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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中批判资本主义、论证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核心论题。但马克思反对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及其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论述
，导致学术界的长期论争。按照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马克思是基于一种西欧视域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的，因此，至少还存在一条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同或平行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俄国式的东方发展道路。然而，一个北方资本凭借“民族压迫”“全球劳动力套利”掠夺南方活劳动的全球化时代
，使我们不能不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视域与落后国家的解放之路进行再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奔走于“全球各地”，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的过程中，按照他们自己的面貌为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
。这充分说明，正如因坦·苏万迪所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资本主义本身在本质上就是帝国主义的，在规模上则是“全球化的”
。这种帝国主义的全球性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度发展的巨大生产力，使人们得以建立普遍交往。正是基于这种普遍交往，第一，个人得以成为世界历史性、经验上普遍的个人
；第二，一个真正与整个旧世界相脱离和对立、没有民族独特性而在所有民族中都具有同样利益的无产阶级得以形成
；第三，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共产主义因而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有可能。正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断言，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也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能实现
。
可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所见，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它们都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马克思正是基于这种世界历史性而不是西欧式的视域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因此，恰如露西娅·普拉德拉所说，“马克思的笔记和文章证明，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马克思不是将英国资本主义作为民族体系，而是将其作为殖民体系来加以考察的”
。
资本主义批判的世界视域决定了，在马克思那里，落后国家的解放不可能是外在于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批判的逻辑的，落后国家的发展也不可能是外在于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的。
首先，落后国家的解放内在于资本主义批判的逻辑。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根本不可能得到解放并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
；在《资本论》第 1 卷和《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中，马克思表明，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一个为资本主义英格兰提供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的农业区
，“除了或者英国自愿给爱尔兰以自由，或者作一场殊死的决战之外，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马克思的论述表明，诸如印度和爱尔兰这样的落后国家，其命运与资本主义本身息息相关。落后国家的自由和解放只有在两种情况必居其一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并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二是落后国家自身通过斗争战胜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的枷锁。简而言之，落后国家的自由和解放是以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为前提的。
阿伦·盖尔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必然趋势——将市场扩展到其他国家，直到整个世界被市场所支配。其结果是一个全球剥削体系，核心生产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权力增大并利用这一权力控制和剥削外围经济体。这些外围经济体沦落为‘采掘经济体’，通过出口其矿物和破坏其生态系统来‘发展’，从而变得越来越弱和更容易受到剥削。”
这充分说明，像马克思那样将落后国家的解放问题置于资本主义批判的逻辑之中，在今天依然是有效和必要的。如果不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的核心生产经济体及其全球剥削体系，落后的外围经济体就不可能得到解放。
其次，落后国家的发展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使它有可能“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而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而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又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 1861 年的路，那它将会失去最好的历史机遇，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马克思的论述表明，无论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俄国的发展都绕不开资本主义。它要么占有和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而欣欣向荣，要么遭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波折而艰难前行。
因此，正如列宁所说，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共产主义及其低级阶段社会主义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
。说落后国家的自由和解放是以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为前提的，这并不意味着落后国家的发展就可以甚至必须独立和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相反，落后国家的发展必须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基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一个社会“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因为，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
的确，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过，如果一定要把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理论，从而坚持认为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达到社会生产力极高度发展和每个人最全面发展的经济形态，那将会使他受到“过多的侮辱”
。但是，马克思在这里表达的并不是他晚年的新发现，而是其一贯的观点。正如马克思自己紧接着所说的，《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都以古代罗马无产者为例说明了“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其实，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论述过“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跨越式发展
。然而，包括这种跨越式发展在内的特殊发展情形并没有否定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史过程。相反，特殊的发展必然内在于这种自然史过程之中。这是因为，无论其具体的发展过程如何特殊，它们依然要么是“奴隶制”生产方式
，要么是“封建”组织形式
，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而“奴隶制”“封建”“资本主义”恰恰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自然史过程的不同环节。可见，使马克思遭受侮辱的，是对任何环境中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的认定，而不是对落后国家发展必须以资本主义发展为基础的坚持。
如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世界视域和资本主义批判的逻辑中探讨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意味着，可以不走资本主义这条道路，而直接达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当时的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一是因为它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保存着“农村公社”，二是因为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使这种“农村公社”有可能“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
因此，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当时的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其一，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得以保证并成为新社会的支点
；其二，共产主义运动在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或者说，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取得胜利，并给予俄国以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以便俄国可以占有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然而，历史的进程表明，这两个前提条件都没有成为现实，俄国因此也没有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基于大量的统计资料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然在俄国占据统治地位、俄国已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指认
，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无论俄国是否能够通过革命保证其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只要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能够同时取得胜利，并因此给予俄国以国际主义援助使之得以占有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俄国就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可以说，马克思在 1858 年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由于在广大得多的地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这一“困难的问题”
的揭示和担忧，已经预示了在没有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胜利和无私援助的条件下，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不可能性。进而言之，没有这一先决条件，不仅俄国不可能，其他所有的落后国家都不可能。这也是阿伦·盖尔当今仍然在提出“如果是一个特定的共同体，无论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大陆克服了雇佣劳动制度，它又将如何生存？”
这一难题的原因。
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意味着落后国家必然陷入双重困境。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落后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不仅“现代的灾难”，而且“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都在压迫着落后国家；不仅“活人”，而且“死人”都在使落后国家的人民受苦
。其实，列宁不仅承认和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认识到了俄国“很多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对俄国资本主义的阻碍。因此，同马克思一样，列宁也认为，俄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够发达”
。
一方面，落后国家必然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般而言，由于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占有和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落后国家便不得不走上资本主义这条道路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于是，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落后国家内部便开始了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分离，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而人民群众则转化为自由的“雇佣工人”和“劳动贫民”的两极分化的苦难历程
。与此同时，处于帝国主义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环境之中，落后国家也不得不经受来自其外部的资本主义苦难。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所谓原始积累”中所说的，美洲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东印度被“征服和掠夺”、非洲黑人被“商业性地猎获”，这些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
。然而，资本主义对落后国家的征服和奴役并非只是其原始积累的表现。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在《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中所说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给外围国家的劳动人民带来收入紧缩”
，以及约翰·史密斯在《21 世纪的帝国主义》中所说的当代资本主义凭借“民族压迫”“全球劳动力套利”掠夺“新兴国家”，由此造成“北方的资本家剥削南方的活劳动”
，是对资本主义在 21世纪的今天依然在征服和奴役落后国家，从而使之遭受现代灾难的明证。
另一方面，落后国家还必然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达。之所以说如果落后国家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它们一般就不得不走上资本主义这条道路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及其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是人类社会发展之自然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和基础。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具有“非常革命的作用”：一是对于过去，它将破坏“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无情地斩断“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
；二是面向未来，它将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为“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
。为了赢得资本主义这种革命性的作用，落后国家不得不付出遭受资本主义发展之苦难的代价。但是，恰恰因为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尚不发达，资本主义的革命性作用还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以至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死人”还在“抓住活人”
，落后国家又不得不艰难承受着资本主义生产尚不发达之苦。
如果说落后国家之所以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并因此陷入了双重困境，遭受着双重苦难，关键在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能够同时取得胜利，那么，要想从这种双重困境和双重苦难中解放出来，其现实的路径就只能是整体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占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论述了无产阶级将自己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首先，从主观上讲。无产阶级不仅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一切生活条件极度的非人性产生了“愤慨”，而且“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对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及其外观的彻底剥夺，以及由此导致的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自己的损失
。其次，从客观上讲。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中的积累和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而雇佣劳动又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然而，大工业的发展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取代了其分散竞争状态
。质言之，工人的自相竞争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则是它将自己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必由之路。
由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都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以便从中解放自己的“革命联合”，虽然必然意味着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区域之内的工人联合，但也必然意指超越单一国家或民族的范围而形成的国际性和世界性的工人联合。实际上，早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了英国和法国的工人联合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
。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才强调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如果恰如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所说，当代资本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给外围国家的劳动人民带来收入紧缩，或者，恰如苏万迪所说，当代资本帝国主义的特点在于全球资本对全球劳动者的剥削和统治，那就越发证明，在当代资本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全球劳动者的联合是落后国家整体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占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从而实现解放的必由之路。
然而，尽管大工业的发展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创造了客观条件，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非人性的愤慨和理论认识为其革命联合创造了主观条件，但由于历史演变的复杂性和资产阶级的有意操控，要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则是十分困难的。令人惊叹的是，马克思在 1870 年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的信中就十分敏锐地指出了这种困难及其原因。马克思指出，爱尔兰不断为英国的劳动市场提供其过剩人口，因而压低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使其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恶化。于是，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并觉得自己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而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偏见，而爱尔兰人则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同谋者和愚笨的工具，并加倍地报复他们，以至于英国工人阶级分裂成“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在这种对立中，英国无产者不仅“把自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而且“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可见，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之间的对立是英国工人阶级“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也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而资本家阶级自己对这一点也是非常清楚的。
简言之，资产阶级有意制造统治国家或民族的无产阶级与被统治的落后国家或民族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难以形成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得以维系的根本原因。
约翰·史密斯指出，当今“新帝国主义阶段”的利润并非来源于任何形式的垄断，而是来源于“帝国主义超级剥削”，即全球生产向低工资国家转移并使之普遍存在“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剥削率”，从而使得帝国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各种各样的服务提供商及其雇员都能够“共同分享超级剥削的战利品”，并被打上列宁所说的“寄生的烙印”
。因坦·苏万迪同样指出，当今的全球资本正在努力通过塑造“全球产业后备军”来对全球的劳动者进行“分而治之”
。这使我们不得不由衷地惊叹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所具有的历史穿透力，似乎 1870 年的马克思正在点评 21 世纪的资本主义。用今天的流行词汇来说，正是资产阶级在有意制造全球无产阶级的“内卷”，以阻止全球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
因此，探讨全球无产阶级联合的路径是当务之急。针对当时英国工人阶级分裂成英国无产者与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的情况，马克思指出，至关重要的是要“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正因此，这应当成为“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
约翰·史密斯也非常正确地说，尽管“北方国家工人”消费的商品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南方国家低工资工人”生产的，也正是“南方国家工人”的生产率及其工资在根本上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消费水平与剥削率”，但“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也面临着贫困境况”。因此，为了“确保人类文明的未来”，作为当今新帝国主义阶段之“第一受害者”的南方“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一道”，埋葬资本主义。
以此来看，在当今北方资本掠夺南方活劳动的全球化时代，为了解决全球无产阶级联合的路径这一当务之急，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必须竭尽全力地做好以下三个方面“从外面灌输给工人”
的工作：一是“唤醒北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南方国家的民族解放其实是他们自己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二是“唤醒南方”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尽管他们是当今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受害者，但北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其实也是受害者；三是“唤醒南方和北方”国家的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只有南方和北方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方能埋葬资本主义，实现人类的解放，从而解放他们自己。唯有在这种“唤醒”的基础上，全球无产阶级的实际革命联合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