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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东”是滦河以东地区的简称，位于冀东东部，北靠燕山山脉，南临渤海海湾，西望京津、东扼东北，地处华北、东北两大区域的接合部，包括滦河以东的卢龙、临榆（今抚宁、海港区、山海关一带）、抚宁、昌黎、青龙县和迁安市（今迁安市）大部、迁西一部，即滦河东岸今秦皇岛地区为主的狭长地域。滦东虽然地域狭小，但地理位置优越，有很高的军事价值，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全面抗战时期，此地曾是日本侵略者从东北向华北蚕食，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桥梁地带，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热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和向东北发展的重要基地。
滦东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文化艺术史是滦东地区社会进程中浓墨重彩的华章，也是了解滦东文化传承、历史沿革和社会生态的一扇窗口。在古代战争中，文化艺术在滦东地区就起着重要作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代名相管仲就在滦东创作出中国最早的军旅歌曲《上山歌》和《下山歌》。
《上山歌》：“山嵬嵬兮路盘盘，木濯濯兮顽石如栏。云薄薄兮日生寒，我驱车兮上巉蚖。风伯为奴兮俞儿操竿，如飞鸟兮生羽翰，陟彼山巅兮不为难”。
《下山歌》：“上山难兮下山易，轮如环兮蹄如坠。声辚辚兮人吐气，历几盘兮顷刻而平地。捣彼戎庐兮消烽燧，勒勋孤竹兮亿万世”。
周惠王十三年（664），山戎入侵中原，攻打周王朝北部边境燕国。齐桓公出兵助燕，打败了山戎，占领令支国。令支国君密庐逃到孤竹国求助。齐桓公又遣大军伐孤竹，史称：“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孤竹国即位于滦东北部卢龙、迁安山区一带。一路山高且险，车行费力。管仲编写上山下山之歌，让士兵们边唱边行，不时翻越峻岭。桓公感叹不已，问管仲是何原因。管仲回答：“凡人劳其形者疲其神，悦其神者忘其形。”士兵们一唱歌就感到快乐并且能忘记了疲倦，就有兼程之功。此两首军歌早于公众耳熟能详的秦国军歌《秦风》260年，是我国最早的军旅歌曲。
文艺具有形象、直观和感染力强等特点，宣传效果好。皮影、评剧、落子、秧歌等众多的文艺形式在冀东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文艺也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宣传手段。滦东根据地建立后，各类文艺团体纷纷组建，深入偏僻落后的农村地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为抗日宣传发挥积极的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滦东地区成为日军由东北入侵华北的咽喉。华北首冲山海关，又称榆关，位于燕山山脉及万里长城的东端，枕山襟海，地势险要。1933年1月，日军入侵山海关，中国军民奋起反抗，史称“榆关抗战”，标志着“长城抗战”的开端。中国军队在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滦东及周边的长城各口，顽强抵抗、浴血奋战。左翼作曲家麦新创作的著名抗战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为歌颂当时在滦东长城关隘与日军近战肉搏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而作。蓄谋已久的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长城各口相继失守，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划定冀东二十二县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进入。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也因此事实上以长城为界。大批东北军民在滦东流亡入关，滦东群众最先体味到《松花江上》等流亡歌曲中东北军民失地流亡的悲惨命运。
日军侵占滦东后，在长城内外实行“奴化”统治。在长城以南“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统治地区，日伪政权制定了各类“奴化”文化教育政策，并与军事、政治进攻密切配合，推行改化教育和反共以及各种欺骗宣传，达到其“掌握民心”的政治目的。日伪教育行政机构和各类学校，教育大权都控制在日本“顾问”手中，使教育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各级学校，日语被列为必修课，经书和“修身”是主要的课程，历史、地理等课本被肆意篡改歪曲，凡有爱国思想的内容全被删掉。用奴化教育来宣扬封建主义的奴隶道德，进而磨灭学生和民众的反抗意识，使其甘当日本统治下的“顺民”。日本侵略者还提倡“尊孔”“祀孔”的活动，堂而皇之地举办祀孔典礼，来欺骗和毒化人民群众。
在长城以北的伪满洲国统治的青龙县境内，日军一面进行屠杀与“集家并村”，一面进行更为露骨、毒辣的精神腐蚀。日军建立协和会，规定年满16岁以上的男女都要加入协和会，并接受“日满协和”“日满亲善”教育。作为伪满反动文化的领导枢纽，协和会经常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成立宣抚班，利用各种形式，到各部落开展反动宣传。宣传内容有三方面，一是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是伪满的“祖先、父辈”，要称日本为“亲邦”，称日军为“皇军”，并强迫供奉和祭祀日本天照大神；二是宣扬“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的言论，将日军的侵略美化为对中国的支援、帮助；三是宣传日满“同种同宗”“日满一家”“共存共荣”的言论，要求满洲必须全力支持“东亚圣战”。对于共产党、八路军，则竭尽全力污蔑、诽谤，利用漫画、皮影戏等各类手段进行反动宣传。
伪满学校对学生的思想侵蚀尤为严重。集家并村前后，青龙县有国民高等学校1所，国民优级学校6所，国民小学162所，而中等学校和城镇小学都要有一日本人员掌握实权，校长、主任都安排亲日人员充任。学校要挂日、伪满国旗，学生唱日满两国国歌。每日课前，学生要集体背诵“国民训”，还要向天皇“遥拜”，向在侵华战争中残废的日军默哀，并由校长、主任大讲“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等谬论。在教学上，大肆充斥奴化内容，大量增加日语授课时间。要求学生讲日语，强调阶级服从，实行棍棒教育，还要统一服装，统一鞋帽。在学校只许提满洲，不许说中国，否则就会受到处罚。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中央决定在冀热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中共冀热边特别区委员会通过统一战线组织，广泛发动冀东人民，在李运昌等主要领导的带领下准备举行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年初，晋察冀军区按照中央要求派出邓华支队向北平以西地区发展，活动在晋西北的宋时轮支队也转调平西，尔后同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6月，以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林铁为政治部主任的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为起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8年7月冀东大暴动爆发，起义浪潮很快波及包括昌黎、卢龙、青龙、抚宁等滦东多县在内的20多个县，参加起义的人数达20余万，抗日联军发展到7万余人，其他抗日武装近3万人。
在滦东，高敬之举义沈官营，从者三千余人，打联庄会，打土匪，“骂开卢龙县城”，义旗飘扬于卢龙上空。他主动接触抗联，将起义武装编为抗联第23总队，并任队长。他又请求组织将共产党员阮务德（山海关人，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调任政治部主任。在渤海之滨的昌黎，张其羽在赤崖举行武装抗日暴动，之后与丁万有部队会合，率数千武装，攻占昌黎县路南多地。昌黎陈宇环率起义部队到滦县，编入抗联第九总队。抚宁齐家寨也爆发了百余人的起义。此外，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秦皇岛、山海关、柳江煤矿等地的工人阶级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冀东大暴动的影响下，秦港工人举行了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冲破日本宪兵的拦截，粉碎了英国资本家破坏谈判的阴谋。
起义部队曾收复平谷、蓟州区、玉田、迁安、卢龙、乐亭等县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跨越长城，进入伪满洲国控制下的青龙县清河沿与都山地区；还一度切断了北平至山海关的铁路交通；10月下旬，抗日联军5万余人在向平西转移途中受挫，仅数千人返回冀东，继续坚持抗战。轰轰烈烈的冀东大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显示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意愿和巨大力量，为尔后建立冀热辽抗日根据地保留了星星火种。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会同晋察冀军区，组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坚持冀东”是重要任务之一。1939年秋，去平西整训的抗联队伍和第一游击支队在平西根据地按八路军序列编成第十二团，并于1940年夏由团长陈群、冀东区党分委书记兼政委李楚离合挺进军十三支队参谋长曾克林率领开赴冀东，投入反“扫荡”斗争。7月25日，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成立。李运昌为司令员，包森为副司令员，李楚离为政治委员，曾克林为参谋长，刘诚光为政治部主任。1942年8月，曾克林率领十二团向东挺进，东渡滦河，建立了滦东抗日根据地。数年间，十二团打击“人圈”，转战临（榆）抚（宁）昌（黎）、凌（源）青（龙）绥（中）多地。1945年8月，曾克林率领冀热辽十六军分区部队（老十二团）率先出关，布局东北。
1938年至1942年是冀东全面抗战最艰苦的阶段。这个时期在抗日军民中唱着许多首抗战歌曲。1938年冀东暴动部队，因没有适合当时形势的歌曲，曾唱《三国战将勇》《满江红》以及《射击军纪》等旧军歌；有的暴动部队因有红军骨干，也教了几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红军歌曲；山海关人阮务德创造了冀东第一首原创抗日歌曲《扩军歌》；参加暴动的学生则唱《在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
总之，那时的歌曲，不论内容和曲调都不能满足抗日部队的需要。1939年，去后方整训的部队，返回冀东带回《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救国军歌》《救亡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青年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新编九一八小调》《五家庄》《十杯茶》《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长城谣》《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还有苏联歌曲《工人歌》《沿着高山，沿着平原》很快在冀东军民中传唱。
1939年年底到1940年年初，冀东十二团、十三团先后成立了宣传队，开展歌咏活动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从延安、晋察冀带来的抗战歌曲首先在宣传队中传唱，而后教给部队和群众，这使冀东歌咏活动有了一支骨干，他们不断唱新歌、教新歌，歌咏活动在部队和群众中形成高潮。部队群众之间，以会唱多少革命歌曲，会不会唱新歌，作为抗日热情高涨与否的一个主要标志。这时部队集合唱、群众开会唱、青年唱、妇女唱、儿童和老年也唱，在冀东大地上不论山区和平原，不论男女老少，到处都是抗战歌声。从后方传过来的创作歌曲已满足不了需要，于是，他们就自己用旧调填新词，用小放牛、锯大缸、打新春、秧歌调等十几种民歌小调填了新词。有的一种调子填几种、十几种词，其中《小日本真毒辣》唱遍了整个冀东，无论男女老少，军队和地方都会唱。秧歌调填词也很多，像《长眼睫毛、大肚皮》流传得也很普遍。内容不仅有配合各项抗日任务的，而且也有反映青年、妇女、儿童生活的，甚至还有瓦解敌军，教育敌占区落后群众的。这些作者有的是部队的，有的是地方干部。大量歌曲由群众自己编、自己唱。由于这些歌曲是冀东的曲调，冀东的语言，配合形势任务又很紧密，战士与群众都非常喜欢。一个地方编出来，其他地方很快学会，作品之多、流传之广都达到了高潮。1940年和1941年，挺进军政治部从挺进剧社选调两批文艺骨干到冀东，有力地促进了这个高潮，可惜这些同志大部分为时不长即先后牺牲。这时十三团总支书记娄平同志写出了《寒夜曲》，这是冀东军民创作较早的抗战歌曲。这些歌曲的传唱，对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取得全面抗战的最后胜利，的确发挥了难以估量的战斗作用。这些歌曲至今仍然被一些老同志或年逾耄耋的群众所思念，时不时地哼上一曲，引起当年战斗生活的向往和军民深情。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滦东人民经历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在每一革命历史时期，文化艺术作为革命战线的重要组成，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无数文艺战士用笔、用歌声、用戏剧、用绘画作为尖锐武器，对敌作战，团结教育群众，留下了无数的光荣事迹与不朽功勋。
滦东位于冀东最东侧。从组织建设方面讲，滦东的文艺工作是随着冀东根据地（冀热辽抗日根据地）不断向滦东渗透、拓展的过程中发展而来的。由于滦东地区根据地开辟相对较晚，最早踏上这片土地的冀东十二团、十三团的宣传队，与冀东宋邓支队有着莫大的联系。挺进支队的宣传工作有光荣传统。早在1939年5月1日，第十一军分区政治部就以挺进支队宣传队为基础，在涞水县山南村正式成立挺进剧社，社长陈靖，下设戏剧、歌舞两队，后多名主要成员远赴冀东成为文艺骨干。
冀东部队开辟敌后根据地后，向群众宣传抗日，鼓舞士气。1939年年底，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团、十三团先后组建宣传队，这两支宣传队就是冀东部队多个文工团与唐、秦等市解放时组建的宣传队伍的前身。宣传队以从晋察冀军区派来冀东的文艺干部为骨干，动员吸收青年学生参加组成，每队编制12人。他们一方面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动员群众抗日救国；一方面鼓舞部队勇敢作战杀敌，兼做战勤工作。这两支精干的文艺队伍，随部队转战游击于滦东的迁（安）青（龙）兴（隆）、昌（黎）滦（县）乐（亭）等广大地区。
两支文艺队伍利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普及的双簧、快板等文艺形式，经常编演一些小节目，然后为部队和群众演出。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文艺形式，这一时期的冀东地区文艺工作专业性较差，但参与度高。当宣传队演出时，有一些喜爱文艺的战士、干部、群众也来参加，形成了军民同乐、官兵同乐、活跃热烈的文化生活气氛。由于极度缺乏专业演员，十三团宣传队将包森司令的小司号员徐得茂临时借用演小姑娘。后来在某次作战中，包森司令真的让徐得茂化装成青年妇女，坐大车进入据点，打了胜仗后，包森司令说：“是宣传队的演剧启发了我……”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冀东第一首原创抗日歌曲的作者并非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冀东大暴动后，来自天津的大学生山海关人阮务德，在冀东抗日联军第五总队开展政治工作。为了扩大充实抗日联军的力量，号召广大群众参加革命队伍，阮务德带领抗日联军文艺宣传队，踏遍了燕山深处的山山岭岭，到处演唱他编写的《扩军歌》：
老乡们，听我言，人穷胆大志不短；
不怕死，当好汉，跟着联军去造反。
老乡们，听我劝，拿起梭镖保家园；
打日军，斗汉奸，当家做主建政权。
不久后，阮务德同志加入高敬之率领的冀东抗日联军第二十三总队，担任政治委员。部队一度光复卢龙，后在滦县被日伪军包围，阮务德于激战中牺牲，时年24岁。2015年8月，阮务德名列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阮务德虽然牺牲了，但在长城内外，在操场、课堂或在行军路上，哪里有抗日联军，哪里就有阮务德编的歌声。在抗日联军的带动下，广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好多青壮年参加了抗日队伍。
抗日联军队伍不断扩大。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阮务德还创作了一首歌曲《工人当主人》，在抗日联军队伍中教唱，时隔不久，歌声响遍了冀东地区。歌词是这样的：
工和农，世界主人翁。
衣和食，我们所造成。
吃和用，倒归寄生虫。
世界创造者，工做穷罪人。
地主资本家，全要一扫清。
高举革命旗，奋起做斗争。
工厂为工友，土地为农民。
工农团结紧，革命大功告成。
日本鬼，霸我东三省。
侵热河，接着占平津。
烧和杀，心狠不留情。
可恨蒋介石，与鬼结成亲。
作为中国人，怎能不痛心？
不当亡国奴，起来打日军，
消灭侵略者，夺回我江山，
团结向前进，胜利是联军。
为了瓦解敌军，阮务德还编写了一首名为《嘴巴仗》的歌曲，用蜡纸刻写之后，油印成战场传单，在抗日联军中广为传诵：
嘴巴仗，很重要，
能顶几门迫击炮。
敌人怕枪也怕炮，
喊话争取也有效。
军事打，政治拉，
办法也有一大套：
利用俘官写信劝，
督促俘兵喊话叫，
唱歌子，喊口号，
用新词，配老套，
评剧皮影唱一套。
今后嘴仗要重视，
一本万利真叫妙。
由于阮务德编的歌曲寓意深刻，主题明确，文字浅显，通俗易懂，唱起来朗朗上口，深受抗联广大指战员的欢迎。
1939年冬，另一位来自北平的大学生，十三团总支书记娄平，在长城外的“无人区”，目睹了人民群众无家可归的惨状，悲愤难当的局面下写下《寒夜曲》。
雪盖满山岗，
西风吹来透骨凉。
鬼子烧了孤房，
数九里露天的寒夜谁能搪？
吃穿住都葬送在火场，
肚子饿得难当，
扒一把米炭且充饥肠。
说什么“并乡”？
中国人的死活哪干鬼子半寸心肠！
泪眼望着火场，
热泪流在白须上成冰桩。
哪里还是家乡？
哪里再找到住房？
今夜且在这草堆上睡一场，
且在这草堆上睡一场！
在小宣传队员眼中，娄平这位大学生，是个才子，是个大文化人，唱起歌来也好听，纷纷追着他说：“总支书，老百姓最爱听歌，你多教几个嘛！”
娄平脑子转得快，转眼就用儿歌《两只老虎》的调门改写了几句词。
打倒汉奸，打倒汉奸，汪精卫，汪精卫！
他是头号汉奸，他是头号汉奸，打倒他！打倒他！
这首歌简单好记，一下子就在冀东传遍了。
宣传队在战士和群众中，首先开展起来的是简便易从，群众容易听懂与接受，便于推广的歌咏活动。利用一切时机向战士、群众教唱革命歌曲。随着冀东根据地的建立，农村中青年报国会、妇女救国会、抗日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相继发展了起来，歌咏活动日趋活跃。部队每到一地，傍晚歌声四起，部队与群众互相拉歌比赛，男女老少众乡亲围观聆听，群情振奋，热烈昂扬。所唱之歌，多是根据当地民歌和群众熟悉的曲调谱写的。歌词通俗，容易上口。如《参军歌》：
石榴花开一枝红，二十青年去当兵，一杯茶敬我的妈，儿去当兵为国家，
二杯茶敬我的妻，夫去当兵别哭泣，
三杯茶敬我的妹，哥去当兵陪嫂睡。
还有口语化的歌曲《叫老乡》：
叫老乡，你快去把战场上，快去把兵当，莫等到日本鬼子来到家乡，老婆孩子遭了殃，你才去把兵当。
你不要说，日本鬼子难找我，我就享快活。你不当兵，我不出钱，想着法儿躲，没人打仗亡了国，我看你怎么活。
你不要说，谁来给谁的粮，拿粮自在王。日本鬼子奸淫烧杀，还要抢掠，一家大小杀个光，我的好老乡！
战士用熟悉的苏联歌曲填词：“有钱出钱，有枪的出枪，出人出力上战场，万众一心团结起来，日本强盗难逞强。”
此类歌曲数不胜数，在部队、在根据地的群众中，几乎人人会唱，家喻户晓，歌声遍地。革命歌曲的传播流行，对于唤起民众抗日救国，鼓舞部队战斗士气，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每当取得重大胜利，召开祝捷大会和重大节日在分区政治部的指挥下，宣传队全部出动演出，同时发动群众组成十几道秧歌、旱船、加官、高脚、托杆等民间花会，锣鼓喧天，喇叭齐鸣，万民参加，就连敌人据点里的群众也跑出来与之同庆，显示了八路军广大军民扬眉吐气的宏伟气魄，有力地震慑了敌人，增长了军民的战斗意志。
谈起冀东老十二团、老十三团宣传队，就不得不提起时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刘诚光。冀东军分区刚刚建立，大暴动留下的起义队伍打仗虽不含糊，却多少缺乏政治宣传的意识。由于孤悬敌后，战斗频繁，环境异常艰苦。许多同志认为不具备建立宣传队的条件与必要。刘诚光力排众议，坚定地推进军分区的文艺宣传工作。在得到李运昌同志的肯定与支持后，冀东军分区两个宣传队开始筹建。
1940年秋，在刘诚光的主持下，从两个宣传队选调了王梅津、佟木舟、王维汉、贾如山、金某5人，送到平西挺进剧社学习。挺进军政治部先后派来三批文艺干部，到冀东工作。1941年3月，挺进军政治部派来挺进剧社指导员张茵青同志，任分区政治部文娱股长，从此，部队文艺工作有了组织领导机构。
1941年秋，调往挺进剧社学习的5名同志回到冀东。年底，挺进军政治部又派来朱宝仓、花宝书、张景福、张月仿、马万增、聂某等文艺干部来冀东。这些同志的先后来到，扩大了冀东的文艺队伍，增加了骨干力量，使冀东部队的文艺工作蓬勃展开。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文艺干部不断阵亡，特别是1942年4月，日军将各个战场精锐部队调到冀东，实行了惨绝人寰的“第五次强化治安”，清乡扫荡，战斗不断。赵刚、佟木舟、贾如山、冯广泰、何贵友、孟庆海等文艺骨干先后牺牲。遵化市铁厂战斗中，刘诚光主任和张月仿、马万增等同志也光荣牺牲，冀东文艺部队损失严重。
刘诚光同志牺牲后，接替他的是另一位曾在红四方面军任职，并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李中权。他同样重视部队的文艺工作。适逢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李中权的倡导和支持下，1942年底，张茵青、邓子如、刘大为、张景福、王维汉等文艺骨干来到分区。冀东地区的文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并开始筹建隶属于冀东军分区的尖兵剧社。剧社成立后，跨越滦河在东岸频繁活动，这被视为冀东文艺工作者的重大胜利，标志着党在冀东的宣传工作取得开拓性进展。
刘诚光
创建宣传队并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的临时起意，早在苏区时期，他就展现了出色的宣传与政治才能。
刘诚光能文能武。1931年，不满16岁的刘诚光，投笔从戎，走上了宣传工作岗位。1933年入党后，他革命热情更高了，扩军、筹款、编写宣传材料、刻蜡版、印传单、行军打仗搞宣传鼓动、贴标语、出捷报，工作都干得出色。全面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刘诚光随军开赴平西抗日根据地。在行军中，刘诚光除了背包外，还背了许多书。一有空，他就看，大家对他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都很是佩服。1939年，冀东成立了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任命刘诚光为政治部主任。
刘诚光是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他在红军时期曾经做过组织、宣传、保卫、民运等多方面的政治工作，有较为全面的政治工作经验。担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团政委期间，为了冀东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及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年初，由于冀东抗日部队西撤，中途受挫，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当时，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陷入低潮。在日伪军不断地疯狂进攻与残酷的统治下，能否坚持冀东游击战争，能否创建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冀东党政军民面临的严峻考验。怎样把高度分散的冀东部队的政治工作建立起来，保证部队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不断成长壮大，是冀东部队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他重视文化宣传工作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拍摄了许多部队战斗和训练的照片，对鼓舞军民斗志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还撰写一些宣传党的理论和政策的文章。例如，为了整顿和克服游击主义习气，进一步改善内部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通过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写了一篇名为《反思想意识斗争》的文章，刊登在中共冀东区党分委机关刊物《坚持》上，为后来开展的政治整军打下了思想基础。创建宣传队是他的高明之举，事实证明宣传队不但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对敌伪更发挥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效。
1941年12月15日，刘诚光组织军分区政治部及时向敌人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印发了40余种各式各样专对伪治安军的宣传品和“归顺通行证”，利用各种方法张贴到伪治安军所到之处，传递到伪官兵手中。在其出动的路上、村边、墙上、树上，甚至坟头上，到处贴有“不替日本鬼子卖命”“只有反正才是出路”“八路军、抗日政府优待俘虏”和“欢迎伪军弟兄们枪口对外”等标语、传单。甚至在伪军据点内、临时驻地也经常出现“归顺通行证”和各种宣传品，给敌伪以很大的震撼。在八路军的沉重打击和强大政治攻势下，伪治安军军心涣散，兵无斗志，逃亡、反正者日增，驻丰润伪治安军一夜之间逃亡数百人。3个月内，伪治安军损失兵力达六七个团，约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刘诚光不但是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也是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冀东的许多战斗他都参与研究部署，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冀东指挥了多场经典战例。1942年1月2日，刘诚光率八路军十二团部分主力在遵化甲山附近宿营，被十倍敌军包围，突围十分渺茫。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敌人又调来增援部队和炮火。由于众寡悬殊，在弹尽粮绝的最后关头，刘诚光率领战士们冲进敌群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年仅27岁。
从事冀东早期宣传工作，活下来的战士多有著作传世，成为部队文艺工作骨干或领导干部。但1942年前牺牲的冀东文艺工作者记载很少，仅能通过走访与翻阅档案，梳理出八位在冀东部队早期从事文艺工作牺牲的战士名单。
佟木舟
蓟州区大漫河人，1923年出生，中学毕业，于1940年8月参加八路军后，到后方学员队，1940年10月到挺进军剧社学习，返回十三团时牺牲。
贾如山
蓟州区山北头人，1925年出生，小学毕业，1940年夏参加十三团宣传队、8月调挺进剧社学习。于1941年夏，返回十三团。在东窝铺战斗中牺牲。
赵刚
涿州三坡人，1925年出生，小学文化，1938年参军，后随一支队来冀东，1940年初，到十三团宣传队工作，1941年在十棵树战斗中牺牲。
马万坤
原河北宛平人，1925年出生，小学文化，1939年参加八路军挺进剧社，在舞蹈队，1940年，随挺进剧社到联大去学习，在五队，于当年返回平西，1941年调到冀东分区，1942年，在铁厂战斗中牺牲。
张月仿
河北坝县人，1926年出生，小学文化，于1940年参加八路军。后调进挺进剧社舞蹈队，1941年调往冀东。1942年在铁厂战斗中牺牲。
冯广泰
蓟州区山北头人，1925年出生，小学毕业，1940年初参加十三团宣传队，1941年在十棵树战斗中牺牲。
何贵友
蓟州区人，1925年出生，小学毕业，1940年参加八路军到十三团宣传队，1941年在南河战斗中牺牲。
孟庆海
蓟州区人，小学文化，1925年出生，1940年参加八路军到十三团宣传队，1941年在战斗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