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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诗经》中十五国风，紧排在《周南》《召南》之后的，便是邶、鄘、卫三国之风。因三国同属殷商故地，后又都并入卫国，且三国之诗相与同风，故统称为“卫地之风”。卫地之风中，以水入诗的篇章占到总篇章的1/3以上，与其他国风相比，形成了显著的基于河流水系及其衍生意象的书写特征。与水相关的诗篇多是情诗，但卫风中与水相关的诗篇却体现了强烈的道德倾向和“发乎情止乎礼”的自觉约束，在关于“渡河”的吟咏中，也体现出了卫地女性独立坚强的精神面貌。本文从地理、民俗和文化积淀的角度，解析卫地之风中以水入诗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卫风之水中独特的“柔中带刚”的气质特点。
关键词 ：邶风 鄘风 卫风 民俗 地理 礼法
《诗经》中有十五国国风，紧随被称为“正始之基、王化之始”的《周南》《召南》之后，便是《邶风》《鄘风》《卫风》。邶、鄘、卫三国原同属殷商故土，国土相连，风土相近，其后又都归入卫国的版图，因此三国之风在书写对象、歌咏方式、审美意象上都有共同点，《汉书·地理志》称“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
关于邶鄘卫三国的由来，历史上颇多争论。《诗旨纂辞》中引《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叛’，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康叔。”
据此说法，武王伐纣之后，将殷商故都附近的地域分为三国，其中“邶”封给了纣王之子武庚，以“兴灭国，继绝世”，延续殷商的宗庙祭祀；“鄘”封给了自己的弟弟管叔鲜；“卫”封给了蔡叔度，史称“三监”。宋代王应麟《诗地理考》中对“邶鄘卫”三地的位置做了考证：“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
武王去世后，武庚联合管叔、蔡叔叛乱。周公平叛后，便将三监的疆地一并封给了康叔。至此，邶、鄘二国归入卫国版图。此说影响甚广，汉世大儒孔安国、贾逵、马融等学者，都采此说。
但对于“三监”的具体指代，以及邶、鄘二国何时并入卫国，历史上也有不同说法。郑玄在《诗谱·邶鄘卫谱》中云：“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三分其地为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伊而教之，以监殷氏。”
照此说法，三监应是管叔、蔡叔和霍叔，而不包括武庚禄父。同时郑玄认为，周公平叛之后，只将原卫国的封地封给了康叔，是康叔后世子孙逐步合并了邶鄘二国，将其并入卫国版图。“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更于此三国建诸侯，以殷系民封康叔于卫，使之为长。后世子孙稍并彼二国，混而名之。”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对此说法进行了补充，称其根据有二。一是《书传》中云：“武王杀纣，立武庚，继公子禄父。使管叔、蔡叔监禄父，禄父及三监叛”，表明管叔、蔡叔是监管禄父之人，“禄父不自监也”，且言“禄父及三监叛”，更说明禄父之外，另有三监。又《古文尚书·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
则可知三监为管叔、蔡叔、霍叔。二是根据周代的分封制度，大国亦“不过五百里之地”，周公建国也不过五百里，故此成王杀武庚后，不可能将邶鄘卫三国的千里之地一次全部分封给康叔，“以周之大国不过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与之同，反过周公，非其制也”
。由此推断邶鄘二国是康叔以后的卫国国君渐次兼并的。
清代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中的《邶鄘卫三国考》一文中，对邶鄘卫三国的形成又提出不同看法。马瑞辰认为，邶、鄘为商纣时就存在的古国名，并非因武王置三监而新封之地。武王伐纣之后，将包括邶鄘卫在内的商纣故地都封给了武庚，将两位弟弟分别封于管地和蔡地，“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即管叔和蔡叔本就各有封地，但鉴于殷商初定，武王派管叔与蔡叔辅助武庚管理殷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于是管叔与蔡叔没有到自己的封地去上任，而是留在殷商故地为相，辅助禄父管理殷民。至武庚联合管叔、蔡叔叛乱，周公平叛之后，又将原本封给武庚的这一片土地都封给了其弟康叔，是为卫君。“康叔封卫，即武庚旧封。即知武庚兼有卫地，不仅封邶矣。盖周封武庚于殷，实兼有邶鄘卫之地。二监别有封国，而身作相于殷，并未尝分据邶鄘卫之地。”
众说纷纭，此为《诗经》学中的一大公案。然《诗经》中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则是确无疑问的。三国之风中，描写的地理环境、历史事件既有重叠之处，书写方式也有相似之处。《汉书·地理志》中对此做出了总结：“邶诗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卫曰‘瞻彼淇奥’‘河水洋洋’。”
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中也提及邶鄘之篇章所咏皆卫国之景，所讽皆卫国之事：“邶鄘卫所咏皆卫事，不及邶鄘。漕邑，鄘地也，而邶诗曰：土国城漕。泉水，卫地也，而邶诗曰：毖彼泉水。”
至于为何在《诗经》中特别分类为三国之风，据郑玄解释：“作者各有所伤，从其本国，分而异之，故为邶、鄘、卫之诗焉。”
晁福林先生在《〈诗经〉学史上的一段公案——兼论消隐在历史记忆中的邶、鄘两国》中提出：“邶、鄘两国虽然国祚短暂，但却是存在的……就这两部分诗歌的内容看，它们还是卫诗，而并非当初邶、鄘两国之诗，用这两个国名为称，显示了周人的历史记忆。”
《左传》记载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季札观周乐，乐工为之歌《邶》《鄘》《卫》，季子闻而曰“是其卫风乎”；又襄公三十一年（前542），北宫文子引《邶风》中《柏舟》一诗“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而云“卫诗曰……”可见邶鄘卫三国之风统称为卫风，古已有之。鉴于邶鄘卫同属卫地，其诗篇“相与同风”，本文将《邶风》《鄘风》《卫风》中的篇章统称为“卫地之风”。
水为生命之源，古人逐水而居，以所居之地水名入诗，在《诗经》中并不少见。但纵观《诗经》包括《周南》《召南》在内的十五国国风，以水入诗的篇章数量最多的两国之风分别为《邶风》与《卫风》。笔者根据《毛诗正义》中《国风》的诗篇版本，对各国以水入诗的情况作了统计：
表1 《诗经·国风》中各国之风以水入诗篇章数量分析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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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各国之风中，以水入诗最多的国风依次是：邶风（7篇）、卫风（6篇）、郑风（4篇）。加上《鄘风》中的2篇，邶鄘卫之风共15篇，几乎占到所有《国风》中以水入诗篇章的1/2。邶、鄘、卫三国之风共39篇，其中写到“水”“河”“舟”“游”等与水相关的诗篇占到总篇章的1/3以上，形成了卫地之风中显著的基于河流水系的书写对象与情感抒发的书写特点。
卫地之风中对水的吟咏和描写，有以下四方面的类型。
诗中歌咏或嘲讽的历史事件发生在水岸，诗人据实描写，以水入诗。《卫风》中《硕人》一篇，描写齐国的公主庄姜出嫁到卫国的场景，卫人赞美其容貌美丽，仪态高贵。其中有句“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此句中的“河水”，即黄河之水。庄姜由齐至卫，出嫁时因路途遥远，在翟衣之外还穿着一层用以遮蔽灰尘的麻布罩衣，就是诗中所描述的“衣锦褧衣”，按照礼仪，要在卫国的近郊更换正式的服装才与未来的夫婿卫庄公见面。清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中说：“庄姜始来，更正衣服于卫近郊。”
据考证，齐国在黄河之东，卫国在黄河之西，从齐国到卫国必经黄河，而庄姜停车更衣的地点，正是在齐卫交界的黄河岸边。王应麟在《诗地理考》中对此解释：“齐地西至于河，卫居河之西，自齐适卫，河界其中，故曰：北流活活。”
可见，《硕人》诗中描写的河水浩浩东流、岸边芦苇青青的景象，正是基于事件发生当时当地的实景入诗。
《邶风》中还有《新台》一篇，描写的历史事件是齐国的公主宣姜出嫁到卫国，本应嫁给卫宣公的儿子伋，但因卫宣公垂涎其美色，在由齐自卫必经的黄河岸边筑起了一座“新台”，在新台上抢先迎娶了宣姜。《毛诗》曰：“《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新台》诗中有“新台有泚，河水弥弥”等句。关于新台，《水经注》中称：“河水又东，径鄄城县北……河之南岸有新城……北岸有新台，鸿基层广高数丈，卫宣公所筑新台矣。”《太平寰宇记》也记载：“新台在（鄄城）县东北十七里……北去河四里。”据此，新台距离黄河不过四里之地，正是卫宣公夺子之妻的事件发生地，故此《新台》一诗在叙述和讽刺卫宣公筑台纳媳这件丑事时，根据当时的环境，描写了新台之侧河水盛大之景象。
卫国百姓生活与水密切相关，诗歌中描写的生活场景都在水边发生。诗歌来源于实际生活，因此那些与生活息息相关，身边最为熟悉和亲切的事物最易被百姓写入诗歌。《卫风》中描述民间女子婚姻及命运的《氓》，写恋爱中的姑娘送别自己的心上人：“送子涉淇，至于顿丘。”顿丘在今天河南省浚县西，春秋时期为卫国的城池，是当时有名的繁华的商业城市，在淇水之南。
《水经注》称：“淇水又北屈而西转，径顿丘北，故阚骃云：顿丘在淇水南。”《太平寰宇记》中称：“丘县古城在卫县西北二里。”王革勋先生在《千古文明话淇河》中特别考证了顿丘的具体方位：“浚县蒋村的顿丘城，位于古淇水南岸，以《诗经》‘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而名扬中华数千年。”
诗中的姑娘居住在淇水北岸的朝歌，而情人居住在淇水南岸的顿丘，那位频繁往来于都城朝歌和繁华商业城市顿丘的“氓”与诗中的姑娘相恋，必须要渡过淇水才能相见，姑娘出嫁时的马车也要经过淇水才能到达夫家，淇水翻滚的浪花打湿了马车上的帷幕，因此诗中写“淇水汤汤，渐车帷裳”。
《鄘风·桑中》记述恋爱中的男女幽会，在桑中、上宫欢聚之后，姑娘一直将情郎送到淇水岸边，诗中写道：“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诗中的桑间之地，位于濮水的北面，是春秋时期卫国百姓设坛祭祀、求雨求子之地，也是男女欢会不禁之地。郑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间。”（《礼记正义》卷三七）孔颖达曰：“濮阳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毛诗正义》卷二）濮水，春秋时流经卫地，又称濮渠水，其上下游各有二支：上游一支首受济水于今河南封丘县西，东北流；一支首受黄河水于今原阳县北，东流经延津县南；二支合流于长垣县西。
今之濮水，穿越河南省濮阳市，全长九公里。上宫，亦是卫国都城附近的地名，位于卫县（古朝歌所在地，又名沫乡、沫邑）东北。《读史方舆纪要》中考证：“上宫台在废卫县东北。《志》云：卫县北有苑城，其东二里为上宫台。《卫风》所云‘要我乎上宫’者也。相近又有沙丘台，俗名妲己台。”
由此可见，桑间、上宫，都是卫国都城附近的地名，两地都处在流经卫国的河流之畔，因此流传在这一带的诗篇，都是对当时百姓实际生活的记述和歌咏。
除上述直接对河流水系的描写外，卫风中有较多篇章，是因水赋予的情感意义的延伸，故诗歌以水起兴。河水蜿蜒流淌的自然特性，与思念之悠远绵长正有相似之处，加之是流经家乡的河流，水畔有欢乐的往事和温暖的回忆，因此，水（河流）在卫风中被赋予了思念的意蕴和情感。《邶风》的《泉水》首章即以水起兴：“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末章再写：“我思肥泉，兹之永叹。”《诗经》中提到的泉源、百泉、泉水均是卫国的同一条河流。泉水（泉源、百泉）自北环绕卫国都城，最后南流注入淇水。远嫁的卫女思归，首先想到的，就是流经家乡的这两条河流。以泉水汇入淇水的自然景观起兴，表达自己对家邦的绵绵思念和有家难归的惆怅哀伤。泉水与淇水虽自不同之处发源，却最终汇入一流，而女子远嫁，却因礼法所限不能归宁故国，的确令人忧伤。《卫风·有狐》中亦有句：“有狐绥绥，在彼淇梁。”该诗借形单影只的雄狐起兴，引出女子对丈夫的担忧和挂念，诗中也将绥绥行走的狐狸出现的地点，安排在淇水之中的河梁之上。
卫风中还有不少与水相关的意象书写。如水岸之竹、水上之舟，以及渡水、渡河之举。淇水岸边的青青绿竹，正如清雅端庄的君子。《卫风·淇奥》一诗赞扬卫国的明君卫武公的威严赫赫、风度翩翩，就用了淇水流深之处的岸边翠竹起兴：“瞻彼淇奥，绿竹阿阿。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春秋时期，淇水岸边栽种着大量的竹子，郁郁葱葱，一片清幽。到汉武帝时，还曾砍伐淇水河畔的竹子堵塞决堤。寇恂在河内为官时，也曾用淇水的绿竹制作百万余支弓箭。卫风中卫人以河畔之竹这种常见的景物，来比喻君子的仪容美德，是淇水意象的一种优美的衍生。
此外，还有“舟”“游”“渡”等与水相关的物体或行为所代表的意象。舟在卫风中，有表示忧愁和思念的意思。《邶风》首篇《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这里“泛舟”与“遨游”是排遣忧怀之举，与“忧愁”的隐喻结合起来。《鄘风》首篇同样名为《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这是因为恋情得不到父母首肯，泛舟河中以遣忧怀。《邶风》的《二子乘舟》中写道：“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这是卫人思念国家的两位贤明善良的公子——伋与寿而作的诗。卫宣公听信谗言，要设计杀掉自己的儿子公子伋，伋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子寿得知这一消息，便拿着哥哥的信物替哥哥出使齐国，结果被杀害。公子伋担心弟弟也连夜赶到，亮明身份，同样被杀害。卫人思念两位仁义贤能的公子，以两人乘舟远去，消失于云水之间，表达思念和敬仰之情。
《卫风》中水的书写频频出现，与卫地独特的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孔颖达《毛诗正义》中称：“诗人所作，自歌土风，验其水土之名，知其国之所在。”
《卫风》中多以河流为书写对象，受到卫国天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卫国多水泽河道，其邶、鄘、卫三国的国名由来，便是出自水名。据《诗地理考》所言，“邶、鄘、卫皆以水得名。邶水在太山之阜，滽水出宜苏山，卫水在灵寿，即真定”
。从《诗经》来看，《卫风》中出现过的河流，有淇水、百泉（肥泉、泉水）、河水（黄河）、济水、浚水、濮水等。在各国之风中，《卫风》是出现河流名称最多的一国之风。
卫地之风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河流是“淇水”，在不同的诗篇中共出现了六次。淇水，即今河南省之淇河，现流经河南的淇县和浚县之间，是淇县与浚县的分界线。关于淇水的发源地，历来有不同说法。《水经注》称其发源于河内隆虑县（今河南省林州市）西边的大号山，《山海经》称其发源于“沮洳山”（今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西北），《地理志》称其发源于河内共县（今河南省辉县市）境内的北山。考证今之林州市、陵川县、辉县市三地相邻，应俱曾为淇水流经之处，其源头具体不可考，但淇水出自太行山中，应是不错的。据《水经注》记载，淇水在其东流过程中，汇合了沾水、女台水、西流水、泉源水、马沟水、美沟水，最后在黎阳县（今属河南省鹤壁市）附近的淇水口注入黄河。《水经注》称：“淇水出河内隆虑县西大号山。《山海经》曰：淇水出沮洳山。水出山侧，颓波漰注，冲激横山……水出壶关县东沾台下……又径南罗川，又历三罗城北……又东北历淇阳川，径石城西北……又东径冯都垒南，世谓之淇阳城，在西北三十里。淇水又东出山，分为二水，水会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沟，左为菀水，右则淇水，自元甫城东南径朝歌县北……淇水又东，右合泉源水……淇水又南历枋堰，旧淇水口，东流径黎阳县界，南入河。”（《水经注》卷九《淇水》）从《水经注》的记载来看，淇水环绕卫国的都城朝歌几乎一周，先自元甫城东南流经朝歌北面，又从朝歌北面东流，汇合泉源之水及菀水，再往东流，往南转弯，从朝歌城东流过，与美沟水汇合，又往南流过枋堰，东流经黎阳县境，最后注入黄河。淇水是卫国的主要河流之一，该河流汇集了众多支流，如玉带一般环护着卫国的都城朝歌，是卫国的象征和标志。淇水水质清澈，生态环境良好，即便在现代，淇河也是华北地区一条未被污染的河流，被称为“北方漓江”。可以想见，在春秋时期的淇水，一定更是绿竹环绕，河水清澈，卫人世代在淇水河畔生活劳作，对这条美丽的河流充满了自豪与深情。因此无论是描述生活中的场景，还是抒发内心的情感，卫人都以淇水为描写对象和情感载体。
其次出现较多的河流名是泉水（又名泉源、百泉、肥泉），在卫地之风中共出现了三次。卫地之风中提到的泉源、百泉、泉水均是卫国的同一条河流。据淇县水利专家考证，该河流即今淇县境内之“折胫河”，流经桥盟乡、朝歌镇、北阳镇、西岗乡四个乡镇，一入卫河，全长约二十公里。王应麟在《诗地理考》中称：“泉水，即泉源之水也……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西北，东南流……又东与左水合，谓之马沟水，水出朝歌城北，东流南屈，径其城东。又东流与美沟合……其水东径朝歌城北，又东南流注马沟水，又东南注淇水，为肥泉也。”
朱熹在《诗集传》中也称：“泉水，即今卫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虑县东流，泉水自西北来注之。”
可见，泉水、肥泉、泉源、百泉，均是指的同一条环绕朝歌、东南注入淇水的河流。故《泉水》一诗中有“毖彼泉水，亦流于淇”的说法。
除淇水与泉水外，卫国境内还有济水与浚水。济水，即今之济河，发源于今河南省济源市王屋山上的太乙池。《禹贡》中称济水：“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汉书·地理志》写到河东郡垣县时也称：“王屋山在东北，沇水所出，东至武德入河。”《水经注》承《禹贡》和《汉书·地理志》的说法，称：“济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为沇水。”可见济水与沇水为同一条河流，在不同的地段有不同的名字。济河在地表三隐三现，百折入海，并不全是地上河，是济南泉水主要源头之一。济河在东汉王莽时出现旱塞，唐高宗时又通而复枯。《邶风·匏有苦叶》中多次提到济水：“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可见济水在当时卫国邶地人民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浚水，《诗地理考》中称“浚水出浚仪，东经邶地入济”。浚水流经邶地，最后汇入济水。北宋地理学家欧阳忞在其《舆地广记》中记载：“开封县有浚沟，《诗》所谓‘浚郊’‘浚都’也。”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浚水旧在城北……《志》云：今城西三十里有寒泉陂，即《诗》所称者。浚水为汴所夺，故汴水经大梁北，亦兼浚水之名。”
据此可知，浚水原在开封府的北面，开封府西三十里，其旁曾有地名“寒泉陂”，即《邶风·凯风》中“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所吟咏的对象。
正是河流水系众多的地理环境，使得卫国百姓的生活与水息息相关。这是卫地之风中出现大量以水入诗的诗句的客观原因。
水，在古人的心中，拥有着非凡的神秘力量，往往意味着生命的诞生和文明的发源。《管子·水地篇》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
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对水的重视与崇拜。
正因为人们认为水具有强大的神秘力量，因此上古时期许多宗教活动都在水边举行。这种活动最初的形式是以水洗浴，以清除污垢，迎接祥瑞。《周礼·春官·宗伯》中说：“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对此注曰：“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可见祓除的时期，正是仲春二、三月间。彼时万物复苏，春水汤汤，民间男女齐聚河岸，临水“祓除”，消灾去垢，以香草芳木祭祀神灵，达到驱邪招福的目的。这种祓除与衅浴的活动在仲春之时举行，此时也恰好是官方为繁衍人口而规定大龄男女“奔者不禁”的时节。《周礼·地官·媒氏》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水，在这里是姻缘的媒介，也是爱情的见证。不独卫国，各国均是如此。《郑风·溱洧》一诗，就记载了仲春时节，郑国男女手持香草，相邀前往溱水与洧水的河岸游玩欢聚的事件。
古代仲春二月祭祀神灵，同时也有祈子的风俗。《礼记·月令》记载：“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媒。”
传说中高媒是管理人间生育之神，祈子的仪式就是祭祀高媒，求其保佑子孙繁衍。传说中殷商的始祖女神简狄，在河中洗浴之时，见水上漂浮玄鸟之卵，简狄吞食玄鸟之卵而有孕，生下了殷商的始祖契。《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戎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可见上古神话传说中取得神秘的生育繁衍的力量的地点，也在水边。因此一般祭祀高媒的活动，也是在水边的社宫或者高媒庙中举行。《桑中》一诗有句：“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诗句中的上宫，就是指社或者高媒庙。上宫就在淇水之畔，诗中的情人在上宫祭祀高媒的仪式完毕，女子将情人送到淇水河边，依依不舍地告别。
每年的仲春之际，在春水汤汤的河流岸边，民间会举行各类与生息繁衍有关的祭祀活动，以顺应天时，繁衍人口，民间男女也在此时互诉衷肠，私订终身。因此各国中都有这么一条河流，是情人们共同的记忆。卫风中有淇水、济水，郑国有溱水、洧水，连二南中也有汝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卫风中与“水”有关的诗歌，大多与婚恋和家庭有关。
《汉书·地理志》中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这说明了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一国之风气的影响。反映在诗歌上，便是文化气质的不同。卫国地处殷商文化的核心地带，山川众多，《汉书·地理志》云：“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表现在《卫风》中，便是关于情感的诗歌较多。《诗经》卫地之风中与水有关的大多是情诗，被朱熹斥为“淫奔之诗”。然品读卫地之风中与水有关的诗歌，却可见其诗篇中水边的情感充满了人性的温暖，流淌着扬善抑恶的道德倾向，并非一味沉溺私情，不顾礼法。《卫风·有狐》中“心之忧矣，之子无裳”，是女性的温柔和关怀；《卫风·竹竿》中“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是女子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土的眷念；《卫风·硕人》通篇是卫人对美和贤良的由衷赞美；《卫风·淇奥》是对君子的从容风度和高尚德行的讴歌；《邶风·新台》是对夺子之妻的卫宣公无情的嘲笑和指责；《邶风·二子乘舟》则是对善良而无辜的两位公子的怀念和追忆。诗歌中表露的情感立场善恶明晰，反映了卫人自然淳朴的道德观。
卫风中水边的情感也并非放任自流，而是有理性的约束。朱熹尽管在《诗集传》中将郑卫之音都称为“淫声”，但也承认两地之风存在较大的区别：“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
卫地之风中的情感真诚质朴，饱含热情却并不越矩。《鄘风·柏舟》写：“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女子对爱情十分忠贞和坚定，生死不渝，誓无二心。《郑风·褰裳》则写：“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诗中的情感明显更为自我和开放。《卫风·氓》中的女子虽然与“抱布贸丝”的男子自由恋爱，却也知道“子无良媒”是不可私订终身的，要经过正式的婚礼的仪式，才允许男子“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相悦之情“发乎情”，是人性；交往婚姻“止乎礼”，却是德行。
究其原因是，卫国在立国之初，便以宗法伦常教育约束百姓，综合消解了殷商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卫国处在殷商故地，在建国之初就天然承袭了殷商文化的放任和感性，但周王朝的统治者在建国之初便一直致力于以实践和理性的态度建立等级森严的宗法政体和善恶明晰的伦常道德观念，对殷商故地的百姓潜移默化，殷商文化逐渐与周文化融合互生，相互影响。《尚书·康诰》中描述了卫国统治者治国的基本原则：“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从中可见，周人将伦常道德提升到治国的重要高度，强调恶莫过于不孝不友，如子不孝、父不慈、兄不友、弟不敬，则将以文王制定的法律严肃处置，“刑兹无赦”。正是在严格的教化引导下，殷商文化中的纵欲、纵酒、好游乐之风有所遏制，礼法与伦常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卫人很早就树立了正确的道德观和明晰的善恶观，殷商文化中消极不利的因素得以慢慢消解。
其次，卫国早期贤君德政泽化影响至深。卫国由武王之弟康叔立国，康叔颇有德行，在立国之初制定律例，推行教化，奠定了卫国政治文化的良好基础。《史记·卫康叔世家》中称：“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悦。”康叔以下九世，至卫武公，武公谦逊好文，德行高尚，在位期间修康叔之政，同时在周王室为卿士，是有名的贤君。《国语·楚语》记载了卫武公的事迹：“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诗以自儆也。”
卫人作《淇奥》以赞颂其君子之风。这种君子之风对卫人的影响至深。襄公二十九年，《左传》记载吴公子季札到达卫国，见到卫国的蘧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人，季札评论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可见卫国的君子之风在上层贵族中影响深远。正如季札之评论：“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尽管后来的卫君多昏庸，州吁、宣公、惠公、懿公多恶行，但前代贤君打下的良好基础，早使得卫人在自由放纵的殷商文化氛围中，慢慢加入理性的约束和礼法的规范，尊礼重德、是非明辨。表现在卫地之风中，其主体思想已与周文化步调一致。这就是卫地之风中呈现出浪漫而理性、活泼而健康的思想风貌的深层次原因。卫风之诗多发乎情而止乎礼，可称得上孔子所云“思无邪”。
另外一点较为独特之处，是卫风中关于“渡河”的吟咏，充分体现了卫人无所畏惧、不屈不挠的精神气概。卫国山川众多，河水将人们分隔两地，交通不便，对生活和情感均意味着阻隔和困难。而卫风中关于渡河的态度，则是积极乐观的，无论河水深浅，人们都会因地制宜用尽各种办法去渡河。《邶风·匏有苦叶》中描写了渡河：“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如果河水深，那么就穿着衣服下水；如果河水浅，那么就提起衣裳小心渡河。《邶风·谷风》中也说：“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如果河水深，那么就造船渡过；如果河水浅，那么就直接游过去。对待困难的坚韧和顽强，是卫风中普遍表现出的一种精神气质。正如《谷风》中描写的那位女子，虽然被丈夫喜新厌旧而抛弃，然而全诗哀而不伤，充满了自立自强的精神。诗中写：“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家中的生计都是这位女子在维持，她田间劳作，造梁捕鱼，经营起了一家人的生活，“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即便被无情抛弃，也还有积蓄能够独立生活。
卫人的这种普遍性的精神气质在国家存亡之际表现得尤为明显。卫懿公时，北狄入侵卫国，攻占了卫国的都城朝歌，卫国几乎灭国。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卫人不屈不挠，团结一心。卫国的许穆夫人在国难之时赋《载驰》一诗，求援于大国，赢得了齐桓公的帮助。当时渡过黄河幸存下来的卫人不过七百三十余人，加上共、媵两地的百姓不过五千人。而这五千人在卫文公的带领下克服困难，重建家园，实现了卫国的复兴。
值得注意的是，卫地之风中关于“渡河”的两首诗，都是以女性为描写对象，或者以女性的口吻来书写的。而救援家国的《载驰》一诗的作者，也是一位女性。从《诗经》中来看，卫国的女子相较其他诸侯国的女子，更独立坚强，更有家国担当。这是因为卫国保留的殷商遗俗中母系氏族的残留影响，殷商时期妇女地位比周时要高出许多，上层女性可以主持祭祀、主管农业，甚至率军作战、享有封地，死后还能享受单独祭祀。妇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殷商文化浸润已久的殷商故地，卫国女性独立而有担当，从卫地之风中看，卫国下层女性担负起了家庭的重担，上层贵族女性则自觉以家国安危为己任。故卫风之水，不唯情意绵长，还另有一种坚强的气度和自立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