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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无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五形态说”，还是人身依附阶段—物的依赖阶段—自由个性阶段的“三形态说”，异化都是一个人类必经的过程。正因此，异化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也是最富争议的主题之一。辩证马克思主义者、英国肯特大学肖恩·塞耶斯教授是介入有关异化问题讨论的重要代表，尤其是他对历史主义方法的推崇及其历史主义的异化批判极具代表性。探讨塞耶斯的异化观及其历史主义异化批判的内在困境，对于我们深化关于异化问题的研究，尤其是思考和理解资本主义异化批判的根据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与人性》《马克思与异化：关于黑格尔主题的论述》等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到，塞耶斯一直坚持并反复强调，异化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一种“客观和历史的特殊境况”，一个历史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阶段”
。
首先，异化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一种客观和历史的特殊境况。按照塞耶斯的论述，异化之所以是一种客观和历史的特殊境况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异化是“阶级的划分”这一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并因此“始终是阶级社会的一个特征”
。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人类开始于“自然的简单性和统一性”，即恩格斯所界定的“原始共产社会”。随着阶级的划分，人类进入漫长的发展阶段，经历着“各种形式的分化和异化”，而这一切将在“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中被超越。比如，马克思所论述的劳动之单调乏味、被外在强加、仅仅是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发生于压迫性劳动分工之中，等等，就是由阶级分化本身所决定的“所有阶级社会”
中劳动的特征。第二，在漫长的阶级社会历史阶段，人类经历着各种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各种形式的分化和异化”，因此，异化“具有特殊的历史意指”
。比如，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就具有明显不同的“历史意指”
。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表现为奴隶劳动和约束性公会背景下的手工业劳动等形式中劳动者“对对象的从属地位甚至是奴役身份”。劳动被禁锢于“家庭或社群的特殊需要”和狭隘的地域范围，劳动只是直接回应自然需要的纯粹“自然活动”，人们尚处于“类自然的社群”之中。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出异化劳动的决定性因素是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的优势地位”，直接生产者成为既不拥有生产资料也不拥有劳动产品的雇佣劳工，所有这些都以资本的形式独立于工人并与之相对立。劳动自身成为一种为工资而出卖的商品，从而被他人和资本所拥有和掌控，劳动者的类活动被降低和异化为一种仅仅满足生理需要的手段，为工资而劳动的个体使社群分裂为大量原子式的个体。商品生产似乎在市场中具有自己的经济生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不具有个人色彩的商品以及事物之间的市场运行的经济规律。
其次，异化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综观塞耶斯的有关论述，异化之所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阶段，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从一般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一种黑格尔式的三段论，即由“原始简单的自然统一状态”，经由“一种分裂和分化的时期”，最终过渡到“一种更高级的统一状态”
。在这种三段论式的历史阶段划分中，第二个阶段即异化的阶段是达到第三阶段即异化被消除的阶段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最终的统一和谐状态“只有通过必然分裂和异化的阶段才可能获得”
。第二，更为具体地说，唯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克服异化，并使人类居家于这个世界，而“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之一”恰恰就是引领现代工业的发展，使之达到为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的程度。
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异化的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异化，就没有共产主义的必要基础，也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及其对异化本身的克服。第三，从人本身的发展角度讲，异化也是人类“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进程所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这是因为，比如，正是导致人们分崩离析的现代社会及其异化使人们的“个体性、主体性和自由”得到了发展；正是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以一种异化的方式促使“普通的劳动人民”走进了公共场合并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因而具有了空前开放的“活动范围”、空前拓展的“社会关系”，以及空前提高的“眼界和觉悟”
。质言之，异化的必然性正在于“人类的发展和自我实现只能在其中并经由其发生”，异化“代表着解放过程的开始”
。
诚然，阶级分化必然造成人的异化，历史条件不同则异化形式不同。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自我否定之内在规律，不同历史阶段之间内在相连、前后相继、辩证扬弃，共产主义（包括其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必须基于发达资本主义之上。但诸如此类的观点其实并没有多少新意，因为这些观点完全处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范围之内。塞耶斯的观点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是因为这种观点促使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如果过于突出和强调“异化问题”的这一方面，即异化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一种客观和历史的特殊境况，是一个历史发展必不可少的阶段，那么是否会导致对其另一方面的忽略，即我们是否应该和必须将异化视为人类不得不承受的苦难，并对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而无须并且也不能对其加以反思和批判继而通过革命实践消除之？如若不然，对作为历史发展之特殊境况和必要阶段的异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其根据是什么？进行异化批判的具体路径和方法又是什么呢？
塞耶斯本人似乎对上述问题有自觉的意识，因此，他在强调“作为客观现象的异化”“作为历史现象的异化”的同时，也探讨了“作为批判概念的异化”
；在强调“异化不是一种纯粹否定或批判的概念”的同时，也探讨了“对异化的克服”
。简而言之，塞耶斯本人在强调异化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特殊境况和必要阶段的同时，也对异化进行了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的反思和批判。
不过，塞耶斯一直秉持的信念是“马克思所接受的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方法”，意味着不存在某种唯一且普遍正确的社会秩序。因为，“不同的社会关系要求不同的正义原则”，这些原则产生于具体的条件，对于其时代而言，它们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新社会秩序条件的发展，它们也就丧失了其必要性和正确性，“正义和权利原则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现象”
。故而他坚持认为，隐含于异化概念中的批判“并不是呼吁普世的道德准则”，而是“历史的、相对的”，对异化的超越也必须以“历史的方式”进行设想。
简单地说，塞耶斯所谓历史主义的批判其实就是将“相对于过去”与“相对于未来”进行比较。按照前述人类历史发展的黑格尔式三段论，人类起源于“原始简单的自然统一状态”，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平等互助的部落和氏族，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睦相处，不存在异化。人类堕落之后的文明才是不和谐、不统一的，并因此进入一种“分裂和异化的时期”。人类最终将达到“一种更高级的统一状态”
。但如果据此认为，按照塞耶斯的观点，相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统一”，现在的“分裂和异化”就应该受到批判，那就是对塞耶斯的一种误解了。因为，这似乎预设了“分裂和异化”就应该受到批判，这种“普世的道德准则”也与塞耶斯所强调的异化是必要阶段的观点不符。
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最初的统一状态），而是将第二阶段（即“分裂和异化”时期）进一步划分为前资本主义异化与资本主义异化两个阶段，将未来的共产主义统一时期作为第三阶段，由此构成一个新的三段式结构，然后将资本主义异化与其“过去”（即前资本主义异化）和“未来”（即共产主义）相比较，就能比较明确地看到塞耶斯的历史主义批判路径了。
首先，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与其所要满足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直接可见，但在奴隶劳动和约束性公会背景下的手工业劳动等形式中，劳动却处于“对对象的从属地位甚至是奴役身份”之中。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是“一种自主活动”，但却被禁锢于“家庭或社群的特殊需要”和狭隘的地域范围。前资本主义条件中，劳动是对“自然需要”的“直接回应”，但却如同饮食和呼吸一样只是纯粹的“自然活动”，处于纯粹的“自然状态”。前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虽然没有彼此孤立且被市场经济力量所主宰，而是处于“社群”之中，但这种“社群”关系也只不过是一种“类自然的社群”。
总之，前资本主义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劳动者“对对象的从属地位甚至是奴役身份”；其二，劳动被禁锢于“家庭或社群的特殊需要”和狭隘的地域范围；其三，劳动只是直接回应自然需要的纯粹“自然活动”；其四，人们尚处于“类自然的社群”之中。
其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第一，虽然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都以资本的形式与工人相对立，但劳动者“从对对象的从属地位甚至是奴役身份中解放出来”了；第二，虽然劳动自身成为一种为工资而出卖并被他人和资本所拥有和掌控的商品，但它成了“更广泛的劳动分工中的一部分”，满足的不再是“家庭或社群的特殊需要”而是“更为普遍的需要”，并因此获得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特质”，工人也不再仅仅与特定的个体和地域联系在一起，而是被纳入了“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的网络”；第三，虽然劳动者的“本质”和“类”活动沦为“纯粹工具性的活动”，但已不再是“类自然和类本能的”，而是“正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并最终是自由抉择的活动”；第四，虽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物与物之间的经济关系，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将人们从“类自然的社群”之中解放了出来。
最后，共产主义将实现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真正占有”。将使劳动活动转变为“自我实现的活动”，将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将使生产和经营关系被纳入“有意识的社会控制”之下
。可见，虽然共产主义不是“一种永恒的普世道德理想的实现”
，但它“辩证扬弃”
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境况。
塞耶斯说，“历史的方法以相对的方式评价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构成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但其必要性是“有限的”“相对的”。“相对于过去的状况而言”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但这种进步性并不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特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失去其进步性并最终成为发展的障碍”，于是，它将“因阻碍未来这些条件的出现而受到批判”，资本主义也因此“只是一个终将被取代的阶段”
。这表明，我们可以基于两种批判视角展开对异化的批判：一是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反观此前的异化阶段并对其加以批判，比如基于资本主义阶段反观和批判前资本主义的异化、基于共产主义阶段反观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二是基于当下异化阶段中已经发展起来的否定当下阶段和发展未来阶段的条件，反思当下的异化阶段并对其加以批判，比如基于资本主义阶段中已经发展起来的未来共产主义的条件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
由上可见，资本主义虽然导致了具有自身历史特质的异化，但它已经“克服”和“辩证扬弃”了前资本主义的异化。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更高级的统一状态”，它对资本主义异化的“辩证扬弃”，同时意味着“克服”了异化本身。因此，“相对于过去”，由于“辩证扬弃”了前资本主义的异化，资本主义的异化就是一种历史进步，与此相应，从资本主义异化的视角看，前资本主义的异化应该也必须受到批判。但是，“相对于未来”，与克服了异化本身的“未来”共产主义相比较，资本主义的异化就应该也必须受到基于共产主义阶段以及资本主义阶段中已经发展起来的未来共产主义的条件而进行的反思和批判。
到此，似乎塞耶斯已经以历史主义的方法解决了异化批判的根据和路径问题。但是，这里仍然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既然异化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客观境况和必要阶段，那么，即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发展，前资本主义的异化被资本主义的异化所取代、资本主义的异化被共产主义所取代，那也只能是一种“纯粹的描述”，又何来“批判”之说呢？其二，资本主义的异化虽然“辩证扬弃”了前资本主义的异化，但它毕竟导致了具有其自身“历史意指”的异化。尽管形式不同，但毕竟同样都是异化，而且，既然每一种异化形式都是其具体历史条件的客观结果，那就无所谓哪一种更加异化，或是哪一种异化的程度更深。有鉴于此，在与资本主义异化的比较中批判前资本主义的异化，又有什么合理性和正当性呢？
于是，塞耶斯力图运用作为“价值”而非“纯粹描述性”的“进步”观念
来为其异化批判提供道德依据。根据这种进步观，与社会的早期形式（即最初的统一状态）相比较，异化构成“一种完成、一种积极的发展”
并因而是一种进步，从即便是异化阶段的视角看，人类社会最初的统一状态也是不正义的。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的异化，资本主义又是一种进步的发展。从资本主义的视角看，前资本主义的异化是不正义的，但从更高社会形式即共产主义（包括其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立场看，资本主义的异化就是不正义的
。概而言之，依据这种进步观，人类社会的最初统一状态被异化取代、前资本主义的异化被资本主义的异化取代、资本主义的异化被共产主义取代，并不仅仅具有“纯粹描述性”的含义，而是具有“规范性的批判”意指。也因此，虽然资本主义的异化与前资本主义的异化都是“异化”，但因为资本主义的异化比前资本主义的异化“进步”，二者之间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差别，更是正义与否的本质性区别，所以在与资本主义异化的比较中批判前资本主义的异化，就是合理和正当的。
但问题在于，塞耶斯评价历史进步的标准是“人的需要和人性的发展”，而且他将人的主观需要视为不变的人性
。比如，他说：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控诉”，是资本主义自身所创造的人类诸种力量和能力已经成为异化的力量，并“压制了人性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是一幅人类“各种需求都得到满足”的美景
。这样一来，评价人类社会是否“进步”的标准就成了相对主义的标准。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看来是一种进步，但在资产阶级看来就肯定是退步了”
。以此来看，塞耶斯基于其“进步”观对异化所做的批判就可能失去其正当性和有效性。
或许是意识到了其历史主义批判的内在缺陷，塞耶斯才补充说，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人道主义批评”，它是以“一种自我实现的道德理想”为基础的。
塞耶斯在这里似乎预设了一种共同价值和道德标准，即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于是，是否有利于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便成了批判各种异化形式及异化本身的道德依据。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塞耶斯明确宣告：“从这种更高社会的立场来看，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人类发展的障碍，是不正义的”
；“共产主义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为人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然而，这样一来，塞耶斯本人就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其历史主义异化批判的有效性。
总体而言，塞耶斯对异化的历史主义批判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这种批判是以异化作为人类发展历程中一种“客观和历史的特殊境况”、一个历史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阶段”为根本前提的；第二，这种批判的道德依据是以人的需要和人性的发展、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为标准的历史进步观。然而，也正是这两个基本特征决定了塞耶斯历史主义异化批判的内在困境。
首先，无论是前资本主义的异化还是资本主义的异化，都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境况，那就如同法律上因为不可抗力而造成的损害不应该要求损害方承担法律责任，无论是损害方还是不可抗力本身都不应该受到批判一样，前资本主义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的异化以及造成它们的客观历史条件也不应该受到批判。因此，在“客观和历史的特殊境况”前提下去批判异化，就没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可言。更何况，如果一方面“批判”异化，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其“不可避免”甚或“必不可少”，那么，这种对异化的“批判”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次，如果说人的需要和人性的发展、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是历史进步的标准，那么，我们对一种历史境况的评价就应该以是否有利于人的需要和人性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为根本依据。以此来看，既然异化可以使生产者在异化中拓展其活动、需要、期许、关系和视域，改变生产者自身，并因此“在人的自我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构成了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既然相对于人类历史的最初统一状态，异化本身构成人的“一种完成、一种积极的发展”
，那么，异化就不应该只是如塞耶斯所说的那样“代表着解放过程的开始”
，而是解放过程本身。或者说，异化的过程等于解放的过程，异化本身就是解放。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感谢异化，我们为什么还要批判异化呢？
如此说来，塞耶斯历史主义地批判异化的两种视角中的第一种，即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反观此前的异化阶段并对其加以批判，就不成立了。我们既不能基于共产主义阶段反观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也不能基于资本主义阶段反观和批判前资本主义的异化。于是，塞耶斯的历史主义异化批判就只有在一种意义上是成立的。这就是历史主义地批判异化的第二种视角，即基于当下异化阶段中已经发展起来的否定当下阶段和发展未来阶段的条件，来反思当下的异化阶段并对其加以批判。其最为主要也是最为典型的例证便是基于资本主义阶段中已经发展起来的未来共产主义的条件，来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用塞耶斯的话来说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的异化将“失去其进步性并最终成为发展的障碍”，这时它将“因阻碍未来这些条件的出现而受到批判”
。
然而，且不说塞耶斯这种意义上的批判有一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味道，至少资本主义的异化在什么时间点上已经“失去其进步性并最终成为发展的障碍”，并“因阻碍未来这些条件的出现而受到批判”，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迄今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已经 170 多年，离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已经 100多年，离另一位辩证马克思主义者、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奥尔曼断言“当今的西方资本主义如同一只被割掉头的鸡，……很快就会倒下”
也已经近 30 年的时间。但是，至今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似乎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资本主义的异化似乎还没有失去其进步性并成为发展的障碍，资本主义的异化应该受到批判的时间点就还没有到来。因此，如果按照塞耶斯的逻辑，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奥尔曼，也包括塞耶斯本人，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都是在资本主义异化还不应该受到批判的时候进行的，因而是不合时宜和错误的。
可见，塞耶斯历史主义地批判异化的第二种视角，虽然是成立的，但在实践上是非常困难的。其困难并不在于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难以进行，而在于难以准确界定资本主义异化丧失其进步性、转而成为人类发展的障碍，并因此应该受到批判的时机。
塞耶斯的历史主义异化批判之所以会陷入内在困境，其根源在于其异化观之非辩证的方法论。或许会令人深感疑惑的是，英美辩证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流派并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具有重要影响，根本在于其对内在关系辩证法的界定和坚持
。那么，作为辩证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的塞耶斯，又怎么可能以非辩证的方法来认识和批判异化呢？可令人惊奇的是，塞耶斯的异化观恰恰就是非辩证的，这种非辩证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塞耶斯将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境况同质化了。如前所述，塞耶斯秉承黑格尔的传统，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最初统一的非异化阶段、异化阶段、共产主义的非异化阶段。其中，异化阶段又分为前资本主义的异化阶段和资本主义的异化阶段。塞耶斯的确谈论了导致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谈论了每一个社会阶段内部的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也谈论了否定当下阶段和发展未来阶段的条件以及基于这种条件对当下阶段的批判。但正如上文所示，要准确界定这种否定和批判当下阶段的条件产生的时间点是困难的。更为重要的是，塞耶斯的观点实际上意味着，假定我们能够准确界定这个时间点，则这个时间点之前的当下阶段之客观境况是同质的。比如，这个时间点之前的资本主义阶段之客观境况是具有资本主义历史意指的异化，而这些异化同时又意味着进步和解放。这就使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成了异化与解放之间毫无差别的同一性社会。正因此，当下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便成了符合其时代所要求的必然而且正确的“正义原则”，并因此不应该受到批判的正义的社会。
其二，塞耶斯抹杀了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使主体从属于客体并丧失了主体性。当塞耶斯反复强调特定历史条件必然导致特定历史意指的异化境况的时候，当他反复强调异化是必经阶段的时候，他似乎在劝导那些被异化的人、那些处于异化境况中的人心甘情愿地去顺从这种客观境况和必要阶段；当他说异化劳动将“创造出”终将废除资本主义并成就一个新社会的“行为主体”
的时候，他似乎在劝导那些将来的主体消极地等待着异化对其主体性的创造；当他说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异化将因阻碍这些条件的出现而受到批判的时候，他似乎在暗示人们只需消极地等待着这种条件的出现。由此看来，尽管塞耶斯非常清楚克服异化既需要“主观的维度”（即个体的意志和选择），也需要“客观的维度”（即特定的客观社会条件）
，但他自始至终所关注和强调的其实没有前者，只有后者。因此，正如阿尔都塞所说，“人道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唯物主义又回到了第二国际经济主义和机械论解释的基本理论原则上面”
，塞耶斯的历史主义异化批判即是如此。
塞耶斯的异化观本身已经表明，即便异化是一种客观和历史的特殊境况、一个历史发展的必要阶段，但这种事实并不妨碍我们基于人类发展和人的实现的角度对异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既然正是塞耶斯异化观之非辩证的方法论导致其历史主义异化批判陷入内在困境，那么，为了对异化进行正当和有效的批判，我们就应该辩证地认识和理解异化问题。
首先，马克思的确说过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但同样的事实是，马克思一方面论述过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所起到的诸如消除封建的和宗法的传统羁绊、发展社会生产力、造就世界性普遍交往等非常革命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论述过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丧失其本质等各种形式的“异化”。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前者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后者则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如果套用塞耶斯的话说，作为历史的客观境况和必经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为人类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人的异化。同样的逻辑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完全适用的。所以，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的发展而言，都必然同时造成“积极的成果”和“灾难性的波折”。而异化只不过是“灾难性的波折”的另一种表达。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塞耶斯同质化的客观境况中辩证分析出“解放”与“异化”两种根本不同的境况，并在肯定前者的同时批判后者。
其次，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尽管人们只能在他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但毕竟人们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而且，历史从根本上讲也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也就是说，人们自己既创造他们的历史也创造他们自身。因此，塞耶斯所强调的客观的历史境况虽然的确有其“客观性”，但同时也是人们自己的“主观创造”。而且，因为人不是抽象而是现实的人，他们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不同的利益，并因此必然具有不同的价值立场和不同的道德原则，而具有不同价值立场和不同道德原则的人们必然会对同一种社会形态和历史境况有着不同的体验、认知和评价。所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异化这一客观境况的体验、认知和评价就必然是不同的，当资产阶级力图将资本主义的异化境况客观化、正当化和永恒化的时候，无产阶级则将其视为不正义并力图将之消除。这样，我们就能克服塞耶斯历史主义异化批判的机械性，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彰显无产阶级消除异化社会和异化之人、创造非异化的健全社会和健全之人的主体性。
概而言之，对“客观和历史的特殊境况”的辩证分析可以打破其同质化的神话，揭示其积极与消极、解放与异化的两面性，既使其不再具有“不可抗力”之合理性和不可批判性，也使对其中的消极和异化面的批判具有了合理性和正当性。这样，对一个异化的社会阶段的批判并不需要等到其中产生未来社会阶段的条件发展起来并因其对这种条件的阻碍才能得以进行，因而准确界定这种条件产生的时间点的困难也就不再构成一个问题。终将废除异化并成就一个新社会的“行为主体”不是也不应该是消极等待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发展和成熟，而是也应该是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反思和批判异化，并积极创造主客观条件以便于最终完全克服异化。
比如，就当下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正在经历的资本主义异化来说，虽然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也对人类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革命的积极作用，但这些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造成的异化本身也是合理的和正当的。因此，与资产阶级力图将资本主义的异化境况客观化、正当化和永恒化的理论与实践相反，无产阶级应该充分发挥其创造历史和人本身的主体性作用，从外在和内在两个角度展开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
其一，外在批判意指基于后资本主义社会，即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异化进行的批判。这里的“外在”只是一种相对的表达，而不意味着完全的纯然的外在，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继承资本主义“积极的成果”、克服其“灾难性的波折”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形态。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外在批判可以从“事实”与“价值”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正如上文所引用的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所表明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灭亡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异化必将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的灭亡而消亡。二是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一切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条件，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将保证每一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仅将克服资本主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性的波折”，克服资本主义的异化，而且将完全克服异化本身。因此，正如塞耶斯本人所说，“从这种更高社会的立场来看，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人类发展的障碍，是不正义的”
。这种基于“事实”与“价值”对资本主义异化进行的双重批判，对于使人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异化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强化其对于完全消除了异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信念和信仰，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同时也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从而为最终展开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的社会革命”
以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异化境况，创造主观条件。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可以说，基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异化进行的外在批判，其意义正在于此。
其二，内在批判意指在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以前，在资本主义还能继续存在的“历史境况”中，基于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和道德原则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异化进行的批判。这种角度的批判之所以具有道德的正当性，是因为如前所述，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和道德原则比资产阶级的价值立场和道德原则具有道德的进步性。事实上，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也是资本主义的异化不断受到批判的过程。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再到卢卡奇、马尔库塞、奥尔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资本主义的异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虽然由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尚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以致资本主义本身的生命力尚没有完全丧失，这种内在的批判不可能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客观境况，也不可能根本消除资本主义的异化，但这种批判可以促使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在可能的限度内，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环境进行改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所遭受的异化。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者劳动条件的改善、劳动时间的缩短、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等，正是这种批判的结果。质言之，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内在批判虽不能消除异化，但可以促使资本主义在为人类发展创造“积极的成果”的过程中，在其框架下尽可能减少其给人类发展造成的“灾难性的波折”。
从外在和内在两个角度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的路径也同样适用于对前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当然，对异化的内在批判和外在批判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内在关联的。正是在这种对异化进行的内在和外在的双重批判中，人们既改造着当下，又创造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