像时期考察,这些交脚造像在云冈三个开凿时期所形成的石窟中都有体现;就造像数量而言,云冈石窟中的交脚造像远远多于其他地区各石窟中的数量。上述诸种事实,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石窟造像中“云冈模式”的文化内涵。因而,对云冈石窟中的交脚造像进行探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云冈石窟的研究。

一、交脚造像的渊源

(一)交脚坐式的起源

佛教造像中佛和菩萨的姿势,概括来讲有立式、坐式和卧式三种。据戴蕃豫研究,佛像的坐式可划为7种,分别是结跏坐、半跏趺坐、勇猛坐、轮王坐、游戏坐、倚坐和贤坐。 [1](P52-53) 其中,倚坐又称善跏趺坐,即身体端坐于座上,两脚自然下垂。交脚坐式应该为倚坐的一种变式,即两腿下垂相交于座前。

关于交脚坐式造像的起源问题,顾森先生认为交脚坐式造像起源于西域,且往西影响犍陀罗地区、往东影响敦煌地区乃至更东地区。 [2](P116) 本文不同意顾森先生的观点,认为交脚坐式造像起源于印度,并随佛教东传沿丝绸之路依次影响到西域、敦煌乃至云冈等地。交脚坐式造像起源于印度的事实,可以从文物和文献记载两方面的证据得到印证。

文献方面,东晋时代佛陀跋陀罗和法显合译的《摩诃僧祇律》卷22载:

佛住舍卫城,广说如上。尔时六群比丘交脚白衣家坐,为世人所讥:“云何沙门释子如王子、大臣交脚坐家内?此坏败人,有何道法?”诸比丘以是因缘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来。”来已,佛问比丘:“汝实尔不?”答言:“实尔。”佛言:“从今日后不得交脚家内坐。”佛告诸比丘:“依止舍卫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与诸比丘制戒,乃至已闻者当重闻:不得交脚坐家内,应当学。”

交脚者,髀著髀上、膝著膝上、膊膓着脚胫上、脚着脚趺上。不得交脚坐家内,应正两足。若精舍中食上、和上、阿阇梨、长老比丘前,不得交脚坐。若病得交脚坐,见上座来当正坐。若涂足、挑刺交脚坐无罪。若放恣诸根交脚坐家内,越学法。狂、痴、心乱无罪。是故说,不得交脚坐家内,应当学。 [3](22册,P403)

记载显示,交脚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常见身体姿势,具体体现为两类四种:第一类为站姿,只有一种,即两大腿交叠而立;第二类为坐姿,共有三种,分别为双膝交叠、一腿小肚交叠在另一小腿胫骨上、两脚背交叠。其中,三种交脚坐姿是大众部戒律明确规定的一种越法行为。这说明,早在印度佛教的部派佛教时代或之前,至少在僧人中,交脚坐是一种常见的坐姿,否则不会有专门的戒律来约束这种行为。

文物方面,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桑奇佛塔建筑中,有不少交脚坐姿的雕像出现。如桑奇大塔周围的四座塔门中,在东门、西门和北门上分别雕刻有姿势不一的交脚坐式造像,见图1、图2和图3。

图1 桑奇大塔西门左柱外侧第二格“龙王礼佛”图中交脚蛇王妃像

图2 桑奇大塔东门正面左柱内侧第二格“降伏毒龙”图中交脚苦行者像

图3 桑奇大塔北门第二道横梁背面图中的交脚坐像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还没有佛陀形象出现的早期佛教造像中就已经有了交脚坐式的图像,且印度部派佛教中的大众部戒律也明确提到交脚坐姿的具体种类及其禁限情况,这一切充分说明,交脚坐式造像绝不可能起源于西域,而是的的确确肇始于印度。

(二)交脚坐式的身份演变

在印度部派佛教时期,呈交脚坐式的人物,其身份并没有统一的规定。社会生活中,上至王子贵族如前述《摩诃僧祇律》引文中王子、大臣可在家内交脚坐,下至普通百姓如图3里两组男女组合像中的男性也呈交脚坐姿,甚至连沙门释子也可以交脚坐,只要不是在《摩诃僧祇律》规定的场合下,即不能在精舍中食上、和上、阿阇梨、长老比丘、上座面前和施主家内交脚坐。可以说,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交脚坐,只是地位特殊者如沙门释子有场合的限制(或者社会底层也有某些方面的限制,如不在尊者面前交脚坐),而地位尊贵者呈交脚坐的场合更加宽泛。这隐约地暗示了一个发展趋势,即在以后大乘佛教造像中,交脚坐式越来越集中地被用来表现某些特殊人物。

随着印度部派佛教的发展,印度佛教迎来了大乘运动的兴起。可以说,以贵霜王朝统治者丘就却为代表开始推行的佛教政治,标志着大乘运动的端绪。在大乘运动和佛教政治交相辉映的过程中,造经和造像成了大乘佛教发展的重要标志。 [4](P2-21) 于众多大乘佛教造像中,其兴盛之地犍陀罗地区的造像开始出现佛陀的形象,也有了交脚坐式的形象。这些交脚造像的身份尽管不能逐一确定,但通过学者的辨析考证,还是对一些交脚造像的身份进行了大致确认。日人肥塚隆通过考察犍陀罗地区60件交脚造像,根据它们在造像中所据的6种位置,认为交脚造像的身份有以下几类:①大多数为弥勒;②观音;③闻法菩萨;④不特定菩萨。同时他还发现在犍陀罗地区造像中,贵霜王朝货币上有阎浮膏王和孚维什伽王的交脚坐像;另外,在一些佛教传说图中,有释迦摩尼、王侯贵族和婆罗门的交脚造像。 [5](P16-23,116) 同肥塚隆观点有些不同的是古正美先生,她认为犍陀罗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多数交脚坐像身份是转轮王而不是弥勒,即在当时支持大乘佛教采取佛教政治的统治者。 [4](P574-662) 由此可见,在大乘运动期间,交脚坐式造像的身份已经和部派佛教时期完全不同,它越来越被尊贵化,越来越集中地被用来体现一些特殊身份。

大乘佛教传至西域、敦煌和云冈等地后引发大规模的佛教造像,其中不乏大量的交脚造像。上述地区交脚造像的身份一方面沿袭了犍陀罗地区的惯有身份,另一方面结合当时佛教和政治信仰对交脚造像的身份赋予了新的含义,这些问题将在本文第三部分“云冈石窟交脚造像的文化内涵”中进行讨论。

二、云冈石窟交脚造像的类型

云冈石窟造像总计约51000余尊,其中,据初步统计交脚造像200余尊,占有相当的比例。在中国众多的石窟中,云冈石窟交脚造像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可以用数量众多、形制齐全、内涵丰富来概括。按交脚造像的分布情况来看,第1窟到第39窟,几乎每个窟中都有交脚造像;从交脚造像的雕刻时期考察,在云冈石窟的三个雕刻时期内,每个时期石窟中都有交脚造像;就交脚造像的形象来看,交脚造像既有佛又有菩萨的造型;据造像形制来比较,既有造型宏伟的大像窟型造像,又有精美细致的中型壁龛式造像,最多的是各种小型壁龛式交脚造像。

综合云冈石窟中交脚造像的实际情形,为了分析上的便利,总体上以交脚造像的规模将云冈交脚造像划分为两类:大像窟型和壁龛型。

(一)大像窟型

根据宿白先生中对中国石窟的七种分类, [6](P16) 结合云冈石窟的窟制,拟定所谓大像窟型交脚造像。此型造像是指在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刻作为洞窟主壁主尊的交脚造像,这种交脚造像在云冈石窟中只有2例,分别为第13窟(见图4)、第17窟(见图5)的主尊造像。它们具有以下特点:

图4 云冈石窟13窟北壁主尊

图5 云冈石窟17窟北壁主尊

1.从洞窟形制来看,其平面为椭圆形(17窟)和方形(13窟),反映了云冈石窟两个时期不同的形制特点。

2.从造像特征来看,具备下列特点:①这类造像无一例外都是造像窟中的主尊,造像都为菩萨像;②主像着装方式,一期的17窟为袒右肩式,二期的13窟为通肩式,这当和孝文帝提倡汉化的政策有关;③菩萨造像的装饰发生变化,其共同点是都有宝冠、臂钏、项钏和璎珞。但是,其细部情况发生变化,如17窟的宝冠是立挺的,而13窟的宝冠,成为下部内趋的船头型,且13窟的宝冠同早期的三珠日月冠相比已经演化成三瓣莲式冠,说明了不同时期的演化轨迹;17窟的龙头璎,到13窟时已经消失;17窟的串珠型璎珞到13窟时发生改变等。④交脚坐像的倚坐台座发生了改变,从17窟的简陋座,变成了13窟的精美的台式座,说明了雕刻风格的转变;⑤菩萨造像的衣纹发生变化,从17窟的阶梯式的阴刻衣纹变成13窟的凸起式浮雕衣纹,这些说明了雕刻技法的改变。

3.从造像身份来看,按学界的一般观点,一期17窟称为三世佛组合造像,二期的13窟称为单尊弥勒佛造像。这种观点,无视佛和菩萨造像在形象上的不同(佛教造像中表现佛的形象一般不佩戴宝冠等装饰物),有待改正。

(二)壁龛型

这种壁龛型的交脚造像,在云冈石窟现有造像中数量最多,即在洞窟次壁上特定的部分区域雕刻出来的交脚造像。它们又可以进一步详细分类,根据壁龛上交脚造像的主次地位、交脚造像的形象(佛或菩萨)、壁龛的不同样式来进行下列划分。

1.按壁龛上交脚造像的主次地位,这种类型的交脚造像可以细分为三种:①主尊壁龛型;②胁侍壁龛型;③并列型。

①主尊壁龛型:即在一个壁龛中或组合壁龛(一般三个为一组)中心壁龛中作为主尊出现的交脚造像。第一种情况,是指在一个完整的壁龛中,中心部位交脚造像为主尊,两边配有左右两位胁侍菩萨,外围配以各种不同形状龛型的情况。这种类型占壁龛型交脚造像的绝大多数(见图6)。它们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必定在左、右配有两尊或多尊胁侍菩萨,交脚像后有光背。其次,交脚造像倚坐的台座有6种不同形式:一种为座前仅有两狮子,数量最多;一种为座前有两狮子,且交脚下有力士支撑;一种为仅两菩萨在座前半跪;一种为两菩萨在座前半跪,交脚下有力士;一种为座前无上述狮子或菩萨,坐须弥座;一种为座前无上述菩萨或狮子,但交脚下有力士。最后,交脚造像的服饰各有不同,从宝冠来看,有莲花三角化佛冠、三珠冠、三珠单仰月冠、三珠日月合抱冠、三瓣莲式冠等;从身上装饰品来看,项钏、臂钏、璎珞大都比较相似,唯一不同的是龙头璎珞比较突出,显示了造像的特定身份。第二种情况,是指在由三个壁龛组成的组合造像中,中央壁龛造像以交脚坐姿出现作为组合造像的主尊,左右壁龛作为胁侍的情况(见图7)。通常,中央壁龛和左、右壁龛单独成龛,但是中央壁龛同上述第一种情况类似,中心部位为交脚造像,两边配有胁侍菩萨,外围配以完整龛型;左、右壁龛主尊为思维菩萨,并分别配有左右胁侍菩萨。

图6 云冈6窟西壁下层南龛

图7 云冈1窟北壁

②胁侍壁龛型:此种交脚造像,不是以主尊的形式出现,而是作为组合造像中主尊的胁侍出现(见图8),在整个云冈石窟交脚造像中出现次数不多,大概只有3、4例。此类胁侍壁龛型交脚造像作为胁侍菩萨,最明显的特点是没有自己的左右胁侍菩萨,其主尊造像多为结跏趺坐的佛,交脚造像呈左右对称分布在主尊的两侧。这种以胁侍身份成对出现的交脚造像,是否为云冈造像所独有,尚不清楚,需要深入探讨。

图8 云冈14窟前室西壁中层

图9 云冈17窟明窗东侧

③并列型:这类交脚造像,同其他造像并列在一块,形成一个组合,且组合中各造像的地位没有(或者不能发现)谁主谁次的分别,称为并列型。从云冈石窟来看,这种并列型交脚造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交脚造像作为独立一龛,同其他非交脚造像龛并列雕刻一起,在云冈石窟中比较多。非常有代表性的是17窟明窗东侧的交脚造像,从造像题记看,这是供养人一次性开凿的释迦、多宝和弥勒的组合雕像,其中的交脚造像不能单独看待(见图9)。二是,在一个完整造像龛中,并列雕凿多个形象,其中一个或多个为交脚造像,如8号石窟主室南壁拱门上方的供养六天造像龛、39窟中心柱(见图10)等。

2.按交脚造像的形象(佛或菩萨),这种类型的交脚造像可以分为两种:其一,以佛的形式出现的交脚造像,即交脚造像为佛的形象,头顶呈肉髻相,服装为袒右肩式或通肩式,全身无任何装饰品(见图11)。此类造像集中于云冈造像的第二时期,如7、8,9、10等双窟中以及12窟中,在其他时期的洞窟中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其二,以菩萨的形象出现的交脚造像,即造像为菩萨的形象,头戴宝冠,佩带项饰、臂饰和璎珞等饰物(见图12)。在云冈石窟的交脚造像中,以菩萨形象出现的占绝大多数。

图10 云冈39窟方柱西南隅

图11 云冈7窟主室东第壁三层北龛

3.按照交脚造像外围壁龛的样式来看,交脚造像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形式:①尖拱龛(见图13),这种样式主要是在开凿交脚佛的造像时才使用,但有时也用于交脚菩萨。②楣拱龛(见图14),这种样式,即可用于交脚佛,也可以用于交脚菩萨,楣拱龛式的交脚菩萨最多。楣拱龛的式样最初当来自犍陀罗地区建筑风格,带有明显的犍陀罗风格(见图15)。③屋形龛(见图16),这种样式同样即可适用于交脚佛,也可适用交脚菩萨,但是总的数量不多。屋形龛的式样一眼便知是吸收了汉土建筑的样式风格。

三、云冈石窟交脚造像的文化内涵

通过以上对云冈石窟交脚造像的类型分析可以发现,云冈石窟交脚造像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想要准确把握这种文化内涵,关键在于理解交脚造像的身份问题。

如前所述,顾森认为交脚造像起源于西域,作为一种生活中的坐式,没有固定的含义。这种坐式传到敦煌地区以及其东部地区后,才有固定的含义,专指弥勒(佛或菩萨)。 [2](P115-117) 我们在第一部分内容中认为交脚造像起源于印度,交脚造像的身份在部派佛教时期没有固定,大乘佛教发展过程中交脚造像的身份逐渐尊贵化,正如前文所引肥塚隆的观点,有逐渐固定的趋势。

图12 云冈7窟主室南壁第四层东龛

图13 云冈12窟主室东壁上层南龛

图14 云冈5窟A洞东壁

图15 吉美博物馆犍陀罗艺术片

但是如何正确理解云冈石窟中交脚造像的身份呢?从当前学界的观点来看,对于交脚造像的身份意见不一,有的认为是弥勒(佛或菩萨),有的认为是转轮王。本文认为,云冈石窟交脚造像的身份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根据当时佛教和政治信仰进行客观分析,它既有弥勒信仰的体现(交脚像为弥勒佛或弥勒菩萨),也有转轮王信仰的体现,同时,更可能是二者结合的佛王信仰(即转轮王和弥勒佛或弥勒菩萨的二位一体的佛王信仰)。下面,本文尝试从四种佛教或政治信仰出发分析云冈石窟中交脚造像的身份。

(一)弥勒信仰

北魏开凿云冈石窟以前(460年),流传于世的有关弥勒信仰的经典为如下几部:第一,有关弥勒下生信仰的:鸠摩罗什公元402年-412年期间译的《弥勒下生成佛经》、公元402年译《弥勒大成佛经》、竺法护于公元303年译的《弥勒下生经》;第二,有关弥勒上生信仰的唯有沮渠京声于公元455年译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在上述有关弥勒上生、下生信仰的4部经典中,只有沮渠京声的上生经、鸠摩罗什的下生经(大成佛经)提到了造像依据的像容问题。根据经典中用作造像依据的像容记载,可以判断一些交脚造像是弥勒佛还是弥勒菩萨。在弥勒下生经中,鸠摩罗什《弥勒大成佛经》云:摩诃迦叶即从灭尽定觉,齐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长跪合掌,持释迦牟尼佛僧迦梨,授予弥勒而作是言:“大师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临涅槃时,以此法衣嘱咐于我,令奉世尊。”……尔时,弥勒持释迦牟尼佛僧伽梨,覆右手不遍才掩两指,复覆左手亦掩两指。 [3](14册,P433) 据此经典关于弥勒成佛的授记内容,可以发现弥勒授记成佛后,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即左手有掩两指的僧伽梨衣。根据这个标识,可以判断造像是否为弥勒佛。在云冈石窟中,多数交脚佛为弥勒佛,同经典相符,如上图11所示。在弥勒上生经中,沮渠京声译《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记载:时,兜率陀天七宝台内摩尼殿上,师子床座忽然化生,于莲华上结加趺坐,身如阎浮檀金色,长十六由旬,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皆悉具足,顶上肉髻发绀琉璃色,释迦毗楞伽摩尼、百千万亿甄叔迦宝以严天冠。其天宝冠有百万亿色,一一色中有无量百千化佛,诸化菩萨以为侍者。 [3](14册,P418) 本经关于弥勒菩萨宝冠的描述,说明弥勒菩萨宝冠中有化佛。根据这种像容,可以发现云冈石窟中的多数交脚菩萨像为弥勒菩萨,于经典相符合,如上图12所示。

(二)转轮王信仰

转轮王信仰是一种护法信仰和政治信仰的结合体。 [4](P2-662) 即大乘佛教心目中的理想世间,由传法和护法两种信仰并存。佛(或者法身佛)用“法施”的方式,对统治者及其人民传播佛法,用佛法的五戒十善教化天下,辅助王政;统治者用“财施”的方法支持佛教,帮助佛教广弘天下,推兴佛教。在这种信仰下,大乘佛教发展过程中推兴的佛教造像就不光有佛、菩萨的造像,也有统治者(转轮王)的造像。

在佛典当中,关于转轮王形象的记载非常多。其中,有关于转轮王坐姿和宝物的特别记载。唐代不空《金刚顶经一字顶轮王瑜伽一切时处念诵成佛仪轨》:或作轮王坐,交脚或垂一,乃至独膝竖,轮王三种坐。 [3](19册,P326) 北凉昙无谶《悲华经》:时转轮王过三月已,以主藏宝臣贡上如来阎浮檀金作龙头璎,八万四千上金轮宝,白象绀马、摩尼珠宝,妙好火珠,主藏臣宝、主四兵宝,诸小王等安周罗城诸小城邑,七宝衣树、妙宝华聚、种种宝盖,转轮圣王所著妙衣,种种华鬘、上妙璎珞,七宝妙车、种种宝床,七宝头目挍络宝网,阎浮金锁、宝真珠贯,上妙履屣、綩綖茵蓐,微妙机隥、七宝器物、钟鼓伎乐,宝铃珂贝、园林幢幡,宝灌灯烛、七宝鸟兽,杂厕妙扇、种种诸药,如是等物各八万四千,以用奉施佛及圣众。 [3](3册,P176) 根据上述坐姿和饰物等有关转轮王造像特征,古正美《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中认为:呈交脚坐的人物造像,无论其是否佩戴转轮王饰物,都是转轮王造像,同时,凡佩戴有转轮王饰物者,无论其是否呈交脚坐相,也都是转轮王造像;甚至不呈交脚坐相,也不戴转轮王饰物者,也常是转轮王造像。 [4](P589) 利用佛典中有关转轮王交脚坐姿、龙头璎和阎浮金锁饰物的描述,我们确实可以认为云冈石窟中一些具有如此特征的造像是转轮王像,如图17所示;但是,我们也认为古先生的论断有商榷余地,比如在云冈石窟17号窟明窗东侧上的一个组合雕像(如图9所示)中,位于中心位置的呈菩萨形象的交脚造像身份就不能定为转轮王,而应该定为弥勒菩萨,因为造像下方的造像题记明确记载“大代太和十三年,岁在己巳,九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比丘尼惠定身遇重患,发愿造释迦、多宝、弥勒像三区。愿患消除,愿现世安稳,戒行猛利,道心日增,誓不退转。以此造像功德,逮及七世父母、累劫诸师、无边众生,咸同斯庆”。 [7](P126)

图16 云冈石窟10窟前室东壁上层龛

(三)佛王信仰

东晋佛驮跋多罗翻译60卷本《华严经》中的“入法界品”,记载佛教神祇如卢舍那佛、弥勒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及普贤菩萨,在过去都以佛教转轮王身统治天下,说明佛教神祇能与转轮王同身,也即佛或菩萨和世间的统治者可以二位一体,这就是所谓的佛王信仰。关于佛王信仰,古正美先生大著《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 [8](P7-497) 作了详尽描述,恕不多述。

图17 云冈石窟11窟南壁下层西部

云冈石窟开凿前,北魏皇帝中不乏好佛之人。道武帝礼敬沙门,法果倡“皇帝即当今如来”论,《魏书·释老志》记载:初,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9](P3031) 对此条文献的一般解读不外乎道武帝好佛、法果屈节,但是如果结合当时或之前流行的佛王信仰来看,则对此条文献可以重新解读,即当时道武帝和法果的互动,似乎可以说明道武帝和法果有推行佛教意识形态治国的意图。文成帝践极后推行佛教,《魏书·释老志》载: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 [9](P3036) 此条文献记载的师贤和文成帝造像的奇异现象,一般解读为“纯诚所致”,但是用佛王信仰或佛教意识形态治国的观点来看,则师贤所造石像很有可能就是按照文成帝真身来建造的弥勒佛王像,它是弥勒佛和文成帝二位一体的造像,文成帝身上的黑痣与石像上的黑子绝不是巧合或“纯诚所致”。如此观看,则云冈石窟中的某些交脚造像,可能即是弥勒佛王信仰的体现,如13窟、17窟主像,它们就是某位推行佛王信仰的帝王造像。

(四)多重信仰

云冈石窟17窟明窗东侧上雕刻有释迦、多宝、弥勒三组合像。在云冈石窟中屡有发现,可以算是云冈石窟交脚造像的一种独有模式,其他地区石窟中没有此种艺术表现。这种造像所反映的信仰,实际上是传法、护法信仰的综合体现,反映了所谓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的传法、护法信仰,说明无论释迦牟尼是否在世,都有各种佛(法身佛)传法、护法,传达了佛教徒对佛法永驻世间的期望。云冈石窟中其他没有造像题记的此种组合造像,其中的交脚造像一定是弥勒菩萨或弥勒佛。

总之,云冈石窟中交脚造像数量众多、形制齐全、内涵丰富的事实,使得云冈交脚造像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发现并且进一步深入研究这种特色,必定会不断丰富“云冈模式”的内涵。同时,也期待本文能够发挥抛砖引玉的功用,激发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兴趣,进而共同壮大和丰硕云冈石窟的相关研究。

注释:

①图片来自扬之水《读图:在桑奇(三)》文中插图13,载《紫禁城》2012年02期,第114页。

②图片来自扬之水《读图:在桑奇(四)》文中插图4-1和4-2,载《紫禁城》2012年03期,第98页。

③图片来自黄庆安《早期佛教美术的杰作——印度桑奇大佛塔北门石刻》文中插图3,载《西北美术》2010年03期,第12页。

④图片来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于1938-1945年在云冈考察所得的调查报告《云冈石窟(图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2年出版。自此注以下,凡不出注的图片都是来自此图版,另有出处的图片则单独加注。

参考文献:

[1]戴蕃豫.佛教美术史印度篇[M].北平:华北居士林,1943.

[2]顾森.交脚佛及有关问题[J].敦煌研究,1985(03):115-117.

[3](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小野玄妙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2.

[4]古正美.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5](日)肥塚隆.莫高窟第275窟交脚菩萨像与犍陀罗的先例[J].敦煌研究,1990(01):16-23.

[6]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7]张焯.云冈石窟编年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8]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M].台北:商周出版,2003.

[9](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9FNjrT1JTCuEg55PzqU2uNn6ZkpDOaFUXWazM5WWJUFF/iUSWdy0VOx5HdfQ41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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