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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要义是促进人的高度发展。按照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施密特（Alfred Schmidt）的看法“马克思把人的自由问题还原为自由时间的问题”
来说，对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把握绕不开对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深刻理解，但现实的情况却是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长期处于遮蔽与解蔽的两重状态。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教科书把马克思的时间概念曲解为脱离社会实践的物理时间，认为时间只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其结果是时间被片面曲解为与人无涉的抽象物理范畴，时间概念的主体性维度被完全遮蔽。苏联教科书生硬构造的机械时间观事实上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退至旧唯物主义的窠臼。在 1938 年至 1949 年的 11 年间，苏联教科书先后重版两百余次，被译成60 余种文字，总发行量 3500 多万册，对东欧、欧洲“左翼”思想界和中国理论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不同于苏联教科书体系造成的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理论空场”，从《1844 年经济学手稿》问世以后，西方思想界掀起了对斯大林模式的全面批判和对马克思时间概念的重审。就 20 世纪而言，从马尔库塞、 G． A．科亨、卡莱尔·科西克、鲍德里亚到至今活跃在学术界的内田弘、肖恩·塞耶斯等，都强调基于人的主体性解读马克思思想中的时间问题。他们围绕自由时间思想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自由时间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阶级视阈下自由时间的分配、自由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极具洞见的观点，极大地释放了被苏联教科书禁锢的理论空间。总体来说，当代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
第一，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
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究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处于怎样的地位？自由时间究竟是马克思思想中的边缘问题还是总体问题？显然，这些是解读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基本问题。我们看到，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甚至连“自由时间”这个概念都不存在。然而，在施密特、内田弘、科西克等人看来，自由时间概念是马克思的一个理论制高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全局意义，是重构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一把钥匙。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剥离了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概念，就无法理解像“必然与自由”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
法兰克福的代表人物施密特肯定了自由时间问题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施密特认为，自由时间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元问题。马克思一生批判的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主义者，如黑格尔左派、欧文、赫斯、蒲鲁东、傅立叶再到孔德等，都把人的自由理解为抽象自由，即一种知性层面的意识自由，但马克思的深刻和伟大就在于他追求人类的现实和具体的自由，人类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现实条件不仅在于物质的极大丰富，更在于自由时间的全面增加。
日本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内田弘认为，《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根本主题是“自由时间论”。内田弘指出，“财富是自由时间”是重要理论命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就是将“资本”与作为未来文明标识的“自由时间”概念联系起来，揭示在资本主义的扬弃中，社会个体重获自由时间的历史过程。简而言之，“作为文明的资本概念的发生史”即“自由时间主体的形成过程”
，按此逻辑展开，马克思的自由时间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不可或缺的骨架。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科西克（Karel Kosik）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是通向“自由王国”文明大厦的一把钥匙，在马克思的概念大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科西克指出，“必然与自由”的关系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基本命题。自由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这种关系在历史上不断上演。人类的劳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劳动建构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这是无法逾越的必然王国；另一方面，劳动是闲暇的基础，是人类在必然王国构建自由王国的现实条件。因此，离开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便无法理解和想象“自由王国”的内在本质。
第二，自由时间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马克思那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人自我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以下概述马尔库塞、安德烈·高兹、肖恩·塞耶斯等人对于自由时间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关系的代表性看法。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阐释了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与未来社会的联系。马尔库塞试图融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nnd Freud）和马克思的思想，以“爱欲解放论”为基础构建新型乌托邦理论。马尔库塞提出“决定人类生存的不是劳动时间，而是自由时间”
的基本观点。他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度压抑的性质，“个体为了生活不得不工作，这种工作不仅要求他每天耗费 8 个或 10 个或 12 个小时，并转移了相应的能量”。
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成为一种“压抑”的再生产。马尔库塞乐观地认为，随着生产自动化趋势的加深，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时间降到最低，发达的工业社会届时会为人的发展腾出充裕的自由时间。
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作为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讨论了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对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高兹在《告别工人阶级》一书中指出，争取自由时间是“新工人阶级”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条件，“个人要想获取全面的发展，就必须从工作中解放出来”
。高兹将“工作”解释为职业，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工作让人感到极度压抑，不再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活动，而是人性的深度异化的体现；工作只是自由的手段，而自由只能在工作之外的自由时间中获得，因此必须减少工作日，增加“自由的时间”，以便人们投入富有创造性的生活之中。高兹还举证说：“1977 年大量的欧洲调查显示，大多数（55％）工作的人们，假如让他们就做工作的需要做出选择，与增加工资相比，他们更渴望工作时间的缩短。”
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是当代国际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概念在不同社会形态语境下的多维内涵。在《马克思与人性》一书中，他从质的层面把自由时间界划为消极自由时间和积极自由时间，并认为具有高层次的自由时间才是真正实现人的创造性发展的条件。塞耶斯指出，前工业社会的人们拥有大量的自由时间，但这不是真正“作为自身的目的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的自由时间；前工业社会的人们并不缺乏自由时间，但古代人在工作以外的自主活动是散漫的、极其有限的。
塞耶斯接着指出，人民群众创造性地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是一种现代现象。塞耶斯将消极自由时间向积极自由时间的跃迁看作“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也就是说，自由王国并不是自由时间量的简单增加，高质量自由时间的扩大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表现。
第三，自由时间不平等的阶级分析。
对自由时间分配问题的解读一般有两条路径：一条解读路径以马尔库塞为代表，从生产力出发，论述技术的进步会使现代人自由时间增多；另一条解读路径以柯亨、凡勃伦、鲍德里亚等人为代表，他们从生产关系出发，运用阶级分析法阐述阶级的存在必然造成现代人自由时间匮乏。以下概述凡勃伦、鲍德里亚等人的基本观点。
G． A．柯亨（G.A.Cohen）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认为，自由时间不平等是分析马克思阶级范畴的重要命题；所谓阶级划分指的是“社会划分为生产的人和不生产的人”，社会阶级的存在必定造成自由时间被少数人垄断，由此导致人类精神发展的极度不平等。柯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指出，“自由时间曾经为特权人们所专有，高级文化的兴盛也只是在统治阶级的范围内”，在阶级社会中，“文明只有在保持彻底的不平等时才能发展”
。柯亨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划分了四个“社会形态发展的时代”：前阶级社会（原始社会）、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后阶级社会，并阐明了共产主义与自由时间解放的历史逻辑。
美国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深入探讨了自由时间不平等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内在机制。传统观点认为，阶级政治的维持主要凭借统治阶级对经济资料的垄断。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中认为，统治阶级光凭财富和暴力并不能证明自己统治的优越性，还必须通过自由时间垄断产生的文化魅力来确证其统治的合理性。他指出，“有闲”指的并非“游手好闲”，而是指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其目的是追求荣誉，以获得劳动阶级的尊重和服从。
因此，自由时间不平等实际上具有阶级统治的政治功能，其产生的文化不平等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全面反思了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他在《消费社会》中通过“符号理论”阐释了消费与自由时间不平等背后的阶级逻辑。鲍德里亚指出，自由时间成为消费社会的稀缺财富形式，占据了财富的优先地位。“在‘消费社会’或幻想的大量财富中，时间占据着一种优先地位。仅仅对这种财富的需求就几乎相当于对其他任何财富需求之总和”，但是“自由时间的普及并不比其他方面的财富或服务来得更多”
，“［自由］时间……变成了唯有特权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
。鲍德里亚认为，自由时间不平等实际上已是一套社会阶级结构的符号编码，具有区分阶级属性的社会功能，“自由地耗费时间”成为社会阶级不平等的重要象征。鲍德里亚指出，自由时间作为一种阶级标识“在古代对富庶阶级而言长期意味着‘游手好闲’，现在变成了对无用时间的‘消费’”“休闲，其分配依旧很不公平，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仍然是文化选拔和区分的一个因素”
。
第四，自由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关系。
在美国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
的帮助下，欧洲在二战后的废墟中重建家园，并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与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相比，这一时期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闲暇时间明显增多。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清水郁太郎提出“休闲时代已经到来”的观点。那么问题在于，社会学意义的休闲时间概念与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概念是否具有同质性？二者是否可以作为同义词互换？马尔库塞、科西克、鲍德里亚等人给予明确的否定回答。
马尔库塞认为，自由时间并非休闲时间，后者盛行于发达工业社会，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因而其本质是不自由的。马尔库塞指出，后工业社会通过资本与技术的整合，成为高度抽象的新式极权社会；文化工业通过电视、电影、电台、画报、小说等媒介无孔不入地侵入闲暇领域，人们完全屈服于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统治。马尔库塞还在《走进社会批判理论》中指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free time）不是‘休闲时间’（leisure time），因为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一种闲暇的事情。自由时间是属于自由社会的，而闲暇时间是属于强制性社会的”
。
科西克认为，“作为有组织的闲暇的自由时间概念与马克思毫不相干。自由时间与闲暇不同，后者可以是历史性异化的一部分”
。因此，被资本的物化逻辑完全宰制的工业社会并不存在真正属于人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只有在扬弃了以物的依赖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存在；“自由时间的存在，不仅假定劳动时间的缩短，而且还以物象化的扬弃为前提”
。
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的休闲具有自由的假象，“‘自由’时间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只可能存在着受制约的时间。消费的时间即是生产的时间”
。鲍德里亚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没有本质不同，二者都受资本操控服从价值交换规律；时间和商品可以彼此通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在资本主义本质上可以还原为一种物品，一切被生产出来的物品均可被看作凝固的时间，这不仅包括商业价值计算中的劳动时间，而且包括休闲时间。因此，“休闲时间”其实是“异化劳动”的延伸形式，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异化。
总体而言，上述思想家都深刻洞察了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极端重要性，但立足马克思的著作，我们必须纠正他们观点中的一些重大误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除柯亨、科西克外，其他学者都没有阐明消灭私有制对于解放自由时间的决定性意义，他们对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解读暴露了巨大的保守性。例如，马尔库塞想当然地认为，不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仅凭工业的高度自动化就能开辟通往爱欲乌托邦的现实道路。这一技术乌托邦的观点也代表了国内外很大一批学者的看法。实际上，自由时间的解放不仅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而且还依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否则，在不推翻私有制的情况下，工业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只会扩大资本的权力，使得资本家对工人自由时间的剥夺变本加厉。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详细剖析了这一问题。
第二方面，除塞耶斯外，其他学者都没有立足三大社会形态的特征，厘清休闲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历史辩证关系，而将休闲时间与自由时间错误地对立起来。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原意。马克思在著作中明确表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阶段，自由时间包括休闲时间，即“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闲”
。因此，事实上，马克思的自由时间除了包括较高层次活动的时间外，还包括日常生活世界的一般层次的非劳动时间，即“维持自己的肉体生存所必需的自由时间”
。显然，《资本论》及其手稿出现的“吃饭时间”“休息时间”“生活时间”“空闲时间”“空余时间”“游戏时间”“闲暇时间”“余暇时间”等概念实际上指的都是较低层次自由时间。正如塞耶斯解读的那样，自由时间质的提升是一个历史过程。在第二社会形态下，工人阶级的首要目标是争取自由时间的量，即缩短工作日，迈出“解放的第一步”。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物质财富增加，人类活动层次不断提升，“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在自由时间的比例将会极大增加。
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已有百年历史，但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在理论界不仅是崭新的研究对象，而且也是引发诸多争议的课题。从1923 年瞿秋白首次把苏联教科书的观点引入国内，到 1982 年王雅林发表第一篇研究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论文为止，在近 60 年的时间里，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始终处于沉寂状态。20 世纪 80 年代后，伴随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中国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急剧加速。工业社会的自由时间匮乏——“时间都去哪儿了”逐渐成为普遍且日常的问题。在这一现实语境下，理论界对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研究旨趣不断升温。截至目前（2019 年 8 月 23 日），理论界发表了关于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专著一本（李金霞的《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硕士论文 16 篇；博士论文 1 篇（黄杰的《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期刊论文 92 篇（其中CSSCI来源文献 50 篇）。总括起来，理论界对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自由时间概念的界定，自由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时代价值这三方面展开。
1.马克思自由时间概念的界定
就目前的研究进展而言，理论界对于自由时间如何界定的争议较多，且至今仍无定论。具体而言，理论界主要从量、质和社会形态三大维度界定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概念。
（1）量的维度界定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概念
就从量的维度厘定自由时间而言，有的学者主张“两分法”界定自由时间，有的学者主张“三分法”界定自由时间。
第一，马克思自由时间界定的“两分法”。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张将人的时间划分成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两大部分，并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指的就是非劳动时间。例如，马惠娣、成素梅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主要由两部分时间组成：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
，因而人一天的自由时间等于 24 小时减去工作时间后剩下的时间。持这类观点的论文还有李洋的《马克思的社会时间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陈彦霞、庞晓光的《自由时间和人的全面发展》
等。
第二，马克思自由时间界定的“三分法”。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将人的时间分为三部分：劳动时间、生理时间和自由时间，并认为生理时间不是自由时间，因此，自由时间是指人的时间减去劳动时间和生理活动时间后的余值。例如，曾宇辉等认为，“马克思根据人类活动的社会领域和发展状况，把满足必要生理活动时间以外的人的生存时间划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
。张永红等认为，“人的生命时间＝劳动时间＋满足生理需要的时间＋自由时间”
。赵华飞等认为，“以一个人的一天即 24 小时为活动时间的单元，他的生理活动如吃饭、喝水、睡眠等要占去 10 小时，为保证这一天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正常供应需要从事 8 个小时的劳动，而剩余的 6 个小时就是这个人在这天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持这类观点的论文还有阎孟伟的《人的生命活动的时间结构及其当代意义》
。
（2）质的维度界定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概念
与“三分法”厘定自由时间的学者不同，还有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主要是质的概念，主张将自由时间区分为两大层次——较低层次和较高层次，从而将生理时间也纳入自由时间的范畴。
第一，较低层次自由时间。刘新刚等认为，满足人的生理活动、休息和娱乐所需要的时间是自由时间的初级层次，人每天必须耗费一定的时间满足生理需要，这部分时间虽不能摆脱自然属性，但相对于异化劳动而言，人对生理活动的安排仍具有相当程度自主性。人吃什么、穿什么都由人自己说了算。因此，生理时间也属于自由时间的一部分，只是它属于低层次的自由时间。
徐晓宇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与具有强制性的劳动时间相对；作为满足人生理活动的时间，如吃饭、睡眠、社交、游戏活动等，虽然不能摆脱自然必然性，但相对于强制劳动而言，这些时间仍然是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生理时间和游戏时间作为消极自由时间，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和阶级。
第二，较高层次自由时间。徐晓宇认为，较高层次自由时间是指发展自己的精神智力的时间，如从事文艺、科学创造，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这种时间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发展潜能。王猛认为，较高层次自由时间是从事文化、艺术、科学、体育等充满创造性活动的时间，这种时间可以提升人的整体素质，使人真正成为“人”。
张永红等认为，高级自由时间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时间；马克思推崇人们在自由时间从事高雅、高尚的创造性活动。
（3）社会形态的维度界定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概念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概念是未来社会的特定范畴，因而自由时间只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例如，余静认为，“自由时间是指未来社会的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自由时间内涵着未来社会的特定语境，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人的发展状态做出的一种预见。余静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自由时间才会涌现出来。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活动摆脱了物质需要的束缚，人可以在文化、科学、艺术和社会交往等方面充分施展才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但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自由时间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
2.自由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关系
关于自由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关系，理论界持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与社会学的休闲时间是一组对立范畴。任爱玲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是有强烈批判性的哲学范畴，其根本是为了凸显人的主体性存在，因而与西方消费主义语境下的休闲时间不是同一个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休闲时间具有异化性质，消费社会的现实是人们一般把休闲时间用于各种消费和享乐，注重感官层面的快感。因而，休闲时间与马克思心目中的自由时间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宋健林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概念具有反抗资本逻辑的批判维度，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休闲时间沦为资本剥削的帮手；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但休闲时间并未真正成为拒斥资本逻辑的自由时间，而是成为滋生消费主义的腐败土壤；资本主义通过休闲时间的商品化、货币化和消费化，使得资本逻辑渗透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资本剥削方式的精致化。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学的休闲时间与马克思的自由时间具有同一性。曾宇辉等认为，休闲时间从事的活动受人的主体意志支配，并不来自任何外在压力、目的和义务，而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
乔荣生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时间是一种不同于“劳动时间”的“休闲时间”。因为只有在“休闲时间”里，人才有条件进行各种社会交往、娱乐和休息，接受教育和培训，从事较高级的活动，发展自身的智能，获得体力和智力等多方面的发展。
此外，持有这类观点的论文主要还有李士坤的《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与休闲》
，董瑞华的《马克思的闲暇时间理论与休闲经济》
，武慧俊的《休闲消费视阈下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刘海春的《论马克思人类解放的“劳动—休闲”之维》
等。
3.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时代价值
立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理论界从多角度阐述了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时代价值。
余静认为，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当代意义在于，人们追求物质富足的同时，更要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因而，应当全面提高人的自由时间质量，使自由时间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天地。
乔荣生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围绕人的发展的根本主题，揭示了“自由时间”对于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重大价值；自由时间是衡量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的基本标准与尺度。
王雅林认为，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合理规划和使用自由时间，既能使劳动者享有必要的休闲，又能使劳动者身心愉悦，有助于造就体质优良、情操高尚、感情丰富、智力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人。
由上观之，理论界近年来对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实际上渗透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美学、教育学等众多学科领域，衍生出一系列极具社会前瞻性的交叉学科主题，如张圣兵的《引入自由时间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及评价》
、徐潇亮的《自由时间理论视域下的休闲教育》
、刘浏的《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价值与实现路径——以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为视角》
、徐俊武和吴伟杰的《自由时间、收入与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庄友刚和王砚的《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视阈下的当代失业问题研究》
、刘方喜的《“自由时间”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消费时代的新拓展》
等。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论界对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缺乏扎实的文本研究。由于欠缺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一手资料的全面梳理和系统把握，许多学者断章取义，按照主观意志裁剪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在缺乏对论点充分论证的情况下，许多学者在诸如自由时间界定、自由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关系、自由时间存在的社会形态等议题方面陷入争执不休的泥沼。
第二，缺失应有的文化观照。自由时间思想是马克思早期无神论转向的重要产物。从这个视角上看，自由时间不仅是哲学、经济学议题，同时也是文化人类学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从小生活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之中，新教文化对马克思少年时期的世界观产生过重大影响。生命的有限性与基督教虚假的永生信仰构成的紧张关系是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萌芽的重要动因。因此，言及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不能回避对基督教文化的观照。很明显，文化分析的视角在相关研究中是完全缺席的。
第三，欠缺多维的逻辑视角。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中存在双重逻辑，即哲学批判的生产逻辑与资本批判的资本逻辑。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时期主要采用生产逻辑视角，即基于唯物史观的宏大视野阐述自由时间与社会的再生产、阶级与自由时间不平等、共产主义与自由时间的解放等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思想的主导逻辑是资本逻辑，即运用剩余价值理论剖析工人自由时间被剥夺的微观机理，从而揭示资本与自由时间的根本对立。很显然，理论界并没有厘清两种逻辑在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中的作用，因而无法揭示马克思自由时间议题的完整框架，使得相关论见浮于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