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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冀东文艺战士而言，有两个特别让人悲痛的地方，一个是遵化铁厂，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同志牺牲在了那里。另一个是遵化杨家峪。离全面抗战胜利只剩下一个多月，副参谋长才山、尖兵剧社社长黄天、音乐队长今歌等五位战士牺牲在村子北侧的山坡上。四位同志被俘，一位同志负伤。一下子损失了十位同志，意味着尖兵剧社在冀东军区十五军分区的同志全部被打光了，整个尖兵剧社失去了四分之一。这些同志不乏开辟过滦东文艺战线的老领导、老师与骨干。在整个文化战线上，一下损失这么多同志，在冀热辽异常残酷的十四年抗战中，也是唯一的一次。
杨家峪是冀东丰（润）、玉（田）、遵（化）三县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为庆祝“七七”抗战八周年，尖兵剧社一部与十五军分区长城剧社团体，在军区副参谋长才山同志的率领下，赴军区领导机关驻地，联合出演黄天、今歌同志的新作——大型四幕歌剧《地狱与人间》。1945年7月3日清晨，同志们由十五军分区的腹地出发，晚上九点多宿营在小山村杨家峪。
遇险 7月4日清晨，因汉奸告密，遵化敌人倾巢而出，1700人包围了这个小山村。又利用剧社黎明出发前撤岗的机会，偷偷进村，未放一枪。
晨曦微露，天空飘着淡淡的云雾。两个剧社的人，有的刚到集合场，有的刚走出院门，几个动作慢的女同志还没完全从院子走出来。突然，沙河南沿上喷出了几条火舌，激烈的枪声撕破了黎明前的沉寂。才副参谋长掏出他的“快火”，一梭子射向敌人，接着他一挥手，命令大家撤退，集合场上的人唰地闪到背后的一条胡同里。警卫部队迅速地卧倒在北河沿上还击。密集的子弹飞一般地从四面八方飞来，敌人的嚎叫声和枪声响成一片，警卫部队也被迫撤回胡同里。
同志们意识到被包围了。剧社除了干部有几条短枪和勤杂人员的几条步枪外，其余的人每人仅有两颗手榴弹。这时，才副参谋长指着胡同口命令道：“趁天没亮冲出去！”“是！”黄天答道。队伍立即组织起来，警卫部队在前，女同志、小同志在中间，轻伤员跟着走，重伤员由男同志背着，有战斗经验的在后面。黄天同志没有战斗经验，就溜到后面掩护。剧社集中了所有火力，一阵猛打，队伍一起从胡同口冲了出来。这时，天还没亮，加上淡淡晨雾，冲进村里的敌人摸不清剧社的底细，被一排手榴弹，打得一时蒙了头脑，闪开了一条路。同志们乘机冲出了村子。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层包围圈。当同志们冲上村西山坡时，山上敌人的机枪，迎头扫射过来，警卫部队的伤亡很大，剧社被迫退回山下。枪声越来越紧。村里、村外、几面山上，几乎响成一片，只有西南方向的山上枪声比较稀疏。
当同志们冲上西南山坡时，敌人突然开火，将人们压制在山脚下的大坝坎下。王维汉是当时被围困的同志之一，他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王维汉，男，天津市蓟州区人，1926年出生，1940年参加革命，1943年调尖兵剧社为社员。1946年任长城剧社指导员。后任解放军某部军政治部主任。
此时，王维汉同志清点了一下人数，仅剩20多人，大多数是女同志和勤杂人员，还有负伤的同志和警卫班的几个战士。更加紧急的情况是天亮了，突围难上加难。
突围 透过淡淡的晨雾，同志们发现东面大山上，有一面敌人的大旗在摇晃，旗指向哪里，哪里的枪声就会激烈起来。“现在我们必须分兵两路，我们这一路向西，吸引敌人的火力。”副参谋长才山指了指飘着大旗的东山，向王维汉和朱希明（长城剧社的副社长）低声地下了命令：“你们带领女同志和小鬼，向东突围！”“不……”王维汉一听急了。才山同志是军区首长，黄天同志是剧社的老首长，他们还带着伤员，怎么能让他们吸引敌人的火力呢？
“跟我来！”副参谋长把手一挥，和警卫班的几个战士迅速地向西猛冲猛打。
东山上的大旗又指向了西山。顿时，枪声大作。
被掩护的同志们再也不能犹豫了，王维汉在前，朱希明在后，趁着才山等同志吸引火力，隐蔽地向东冲去。
东山是杨家峪附近最高的一座山。山上岗峦起伏，怪石嶙峋。山下是十几里长的大沟。刚出村东，到葡萄园里，就见到尖兵剧社的马夫王凤来，他牵着驮满道具的骡子，被枪声一吓，卡在葡萄架下，驮子高，葡萄架低，怎么也牵不出来。他打一下，骡子猛跳一下，葡萄架也猛晃一下，急得他满头大汗。王维汉急忙帮他卸下驮子，他牵着骡子跟在大家后面。剧社十几个人，拉开距离，先选好大石头，然后猛跑过去隐蔽起来，一个一个地交替跃进。那面大旗正向西指着，西山上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距离高峰还有100多米的时候，同志们在几块巨石的背后隐蔽起来，准备最后突围。王维汉拨开草丛向山上望去，大旗下站立着十几个敌军官，正举着望远镜向西窥望。山峰南的鞍部趴着三个鬼子，目不转睛地望着西方。显然，敌人还没发现突围的战士。大家立即决定从这个鞍部冲出去。“冲啊！”王维汉举起没有子弹的手枪，一边喊，一边和同志们朝鞍部飞快地冲去。战士们突然出现，把敌人吓慌了，以为是来袭击指挥部，顿时惊得面面相觑，张皇失措，丑态百出，指挥官竟然将望远镜从手中滑落下来，摔在地上。有的伸出哆嗦着手，竟连手枪也拔不出来。吓破了胆的那三个鬼子，连滚带爬地边打边往山上逃去。举旗的士兵，不知所措地乱摇晃起来。王维汉回忆那时的情境：“真可惜！我们连一颗子弹也没有了，不然是多么好的一次歼敌机会呀！”
战士们顺利地冲过鞍部，快下到山腰时，敌人才醒悟过来。当山上的枪打来的时候，突围的同志已冲出了最后的包围圈，离杨家峪已经10多公里了。
牺牲 才山副参谋长和黄天等十几个同志，为掩护女同志和小同志突围，被围在西山脚下的一片葡萄园里。这时，所有持枪的同志，只剩下最后的一发子弹了。敌兵们的吼叫声，伪军翻译撕破喉咙的劝降声，他们似乎都没有听见，只是静静地坐着，谁也不说一句话。
天空灰蒙蒙的，笼罩在山头上的云雾，久久没有散去。
仰卧在葡萄架下的才副参谋长，逐个地看了看周围的每个人，然后和黄天同志交换了一下眼神，向敌人闪过轻蔑的一瞥，举起手枪，用最后一发子弹，射进自己的身体。“参……谋……长……”黄天同志望着倒在血泊中的才山同志，喉咙哽咽了。他收回目光，蓦地端起手枪，把最后的一颗子弹推上了枪膛。受了重伤的通讯员杨斌想爬过去，夺下他的枪，救出这位可亲可敬的首长，可是晚了，只听砰的一声，黄天同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黄天一生热爱戏剧，为了文艺队伍的建设，他呕心沥血，奋斗不息。然而，就在黎明将至之时，他却英勇而又从容地牺牲在战场上，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之火实践了知识分子报效祖国和人民的信念，为后人，特别是为文艺工作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社……长……”杨斌伏在黄天同志的遗体上，泣不成声。
今歌也想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但是他的手枪不好使，他呼呼地喘着粗气，吃力地朝前爬了几步，扒开土，把手枪埋好。他是被敌人杀害的。牺牲前的刹那间，今歌同志还设法把他日夜用来谱写歌曲的金星钢笔藏在松枝垛里，想把它留给以后的战友。
人们砸毁了所有的武器，撕毁了文件，等待着最后的时刻。当敌人好久没有听到还击的枪声时，便冲了进来。杨斌怒视着走来的鬼子，用上肢支撑着爬了几步，猛地抱住鬼子的腿，狠狠地咬了一口，疼得敌人嚎叫一声，用刺刀割断了他的喉咙。
年仅十八岁的青年党员杨子臣，腿上负了重伤，不能站立，以惊人的毅力挺立起来，搬起石头向敌人砸去，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扑向了敌人。
身中数枪的朱喻鼎满脸血迹，早已失去了知觉。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所有的同志静静地躺在血泊里。前面还站着凶神恶煞般的敌兵。他看了看身边牺牲的战友，想救他们，但因伤势太重，流血过多，他已经不能动了，只蠕动了几下发白的嘴唇，便又昏厥过去。这是在场的唯一活着的一条生命。他，记下了这个悲壮的场面。
和今歌同志在一起战斗的杨素兰同志，是一名刚入伍的青年女学生，她至死不当俘虏，破口大骂敌人，壮烈地牺牲在了敌人的刺刀之下。这位很有才华的年轻女演员，两天前还和今歌同志一起排练《兄妹开荒》。今歌同志也曾亲自教给她演唱过刚刚谱好的《地狱与人间》插曲。刚刚，她的老师、兄长还深情地用眼光鼓励她继续战斗，并要掩护她冲出去。但敌人封锁得太严了。转眼之间，敌人端着刺刀冲到了眼前。她一面扑向刚倒下去的今歌同志，一面怒斥日军、汉奸，最后也牺牲在今歌同志的身边。同时牺牲的还有一些不屈的同志。
敌人走了，战友们带着负伤的身躯，回到葡萄园内，含着泪把烈士的遗体安葬。不知是谁提议，说今歌生前很喜欢天真活泼的杨素兰。小杨也尊敬、热爱像长兄一样的今歌，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纯洁的，尽管还没有来得及表露。同志们听了，一致赞美他俩的高尚情操，含着热泪，把他俩并排安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