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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开始后，大批怀抱救国理想的文艺青年从全国各地来到了敌后根据地。
他们先是齐聚革命圣地延安，经过抗大、鲁艺或陕北公学紧张、活泼的学习后，分散了到各地，开展了艰苦残酷的敌后游击战争。其中就有大量知识分子从延安来到滦东，在长城内外，在滦河岸边，奏响抗战救国的民族之音。
抗战时期有一句流行很广的话：“武有抗大，文有陕公。”毛泽东主席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这句话道出了抗大和陕北公学这两所学校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题词道：“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在滦河两岸到山海关的广袤土地上，就有着这样一群从全国各地而来的特殊战士。他们当中有作家、诗人、音乐家、歌唱家、摄像师、画家，也有刚刚走出校门的知识分子。
从宏观上讲，全面抗战爆发，给中国文艺界带来了不可逃避的责任，那就是文艺必须为抗战服务。人民群众是抵抗外敌入侵的主体力量，文艺为抗战服务的首要责任是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发民众参加抗战的勇气和觉悟。
从微观或个人层面讲，文艺工作者可以选择较为安全的后方，也有大量的理想者冒着枪林弹雨深入敌后，在日军残酷扫荡的炮火硝烟特殊条件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了许多反映现实斗争的战斗性很强的戏剧、曲艺、歌曲、美术和文学作品。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滦东（冀东）涌现了黄天、今歌、雷烨、劫夫、管桦、刘大为、黄河、周方、卜雨、顾城、陈大远、罗光达、齐观山、秦兴汉、孔祥均等一大批优秀的文艺战士。他们放弃了安定富足的生活，将自己置身于背山靠海、四面环敌的绝境，以笔，以相机，以乐器，以歌声为刀剑，战斗在最靠近伪满洲国的滦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他们是一群带有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们有时齐聚为抗战呼号，时而分散到游击队、学校与田间，用歌声、用文章、用报纸、用照片，动员群众参军抗战。
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下，冀东的文艺战士们组建了各类文化、艺术团体，发挥各自特长，成为根据地文化建设中的骨干成员。这些文艺团体有的活跃在广阔的冀东，有的扎根在较晚开辟、更为艰险的滦东地区。如尖兵剧社在黄天、今歌同志的带领下转战冀东、滦东多县；长城剧社则活跃在长城以北；前锋剧社长期扎根在滦河东岸，跟随曾克林率领的十二团率先出关；海滨剧社社如其名，战斗在昌黎、乐亭、抚宁等县北宁铁路以南的海滨地区；《救国报》社在滦东、滦西与热南的山区游击作战，编辑孔祥均、陈大远等十余名同志曾在敌军重围下，在碣石山区坚持出版刊物；《大众报》社不惧日军扫荡，在管桦与刘大为的带领下，扎根新开辟的路南地区开展抗日宣传。此外还有大量的报社、影社、文工团，共同组建成滦东与冀东地区的“文艺长城”。
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舞下，创造出深受广大群众与指战员欢迎的作品。话剧《合流》、歌剧《地狱与人间》《爱民模范第八连》等，都是在这时期涌现出来的。音乐创作中，文艺战士谱写、传唱了《歌唱二小放牛郎》《准备反扫荡》《从长城到黑龙江》《英雄赞》等许多歌曲。限于敌后斗争的艰苦环境，美术工作者难以从事油画、国画等创作，便致力于漫画、连环画、版画和宣传画，他们深入农村、连队，创作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在报刊上发表或在途经的村落展览。摄影艺术家在滦东拍摄的大量经典照片被登载在《冀热辽画报》上，如今在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展藏。
滦河两岸这片肥沃的土地，是音乐家的摇篮。冀东“文艺三剑客”“乐坛四杰”等全国知名的词作家、曲作家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三剑客”中参加革命最早的音乐家黄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政文工团团长，他慧眼识阎肃，才有了《江姐》这一不朽之作；“三剑客”中年纪最长的管桦，是脍炙人口的歌曲《我们的田野》与著名小说《小英雄雨来》的作者；“三剑客”中的刘大为，一曲《我们的国旗到处飘扬》唱遍长城内外；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劫夫，也在滦河两岸留下奋斗身影，他一生佳作良多，最出名的当属《歌唱二小放牛郎》《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董存瑞》电影剧本的创作者董晓华，曾在尖兵剧社舞台上扮演劫夫的妻子张洛的孩子。那时，他还头顶着刘海，下着开裆裤，时常在张洛身后哭哭啼啼的呢！
在滦东活动的文艺兵，既有像尖兵剧社、《救国报》社这样常年转战冀东各地，曾在滦东临时驻扎或执行任务的文化团体，也有长期坚持在滦东大地上战斗生活的海滨剧社、前锋剧社的同志们。海滨剧社是诞生于昌黎、乐亭沿海地区，北宁路以南的文艺团体。它在极为困苦的环境下筹建而成，缺钱少物，连个像样的乐器都没有。剧社成立时，得到的唯一物资是一根红军的皮带。这是一位老连长长征过草地时，吃光了粮食，吃光了野菜、草根、树皮，本想将皮带煮一煮让战士分食，但濒临绝境的战士们硬是留下来了一条皮带，扎在了指导员身上。因为大家认定指导员是党的代表，跟着党必定能赢得胜利！北上抗日，建立工农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崇高理想，激励着战士们义无反顾跟着党走下去！海滨剧社就是在这样精神的鼓舞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发展、壮大的。
前锋剧社的前身是冀东十二团文工团，在日军“治安强化运动”的危险时期，随部队东渡滦河，驻扎在昌黎县凤凰山山区，也曾转战路南、卢龙、抚宁等地。1945年8月，我军攻克山海关。在攻城战斗中，前锋剧社的同志充分发挥宣传队的光荣传统，参加了战勤、宣传、救护伤员等一系列工作，秦兴汉等部分社员甚至加入进攻山海关火车站的战斗部队当中。战斗胜利结束后，在炮火硝烟未散之际，陈自新社长带领着卜雨、秦兴汉、天明、王善济、李显廷、严林、毓敏等同志在山海关张贴布告，在天下第一关城墙上书写“庆祝我国抗战胜利”“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繁荣富强昌盛的新中国”等标语。直到1948年东北大军入关作战，经过“天下第一关”之时，一人多高的大标语“庆祝全面抗战的伟大胜利！”依旧屹立在城墙。
有理想，有斗争，也有牺牲。1943年冬，滦东《救国报》社转移到抚宁区苏官营村时遇到险情。日伪从三面包围村子，李墨林同志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不久后，报社在五峰山又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夜晚，日伪进山围村，同志们发觉敌情慌忙突围，敌人的机枪用交叉火力向他们射击。担负领导职务的启政（杨玉环）、启新等同志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壮烈牺牲。
抗战胜利前夕，曾在滦东转战的尖兵剧社，创作排演了反“人圈”斗争的大型歌剧《地狱与人间》，在去往“七七”抗战八周年纪念大会演出宿营途中，遭到日军的突袭包围，编剧黄天、作曲今歌和十几名文艺战士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今歌正是《我是一个兵》歌曲中的原型。数十年后，《我是一个兵》响彻祖国南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一起，多次被中央推荐列为全军必唱歌曲。每每忆起自己当年在晋察冀军区尖兵剧社的音乐队长，曲作家岳仑与词作家陆原总是饱含深情。陆原为自己的小孙女取名“陆今歌”，来永远怀念这位年轻的革命音乐家。
八路军在滦河两岸、长城内外作战的照片弥足珍贵。为了拍摄、保存这些照片许多同志献出了生命。于1941年担任冀东军分区宣传科长的雷烨，曾在滦东拍摄了《熊熊的篝火》《滦河晓渡》等大量优秀战地作品，记录了冀东大暴动、八路军挺进滦东等重大历史事件。由于设备、胶卷奇缺，这些照片成为他贴身携带的“珍宝”。1942年4月20日，雷烨在平山县曹家庄被日军包围。他用手枪掩护同志们突围，身负重伤，从容地砸碎照相机和自来水笔，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尔后为国捐躯。
雷烨遇难后，《晋察冀画报》指导员赵烈将那本带血的相册珍藏在身边，并在上面写下了自己对雷烨的崇敬与悼念之情。8个月后，赵烈也在日军扫荡中悲壮殉国。日军撤走后，人们找回赵烈的遗体，并从他的身上发现了那本雷烨的相册。这本小小的相册已沾上了两位志士的鲜血。画报编辑章文龙为此特写了一首挽歌——《歌手》：
昨天，黄昏时分，我们散落在院子里，我们又唱歌了。一个起头，大家都放开了喉咙……当我们唱到“光荣牺牲”的时候，我们心里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支歌，原来为了悼念雷烨，你教给我们的；现在我们唱起来，竟是悼念你，我们的歌手了。
来不及悲伤，血与火仍旧燃烧在滦东的大地。雷烨牺牲后，《晋察冀画报》社相继派遣张进学、陈明才、齐观山、申曙、于舒、钱义等前往冀东，成立《晋察冀画报》社冀热分社，并任命罗光达为分社主任。他挑选了十多位身强力壮的专业人才兵分两路。张进学、齐观山一路，收集八路军挺进塞外，转战青龙县，解放“人圈”收复失地，以及热南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斗争的英勇事迹；社长罗光达则来到昌黎、乐亭沿海，北宁路以南地区，收集渤海边军民坚持新解放区、保卫祖国和渔民、盐民的生活等材料。他们为后世留下许多记录滦东、热南等地抗战军民战斗、生活的照片，这段时间也是长城南北、渤海岸边的新闻宣传工作相对活跃的一个时期。
在滦东活动的文艺工作者除演出、创作、办报外，工作量最大的就是政策宣传，发动群众，为群众做好事。男同志为群众做农活，女同志为群众做针线活，到医院、学校进行慰问演出，洗衣服，喂饭等。同志们与群众同吃同住，并坚定党的纪律，践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得到了滦东人民的好评与拥戴。滦东文艺兵和滦东人民有深厚的鱼水感情，文化工作者的血汗和滦东人民的血汗流在一起。同样，这些歌唱家、音乐家、作家、艺术家、诗人、摄影家在滦东军民的心目中，印象是极为深刻的。无数动人的历历往事，至今仍为滦东人民传为佳话。每当老同志们回忆抗日年代的这些往事，也就更加怀念前仆后继的滦东文艺战士和滦东老区可爱的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