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艺术源于生活
——记尖兵剧社社长黄天

在冀东，有一位来自延安的出色的文艺工作者。在这里的两年间，他带领尖兵剧社，随执行战斗任务的部队过滦河、跨燕山、越长城，多次参与重大战役行动，他的足迹遍及冀东平原和长城内外。共组织83场舞台演出、105场音乐会，还创作剧本58个，歌曲、器乐曲、宣传画、街头诗120多件，出版《大众报》三期，《尖兵歌集》六集以及连队、乡村学校使用的大量文娱材料。这些产生在碉堡下、战壕里的作品，贴近火热的斗争实际，直接反映了冀热辽抗日军民斗争生活的痛苦和欢乐，并具有群众喜闻乐见的冀东地方特色，广大军民都把观看剧社的演出当作是至高的精神享受。剧社走在哪里，往往一搭台，方圆几十里的老乡便如潮水般涌来。

尖兵剧社第二任社长黄天，原名黄廷权，曾用名黄庭材，1908年生，江苏崇明（今上海市崇明区）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酷爱戏剧，在校期间曾参加过中外名剧的排演。1935年，在杭州组建“三五剧社”，排演了《雷雨》《湖上的悲剧》等，曾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告别双亲和妻子儿女，抛弃富裕的家庭生活，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边区文化界抗日联合会执行委员、陕北公学剧团团长、华北联大文工团团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文化科长、“抗敌剧社”副社长等职。

在陕北，黄天再次显露出过人的艺术才能。在陕公期间，黄天执导，把苏联名剧《母亲》搬上了舞台，演出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率陕公剧团排演了一批地方色彩浓郁、配合当时斗争形势的抗日剧目，深入边区农村、工矿企业、八路军驻地演出，深受观众喜爱。陕公校长成仿吾曾赞誉剧团是“陕北公学的骄傲，是值得载入陕公校史的一颗明珠，在炽热的战斗岁月里，发出耀眼的光辉”。

1943年，为支援冀东文艺建设，黄天被调往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任社长。在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利用战斗间隙或行军途中，与今歌等合作，创作了十几个反映军民浴血抗战和人民群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痛苦生活的歌剧、话剧、活报剧剧本，如《夜深人静时》《拥军模范于萍》《满洲泪》等，热情讴歌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狠与残暴，充满着对祖国人民深沉的爱和对侵略者的恨。

生存与战斗是艺术的前提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本着“确保冀东才能确立满洲”的战略思想，一直将防御重点放在这里。无论是平原还是热辽山区，都是日军长期统治的殖民化地区。碉堡林立，壕沟纵横，部队几乎天天要转移，天天有战斗。所以，剧社活动与军事活动一样，始终处于高度流动，高度分散的状态，处于特殊残酷的环境中。黄天到任后，不避险，不畏难，踏踏实实而又富于创造性地开始了工作。

初建成的尖兵剧社，成员多数是粗通文艺的青年知识分子，最小的才13岁，这也是在冀东部队中唯一有女同志的单位。许多人连枪都没摸过。为了使剧团迅速适应游击环境，黄天明确指出：第一要学会生存，第二要学会战斗，唯有如此，才能适应战争形势，坚持文艺阵地，并果断抽调剧社中有战斗经验的同志，集中全部武器，组成战斗班，平时演出，战时应急自卫。还规定，所有成员都要最大限度地轻装，每人只带一个挎包，一种乐器。听到号令，全社10分钟必须集合完毕。甚至连洗脚这样的细节，也做了具体规定：宿营洗脚时，洗完一只后，先把鞋袜穿好，绑腿打好，才能洗另一只。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提高了剧社战斗化、军事化的程度。

艺术与生活密不可分

黄天是尖兵剧社的教导者、组织者、引路人。黄天认为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是深入生活，艺术实践。这更加坚定了剧社中来自乡村、连队，没经过专门艺术训练青年的创作信心。

因为剧社成员大多数较为年轻，有的文化水平不高，许多搞剧本创作的同志，信心不足，压力很大。有人讥笑他们：“不懂三一律。”可是，黄天同志不这样看。他鼓励同志们：“你们常年生活在斗争最前线，总跟群众战士在一起，把你们的感受最深地写出来，就会生动感人。三一律是个戏剧名词，用不了一分钟就可以弄懂。可是积累生活材料，非有几年的工夫不可。”

在他的鼓励下，刘大为和管桦合作了一个剧本。剧本取材于两人在遵化活动时听到的一个故事：有三百多民兵，围困敌人一个炮楼，这三百多民兵只有一支枪。于是，他们用这支枪轮流在炮楼四周射击，还把鞭炮放在铁桶里点燃。敌人以为是八路军的机枪响了。再加上民兵喊话，进行政治攻势。结果用一支步枪就攻克了一座炮楼。原来，刘大为想把这个故事写成通讯，受了黄天同志的启发之后，就把这个故事写成了话剧。

黄天看了剧本，非常高兴。他说，“时间——抗战的一九四四年，地点——遵化解放区，事件——三百个民兵用一支步枪，消灭了一座敌人的堡垒。那时间、地点、事件凑在一起，戏剧术语就叫‘三一律’，这不很容易吗？可是这三百个民兵的英雄行为、抗战思想，如果你不了解，你再懂得三一律也写不出剧本来。这就叫斗争生活最重要……”

黄天就是这样深入浅出地教剧社同志们写戏，也教给同志们如何重视深入生活。他不但肯定了这个在战斗中写成的剧本，而且动员剧社副社长张茵青导演这出《三百人和一条枪》的话剧。还当场分配了演员。排戏之时，黄天经常到现场参加指导，话剧演出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文艺创作源于生活实践，最终作用于现实，宣传政策精神，号召军民作战。黄天同志到达冀东之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亲自执笔写了十几个话剧、歌剧，还写了大量的歌词。当时环境艰苦，日夜行军除了作战还要及时排出戏来。黄天同志想出一个办法，改变行军编队，不按行政班组，而是把同一剧组的人编在一起。这样，演员们便可以一边行军一边对词儿。这种方法，不但利用了时间，而且由于集中精力到戏剧情景中去，连行军的疲劳都忘掉了。

有时，环境好一些。剧社可以在一个地方住上三四天。黄天同志就更加珍惜使用这种“黄金季节”。白天，他合理地组织全社人员排戏、练唱、画画。夜晚，大部分同志休息了，他又把有创作能力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在明亮的煤油灯下，组织大家写剧本、写歌词。夜深了，他拿自己的保健费，让通讯员买红薯切成薄片，用油煎过，给大家当夜餐。吃过夜餐，他就一直写到天亮。1944年夏天，冀热辽军区成立民兵总指挥部时，黄天同志就这样组织剧社，一夜之间写出了十几件反映民兵生活的作品。有歌曲、说唱，还有短剧，第二天就在成立大会上演出了。

《 韩大伟告状 》 1944年春节，黄天同志刚刚组织剧社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特别注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搞文艺宣传。经过调查研究，他提议：“利用当地群众正月里跑旱船、推小车、扭大秧歌的形式，让全社男女老少，连炊事班的同志们也在内，组成大秧歌队，沿村演戏，走街串巷，一面给群众拜年，一面演出。”冀东一带传统的秧歌队里有一种“灯官”表演。灯管由丑角扮演，他坐在一根大粗木杆上，由四个人抬着，在秧歌队中穿行，表演观灯、插科打诨，给节目穿针引线，很受欢迎。黄天导演了新灯管。还特意糊了四盏漂亮的花灯，四面画了抗日故事，由四个人举着上场。又由今歌同志扮演唱灯老汉，对着花灯唱抗战故事和党的抗日政策。

灯管正在观灯，忽然，从人群中挤出一个农民来告状，说是地主剥削他。灯管当即升堂，根据“二五减租”的精神，公断了此案，宣传了“二五减租”的政策。告状人是由尖兵剧社社员韩大伟同志扮演的。因此，剧社也给这个节目叫《韩大伟告状》。黄天同志还领导剧社文艺队编辑出了《连队乡村文艺材料》和《我们的歌》，把革命文艺传播到连队和广大群众中去。

《 夜深人静时 》 军民鱼水情 1944年初冬的一天，时间已是晚上七八点钟了，部队刚进入宿营地，尖兵剧社司务长张沛雨领社长黄天、指导员郭东俊进房，听对面屋里一位老大娘和一年轻妇女吵吵嚷嚷。郭东俊唯恐张沛雨态度不好，硬让人家腾房，急问是怎么回事。张沛雨小声说：“没咱们的事，老太太顽固，不愿腾房子，我打算再到别家去看看。那个年轻妇女是她儿媳妇，说了她几句，就叫咱们住下了。”正说着，社部通信员杨子臣已经烧好了洗脚水，端了一盆水放在黄天同志跟前。黄天却把洗脚水端到屋外，坐在门上，面朝着对面那间屋子洗脚。过了一会儿黄天回过头来小声地叫郭东俊：“你来听！”那屋里吵的声音小多了。郭东俊侧耳听时，隐约听到那个年轻妇女说：“人家披星戴月的，不比我们更难！一天走好几十里地，为的啥！还不是为了打鬼子，替咱们报仇。你老忘了前年我爹是怎样死的了！”老太太说：“你妈也不是落后分子，要不是前面那两间屋被日本鬼子烧了，哪一回部队住房子我打过拨回！全家五六口人连大伯子带兄弟媳妇全挤在一个炕上，这像话吗！”儿媳妇说：“我知道你老人家的心思，可这是啥年头？讲不得这么多了，都是一家子嘛。”

黄天和郭东俊听了这段婆媳对话都很受感动。黄天说：“这年头真不容易，老百姓们也真是苦透了。在我们家乡别说大伯子兄弟媳妇不能住个屋子，就是亲兄弟姐妹，大了也不能住在一起。要是明天不走，叫司务长换个房子吧。”

夜已经很深了，两人躺在一个炕上，黄天还在自言自语地说：“能说是老太太顽固吗？不能这么说……这件事太典型了，太有现实意义了。”不久郭东俊便进入了梦乡。半夜里不知为什么郭东俊突然惊醒，睁眼一看，见黄天同志仍点着小油灯，趴在炕沿上写东西。

对此郭东俊已经习以为常。黄天同志白天行军作战，还要忙于排练演出，他的作品大多是夜间写出来的，有时睡到半夜，他突然起来，点上小油灯，在他的小本里记点什么东西。问他写什么？他说想起的事要立即记下来，否则容易忘掉。用了老百姓的油，第二天要给老乡油钱的。剧社同志都知道黄天很少买零食吃，因为公家发的一点零用费几乎都用来还灯油钱了。

从那次宿营以后，大约过了半个多月，黄天告诉郭东俊，他以那天夜晚发生的事为题材，写了一个小剧本，并征求郭东俊的意见，给剧本起个什么名字好。郭东俊说，故事发生在夜间，又是在深夜写成剧本的，就叫“夜深人静时”吧。黄天采纳了这个意见，并建议戏里的司务长这个角色由张沛雨本色出演。

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社员们听到鸟叫时，就会想起《夜深人静时》主题歌中的歌词：“黄莺儿歌唱，绿柳做面纱，哪有个女儿不向娘诉说真心话。”

炊事班的故事 从黄天同志担任剧社社长，直到他壮烈牺牲之前，郭东俊都是他形影不离的战友。宿营时俩人睡在一个炕上。黄天原则性很强。几年来黄天没有一次背着郭东俊跟社员们讲他的坏话，但对他的缺点或错误却又从不放过，总是给予耐心的批评和帮助。有时在行军路上两人将胳膊搭在肩膀，边走边谈心，同志们见了开玩笑说：“你们看黄社长郭指导员俩关系多好，睡在一个炕头不算，连行军时还并着肩膀走啊！”

一次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剧社整整走了一天一夜，直到东方发白，才进入宿营地。大家一天一夜滴水未进，这时候又饿又累，简直支撑不住了。但直到十点多钟，炊事班才通知大家吃饭，饭里沙子又特别多。好几个同志找到社部来提意见。郭东俊一听就沉不住气了，立即跑到炊事班。当着司务长的面，劈头盖脸地训了他们一顿：“怎么搞的！沙子里不会多掺点小米吗！”一句话惹怒了整个炊事班，产生了不良效果。事也凑巧，军区政治部通知转移，搬到离本村不到二里地的另一个村子去。部队全部集合齐了，唯独剧社的炊事班没来。总务科长王子月三番两次来找郭东俊，催促赶快集合。郭东俊却因刚刚吵架，不好意思到炊事班去，多亏黄天同志亲自到炊事班去做工作，才完成了转移任务。

到达宿营地后，黄天十分严肃地对郭东俊说：“幸亏今天没有敌情，不然的话，问题就严重了。出了这件事你是有责任的。”此时郭东俊心里也感到不安。黄天同志接着问：“你说饭里的沙子是他们故意掺的吗？”郭东俊说：“我没有那么说，只是说沙子里不会多掺点小米吗！”黄天说：“那还不是一样。”郭东俊说：“我那么讲不过是形容过头了点。”于是，黄天同志耐心地说：“咱们炊事班的同志们多好哇！他们跟咱们一样行军，一天走八十多里地，还得背大锅，拉牲口，既是炊事员又是饲养员。今天村子里驻这么多部队，又找粮，又找料，铡草，喂牲口，容易吗！你不能光关心剧社的社员，同样也要关心炊事班的同志们。应把他们放在第一位。甚至连不会说话的战友（牲口）也要关心啊！”

黄天同志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郭东俊。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立即向炊事班跑去。一走进炊事班时，炊事班全体同志一下子都向他围了过来。司务长首先发言说：“我代表大家向指导员做检讨，我们今天工作没做好。指导员批评我们，完全是为了让全体同志能吃好饭。我们不应该生气，以后保证一定把饭做好。”郭东俊听了这话眼泪夺眶而出，泣不成声地说：“今天的事完全是我的错，不怪同志们。”

大家都流泪了。炊事班王凤来抱住郭东俊呜呜地哭起来。后来司务长说：“黄社长给我们出了两个题目，叫我们讨论。一个是指导员为什么发脾气？一个是你们为什么顶撞指导员？”最后黄天同志总结说：“指导员发火是为了让走了一天一夜又渴又饿的全体同志吃上一顿饱饭；而你们闹情绪是因为指导员批评时态度欠妥，委屈了你们。一个是为大家，一个是为我，你们看谁对呢？”大家一琢磨黄社长说得有道理。郭东俊却说：“不，不能怪同志们。我态度太粗暴了，不应该讽刺挖苦同志们。”

郭东俊在日记中回忆，这天的晚饭剧社吃的是黄喷喷的小米豆饭，大白菜豆腐加粉条，另外还特地为社部炒了一盘红辣椒。大家吃得非常高兴。黄天同志边吃边笑嘻嘻地冲着郭东俊说：“今天我们吃的是大粒红沙掺小米。”张茵青副社长也凑趣说：“大白菜还掺了粉条和豆腐呢！”

最后的总结 《 一年 》 1944年是尖兵剧社的丰收年。剧社在多地成功举办演出，受到广大群众与官兵的好评。还先后帮助昌黎、乐亭沿海，北宁铁路以南的十七军分区建立了滨海剧社；帮助活动在卢龙、昌黎、抚宁一带的十六军分区建立了前锋剧社；帮助长城以北热南地区的十五军分区建立了长城剧社（曾在冷口、都山附近与冀热辽北部山区活动）。从此，在广袤的渤海之滨、滦河两岸、长城内外，尖兵剧社不再是孤军作战。

夏天，青纱帐刚长起来，剧社在遵化、玉田、丰润联合县政府所在地一连演了三天大戏，最后一天群众特别踊跃，不到天黑，场上就挤得水泄不通了，足有一万多人，演员的情绪也格外高涨。演出结束后，群众久久不散，有的围着看演员，有的帮助拆台。第二天刚吃完早饭，李中权主任就到剧社里来，非常高兴地对郭东俊说：“演得不错，以后剧社至少还要扩大一百人。”接着地委、县委领导也相继来到剧社，送来了慰劳品一百斤大米。村子里由村干、妇救会、儿童团组成的慰问团敲锣打鼓，抬着一口大肥猪也来慰劳剧社的同志们。剧社社部顿时像办喜事一样熙熙攘攘热闹极了。社长黄天此时心情很激动，和社员们说：“看来这一年咱们的工作还是有些成绩的。眼看剧社成立快满一周年了，咱们该怎样庆祝一下呢？”

张茵青立即说：“我早已做好了准备，好好会顿餐。今年春天，我们尽在无人区转，天天吃炒黄豆，菜金剩下不少，上边发的资金也足够买口大肥猪的了。”郭东俊说：“是应该庆祝一番。前两天朝鲜义勇队李玉兴队长跟我谈起，咱们这两个组织是去年一起成立的，快一年了。今天在一起开个庆祝会吧！再请上李司令员参加咱们的会好吗？”黄天同志想了想说：“我看咱们应该认真总结一下这一年的工作。昨天晚上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一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在艺术上、思想上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说到这里，他顺手掏出经常记事的小本子念道：“一年来，由于敌人连续不断地扫荡，使我们不得不经常分散到连队工作，总计达7个月之久，行军3600里。在此种情况下，我们组织了83个晚会，165场小型歌曲与器乐演奏会，创作剧本58个，歌曲及伴奏60个，举办街头画展66次，画连环画120幅，出版歌集7集，分散下连组织了6次连队歌咏训练班。下连的男同志直接参加战斗8次，缴获马步枪1支，子弹300余发。另外我们还培养了3个分区剧社。今后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再也不是孤军作战了。”

接着，他合上本，意味深长地说：“这与冀东的党政军民对我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们把文艺上有培养条件的青年战士、干部、妇女会干部和地方上有名的民间艺人都送到剧社来。我们的乐器都是地方捐赠的。十一团把从日本劳军队缴获来的手风琴、三弦、大提琴等专程送来给我们。常年至少有一个连保卫着我们。有的战士为了掩护我们而牺牲了。至于广大群众对咱们的支持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的情景就是最好的说明。没有他们支持、爱护、保卫我们，剧社就不可能有今天，所以咱们必须认真总结一下，写成一个文件，向冀东的党政军民汇报我们的工作。”

郭东俊和张茵青听了这一番话，都表示同意。接着就开了干部会，分工准备。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在1944年7月1日那天，召开了总结大会，出版了《一年》这本带有总结性的刊物。同时还奖励了一些贡献大、进步快的同志，并为每个同志发了一张卡片，上面记着本人的成绩进步和优点，也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至今有的同志还保留着这一卡片。

1945年春，军区政治部通知剧社，周围据点又增加了敌人，要同志们准备分散活动。黄天同志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认为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胜利，敌人必将做垂死挣扎，要加紧对冀东实行“清剿”。为了配合当时作战的形势，决定将剧社分成若干小组，分散到距平、津、唐较近的分区和铁路沿线去，这些地方也正是反扫荡时期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各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扩军，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准备力量。分散前召开了动员大会，黄天同志在会上做了极其生动的动员报告，讲解了形势，交代了任务，最后号召大家百倍努力，用更大成绩和更美好的诗句来谱写当年7月的“两年间”。但谁也没料到，就在这年的7月4日杨家峪战斗中，剧社受到空前损失，黄天同志英勇捐躯，和同志们永别了。

《 一年 》 琐记 由于当年缺少油印蜡纸，《一年》仅出版了200册，经过硝烟战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年》已经全部遗失了。20世纪60年代，当年的编辑刘大为奉命到开滦煤矿深入生活。一天，老战友、唐山市档案处处长靠山河同志找到他，说是带了个“老朋友”，竟拿出了一本《一年》！

原来，老区修水库，挖土做坝，发现了一个油布纸包，里面是全面抗战时期的《救国报》，还有一本《一年》。一定是抗日群众反扫荡时，为了不让敌人夺走，把它埋藏在这里。刘大为就像在老区邂逅在战火中分离了几十年的战友一般高兴，把它带到北京，轮流在老战友处做客。时任唐山文化局局长的景新硬是拿着放大镜，把由于潮湿侵蚀已经看不清了的黄天、今歌同志的文章，一字一句整理好，重新发表。

如今，这本珍贵的《一年》已经被评定为历史文物，在卢沟桥全面抗战纪念馆、唐山冀东烈士陵园等处展出。

《 地狱与人间 》 成绝唱 1945年春天，黄天、今歌两位同志，跟随冀热辽向东北挺进的部队，东渡滦河，跨过长城去滦东、热南、辽东一带开辟新区。他们目睹了日军暴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体会了东北人民对敌人的仇恨和盼求解放的心情。

日军在冀东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把中国百姓赶进重兵把守的“人圈”里，“人圈”中的群众无衣无药，全家只有一条破棉被、一条裤子；10来岁的孩子，冬天吃在火旁，睡在火旁，被火烤得全身起了鳞片，黑得像乌鸦一样。坚决不进“人圈”的群众只能躲入深山、山洞，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所有这一切，令黄天万分痛恨，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被他真实地反映到大型四幕歌剧《地狱与人间》之中。这部剧是冀东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一部史诗，也是黄天艺术创作的高峰。

为了创作《地狱与人间》，黄天背上米袋和背包，先后两次跟随部队跨过长城去热南、辽东一带，深入荒寂的“无人区”体验生活。他与部队一起露营热南的大山中，跟战士们一起捡松枝做饭。一日，黄天和战士们看到一块向阳的山坡上，有一个盖酱缸的大草帽。揭开一看，下面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她告诉战士们，她的儿子在八路军十二团当机枪班长，她决心与儿子共同坚持抗战到底，誓死不入“人圈”那人间炼狱，宁愿一个人住在山洞。老妈妈一个人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那一小块向阳的山坡，是她白天唯一可以取暖的地方，她的大草帽是为了遮挡来不及躲避的风和雨。她一个人留下来等八路军打回来，等解放，再过人间的生活。黄天与当地坚持斗争的群众一起穴居野处，忍饥受冻，回来时只剩下空心棉袄，单衣和干粮都送给了苦难中的乡亲们。从长城外回来后，他以“人圈”中乡亲们的生活为创作素材，用不到两周的时间，完成了歌剧《地狱与人间》。

《地狱与人间》是黄天艺术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的绝笔之作，排练完毕即被军区首长指名要求在军区召开的纪念抗战八周年大会上演出。抗战胜利后，冀热辽军队奉命出关，这个歌剧又搬到大城市的舞台上，强烈震撼着更多观众的心灵。国内研究“无人区”问题的专家认为：“《地狱与人间》是无人区斗争的一部史诗，不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历史研究难得的资料，具有可贵的学术价值。”该剧“不但记载了从集家并村、人圈惨状，坚持根据地到解放人圈，以至于‘无主地带’与‘无住禁作地带’的区别，‘出荷’‘奉仕’之类的专用词都准确地记载了无人区的真实生活。”

1945年7月，全面抗战八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尖兵剧社带着这部剧，从十五军分区回军区，准备在纪念抗战八周年的军民大会上演出。分散在各个分区的同志们，正在从滦河东岸，从渤海之滨，从接近天津的水乡，从京东盘山等地奔向集合地的路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杨家峪的枪响了，黄天永远沉睡在了这里，人们的心碎了。 zRZ3ntokOtXs/MngzliFcwayRSzPDlTQxFrOdBizoHpE6kfb1sANX8lW5TmSHAB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