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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先民活动可以上溯到五千年以前，今昆山等地已发现了多处远古时代先民生活的遗迹。《文汇报》（1995 年 9 月 8 日）报道考古工作者在昆山张浦赵陵山遗址，发现距今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早期遗存，有数项重要发现。不过，当时苏南的社会组织、政治文化不及北方发达。因江南地区水网纵横，交通不便，人们大多分散而居，到春秋战国时期，虽有著名的吴楚之役、吴越之争、吴师北上等大规模军事行动，但留在史籍上的居民集聚点，除了吴都之外，不过是三三两两的“邑”（《周礼》：四井为邑），如延陵、平陵、云阳等。
秦朝开始，苏南地方上有了郡县两级地方行政设置。第一批为吴、娄、阳羡、云阳四个县，隶属于会稽郡。汉承秦制，在原来的郡县规划上进行细分，会稽郡领 26 县，在苏南置有吴、娄、无锡、阳羡、毗陵、曲阿六县，这是无锡由村到县的历史起点。
中国古代的郡县，在魏晋之前，重心全在黄河流域。南北朝之后，由于北方地区战乱频繁，大量的人口南迁，长江流域得以开垦，经济得以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逐渐南移，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区。无锡作为苏南地区的重要区域，依靠着地理优势，社会经济也得到发展。到东汉中期，会稽郡被分拆，其中一部分划归吴郡，会稽郡移治山阴，无锡归吴郡治理。
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统辖吴地。《宋书·州郡志》记载，吴分溧阳为永平县，西晋又改永平县为永世县，吴时分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溧阳与无锡两县为屯田。
但两县区划并未打散，据《三国志·吴书》（传十一）记载，孙权把无锡、娄、毗陵、由拳四县封给朱治作奉邑，朱治领四县租税，孙权又把溧阳、怀安、宁国三县封给吕范作奉邑。这又似乎证明无锡、溧阳两县区划仍存，仅仅是省去了两县的民政机关而已。
无锡县城起于西汉时期。
据文献记载，当时无锡县城在惠山之东，古运河与梁溪河之间，即今无锡老城区的西北部。无锡县分子城和罗城两城，都为夯土筑成。子城位于古运河西侧、梁溪河东侧的两河交界处，即旧志所说的“东接运河，西距梁溪”。东汉《越绝书》记载：“无锡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门一楼四。其郭十一里二十八步，墙高一丈七尺，门皆有屋。”
其中提到的无锡城应是子城，或称内城，郭即外城。城设四正门：东为熙春门，南为阳春门，西为梁溪门，北为莲蓉门，门皆有屋。
从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般先有子城，再有外城，从无锡子城的位置来看，该城应是在江南运河无锡段产生之后，民众依河而居，聚落成城。《汉书·沟洫志》记载：“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可见，无锡城的形成，是依河流而扩展成形的，这种格局深刻影响了无锡城的未来发展，以至塑造了运河穿城而过的特有样态。现代历史地理学者王维屏甚至提出“无锡内城的兴建，最早当在秦代，其产生和发展与水运有关”。但汉朝以前，无锡也曾有过吴国的吴城，黄歇的黄城，而今却难以发现其遗址或痕迹，它们是否是无锡城的前身，尚待考证。但不可辩驳的事实是，无锡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地理位置并未发生太大改变。只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无锡县的版图疆域、人口规模、河道治理等都呈一种动态扩展形态，原有的县城不断沿着运河向四周延伸扩展，直到呈现民国末年的格局。
从汉代到隋朝，江南运河最重要的成就是确定了京杭大运河的基本线位，完成了南北水系的沟通并实质性地创造出“漕运”这一经济制度。江南运河涉及太湖、钱塘江两个水系，丰富的水利资源和富庶的鱼米之乡，使各朝各代均非常重视江南地区对国家政权的重要意义。运河的开凿、疏浚、整治等都是国家的大事。无锡所在的运河河道，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发展着，无锡也随运河的兴盛而发展着。
传统社会，开凿运河是国之大事。早期开凿的运河，大多因军事或农田所需。由于技术有限，且受“天人合一”理念的指导，我国传统社会的运河，一般是在最大限度利用天然河道的基础上，将人工河道与自然河道连接而成。故我国的大运河绝不可能一次性完成，也不可能是一个朝代独立完成的，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将不同的河段逐渐串联贯通而成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为了争霸，先后开凿了“吴古故水道”、邗沟、鸿沟等运河。这些运河不仅长度有限，而且仅限于本国一定的区域内，但就是这些一段一段的运河，为全国性运河的开凿奠定了基础，打开了连通之门。
秦汉统一诸侯各国后，不仅继承了这些运河，而且还开凿了新的运河，如秦朝开凿了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将运河水网延伸到中国南部。与此同时，运河开凿技术得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是民族分裂局面，但由于战争频繁，为了军事作战需要，开凿的运河反而有增无减，属于中国运河史上的特殊历史时期。
江南地区，水网密布，不仅开凿运河相对容易，而且因运河的交通运输功能远大于北方，故不同段落的运河更容易连通通航。东汉建安十三年（208 年），吴地郡主孙权从吴都迁都于京口（镇江），此后又迁至建业（南京），但其主要经济区在太湖流域。为了运送物资交通便捷，开凿了自吴（苏州）至京口的水道。同时又命令岑昏整治了丹徒至丹阳的水道。《南齐书》记载：“自今吴县舟行，过无锡、武进、丹阳至丹徒水道，自孙氏始。”
但太湖流域的行船都由京口（今镇江）出长江，沿此路去建业，需要绕道长江面最宽的扬州、镇江的河段，路途不顺且有风涛之险，船只容易受损。赤乌八年（245 年），遣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兵 3 万，开凿句容中道，称破冈渎，自小其至云阳城，以通吴会船舰，与江南运河相连，太湖流域的船只经此道便直达建业（后名建康，今南京），成为通往建业城的运输干线。因经茅山北麓一条山道，沿途冈峦起伏，故将此段运河称破冈渎。破冈渎穿越了镇江，实现了与江南运河的连通。
东晋元帝年间（317—323 年），“晋时江南运河出京口，因水涸，奏请立丁卯埭”。据《晋书》记载，东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 年），“吴兴太守修沪渎垒，以防海潮，百姓赖之”
。沪渎垒在今青浦县东北旧青浦镇西之沪渎村。《齐书·地理志》中也说“丹徒水道，入通吴（苏州）、会（绍兴）。”江南运河已经成为上至国家政权，下至江南黎民百姓都依赖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河道沟通越宽广，其功能就越重要。
运河的开凿、连通和治理在历史进程中常常呈现一体化趋势。江南运河由于贯穿了江南经济区，运河的治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唐书·地理志》中提到常州武进县在五代至两宋的情况：江南运河，五代十国时，南唐、吴越曾有修建，北宋未放松。南宋更重视，成为主要运河。
可见，江南运河无论在哪个朝代，其重要性都不言而喻。此外，通过其他文献记载还可以看到，当时在天然水道修筑的堰埭等渠化建筑物数量也是可观的。如《南齐书·顾宪之传》中记载，梁代废破冈渎，别开上容渎，自句容县东南五里分流，一支向东南 30 里至丹阳境，有 16 堰埭，另一支向西南 26 里，有 5 埭。陈代又废上容，修复破冈渎。
到隋代，《资治通鉴·隋纪》中载：开皇九年（589 年）“陈国皆平。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置蒋州”
。
隋开皇九年（589 年），隋灭陈朝，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此时的江南地区，不仅是全国的三大经济区域之一，物资丰富，而且文化也有了较大发展，江南士绅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如何将江淮地区的物资运送到北方都城，如何真正实现对江南地区的政治统治，成为隋朝的国之大事。为此，隋炀帝下令疏浚江南运河，这是自江南运河开凿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整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五》和清嘉庆《丹徒县志》中都有记载：“大业六年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隋炀帝是否实现了其“东巡会稽”的目的，没有实际的确证，但江南运河被疏浚后，大大便利了漕运运输，也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发展。
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举措确实是综合考虑的结果。首先，在经济方面，由于隋朝时期三吴地区发展迅速，重开江南运河之前，这里已经成为可以和中原地区并驾齐驱的又一经济重心地区，粮食及丝织品等物资对隋朝统治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为了巩固统一，隋炀帝决心把三吴地区的财富集中到北方地区，这是重开江南运河的经济原因；其次，在军事方面，隋炀帝在开通永济渠后，他需要发三吴兵征讨高丽。《资治通鉴》记：“大业九年（613 年）七月，再发三吴兵征高丽。”
再加上隋灭陈后，陈所在的地区很不稳定，需要加强控制；再次，在政治方面，隋朝需要增强对江南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提高其向心力，保证隋朝政权的稳定；最后，在文化方面，在南北朝之后，随着北方文化的不断影响渗透，江南文明逐渐进入发展时期，一些江南士绅不仅在经济上拥有一定实力，而且在思想文化上起着引领或影响江南地区发展方向的作用。基于种种原因，隋朝统治者迫切需要通过沟通江浙的水利交通方式，实现对江南地区的掌控。江南运河开凿历史已久，实现全线贯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无锡位于江南运河的中心位置，通过江南运河，它连通了西北方向的常州、京口，乃至帝都洛阳，向南连接了东南方向的苏州和杭州，可谓“左姑苏而右南徐，引蠡湖而控申江”（见王仁辅《无锡志·卷四》）。具体来说，无锡境内的江南运河从西北的五牧一直到东南的望亭，全长虽仅 40.8 千米，但东南各地往来不绝的漕船都要经过无锡西，才可至润州，再溯江北上直达京城。同时，无锡又滨江临湖近海，境内水道四通八达，水运便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运输，使得无锡逐渐成为货物集散、运输的中转站，交通便利带来的商业贸易，大大促进了无锡的发展。
隋以后，江南运河基本定型，水源和河道治理问题成为国家关注的大事。为了保证航运的畅通性，隋朝在河道上大修堰闸。根据隋开皇三年（583 年）的记载，在江南运河一段设望亭堰闸，开皇九年（589 年）又设望亭驿。《唐书·地理志·润州·丹徒县》记载：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齐澣开伊娄河，使运船“于京埭下直趋渡江二十里”
。唐代在原有堰埭的基础上，又增建了新的运河堰埭，见于记载的有京口埭（在镇江）、庱亭埭（在今丹阳市东 23.5 千米处）、望亭堰及闸（在无锡望亭）、长安闸（在今崇德县南长安镇附近）。
为了蓄水济运，唐时南段曾引杭州西湖水及临平湖水入运河，唐《白居易集》卷六八中的《钱塘湖石记》一篇（作于长庆四年，即 824 年）就提到过此事。北段于南唐升元五年（941 年），修复练湖济运及发展灌溉，并规定管理办法。《唐文粹》卷二一、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并序》、《全唐文》卷三七〇及刘晏《禁隔断练湖状》等文章中都有所涉及。元和八年（813 年）引江济运，在常州武进县西 20 千米开凿孟渎，渎长 20.5 千米，引江水南入运河。它本身也可以通航，后来成了一条由运入江的岔道。唐末练湖渐废，太湖水利渐多，有关运河堤塘修建及水道疏浚也有些记载。江南运河的畅通，从根本上促进了无锡经济社会的发展。
江南运河是连通北方都城的一条水上动脉，对漕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江南运河所在的太湖流域地区，水量充沛利于航运，但地势低洼带来的水灾水患又直接影响了漕运。在保障漕运通畅，重视河道开挖治理的同时，农田水利设施得以不断完善和发展。到唐朝时期，无锡农业生产明显有了发展，唐大历十二年（777 年），无锡成为望县。无锡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国家对江南运河及其相关支流的整顿治理。正是在对江南运河的不断治理中，无锡形成了运河漕运和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对于江南运河及其相关河道的挖掘和治理，按照历史演进过程，可大体概括如下：
江南运河在江苏境内的治理，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西北部一带，其中镇江与丹阳吕城之间的河段，分布在低山丘陵间，地势稍高处水位自然降低，造成行船困难。为了解决地势水源问题，唐朝采取了以下五项措施：
（1）充分利用长江潮水，在江南运河上设置堰埭，涨潮时，江水越过堰埭进入运河，退潮时，拦阻运河内的江水不致流出，这样增加运河水量，抬高江南运河渠首段的水位。
（2）唐肃宗至德年间（756—758 年），在无锡和苏州之间，江南运河由高地势逐渐降为平地的地形变换点望亭修建堰闸，节制江南运河水流。
（3）整治位于丹阳县以北的练湖。练湖原为晋时陈敏所建，由于管理不当，唐朝时已经名存实亡。唐代宗永泰年间（765—766 年），刘晏任河南、江淮转运使，针对练湖的情况，指示并协助润州史韦损加强了对练湖的管制，在练湖的出口处修建斗门，节制水流，恢复练湖调节江南运河水位的功能。
（4）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 年），苏州刺史李素开凿了一条长达 50千米的运河，名为元和塘，南起苏州城西枫桥镇与江南运河相接，北起常熟，不但可以使常熟市与府城苏州直接沟通，便利交通运输，而且可以作为江南运河引水道，引长江水入江南运河。
（5）孟简开凿了孟渎。《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在常州武进县下记载：“西四十里有孟渎，引江水南注通漕，溉田四千顷。元和八年（813年）刺史孟简因故渠开。”
孟渎位于今常州以西奔牛镇附近，南起江南河，北通长江。常州奔牛西的江南河水位低，需要增加水量，因此，这条孟渎的开凿对于江南运河来说至关重要，它可以作为江南运河从长江引水的引水道。以上的这些措施令江南运河北段水量不足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无锡的发展得益于江南运河的治理和通畅。
唐代中期，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再次造就了中西部大量移民南迁，无锡人口再次剧增。此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不少北方士族不断南迁定居于此。丰富的人力、物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大运河四通八达的航运相结合，推动着无锡经济文化的发展，无锡逐渐走向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
江南运河经唐朝的治理与维护，通航条件得到改善。但由于唐末的战乱，江南运河某些河段又出现了水量不足、通航困难的状况。两宋时期，运河漕运关乎朝廷安危，修治运河同样是不遗余力。北宋时期，创新使用了“拖船坝”“复式船闸”来解决运河水系中不同水位河道之间的通航问题，江南运河段，还诏令专职官员管理海宁的长安闸、嘉兴的衫青闸和无锡的望亭闸。仁宗嘉祐元年至八年（1056—1063 年），运河水量不足，航运涸涩。时任常州知府（领晋陵、武进、宜兴、无锡四县）的王安石，主持了引太湖水济运工程。神宗熙宁八年（1075 年），江南连续大旱，运河浅涸，不通舟楫。当时无锡知县焦千之，受命为运河开源，他借梁溪引太湖济运。可见，朝代在变换，不变的是江南运河被持续得到重视和治理。
伴随运河治理的同时，是运河水利基础的不断创新发展。到宋代时期，水闸的修筑技术已经开始采用横插板式的石墩板闸。如在谭徐明等人著的《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及价值评估》一书中，就对当时的复式闸评价道：“其工程构造、工作原理与现代船闸完全相同。欧洲直到 600 多年之后才出现类似工程”
。当时的长安闸就采用了三闸两澳复式结构，即通过各设施的联合运用和严格的管理措施，达到水量循环利用的工程目的。
运河治理技术的创新带动了无锡段运河治理水平的提升。在无锡段的运河沿线，先后修筑了五泄堰、莲蓉闸、斗门闸等，以实现分段蓄水、调节水量，利于防洪、灌溉和船运。历经几个朝代的修建治理，无锡境内的河流和河道都在不同程度上得以连通和治理。航运便利的同时推动了农业的持续发展。1127 年，“靖康之变”爆发，宋廷南迁，南宋建立。宋室的南逃对国家而言是一场削国颓败的悲剧，然而对长久以来居于政治边缘的江南地区来说，却是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宋廷南迁，再次造成大量北方士族南迁，为江南地区带来了各种文化资源，中国的文化中心逐渐移至江南一带。无锡在历史发展赋予的机遇下，社会经济、文化等综合实力都在不断增强，无锡在运河沿线的重要性日益明显。
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开凿进一步促进了无锡的发展。元朝定都北京后，通过原来的隋唐运河将江南的物资运送到京都。不仅时间长，而且风险大、消耗大，路程过长直接影响了漕运。为了缩短漕运距离，元世祖下令开凿一条由杭州直接到京都的运河航线。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元朝通过开凿山东台儿庄到临清的会通河，对原有的隋唐运河线路裁弯取直，京杭运河成型。京杭运河大大缩短了杭州到京都的路程，但江南运河线路并没有变化。北上运输效率提高，大大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商业发展。无锡逐渐成为京杭运河经济带上的重要城市。
江南运河在明清两代总体上延续了元末以来的运河线位。明朱棣即位后，将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由于京都一切物资须仰仗东南，漕运依旧是明朝的生命线。起初，明朝沿用了元朝的海运，而后由于诸多原因不得不放弃了海运，元朝被淤塞的会通河被重新疏浚治理，京杭运河漕运繁忙。到明朝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崇山侯李新疏浚了杭、嘉、湖、苏、松、常、镇七府的运河。同年，无锡县也疏浚了位于县北、接近江阴的新河（相传为金乌珠开凿，此前未曾有过疏浚）。此后，运河常州段又经过多次疏浚，“漕舟无阻者五十余载”。明嘉靖二年（1523 年），工部都水司郎中刘文沛开浚常州府河渎，檄无锡县开闾江港共 245 丈（817 米），又开辟了运河北岸的西新河、永安河、包沿河和苏塘河，来辅助运河泄洪。不过，无锡段的运河线路依旧保持原初样态。
如果没有倭寇的入侵，无锡段运河的运河轨道也许不会发生改变。嘉靖以前，古运河横贯无锡城，从吴桥附近流入市区，出南城门后经过塔桥继续南流，是漕运往来的要道。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倭寇入侵，锡城水关关闭，水道改经莲蓉桥、亭子桥、羊腰湾再折向南下。《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中提到清康熙《无锡县志》中引用唐鹤徴《河渠书》：“锡城久圮，漕艘贯县而行，后因倭警筑城，运道乃绕城而东出，是改从东路在嘉靖甲寅后也。”
不过，运河河道的变动，并没有根本改变无锡城与运河的关系，反而为日后的无锡留下了更多的运河遗产。
清代的漕运制度继承了明代漕运制度。明清时期，南方的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居领先地位，在这期间为了漕运畅通，江南运河多次开拓和疏浚，到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运河又出现了黄金时期，运输繁忙。在运河繁荣时期，其最大的作用莫过于对于运河沿线城镇的辐射和带动。这样的辐射作用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而且渗透社会的方方面面，无锡的经济、文化等得到了长足发展。明代开始，朝廷许可漕船可携带一定数量的私货并沿途出售，这一政策活跃了运河沿线商业贸易，进一步推动了无锡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兴盛。
明清两代持续对太湖流域的农田水利设施进行了整治和扩展。一方面是对太湖的排水系统进行了整治，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塘浦圩田系统进行了恢复和发展。持续发展的农田水利事业，保障了无锡农业在江南地区占有一席之地，形成地域性优势。加之无锡处于太湖、运河和长江水运的枢纽位置，商业贸易繁荣。因此，不论是农业还是工商业，无锡都在江南漕运的庇护下得到持续发展，以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在江南运河繁忙的水运中，无锡逐渐由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向农业与手工业结合、内控与外销兼备的生产方式转变。
尚农崇商的社会风气成就了无锡在江南地区繁盛的工商业地位。无锡本是鱼米之地，农业生产是其主要生产方式。但泰伯奔吴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养蚕织造技术，为无锡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春秋时期，因农耕和造船等现实需求，吴地的冶铁技术得以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相应得到发展。虽然中国传统社会存在重农抑商的社会风气，但吴地受此风气影响较小，这可能与范蠡经商影响吴地文化有关。吴越争霸后，范蠡弃政从商，三掷千金的故事从文化层面激励着吴地人从商从艺。这种文化底蕴深刻影响着吴地人的人生追求，如出生于无锡玉祁镇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原名薛萼果）的兄长薛明剑曾回忆说，在他小时候读书时，教书先生就教诲他们学成之际要做陶朱公（范蠡）。当时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私塾先生（秀才陈献文）说：“询余将来愿学何人，余以陶朱公对。陈公告吾父，是儿必大有为云云，言犹在耳。故五十以后余欲变换旧社会工商业成规，采用基金作股份者由此。”从中可以看出，在当时尚未废除科举制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孩子，以及读书人家的家长，都认为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亦可喜可贺，反映了当地文化不仅不轻视商业，还将“士农工商”中的商提到了第一的地位。
农商皆重的社会风气引导无锡在江南运河沿线众多城镇中形成了一种以农业为本、以工商谋富的新型格局。
到隋唐时期，无锡运河边已经形成了大市街和南市街，商品的种类十分丰富，不仅囊括了本地的稻米、土布、丝绸、铁具和金银饰品等，还有大运河上南来北往商船带来的其他区域的商品，如产自浙、皖、豫、冀等地的唐代金银饰品、陶瓷用具、漆器、铜镜等文物。在无锡出土的宋代墓葬中，就已经有来自江西景德镇、浙江杭州和湖州等地的瓷器、漆器等。元《无锡志》中记载：“自唐武德以后，至今累浚，为东南水驿。”水驿，即驿站，不过是以船而非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驿站，其传递手段为“代马船”。水驿具有传播政令和促动商贸发展的功能。无锡水驿的设置，表明无锡已经成为运河沿线具有集聚人口和物资功能的重要经济城镇。一般而言，水驿的设置和城镇的发展是正相关关系。无锡运河两岸出现了多种手工业贸易，如当时闻名遐迩的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宜兴的陶瓷、浙江杭州和福建三明等地的漆器、湖州的铜镜等都随运河来到无锡进行交换流通，手工业的贸易自然也带动了无锡本地手工业的发展，无锡城中遍布金银、彩帛、香烛、油酱、食米等作坊，城市日渐繁华，居民生活也日渐富足安乐。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江南运河沿线出现了资本主义形式的手工工场。无锡虽是一个县城，但由于其地理位置处在富饶的太湖三角洲中心，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由于大运河便利的交通条件，无锡的手工业发展迅速，特别是蚕丝业发展领先全国各地，代表资本主义发展的手工工场也在无锡产生了。清后期，无锡开始出现了与蚕丝业有关的工场，养蚕—缫丝的本地一体化，为日后无锡享有“丝都”的美誉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无锡当时的手工棉织业技术在全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不仅产品实用耐用，而且凭借大运河四通八达的航运，销路甚广，享有“布码头”之称。此外，大窑路的砖瓦生产在明朝时期已经很发达了，作为手工业艺术品的惠山泥人也在南来北往的人群中形成了气候，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
太湖流域主要以生产水稻为主。由于气候原因，江南地区的水稻有早晚两季，而且还可以与小麦复种。江南雨水充沛，且河湖纵横，江南运河除去漕运之外，还具有输水、排水、灌溉等功能。江南水网相连，灌溉、防洪等功能的使用并不影响运河的漕运。因此，没有出现像北方河段因运河水源不足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到宋朝时，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元朝在无锡设置亿丰仓，“合是州及义兴溧阳之粮，凡为石四十七万八百五十有奇，悉于此输纳焉”
。无锡成为江南地区官粮的聚集地。明清以来，江南大米更是多在无锡集中，然后经大运河北上到京师。无锡一跃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最高年运销量达 1200 万石之巨。
无锡，这个在远古时期曾经枝蔓横生，荒芜不堪的蛮夷之地，由于江南运河的畅通和因漕运设置的驿站等诸多原因，无锡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地逐渐转变为江南粮食的集聚和转运中心；依托大运河四通八达的水道，无锡在吸引全国手工业贸易的同时，极大地推动了本地手工业的发展及其贸易活动。到明清时期，无锡已经变成河渠纵横、河道平整、湖塘遍布的运河经济带上重要的富庶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