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一章已经提到的,列宁曾指出,“对于觉悟的工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庄严的信念”
。有学者曾经指出,“社会主义信念之所以庄严、不可动摇,是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植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中”;“社会主义信念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的反映”
。也就是说,这里“庄严的信念”仅仅意味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那么,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庄严的信念”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在列宁那里,社会主义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庄严的信念”呢?本章拟基于列宁本人的相关文本对此加以分析。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写道:“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这里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
列宁的这一论述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颇为相似。恩格斯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这说明,从“一般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讲,不仅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的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而且资本主义因其内在矛盾而自我否定的结果也必然是社会主义。
而针对其所面对的“具体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向前进”
;“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
列宁在此的论证逻辑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内在关联的,一方面,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人类走出垄断并继续发展,这是“客观的发展进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最充分的物质准备”,能够使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趋于成熟。第二,战争恰恰“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所以,第三,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而且,这种逻辑所反映的是“历史的辩证法”,而非主观臆断。可见,社会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列宁逻辑的根本前提,正是这种内在关系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成了历史的必然。
正因为无论是从“一般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讲,还是从“具体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都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客观结果,所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用列宁自己在《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中的一句话来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
。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绝大多数债务国”;“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工人中间也分化出一些特权阶层,并且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
。
从列宁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三种“剥削”和“不平等”现象:一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表现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剥削”绝大多数债务国,并使前者“愈益富强”而后者却“愈益弱小”;二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表现为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以“剪息票”的方式“剥削”广大的劳动者阶级;三是无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表现为工人中间一些被资产阶级利用高额垄断利润加以收买的“特权阶层”与“广大群众”的分化。
帝国主义不仅必然在经济上造成剥削和不平等,它还必然在政治上造成统治和压迫。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高度认同希法亭关于“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的论断,认为他“说得很对”
。列宁还进一步论证道,既然“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而“帝国主义”就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那么,“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就是“由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引起的全面的反动和民族压迫的加强”
。
而在《论民族自决权》中,列宁还针对“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能不能获得解放”这一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不能”。列宁进而明确指出,“大俄罗斯居民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反对这种压迫”,否则,它“就不能替自己扫清走向解放的道路”
。不久以后,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列宁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论断,再次强调指出,“大俄罗斯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和独立自主的、民主的、共和的、足以自豪的国家”,也因此,它必须“按照平等这一人道的原则,而不是按照败坏伟大民族声誉的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
。
列宁的论述表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显著特征便是“统治”和“压迫”。这种“统治”和“压迫”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帝国主义(民族)国家对非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统治和压迫,或者说,非帝国主义(民族)国家所遭受的来自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统治和压迫;其二,帝国主义(民族)国家本身因为统治和压迫非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而遭受的压迫。
那么,是否只是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才会造成经济上的剥削和不平等及政治上的统治和压迫呢?显然不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
的一般事实。这充分说明,即使是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仍然会造成经济上的剥削和不平等及政治上的统治和压迫,只不过是其“剥削和不平等”及“统治和压迫”的具体形式会有所不同而已。
与之相反,不仅如上所述,列宁强调指出大俄罗斯必须反对民族压迫,必须“按照平等这一人道的原则……对待邻国”,而且,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和《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中,列宁还一般性地指出,“各民族的工人”必须“捍卫人类向不容许任何特权、任何剥削现象的新的生活制度发展的利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个人还是正式的统一整体,都非常明确而毫不含糊地斥责过哪怕是最轻微的民族暴力、压迫和不平等现象”;“‘社会主义社会’不仅‘不会占有’殖民地,而且也根本‘不会占有’被压迫民族”
。简而言之,根据列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反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特权、不平等和压迫现象,因此,社会主义必将实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完全平等。而一旦这种平等得以实现,因压迫其他民族(国家)而致某一民族(国家)自身所遭受的那种压迫也就不存在了。
进而言之,社会主义不仅会消除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剥削和不平等”及“统治和压迫”,而且会消除阶级与阶级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剥削和不平等”及“统治和压迫”。这是因为,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此,它将“推翻地主和资本家”并“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
。
总之,社会主义将完成其“反对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
的世界历史性任务,使全人类“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
。
既然资本主义必然造成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经济上的剥削和不平等及政治上的统治和压迫,反之,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完全平等,并消灭阶级和阶层本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平等的工作者,那么,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具有了道德正当性。
列宁在《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中所说的“不实现经济变革,就不能消灭民族压迫。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仅仅限于这一点,那就意味着陷入了可笑而又可怜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已经表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道德正当性是内在关联的,二者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换句话说,离开“道德正当性”谈“历史必然性”,就会陷入“经济主义”或者“经济决定论”;而离开“历史必然性”谈“道德正当性”,就会陷入“道德主义”,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批评的那种“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所进行的“空谈”。
具体地说,一方面,为了避免陷入“经济主义”或者“经济决定论”,至少早在《怎么办?》中列宁就已经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做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将“资本主义必然造成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经济上的剥削和不平等及政治上的统治和压迫”之事实和实质公之于众,将“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完全平等,并消灭阶级和阶层本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平等的工作者”的本质和信念公之于众。一句话,为了使“大家”认识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道德正当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
。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陷入“道德主义”或者“道德空谈”,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任何自由和平等,“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这是因为:
第一,抽象的自由和平等掩盖着商品所有者和资本家“压迫劳动群众的自由”。因此,抽象地谈论自由和平等,就是在事实上为商品所有者和资本家“压迫劳动群众的自由”进行辩护;也因此,“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和一般“平等”,“谁就不过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
。
第二,抽象地谈论自由和平等,根本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无法真正实现自由和平等。这是因为,“妨碍人们享受”自由和平等的是“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私有权”,所以,“当劳动者受资本奴役、为资本做工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自由和平等就是“骗人的东西”。如果不把自由和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自由和平等就是“一句空话”
。因此,要想真正实现自由和平等,我们就不能抽象地谈论自由和平等,而是必须消灭资本雇佣奴隶制,将劳动者从“雇佣奴隶地位”
解放出来,从而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总而言之,按照列宁的论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道德正当性”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我们不能割裂这种内在关系并因而要么陷入“经济主义”,要么陷入“道德主义”。
既具有取代资本主义之历史必然性,又具有取代资本主义之道德正当性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的。列宁的如下三段论述分别从三种角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一,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
这段论述表明,正如上一章所言,帝国主义的终结与社会主义的产生是“前后相继”的,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演进的两个彼此不同但紧密相连的阶段。其中,帝国主义在两个方面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创造了前提,并因此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一是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做了“最充分的物质准备”,使之“在经济上”趋于成熟;二是帝国主义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简而言之,无论是社会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还是其主观条件,都有赖于帝国主义本身的发展和演变。
其二,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针对“革命形势”问题所指出的,“这种形势是否能长久地持续下去,还会尖锐到什么程度?它是否会引起革命?这些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可能知道。……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幻想’,也谈不上什么幻想被推翻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保证过,正是目前这次(而不是下一次)战争,正是现在的(而不是明天的)革命形势将产生革命”,但是,“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这是“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
。
这段论述表明,既然还存在是否具有革命形势、哪一次革命形势将产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既然“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还是建立革命组织、帮助无产阶级为革命做更为充分的准备,那么,很显然,不仅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没有被实现的未来,而且社会主义将在何时被实现也还无法被完全预知。
其三,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中指出的,“我们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要为社会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
。这段论述非常简单明了地告诉我们,尽管我们要不懈地为之奋斗,但毕竟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理想”。由上可见,列宁分别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路径及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不断适应革命形势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为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等三种不同的角度论证了社会主义“尚在未来”。
然而,列宁的如下论述又表明,社会主义并非“仅在未来”,相反,它“也在现在”。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告诉我们,“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
。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中,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其含义也是一样”
。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列宁说,“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
列宁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首先,如前所述,“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因为,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垄断,而“垄断”本身的产生及其造成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而且,在资本主义变成资本帝国主义的同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特点也“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其次,社会主义现在“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最后,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身只要“向前跨进一步”,变成“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就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了。
可见,列宁由点到面、从产生到部分显现再到完全形成,层层递进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就在“最新的资本主义”
(即帝国主义)之中。
综上所述,根据列宁的论述,作为资本主义之必然和正当替代的社会主义,既在未来又在现在。
奥尔曼曾在 2003 年的《辩证法的舞蹈》中指出,主要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作为资本主义之替代的社会主义“突然丧失了它的可信性”
。可以认为,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但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奥尔曼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可信性的缺失仍然是一种严重的现实。或许正是基于对这种现实的回应,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才致力于寻找理论和现实依据,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进行必然性、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论证
。
然而,在这种对社会主义进行论证的过程中,除塞耶斯等少数人是基于历史必然性与道德正当性对社会主义进行双重论证
之外,大多数理论家都是要么基于必然性,要么基于正当性来论证社会主义的,甚至将这种必然性与正当性对立起来。比如,当代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科恩就明确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致力于对社会主义进行道德论证
;而奥尔曼,作为当代英美辩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却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伦理理论”
,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论证并不是一种“道德上的谴责”和道德上的论证,而只是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把其中正在显示出来的向对立面(共产主义)转化的潜在凸显出来”
,奥尔曼本人也因此致力于运用辩证法来对社会主义进行必然性论证
。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理论家,尤其是作为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建立的主要领导者,列宁基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道德正当性之间的内在关系,对社会主义进行的必然性与正当性之双重论证,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双重论证有助于启发我们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其相互关系;其次,列宁对“社会主义是一种庄严的信念”的确认和坚守,有助于激励我们在“一球两制、资强社弱”的客观条件下更加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最后,列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的论证还可以启迪我们思考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