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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某日，时任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吕洪文同志提出写作滦东抗战历史的想法，并邀请我作为特邀党史研究员走访在秦皇岛战斗过的抗战老兵。
当时我正在东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抗战史是研究方向之一，受导师王莲英、董劭伟老师的影响，对东北抗联、冀东抗战史一直保持关注，并开展了近五年的走访与研究。
为了丰富史料，我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员曹明迪同志组成课题组。开始有意识的走访杨思禄将军、董占林将军等近百位在滦东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与他们的家属，并联系了李金铮先生、高士华先生等国内抗战史研究的权威专家。在军事博物馆原馆长、八路军冀东十二团音乐队队长秦兴汉老先生家中，我们以滦东为中心，虚心请教十二团抗战的故事，却又不时涉及晋察冀、冀热辽、东北的抗日战场。滦东抗战的历史不时地穿梭在不同地域的抗战逻辑，在对比参照中，我们领悟着滦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
滦东扼守华北、东北主要通道辽西走廊，东通辽沈，西屏京津，自古即为战略重地。鸦片战争，列强军舰游弋海上，虎视眈眈。1900年，六国列强横行施暴，建营驻兵。1933年，长城抗战失利，滦东地区长城以北划入伪满，长城以南沦为伪冀东政府统治。军事镇压、经济掠夺、文化侵蚀、设保甲搞连坐，强化殖民统治；蚕食、扫荡、搞“无人区”，制造一桩桩惨案。滦东人民在暗无天日的日伪统治下苦苦挣扎，祈盼黎明的曙光。“七七事变”，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党中央布局冀热边，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冀东暴动，席卷冀东22县，震动中外，播下革命火种。冀东抗日联军和八路军第四纵队余部孤悬敌后，坚持斗争，站稳冀东，开辟热南、滦东。1942年春，党中央高瞻远瞩，布局东北，为全面抗战大反攻创建前哨基地。1942年12月，组建东工委，兵分两路东、北并进。北路过长城深入热河腹地，开辟承平宁。东路渡滦河开辟滦东、凌青绥。以临抚昌、凌青绥联合县成立为标志，立足滦东、挺进东北工作全面开启。1945年1月，冀热边特委、行署改称冀热辽区党委、行署，建立冀热辽军区，标志着冀热辽根据地作为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之一列入中华史册。滦东归属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冀东抗日根据地，有效地拓展了抗日武装回旋活动区域，为进一步开辟辽西与热南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党我军挺进东北的前沿阵地，为抗战胜利之后我军能够迅速出关挺进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我党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了解滦东抗战军事、政治的同时，我们关注到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群体－－滦东抗战文艺兵。抗战时期，大量无畏的文艺青年，作为党的文艺战士，深入敌后，涌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勾勒出一个滦东抗战背景下令人感慨的英雄团体。同时，我们也深感滦东抗战文艺研究的薄弱，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库、资料库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甚至连一本系统化的官方著作都没有。关于滦东抗战文艺所有的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个人回忆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此类研究最巨大的障碍。于是，如何为零碎的滦东抗战文艺史料留下一些东西，成为一个骤然显现的课题。
当这个念头在万千思绪中萌生，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基层文博工作已经烦冗，抗战史早就占据研究工作的许多时间。凭借一腔热血，勉为其难的编写这样一本毫不功利的著作，意味着继续压缩仅剩无几的睡眠。从个人能力而言，也是空前考验。从史多年，受孙继胜先生、董劭伟先生、王莲英先生、吕洪文先生点拨，虽有所小成，合著了数本著作，撰写了二十余篇论文，但要完成跨度如此之长、走访人数如此之多，又缺乏史料的宏大叙事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是，毕竟要有人去完成这件事。地域历史研究人数不多，老先生们几乎倾尽资源栽培一两后辈。受其利而不为其事，可乎？在一次追悼会后，我烧掉刚刚编写的，老兵未及过目的回忆录。我知道已无处回避，未来数年的辛劳已经命中注定。那一刻，我深刻感受到前辈学者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荣誉感与矢志史学的满足。
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路线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滦东抗战文化在全国文化抗战史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有着理论与现实的意义。对唤醒群众，激励抗战军民，推动抗战思想深入人心有深远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滦东是长城线以南最早遭受日军侵略且奋起反抗的地区；1933年1月1日长城抗战第一枪在山海关打响，滦东的董家口、冷口、喜峰口都是二十九军将士与日军战斗的关隘；七七事变后，这里是武装反抗日军侵略的重要阵地，滦东的昌黎、卢龙、抚宁、青龙等各县区还是1938年冀东大暴动的重要发生地。滦东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环境成为敌后前哨的同时，也成了全国文化抗战的前沿。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一批又一批党的文化工作者来到这里，丰富、壮大了滦东抗战的力量。
日军侵占滦东后，在长城以南“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统治地区与长城以北的伪满洲国统治的青龙县境内，日伪政权制定各类“奴化”文化教育政策，并与军事、政治进攻密切配合，推行改化教育和反共以及各种欺骗宣传，达到其“掌握民心”的政治目的。伪满学校对学生的思想侵蚀尤为严重。“集家并村”前后，青龙县有国民高等学校1所，国民优级学校6所，国民小学162所，而中等学校和城镇小学都要有一日本人员掌握实权，校长、主任都安排亲日人员充任。学校要挂日、伪满国旗，学生唱日满两国国歌。每日课前，要集体背诵“国民训”，还要向天皇“遥拜”，向在侵华战争中残废的日军默哀，并由校长、主任大讲“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等谬论。在教学上，大肆充斥奴化内容，大量增加日语授课时间。要求学生讲日语，强调阶级服从，实行棍棒教育，还要统一服装，统一鞋帽。在学校只许提满洲，不许说中国，否则会受到处罚。
因此，在滦东的战斗不光是单纯地打据点、拔钉子，消灭日军汉奸的军事力量。更是换发民族精神，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从意识上改造群众的价值观之战。“第二战场”，没有硝烟，人心向背，影响更为深远。
1．冀东大暴动时期的文化抗战活动
冀东大暴动时期，在抗日军民自发地唱着许多首抗战歌曲。暴动部队因没有适合当时形势的歌曲，曾唱《三国战将勇》《满江红》以及《射击军纪》等旧军歌；有的暴动部队因有红军骨干，也教了几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红军歌曲；参加暴动的学生则唱《在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
总之，那时的歌曲不论内容和曲调都不能满足抗日部队的需要。1939年，去后方整训的部队，返回冀东带回《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救国军歌》《救亡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青年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新编九·一八小调》《五家庄》《十杯茶》《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长城谣》《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还有苏联歌曲《工人歌》《沿着高山，沿着平原》很快在冀东军民中传唱。
2．1939年至1942年宣传队时期
滦东位于冀东最东侧。从组织建设方面讲，滦东的文艺工作是随着冀东根据地（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向滦东的渗透、拓展过程中发展而来的。由于滦东地区根据地开辟相对较晚，最早踏上这片土地的冀东十二团、十三团的宣传队。
1939年底1940年初，晋察冀十二团，十三团先后成立了宣传队，功能较为单一，开展歌咏活动是他们主要任务之一。此时从后方传过来的创作歌曲，已满足不了需求，于是，他们就自己用旧调填新词，用小放牛、锯大缸、打新春、秧歌调等十几种民歌小调填了新词。有的一种调子填几种，十几种词，其中《小日本真毒辣》唱遍了整个冀东，男女老少，军队，地方都会唱。秧歌调填词也很多，像《长眼睫毛、大肚皮》流传也很普遍。内容不仅有配合各项抗日任务的，也有反映青年、妇女、儿童生活的，甚至还有瓦解敌军，教育敌占区落后群众的。这些作者有的是部队的，也有地方干部。大量是群众自己编，自己唱。这些歌曲由于是冀东的曲调，冀东的语言，配合形势任务又很紧密，战士与群众都非常喜欢。一个地方编出来，其他地方很快学会，作品之多，流传之广都达到了高潮。
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团、十三团的两支宣传队就是冀东部队多个文工团，与唐、秦等市解放时组建的宣传队伍的前身。宣传队以从晋察冀军区派来冀东的文艺干部为骨干，动员吸收青年学生参加组成，每队编制12人。他们一方面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动员群众抗日救国；一方面鼓舞部队勇敢作战杀敌，兼做战勤工作。这两支精干的文艺队伍，随部队转战游击于滦东的迁（安）青（龙）兴（隆），昌（黎）滦（县）乐（亭）等广大地区。
1．尖兵剧社组建文工组挺进滦东
由于缺乏有效的思想指导与专业人才支持，直到1942年末，冀东（滦东）都未能建立文艺团体。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发表，根据地对文艺工作的认识清晰了，才诞生了第一个专业的文艺团体—尖兵剧社。该剧社于1943年挺进滦东，播撒抗战文艺的火种。短短两年间，滦东地区涌现了前锋剧社、七月剧社、海滨剧社、抗日影社、路南影社、救国报社、大众报社等大量革命的文化团体。在党组织的统筹安排下，大量抗大、鲁艺、陕公的知名艺术家如黄天、今歌、黄河、劫夫等；知名摄影家雷烨、张进学、罗光达、齐观山等被派往滦东，开辟抗日文艺战线，还培养了管桦、刘大为、陈大远、周方等一大批本地杰出的词、曲作家，文学家等革命文艺工作者，使滦东的文艺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启蒙与发展。
1943年，尖兵剧社派管桦、黄河、刘大为等人到昌黎路南地区开展革命文艺工作，常驻在苟家套村。刘大为、黄河、管桦等同志来到这里后，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共同从事文艺创作。他们一起写歌、写诗、编剧，成绩显著。他们用革命文艺向群众宣传抗日，协助建立村剧团，召开教师座谈会，给学生讲抗日课，教唱抗日歌曲，通过文艺活动，激励了很多教师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年轻人奋起抗日。同时，他们还自办《大众报》，以此鼓励民众与日本鬼子抗争。著名红色小说《小英雄雨来》最初的蓝本就是管桦在昌黎抗战时创作的，后来他创作的脍炙人口的歌曲《我们的田野》描述的也是冀东沿海平原的美景。
此后，尖兵剧社多次来到滦东组织文艺工作，并帮助滦东根据地建立剧社，对滦东的文化抗战起到教育与推动作用。
2．滦东地区文艺团体的壮大
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下，冀东的文艺战士们组建了各类文化、艺术团体，发挥各自特长，成为根据地文化建设中的骨干。这些文艺团体有的活跃在广阔冀东，有的扎根在较晚开辟、更为艰险的滦东地区。如尖兵剧社在黄天、今歌同志的带领下转战冀东、滦东多县；长城剧社则活跃在长城以北；前锋剧社长期扎根在滦河东岸，跟随曾克林率领的十二团率先出关；海滨剧社社如其名，战斗在昌黎、乐亭、抚宁等县北宁铁路以南的海滨地区；《救国报》社在滦东、滦西与热南的山区游击作战，编辑孔祥均、陈大远等十余名同志曾在敌军重围下，在碣石山区坚持出版刊物；《大众报》报社不惧日军扫荡，在管桦与刘大为的带领下，扎根新开辟的路南地区开展抗日宣传。此外还有大量的报社、影社、文工团，共同组建成滦东与冀东地区的“文艺长城”。
滦河两岸这片肥沃土地，是音乐家的摇篮。冀东“文艺三剑客”“乐坛四杰”等全国知名的词作家、曲作家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三剑客”参加革命最早的音乐家黄河，新中国成立后任空政文工团团长，他慧眼识阎肃，才有《江姐》不朽之作；管桦，他是脍炙人口歌曲《我们的田野》与著名小说《小英雄雨来》的作者；刘大为，一曲《我们的国旗到处飘扬》唱遍长城内外；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劫夫，也在滦河两岸留下奋斗身影，他一生佳作良多，最出名的当属《歌唱二小放牛郎》《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
在滦东活动的文艺兵，既有像尖兵剧社、救国报社这样常年转战冀东各地，曾在滦东临时驻扎或执行任务的文化团体，也有长期坚持在滦东大地上战斗生活的海滨剧社、前锋剧社的同志们。秦皇岛市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个文艺团体－秦皇岛市文工团，前身是1945年成立的冀热辽军区第十七军分区海滨剧社。海滨剧社是诞生于昌黎、乐亭沿海地区，北宁路以南的文艺团体。他们在极为困苦的环境下筹建而成，缺钱少物，连个像样的乐器都没有。剧社成立时，得到的唯一物资是一根红军的皮带。这是一位老连长长征过草地时，吃光了粮食，吃光了野菜、草根、树皮，本想将皮带煮一煮让战士分食，但濒临绝境的战士们硬是留下来了一条皮带，扎在了指导员身上。因为大家认定指导员是党的代表，跟着党必定胜利！北上抗日，建立工农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崇高理想，激励着战士们义无反顾跟着党走下去！海滨剧社就是在这样精神的鼓舞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发展、壮大的。剧社成立那天，军分区副政委曾辉，扎着这条皮带出现在剧社同志们的面前。他将这条皮带交给了剧社。一条凝聚着长征精神与延安精神的皮带，成了秦皇岛现代文艺工作起步时的所有家当。
滦东大地上另一支文艺队伍－前锋剧社。它是我军活动在滦东地区的重要宣传力量。该剧社于1945年1月成立，脱胎于冀东十二团宣传队，承担了冀热辽十六军分区的文艺演出、政策宣传、群众动员等主要工作。1945年8月，前锋剧社随冀热辽十二、十八团出关，先后参与解放山海关、大连、沈阳、本溪、临江、安东等地的战斗，并起到重要作用。
滦东抗战形势紧张，宣传工作有自己的特点。形势缓和些，周边兄弟部队的剧社、宣传队文艺战士聚在一起，一同练音、识谱、唱歌。主要剧目有吴宝光（前锋剧社编剧，后于抗美援朝牺牲）根据苏联小说改编的《第四十一个》（此剧曾于尖兵剧社演出，在冀东有一定影响力）、《亲家母探亲》（歌剧）、《打倒汉奸姜鹏飞》等。敌人扫荡时，宣传队化整为零，有的到连队继续开展宣传工作，有的随区政府行动，有的潜伏到秦皇岛，新队员回家待命，年底再集中起来排练、演出。1944年秋，反扫荡还未结束，十二团机炮连转战路南。政治指导员卜雨和区队长黄宾从区政府转回侦察排，又返回机炮连教歌、上党课，并以十二团政治处名义，出版《群众画报》（路南版）。画报题材多取自本地抗日活动，容易引起战士与群众的共鸣。第一期，由卜雨创作的《如此王道乐土》和连环画《哭哭哭！糊涂的婆婆》，黄宾刻好蜡版，油印出版。第二期刊载了卜雨刻板的版画《一个日特的下场》与黄宾刻板的《民兵击毙坦克手》。12月，宣传队集中在一起，队员们共同拓印版画。第三期专刊主要揭露日军集家并村、建立人圈等罪行。
随着前锋剧社的不断成熟、发展，在战争中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立即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的一号命令。11日，发布第二号命令：“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滦河东岸，长城内外的冀热辽十六军分区的八路军，在李运昌的直接指挥下，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军出关东进，收复失地。前锋剧社跟随十六军分区的八路军一同出关。一路行军，一路作战。8月28日上午，部队与苏联红军先遣小分队在前所会师，前锋剧社再次发挥奇效。由于日军刚刚投降，各地日伪军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部队，还有大量土匪武装。中苏语言不通，苏军不相信眼前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双方形成僵持。这时，唐凯副政委急中生智，让前锋剧社音乐队长秦兴汉带领全体官兵高声唱《国际歌》。虽然苏联红军听不明白中文歌词，但这熟悉的旋律显然消除了语言的隔阂。知道彼此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同志，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
日军投降后，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十六军分区前锋剧社随冀热辽三路大军挺进东北。前锋剧社北上后，成立辽东军区文工团，后改为12兵团文工团。1946年初，军区决定从十七军分区海滨剧社、长城剧社等文艺单位，抽调力量，组建冀东军区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并成立冀东军区政治部文艺工作团辽西纵队工作队。同年5月，随着冀东区划的变动，冀东军区所属各军分区也作了相应调整：将第十六军分区改称第十二军分区，第十七军分区改称第十三军分区。由于位于滦东的海滨剧社、前锋剧社都已外派，第十三军分区将海滨剧社留守人员与爱国师生组成的七月剧社合并，组建新的海滨剧社。军区文工团辽西工作队于1946年6月奉命到燕河营十二军分区机关驻地，与新扩编的力量一起，组成了冀东军区十二军分区政治部文艺工作队。至此，滦东地区的文艺工作进入到相对成熟、稳定的阶段。
随着解放战争局势的变化，滦东文艺战士随大军先出关、再入关，打辽沈，战平津，南下两广，最后散居在祖国大地。留在滦东的文艺战士也成了唐山、秦皇岛两市新成立文化团体的骨干，相继走上领导岗位。如今，这些文艺兵最年轻的都过了耄耋之年。他们讲述革命的故事，就像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战斗在长城线上，山海关内外，渤海边上，滦河两岸；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笔和乐器，一面高喊着冲锋，一面又放声歌唱。我想，这些人的名字不应该被遗忘，他们的歌声不应该被遗忘，英烈们的热血、播撒的真理、那战无不胜的力量更不应该被遗忘。这就是本书编写的初衷，在这片他们浴血奋战过的地方，由家乡人记录他们的英姿，不朽的功绩，崇高的荣誉与使命。这是对牺牲在这里，为滦东解放事业献出生命英烈的祭奠，也是后辈滦东文化工作者对前辈的崇高礼敬。
撰写滦东抗战文艺史，有几个不能回避的逻辑。一是延安与滦东的关系。即党中央与距延安最远，楔入日军统治腹地，被誉为敌后前哨的滦东抗日根据地关系。滦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离不开党中央的领导与支持。既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军事方面的，还有组织、干部、宣传等方方面面。反映到滦东抗战文艺，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滦东抗战文艺团体从无到有的关键意义所在；在干部上，党中央派遣至滦东的黄河、今歌、雷烨、秦世杰、李时、连衡等文化干部都是抗大、陕公的优秀学员，之后成为冀东、滦东文艺团体建设的骨干力量。
二是抗战文化与抗日斗争的关系。首先，抗战文化是抗日斗争的一部分，文化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中“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最关键的是，抗战文化区分了根据地“教化”与日军“奴化”的根本不同。抗战文化不仅是一张报纸、一支歌曲、一场演出，不单是起到战斗与生产的辅助作用，而是在党的带领下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一同实现我们的共同目的，即以“教化”的文艺战胜“奴化”的文艺，传播与捍卫革命的、先进的、民族的、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与价值体系。这是一般军事斗争难以达到的。只有文化建设，才能使抗战军民明白为何而战，坚持斗争的意义，解释我们的工作与敌人的工作本质上的不同。从而，凝聚军心，得到人民群众真心支持与拥戴。
三是文艺理论与具体创作的对立统一。具体体现在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在战火纷飞的敌后腹地，缺衣少食的生存环境，没有资金、乐器、演员、相机、纸张、油印设备，甚至没有工作人员的情况下，怎样坚持抗战文化工作。如何建立文艺团体；结合当地文化特点，斗争情况，创作原创文艺作品；拍摄斗争影像；出版革命刊物；举办抗日会演。其本质是，如何根据客观现实，将先进的、抗战的文化同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相结合，将毛泽东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活学活用，“为工农兵服务”。这就要求滦东文艺战士要“学习群众的语言”，“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滦东抗战文化工作也使《讲话》揭示的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得到验证。将民俗文化、民间音乐与革命文化相结合，是滦东文艺工作的优势与特点。
此外，抗日工作的严肃性与文艺战士的活泼性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士是光荣的、高尚的，经得住考验与战火洗礼的。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普通人，有战友、有爱人、有家人，有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滦东抗战文艺史也应该是有温度的，有血肉的，有感情的。基于这个考虑，我虽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却迟迟不知如何动笔。在一次同董劭伟先生闲聊时，他告诉我：“亲历者、叙述者的态度、对事情的感悟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我们应该记录下来。”那时先生在指导一篇约稿《因感召而汇聚：叶圣陶1945－1949年日记所见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其中，提及叶圣陶在延安观看《兄妹开荒》后，对比国共在文化教育、军队作风之不同，在日记中写中共：“彼处确有生气”。这句话成为文章的点睛之笔，也启发了我。从那时起，我就决定本书的体例不是志书、回忆录或是学术论文，我不想用冰冷的文字或框架淹没那些鲜活的文艺战士，与他们的欢笑、苦闷、乐观与呐喊。其实，抗战文艺史也是人的历史，重视对人的描述，太史公《史记》纪传体就是很好的借鉴。
我想在前后七年的走访、调查、整理和日以继夜创作的忙碌中，我是快乐的。它消耗了我二十八岁到三十五岁，最活跃、最旺盛的一段人生。在走访老同志，共同回忆滦东抗日斗争的同时，我似乎也亲身经历了那段不平凡的历史，陪同他们过滦河、越长城、出塞北，在激战中创作，在战斗中成长。这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让一个年轻人充实而快乐很容易，有一个目标，按部就班的接近它，实现它。结局如何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文化工作者的青春没有虚度，天职与责任没有荒废，与过程中产生的单纯的自豪与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