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现实背景
“时间都去哪儿了？”——自由时间匮乏无疑是当代人面临的严峻考验。20 世纪 50 年代以降，西方步入服务业第三产业占主导的后工业社会
，引发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思想家未曾设想的新课题——自由时间的严重匮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曾经谈论商品的匮乏；但是我指出的是，在后工业社会里会出现信息的匮乏和时间的匮乏。即使人类日益成为经济人，他们在支配休闲时间上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冷酷的分配问题”。
时至今日，马克思在一百余年前批判的工人自由时间匮乏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不断恶化。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劳动时间终身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一条残酷铁律，即资本积累的基本趋势是将工人除吃饭睡眠之外的全部时间转变为劳动时间。
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用“24/7”概念诠释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劳动时间终身化趋势。克拉里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中指出，“24/7”指的是一天 24 小时一周 7 天，人的每分每秒都被置于资本严密的时间规制；在资本主义的文化范式中，只有劳动时间才是资本增殖的源泉，资本逻辑与自由时间是不相容的；各大公司对人类有限的时间展开激烈竞争，企图占有和控制人们每天醒着的时间。克拉里认为，“24/7”时间范式作为资本逻辑的时间逻辑是晚期资本主义真实存在的时间结构，它模糊了常规工作日的概念，侵入并重构人类的日常生活领域，尽可能挤压那些不能带来资本增殖的生理时间耗费，如睡眠与生育。克拉里指出，人类睡眠时间的急剧减少贯穿整个 20 世纪，“如今北美成年人平均每晚睡大约 6.5 个小时，上一代人睡 8 个小时，20 世纪初的人则要睡 10 个小时”。
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南希·福尔布雷（Nancy Folbre）认为，由于女性在生产与养育子女中要花费大量的个人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的耗费又不能给资本带来任何收益，因而劳动力市场强烈排斥女性的生育行为。步入 21 世纪，随着资本不断增加从妇女身上榨取的劳动时间，女性能够用于生育的时间不断减少。
美国人口学家罗纳德（Ronald R.Rindfuss）研究了国家妇女就业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后指出，工业化国家低生育率的症结在于妇女的劳动时间过长。
第二，自由时间不平等化。自由时间作为后工业社会的稀缺资源，被社会各阶级不平等占有，使得自由时间成为引人注目的阶级问题。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中指出，自由时间不平等已经成为一套社会阶级结构的符号编码，用以区分人的身份、名誉和社会等级；“城市工业界的影响使得新的稀有之物出现：空想和时间……一些过去无须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变成了唯有特权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自由时间的品质、它的节奏、它的内涵……这一切重新成为对个体、范畴、阶级进行区分的特征”
。美国社会学家乔恩·维斯曼（Jond Wisman）等则认为，在 2008 年经济危机前的三十年中，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显著增加，在美国和英国则更为显著；不同于其他更能直接激起社会矛盾的不平等，如经济、地位、等级、身份、特权等方面的不平等，自由时间不平等被视为正当的不平等；精英阶层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进行健身、听音乐会、参加社交活动，因而他们看上去更加健康、绅士、成熟和体面。在维斯曼看来，精英阶层不断炫耀自身优越感的实质是为了掩盖剥削行为。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将资本主义的自由时间不平等诠释为资产阶级建构的“有闲制度”，他指出，“有闲生活是具有金钱力量的，因此也就是优势地位的最简捷、最确凿的证明”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等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穷人对富人消费模式的模仿延长了劳动时间，扩大了“凡勃伦效应”（Veblen effects），即穷人对奢侈品的挥霍性消费心理，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时间不平等。
第三，时间焦虑日常化。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围绕着物质财富分配而进行的斗争已经慢慢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稀缺性非物质财富的争夺，这些非物质财富，比如休息、闲暇……几乎无法用金钱来弥补和衡量”。
美国社会学者朱丽叶·斯戈（Juliet B.Schor）用“时间荒”描述工作日内无法完成任务从而挤占自由时间的现象。
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as）认为，“时间荒”引发了当代人强烈的时间焦虑。人的时间是稀缺的，自由时间匮乏意味着人的生命成为不能自由支配的奢侈之物。罗萨指出，现代西方社会最令人吃惊的现象是那种壮观且广泛散布的“时间匮乏”，“时间仿佛像是石油一般被消耗的原材料，越来越珍贵，所以其短缺越来越让人感到恐慌”
。赫尔嘉·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男人和女人对于时间的焦虑感存在显著差异，由于女人“家庭—工作”时间分配存在更加尖锐的冲突，女人对时间的焦虑感知更为剧烈。她指出，“男人与女人处在不同的时间文化中”“女人渴望更多的时间……迫切要求工作日的缩短”
，资本对两性劳动力无差别的剥削使得女人承受了比男人更大的焦虑。
自由时间在后工业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贝克认为，“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比收入增长和职业成功更重要，因为时间是打开这个自主支配生活的时代所保证的种种财富的大门，这些财富包括：对话、友谊、独立自主、同情心及娱乐等”
。20 世纪以来，人类尽管在电脑、能源、信息、新材料、空间、生物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极大缩减了物质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但吊诡的是，自由时间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不断减少。美国社会学家斯戈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一书中，详细考察了从 1970 年至 1990 年这二十年间美国劳动阶级工作日长度的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国人的自由时间实际上呈现递减趋势。
瓦特林（E.Watltins）指出，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并没有减少工作时间，相反地，大部分美国人工作得更辛苦，时间也更长了。
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为什么现代人比古代人的劳动时间还长，即“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
？显然，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工业社会的自由时间悖论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在跌宕起伏的时代浪潮中不断彰显新的智识高度。
2.理论背景
除了回应重大现实关切外，把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作为研究课题还有更深的理论考量。近年来，在“996”话语不断占据公共议题的背景下，理论界在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研究不断升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亟待解决的争论。这些争论包括：一是自由时间的界定问题，有的学者主张从量的维度界定自由时间，有的学者则主张从质的维度界定自由时间；二是自由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概念与社会学的休闲时间概念具有同一性，有的学者则否认二者具有相同内涵；三是自由时间与三大社会形态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对应的只是第三大社会形态，有的学者则认为自由时间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
鉴于上述争议，通过回溯和整理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从而澄清对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误解显得尤为紧迫。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须冷静看到，国内学者主要从哲学视角理解马克思的自由时间范畴，鲜有人揭示自由时间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议题，导致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研究事实上停留在较低水平。本质上而言，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核心议题并非纠结于自由时间如何界定，而是从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出发，运用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自由时间由谁创造、被谁占有及如何使用，进而立足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高度，阐明人类对自由时间的追寻构成的历史驱动力对于解放人类的重大意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自由时间与所有制一样是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国内学界时至今日仍未充分领会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重大价值，倾向于把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肢解为独立单元，进而将自由时间议题从马克思思想的总体语境中剥离出来。实际上，只要对马克思的文本尤其是经济学著作进行全面深入的研读就可以发现，寻求和探明自由时间的本真内涵与解放维度贯穿马克思一生思想行程的始终，自由时间作为马克思一生理论思考的基本问题，是架设在马克思三大思想体系，即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剩余价值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一座桥梁，是一条被学界忽视的建构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逻辑主线。
除了消除不必要的学术分歧外，整体推进这一课题研究还能纠偏传统教科书时间观的局限性。传统教科书将马克思的时间概念片面地理解为物理时间，即按照自然界里发生的无机物的运动状况来理解时间，把物质运动理解为时间的基本形式。事实上，除物理时间外，马克思的思想还存在哲学时间、社会时间和生命时间等范畴。生命时间是马克思著作尤其是经济学著作中最重要的时间范畴。在“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时间的量度与人的生命是不可分割的，即“时间是生命本身的尺度，就如重量是衡量金属的尺度一样”
。物理时间是撇开了生命的抽象数字，而生命时间的主体却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生命时间既是对旧唯物主义机械时间观的批判，也是对基督教永生时间观的批判。究其实，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条线索：正是在批判基督教的永生时间观的过程中，马克思才转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并萌生了与之相适应的高扬人的主体性的自由时间思想。因此，对基督教时间观的批判是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萌芽的起因。从本体论意义上看，基督教永生时间观的陨灭不仅意味着神学意识形态支柱的焚毁，同时也意味着各种具有神学内核的唯心主义哲学的解体。在永生幻想坍塌的无神时代，人类必然会从永恒的超验国度出走，进入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直面人的短暂生命。在此意义上，自由时间其实为人类的生存意义指明了终极方向——自由与幸福。显然，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蕴含无神论厚重和宏大的伦理意蕴，它回答了人类生存的重大意义问题。在人类解放的大叙事下，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内蕴的价值关怀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念始终处于相互关联、融贯、支撑的关系中，共同奏响了马克思主义高歌生命主体性的壮丽交响乐！
1.现实价值
从社会主义运动史来看，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对于推动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具有重大现实价值。马克思曾非常明确地指出，争取自由时间从而缩短工作日是工人获得解放的第一步，即“缩短工作日之所以必要，还在于要使工人阶级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智力。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这是使工人阶级智力发达、体力旺盛和获得最后解放的第一步”
。恩格斯则认为，英国在 1850 年颁布的 10 小时工作日，是工人历经 40 年的残酷阶级斗争才取得的权益。
在 1866 年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在他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指出，“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 8 小时”
。马克思对第一国际的卓越领导，使工人争取自由走上了科学的道路。震撼历史的十月革命爆发后，苏联率先颁布《关于 8 小时工作日》的法令，在国家层面全面贯彻马克思“8 小时工作日”的思想，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果实；“8 小时工作日”成为团结和引领全世界劳工大众的伟大旗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8 小时工作日”被世界广泛承认和采纳，我国也在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实行了这一制度。毋庸置疑，与资本主义早期野蛮、残酷、骇人听闻的 12 小时甚至是 16 小时的工作日相比，当今世界劳动阶级享有的更加文明化的“8 小时工作日”与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是分不开的。
然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却显示“8 小时工作日”正在被无情侵蚀。随着后工业社会来临，劳动阶级的工作模式正在发生深刻质变。按照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说法，后工业社会表征“流动的现代性”。所谓“流动”指的是资本运动速度的“即时性”，也就是转瞬即离，行踪莫测。在这种态势下，跨国集团公司势力通过世界范围的运动，摆脱了传统工会、法律、道德的规约。国际资本与地方劳动力短兵相接，其结果是跨国资本在民族国家的话语权和宰制力扩大了，从而产生了更多工作时间长、不稳定和缺乏法律保护的临时性服务工作。长久以来，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血汗限制在固定的空间和特定的规则之下，劳动时间存在明确界限，如集中在工厂的工人按照时间表进行强制劳动。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随着劳动力市场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西方国家形成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的“灵活积累”的资本积累新模式。灵活积累模式从强调“计时工作制”转向“计件工作制”，资方将大量工作任务压缩在极短工作时间内，迫使劳动方难以按时完成任务，超出“8 小时工作制”的“加班”成为常态。后工业社会的就业人群分布在金融、教育、销售、 IT、法律等部门，由于这些工作脱离了固定空间的束缚，使得“加班”行为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发生。不仅如此，劳动强度的持续提升也成为常态。哈维指出，“大多数工作时间表都安排得极其紧张，生产的强度和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利于资方而不是劳动方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灵活积累模式”使得资本能够以隐蔽方式全面渗透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不断僭越工作日的界限，由此造成“8 小时工作制”名存实亡。
对于马克思而言，争取缩短劳动时间的斗争并没有触及私有制，因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积累的逻辑。这种局部对抗运动“治标不治本”，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缓和资本的剥削强度。劳动者尽管表面上受法律条款的保护，但资本家在现实操作中总能用各种手段绕过法律限制。马克思提出，要根本解决自由时间问题，就必须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制。唯有这样，劳动者才能真正实现自由时间量和质的全面解放。哈维从思想史的高度承认了马克思的贡献，认为资本家与工人围绕工作日、工作周（周末休假）、工作年（带薪休假）和工作生涯（退休制度）的激烈斗争一直存在，但在经济思想史中，还没有哪个思想家像马克思那样系统深入地探讨工作日问题，并给出科学的解决方案。
追根究底，“时间问题”是隐藏在“资本问题”背后的根本问题，只要社会还存在私有制和阶级，劳动人民就不可能获得自由时间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只有从总体性的高度深刻理解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认识到自由时间解放是攸关全人类命运的当代课题，才能在资本逻辑无情宰制现代人命运的 21 世纪探寻到人类解放的唯一出路——共产主义。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内蕴的智识深度以及批判力量在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可被重新激活并启发新知。
2.理论价值
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还为我们理解“人类解放”提供了重要的时间维度。因此，大力开掘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有利于深度激发唯物史观的理论活力，积极回应具有战略高度和现实紧迫感的时代新课题，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推动实现唯物史观的当代化。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自由时间是宝贵的资源，是从事高度自由的创造活动的前提。共产主义作为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优越于资本主义就在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放人类的自由时间，进而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长期以来，人们主要聚焦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却忽视了对自由时间的追求是人类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的重要驱力。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深刻揭示了这一驱力，即随着生产力发展造成的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的加剧，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爆发。马克思指出，“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
。在这段论述中，“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实质上指的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从而让劳动者占有和支配劳动果实。由此可见，人类社会朝共产主义演进存在两重动因——物质财富和自由时间。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工业革命刚刚起步的时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暴露得还不充分，人们主要关注工人贫困问题。然而，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伴随西方国家物质与精神矛盾的加剧，人的发展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人类历史走向的重要变量。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不仅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打开了一扇窗，同时也为我们基于唯物史观理解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提供了一把钥匙。19 世纪和 20 世纪一些彪炳史册的思想家所殚精竭虑思考的现代性之谜——人类物质繁荣与精神贫困的文明悖论，或许能在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中探寻答案。究其根本，不同于近代的主体性哲学把自由理解为先验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基于社会现实的科学高度把人的自由问题诠释为自由时间的问题，从而把自由的根据从先验王国移回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或许能够从现代人自由时间匮乏的现实困境中找到文明困境的根源。马克思基于三大批判成果对人类自由时间匮乏及其现代性困境的深刻揭示并没有过时，而且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在揭露资本主义阴暗面的同时，为人类文明演进提出了崭新的认知图式、基本立场和价值理想，成为跨越历史时空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