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42年5月，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一楼平时兼作餐厅的不足12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向100多位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发表谈话。据回忆：中午时刻，毛泽东来到会场，他上前和与会者逐一握手，相互问候。毛主席两条肥大的裤子打着明显的补丁，上身薄薄的灰布棉袄的肘弯处露出棉絮。问候完毕，毛主席走向讲台开始讲话。半个多小时后，他的讲话赢得了与会者雷鸣般的掌声，并于1943年10月19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这就是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如果说《讲话》对敌后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起到引领和促进作用，那么对同年开辟的滦东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则有着“从无到有”更加关键性意义。
滦东群众具有丰厚的文艺传统与文化基础。在地理位置上滦东位于滦河以东，长城沿线，幽燕之地。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锋，黄土地与黑土地的交界，南北文化的交融，使这里的群众受“感慨悲歌”的历史风物濡染，有丰厚的文艺基因。历史上几次民族迁徙，明代戍边，清代的闯关东移民潮，这些都造成滦东文化的多元化，也形成很多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滦东地处畿辅，既是津榆铁路腹地，也是北方沿海自开重港。近代以来，滦东地区较早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北戴河首开中国旅游城市之先，各国人士广建别墅，在此避暑度假。
同时，滦东也受到“殖民文化”侵害。甲午战争、庚子赔款等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对滦东都产生极大影响。山海关城内仍保存着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八国联军军营旧址。八国联军侵华后，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在昌黎县建立广济医院、成美学馆、贵贞学馆等，至今遗址仍存。
全面抗战爆发后，深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左翼作家创作了大量与滦东息息相关的爱国文艺作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流亡入关，滦东民众最先听到《松花江上》《流亡曲》等流亡者的歌声。1933年长城抗战从山海关打响，东北军在滦东浴血阻击日军。二十九军的《大刀进行曲》最早闻声于喜峰口、冷口、界岭口等滦东长城各口。此时此刻，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也正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抗战，长城内外的民众唱遍“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有了这些根植群众的文化基础，文艺工作才能在滦东抗战与革命中发挥更大作用，群众的抗战热情才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爆发。
延安文艺讲话前，我党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布华北，不同根据地的文艺工作有着这样、那样不同的问题。正如《讲话》提道：“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以冀东抗日根据地为例（滦东抗日根据地尚未建设），其地处伪满洲国与冀东伪政府统治交错地带，冀东大暴动失败后，大片基本区又遭到日军多次“治安强化运动”的袭扰。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许多同志认为冀东的人民军队与民主政权没有精力与必要建立文艺团体，甚至认为即使建立了也坚持不了。这样的想法十分普遍，在李运昌、李中权等人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即使在领导同志的肯定与推动下，冀东的文艺工作仍面临着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难题。
主观问题是，在敌强我弱的敌后艰苦环境下，坚持与战斗没有直接关系的文艺工作是否存在必要性，也就是“办不办”的问题。如果根据地指战员没有意识到文艺工作不但是人民军队的娱乐、休闲与宣传工具，更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文艺工作者不单是专业领域的艺术家，还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就很容易对文艺工作的意义产生疑问。
客观问题是敌后根据地的文艺团体如何建设，如何存活，如何发展？也就是“怎么办”的问题。其本质是敌后的文艺工作依靠谁，服务谁？这是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工作专业性的矛盾，鲜明地表现为政治与文艺的矛盾。
这些问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共性问题，也是抗战时期我国文艺的共性问题。但由于冀东（滦东）特殊的地理位置，艰苦的作战环境，滞后的文艺工作，表现得相对突出。
解决主、客观问题的手段，正是《讲话》在方法论上的高明之处。我们必须知道《讲话》并不是一篇完整的讲话稿，或是政策说明。它分为两个部分。“引言”部分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一天的发言，或是议题“提纲”。“结论”部分则是他最后一天的发言，是经过所有延安文艺工作者漫长的讨论，通过“民主集中”讨论协商程序而形成的观点。这是因为“党的文艺政策”与“文艺作品创作”等特殊性问题，是无法用强调特殊性的方法解决的，只有放入到普遍性理论框架中，通过提高全党和全体文艺家的理论视野和理论水平，进行一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启蒙”。
郭沫若曾经将《讲话》表述为“有经有权”，在诸多的阐释中，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有经有权”，“经”指的是“不变的”，即《讲话》的哲学框架，即“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矛盾关系”。“权”指的是“权变”，即具体行为，即文艺工作者需要的思想启蒙。因此《讲话》之高屋建瓴，首先在于它是一篇哲学文献，如果抛开哲学视野，把它仅仅理解为政策性的讲话，那就难以理解《讲话》所依托的民主集中的讨论机制，甚至难以理解《讲话》为什么能够做到既解决了不同根据地文艺工作者面临的难题，又不空泛脱离实际。
根据地文艺发展，首先要解决主观问题。以冀东（滦东）为例，党在冀东的工作需要文艺，文艺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累赘。正如毛泽东在《讲话》第一部分“引言”，首先肯定文艺工作的正面意义，“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只是“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
他认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上的新中国，而且更是一个文化上的新中国；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固然重要，但是，文化的建设更加重要，更加漫长，也更加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只有文化建设，才能说明我们为什么要砸碎旧世界，才能说明我们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否则，正如战争年代我们仅仅靠统计消灭了多少敌人，和平时代我们创造了多少经济产值，是并不能说明我们工作的真正意义的，甚至是不能说明我们的工作与敌人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的，它更是不能回答我们究竟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文艺工作与敌人的文艺工作的根本区别不是文艺团体与文艺作品数量的多寡，而是在文艺工作性质上“教化”与“奴化”的根本不同。根据地文艺工作存在的意义，不单是起到战斗与生产的辅助作用，而是在党的带领下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一同实现我们的共同目的，即以“教化”的文艺战胜“奴化”的文艺，传播与捍卫革命的、先进的、民族的、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与价值体系。
因此，“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有经”与“有权”是统一的。有了理论体系，也要有现实中的政治活动。认识到“根据地文艺工作是必要的”是文艺工作者思想的第一次飞跃，第二次飞跃是“加入艰苦的敌后文艺工作当中”。毛泽东在“引言中”提出的多个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就是希望通过民主讨论，找到解决客观问题“经权”的关键，实现思想的启蒙与飞跃。
结论就是，为了实现“经”，就必须运用“权”，为了民族生存、人类解放，有觉悟的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做一个战士，一个文艺士兵，汇入改造旧世界的人民运动中去，成为一个真实的力量。当然，所谓“权”既是对理想的牺牲，也是理想者的自我牺牲，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牺牲便是高尚的行为。抗战爆发后，无数青年学生、文艺工作者辗转来到延安，来到各大敌后根据地，就是“行权”。这就意味着，这些全国各地来到根据地参加抗战的文艺青年，需要实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升华”，从一个进步的爱国者转变成一位“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哲学范畴的问题解决了，现实的问题也迎刃而解。由于缺乏有效的思想指导与专业人才支持，直到1942年末，冀东（滦东）都未能建立文艺团体。时任冀东军区政治委员的李中权在回忆录中记载，随着《讲话》发表，对冀东的人才支持加强了，根据地对文艺工作的认识也清晰了，冀东才诞生了第一个专业的文艺团体——尖兵剧社。该剧社于1943年挺进滦东，播撒抗战文艺的火种。短短两年间，滦东地区涌现了前锋剧社、七月剧社、海滨剧社、抗日影社、路南影社、救国报社、大众报社等大量革命的文化团体。在党组织的统筹安排下，大量抗大、鲁艺、陕公的知名艺术家如黄天、今歌、黄河、劫夫等；知名摄影家雷烨、张进学、罗光达、齐观山等被派往滦东，开辟抗日文艺战线，还培养了管桦、刘大为、陈大远、周方等一大批本地杰出的词、曲作家，文学家等革命文艺工作者，使滦东的文艺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启蒙与发展。
因此，不论是思想领导，还是组织领导，滦东的文艺工作与延安的联系非常紧密，这一点与滦东的抗日武装斗争是相同的，也正体现了党中央对散布敌后根据地的领导与影响是全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秦皇岛市组建的第一个文艺团体——秦皇岛市文工团，前身是1945年成立的冀热辽军区第十七军分区海滨剧社。剧社成立时一穷二白，军分区既没有钱财，也没有粮食，甚至连乐器都凑不全，只得到一条珍贵的“红军的皮带”。这是一个红军老连长长征时留下的。那时同志们吃光了粮食，吃光了野菜、草根、树皮，把大家的皮带都煮了分食。但濒临绝境的同志们硬是留下了一条皮带，扎在指导员腰上。这是因为指导员是党代表，跟着党必定胜利。剧社成立那天，军分区副政委曾辉，扎着这条皮带出现在剧社同志们的面前。他将这条皮带交给了剧社。一条凝聚着长征精神与延安精神的皮带，成了秦皇岛现代文艺工作起步时的所有家当。
建设文艺团体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创造出符合滦东工作需要，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就是《讲话》中所说：“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答案是“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讲话》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同时，根据文学艺术的规律和特点，提出了“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的著名论断。
简而概之，文艺创作源于社会现实，是对社会现实的升华。文艺工作者从人民群众中来，要为人民群众服务。“艺术为人民服务”不单单是一种指向性的口号，更是一种文艺家对于“众生苦”的觉悟，折射于现实就是推翻三座大山，消灭三大差别，此乃发数千年未有之大宏愿，生无穷之菩提心，这就是漫长的中国革命，是历史的奇迹，是思想启蒙对人类先天的“受苦性”解放的召唤，是无数过去对无穷未来的祝福。
实际上，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情怀，我们才能真正读得懂毛主席《讲话》中的内容：“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兴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延安文艺座谈会对冀东（滦东）文艺工作作用之快重要原因是大量来自延安，并且已经有一定艺术成就的艺术家成为根据地的文艺骨干。如黄天、今歌、黄河、劫夫、李时、连衡等，他们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艺术家关系紧密，如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团长吴印咸、鲁艺音乐系主任吕骥、音乐教师郑律成等。也因此对座谈会与《讲话》的理解更加深入，对工作的开展也更有经验。1943年，尖兵剧社成立后，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派遣历任边区文化界抗日联合会执行委员、陕北公学剧团团长、华北联大文工团团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文化科长的黄天到剧社任社长。到任后，黄天传达了《讲话》精神，并组织全体同志学习。
在《讲话》影响与指导下，许多文艺团体与文艺工作者被培养起来，创作和演出了大量反映冀东或滦东军民生活的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如黄天、今歌创作的讴歌军民鱼水情的剧作《夜深人静时》《拥军模范于平》；王舒编导的反映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与英勇斗争的话剧《长城线上》；正值滦东根据地开辟，由黄天作词、今歌作曲的《庆祝第二战场开辟》在滦东迅速传唱开来。八路军战士的艰苦生活与英勇斗争是文艺工作创作的重要素材，冀东文艺三剑客刘大为、管桦利用冀东民兵的真实事迹，编写了话剧《三百人和一支枪》；刘大为编写的《四个英雄的故事》甚至邀请了剧本中四个英雄之一的胡凤岐参加演出；管桦作词、劫夫作曲的《尖刀子连》《常家庄的故事》，管桦作词、纪良作曲的《好村主任》等曲作也能在冀东地区找到创作原型。艺术创作源于现实，高于现实，指导现实。由黄天作词、耿介谱曲的鼓励动员参军的歌曲《歌唱模范王连发》，由管桦作词、劫夫作曲的鼓励军民大生产的歌曲《参加生产》等，这些歌曲对根据地建设也起到促进作用。
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滦东摄影艺术创作也迎来了“春天”。一些有着高超技艺的摄影艺术家来到滦东，拍摄了一系列至今家喻户晓的作品。如雷烨的《滦河晓渡》、张进学的《解放山海关》、罗光达的《沙坨塔上的八路军哨兵》、齐观山的《战斗在冀东古长城一带的八路军战士靠吃炒米、野菜坚持抗日斗争》等照片是为数不多的记录滦东抗战的佐证。
在艺术创造领域，毛泽东提倡“学习群众的语言”，认为“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讲话》揭示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也在滦东文艺工作中得到验证。将民俗文化、民间音乐与革命文化相结合，是滦东文艺工作的优势与特点。例如曾于延安人民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的著名音乐家劫夫，他是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创作者。初到冀东，他打听到一位盲艺人，熟悉冀东影调儿，特意跑去学艺。这是劫夫的老习惯，在晋察冀边区，就常常向民间艺人请教。后来，他来到冀东创作的第一首歌《四八烈士歌》就吸收运用了当地皮影戏的曲调，一下子就在冀东人民中间流传开来。他说：“在冀东地区搞文艺，尤其是音乐创作，要是不熟悉、不研究、不学习、不使用前辈艺术家、民间艺人创造的皮影戏曲调，不接受已为群众批准和喜爱的艺术遗产，就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1944年春节，黄天同志再次组织剧社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特别注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文艺宣传。经过调查研究，他提议：利用当地群众正月里跑旱船、推小车、扭大秧歌的形式，让全社男女老少，连炊事班的同志们也在内，组成大秧歌队，沿村演戏，走街串巷，一面给群众拜年，一面演出。冀东一带传统的秧歌队里有一种“灯官”表演。灯管由丑角扮演，他坐在一根大粗木杆上，由四个人抬着，在秧歌队中穿行，表演观灯、插科打诨，给节目穿针引线，很受欢迎。黄天同志导演了新灯管。还特意糊了四盏漂亮的花灯，四面画了抗日故事，由四个人举着上场。又由今歌同志扮演唱灯老汉，对着花灯唱抗战故事和党的抗日政策。利用“群众的语言”，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革命宣传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与好评，客观上也达到了宣传抗日、爱国思想，教育、动员人民群众的目的。
在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滦东文艺战线对社会矛盾变化表现得非常敏感。抗战结束后，驻扎滦东的冀热辽十六军分区部队（老十二团）在曾克林的带领下率先出关，提前布局东北。就在此时，一些传唱至今的经典曲目被创作出来。如刘大为作词、方时谱曲的《朱总司令下命令》，刘大为作词、黄河谱曲的《我们的国旗到处飘扬》，这些歌曲既表现出军民庆祝抗战胜利的喜悦，又表达了进军东北，收复国土的强烈意愿。试想三年前唱着《滦河曲》中的歌句“青春的鹰，勇敢地鹰，冀东年轻的子弟兵”渡过滦河，开辟滦东根据地的老十二团战士，再次唱着《我们的国旗到处飘扬》“军队和人民勇敢向前，我们的国旗到处飘扬在长城上，飘在扬子江，飘在失去的东北，飘在祖国的边疆……”跨越长城。一列列整齐的军旅为了国土的光复，唱着激人奋进的歌曲，兵发滦东，挺进东北，何其雄壮。
延安文艺座谈会历久弥新，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成为我党思想和理论建设的光辉文献，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以来重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讲话》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讲话》对中国革命文艺的作用是巨大的。不论是从时间或是空间上讲，《讲话》都不应被单纯看作对某项工作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建立在不同时间维度与根据地矩阵下，在民主集中制框架下讨论形成，对根据地文艺工作与其他工作普遍性启蒙的指导思想。
《讲话》更深层次的哲学框架对我们有更为普遍与现实的意义。经与权、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矛盾和运动逻辑，才是现代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真实逻辑。怀抱着人类理想，时刻认识到现实变革和自我改造绝不能停止，这才是启蒙的关键。因为这种启蒙、这种改革与革命绝非仅仅关注一个现实的世界，它更呼唤一种创造、想象新世界的能力，才可能对于现实的世界提出不断的反思和批判，也正是这种创造和想象能力，才赋予了“权”“物”“事实和现实”的世界从根本上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反思，继承传统，纠正错误，深化改革的重要哲学动因。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只有具备想象一个新世界的能力并将其普遍化，才能真正将现实的世界担当起来，并作为特殊性和批判的对象来对待。这也是《讲话》之于今天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