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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朱震是两宋之际重要的易学家，是二程的再传弟子，他长期钻研易学，并撰有《汉上易传》一书。朱震易学在两宋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它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理学化易学，另一方面也将北宋时期流行的图书易学、史学化易学、理学化易学等都做了系统而全面的整合，从而形成了具有集大成特色的易学体系，由此推动了宋代易学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 ：朱震 宋代易学 宋代思想史 易学史
朱震（1072—1138），字子发，荆门军（今湖北荆门）人。受业于上蔡先生谢良佐，为二程再传弟子，创汉上学派，学者称为汉上先生。《宋史》本传称朱震“经学深醇”，尤其精于《易》学。政和进士，累官翰林学士。南渡以后，由赵鼎推荐，高宗问对《易》与《春秋》。绍兴中谢病而归，潜心《易》学，著有《汉上易传》。朱震在宋代易学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通过《汉上易传》一书不仅梳理、传承了义理与象数易学的成就，而且借此表达了自己的易学观、易学思想，成为两宋之际颇为重要的易学家。对于朱震易学已经有学者做了一定的研究
，不过，基于前人的成就，从易学史、思想史的角度来深入分析他的易学依然有重要的意义。
朱震在易学的传承、诠释上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在《进易表》中梳理了自孔子之后易学发展的历史及脉络，建构了一个以陈抟为宗师的宋代象数易学传承谱系。如他说：
商瞿学于夫子，自丁宽而下，其流为孟喜、京房。喜书见于唐人者，犹可考也。一行所集房之《易传》，论卦气、纳甲、五行之类。两人之言，同出于《周易》《系辞》《说卦》，而费直亦以夫子《十翼》解说上下经，故前代号《系辞》《说卦》为《周易大传》。尔后，马、郑、荀、虞各自名家，说虽不同，要之去象数之源，犹未远也。独魏王弼与钟会同学，尽去旧说，杂之以庄、老之言，于是儒者专尚文辞，不复推原《大传》天人之道，自是分裂而不合者七百余年矣。
国家龙兴，异人间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
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之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敦颐作《通书》，程颐述《易传》，载造《太和》《三两》等篇。或明其象，或论其数，或传其辞，或兼而明之，更唱迭和，相为表里，有所未尽，以待后学。
在朱震看来，孔子易学经过子夏传承到汉代，展现为孟喜、京房等人的象数易学，这便是易学的真谛所在，而王弼义理易学则改变了这一局面，以至于王弼义理易学成了汉唐之际流行的研究范式。宋代陈抟图书易学则接续了中古时期被中断的易学正统，随后图书易学经过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李溉、许坚、范谔昌、刘牧、周敦颐、二程等人相继传承，从而呈现出宋代易学大兴的局面。朱震基于对象数易学的推崇，而建构了全新的易学谱系，实则是将汉代象数易学、宋代图书易学视为易学正统，对此正如萧汉明所言：“朱震通过象数推本溯源，从表象上看，是对易学史的上溯性考察；而就其深层意义上看，其目的则在于证明汉代象数与宋代图书在《易》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进而言之，这种谱系的建构实则是为朱震易学体系的建构提供学理上的依据。
在朱震的易学传承谱系之中，他将象数易学作为易学之正统，并将二程、张载等倡导义理易学的学者也纳入其中。此外，更是将隐居华山的道士陈抟作为宋代易学的创始人，并将《先天图》《太极图》《河图》《洛书》等都归之于陈抟。尽管朱震被有的学者视为“中国易学史上，对图书之学的传授进行系统整理的第一人”
，但朱震这种基于对象数易学的偏爱而建构的易学传承谱系，遭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比如清人全祖望就曾说：“汉上谓周、程、张、刘、邵氏之学出于一师，其说恐不可信。”
毕竟，根据《程氏遗书》的记载，二程对象数易学并不感兴趣，如程颢曾说：“尧夫（指邵雍）欲传数学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学须是二十年工夫。”程颐也曾说：“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余年，世间事无所不问，惟未尝一字及数。”
不过，从朱震所建构的这种易学传承谱系，可以看出他本人对图书易学及象数易学的偏好。他甚至将《河图》《洛书》等易图置于义理易学之前，以强调图书之学的重要意义，而这对于两宋之际图书易学的传承与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朱熹《周易本义》将《河图》《洛书》放在《周易》之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胡渭评曰：
《周易》古经及注疏，未有列《图》《书》于其前者。有之，自朱子《本义》始。《易学启蒙》，属蔡季通起稿，则又首本《图》《书》，次原卦画，遂觉《易》之作全由《图》《书》，而舍《图》《书》无以见易矣。学者溺于所闻，不务观象玩辞，而唯汲汲于《图》《书》，岂非易道之一厄乎？
胡渭认为《河图》《洛书》首次由朱熹放在易学著述之前，使得河洛之学成为易学研究的先导。当然，胡渭的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按：朱熹《周易本义》成稿于孝宗淳熙四年（1177），《易学启蒙》成书于十三年（1186）。而朱震《汉上易传》三书则早在高宗绍兴五年（1135）就已经成书并进献给朝廷了。由此可见，首先将《图》《书》置于易学著述之前的是朱震。在他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图》《书》视为易学的本源而加以着重研究，甚至“不务观象玩辞，而唯汲汲于《图》《书》”。由此可以说，朱震推动了宋代图书易学的传承与发展，为朱熹易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学术思想基础，更是开启了易学研究的新范式。
朱震重视图书之学，尤为推尊刘牧图书易学的观点。刘牧曾继承陈抟易学，对其二图加以区别，前者为《河图》，后者为《洛书》，由此创立了河洛之学，被称为“图九书十”或“河九洛十”说，而同出于陈抟的邵雍则与之相反，主张“河十洛九”。受到刘牧等人的推动，河洛之学盛行一时，以至于刘牧对宋代易学的影响要远超过邵雍，甚至“南宋的易数学基本上是对北宋刘牧、邵雍二家学说的阐述或改造，没有大的创新”
。南宋初年，朱震作《汉上易传》。尽管他强调自己的易学是“和会邵雍、张载之论”，但却力主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极为推崇刘牧河洛之学，而非邵雍图书之学。“刘牧《钩隐》之名，朱震子发《易传》，亦依刘牧九数之图，十数之书，列于《易图》之首。邵子之学直至乾道、淳熙间，朱子始推尊之。然信从者寡，亦未盛行于世也。”
其实，不仅朱震如此，当时还有南宋初年的宰相张浚（1097—1164）作《紫岩易传》，虽然以义理派易学为本，但其卷末《读易杂说》在论及《河图》《洛书》之时，也皆以刘牧之说为本。
总之，朱震在其易学著述之中，梳理了从孔子之后易学发展的脉络。他重视象数易学，尤其强调图书之学，其目的就是突出象数、图书乃易学发展的正统，这样就为朱震基于以往象数易学的成就，兼采众长，建构系统的易学体系提供了学术铺垫。可以说，朱震对象数易学的推崇极大地推动了当时象数易学尤其是图书之学的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朱震起于南宋，独标象数之帜，尽管没有突出的创造，但他综合前人的象数学的成就，做了自己的阐发。他的《易》图之多，开创了后代许多《易》学家大画其五花八门《易》图的先例。”
宋人冯椅引述晁公武的话，认为朱震易学“以程伊川为宗”。的确，在朱震的易学诠释中，大量引述二程的理学或其易学思想，如：
枉尺直寻，未有能直人者也。故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易传》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礼至而后出也。”
兑为决，三、五相易成夬，故曰“夬履”。或曰：六三不正，何以用之？义取柔济刚也。《易传》曰：“古之圣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刚足以决，势足以专，然未尝不尽天下之议。”
是以君子艰贞。圣人言此明天地将闭，上下各复其所，虽有圣智，莫能止也。《易传》曰：“理当然者天也，众所同也。泰既过中，则变矣。”
纵观《汉上易传》对六十四卦的注解，引用程颐的“《易传》曰”之处，有一百条之多，所言多是社会政治理念与个人道德修养。这正如他在《进易表》中所说“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朱震引用《伊川易传》旨在进一步强化其易理、思想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以提升其学说的权威性。
实际上，朱震对于程颐易学的尊崇，很大程度上来说，与程颐在解释易学的时候义理、象数兼采有直接的关系。程颐在王弼言意之辨的基础上，对言、象、数、意四者之间的关系做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
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管辂、郭璞之徒是也。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
程颐将“意”替代为“理”，认为它不仅是《易》学的本体，也是理学的本体。理是象和数产生的根源，象和数都是理所展现的形式，而数又是象的展现形式，所谓“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象和数所要表达的意义都凝聚在辞中。在程颐看来，易学的目的就在于探讨“理”的存在，所以只要借助对卦爻辞的分析就可以探知象和数所要表达的理。
朱震推崇程颐易学，一方面因为他为程颐后传弟子，更为主要的是，程颐易学兼及象数、义理两个维度，通过“理”统合了以往象数、义理之间的分立状态。如程颐一样，他用《周易》中的太极解释“理”：“易有太极，太虚也。……自万物一源观之，谓之性；自禀赋观之，谓之命；自通天地人观之，谓之理。三者一也。”
朱震将太极解释为“理”，并将“性”“命”“理”视为具有本体意义的、异名同实的概念。这样一来，“理”不仅是朱震易学中的最高范畴，更是其宇宙论、人性论中具有本体意义的核心范畴。
可以说，朱震借助《程氏易传》来作为其易理、思想的佐证或曰结论，这充分体现了朱震对程颐易学及思想的尊崇。更为主要的是，朱震对程颐易学的尊崇，实则是对其理学的肯定与继承，所以在朱震《汉上易传》中“理”“天理”始终是其易理、思想的本原，如曰：
万物散殊，各有其理，而理则一。圣人视四海之远、百世之后如跬步如旦暮者，通于理而已。惟烛理明，则能明乎同人之义。然非克己行之以健，不蔽于欲者，不能尽其道，克己则物我一矣。文明以健，然后中正无私，靡所不应，天下之志通而为一。夫同人之义，以四言该之：文明也，健也，中也，正也。以一言尽之，正而已矣。不正则烛理必不明，行己必不刚，施诸人必无相应之理，反求于心不能自得，其能通天下之志乎？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此合二五两体以言同人之才也。
天阳地阴，鬼神者，天地之大用；人也者，参天地而行鬼神者也。天地也，鬼神也，人也，以分言之则殊，以理言之则一。故观日月之进退，则知天地之亏益矣。观山川之高卑，则知地道之变流矣。观人事之得丧，则知鬼神之祸福矣。
在这里，朱震将“天理”视为宇宙万物、人伦道德的本原，他认为万物不同，各有其理，但也有统一的天理，所谓“万物散殊，各有其理，而理则”一。在他看来，明理旨在成就圣人之德，体认天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在这里，他也提到了体认天理、成就圣人之德的方法：克己、寡欲，而这其实也是对程颐工夫论的继承与弘扬。
总之，朱震易学旨在以程颐《伊川易传》为根本，融合邵雍、张载的易学理论，包容古今各家易说以成一家之言，以程颐所言的“理”来统合诸家诸派，对此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汉上易传》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象数与义理的统一，使道离的状态复合为一。”
朱震对程颐理学化易学的推崇，实际上与两宋之际新学、洛学之争有直接的关系，他此举对于弘扬洛学派易学及理学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现实价值。尽管朱震易学兼采众长，但没有专门就二程理学化易学做深入而系统的传承，以至于朱熹《伊洛渊源录》并没有将他视为程门正统传人。
朱震推崇象数易学，而反对王弼等人的义理易学，希望自己能够兼采众长，以《易传》为宗，传承象数易学。对此，他在《进易表》中对其易学旨趣做了明确的表达，其文曰：
臣顷者游宦西洛，获观遗书，问疑请益，遍访师门，而后粗窥一二。造次不舍，十有八年——起政和丙申，终绍兴甲寅，成《周易集传》九卷、《周易图》三卷、《周易丛说》一卷。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上采魏吴晋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异同，补苴罅漏，庶几道离而复合，不敢传诸博雅，姑以自备遗忘，岂期清问俯及刍荛。昔虞翻讲明秘说，辨正流俗，依经以立注，尝曰：“使天下一人知己，足以不恨。”而臣亲逢陛下曲访浅陋，则臣之所遇过于昔人远矣。
朱震对象数易学颇为倾心，他的易学特点如其所言“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上采汉魏吴晋元魏，下逮有唐及今”，亦即他要发扬《易传》中《系辞》《说卦》象数易学的思想，通过整合邵雍所代表的图书易学与张载的义理易学，并且吸收汉代以来诸家之说，从而形成基于象数之学的易学思想体系，成就一家之言。
朱震重视象数之学，不仅认为易学实则为象学，也认为圣人孔子解易多借助象数而为，如其所言：
易者，象也。有卦象，有爻象。“《彖》也者，言乎象者也”，言卦象也；“爻动乎内”，言爻象也。夫子之《大象》，别以八卦取义，错综而成之。有取两体者，有取互体者，有取卦变者，大概《彖》有未尽者，于《大象》申之。
朱震将《周易》卦爻看成物象的汇集，而《彖传》则是解读物象之义的，《大象》也是兼采象数、义理解读《周易》。总之，朱震认为《周易》的根柢在于象数，思想义理便是象数之学的内涵所在。为此，他汲取了汉唐以来诸家诸派的易学思想，对《周易》进行解读。如：
安贞之吉，应乎地之所以无缰也，故曰“安贞吉”。张载曰：“东北丧朋，虽得主有庆，而不可怀也。”虞翻以月之生死论之，曰：“从震至乾，与时偕行，消乙入坤，灭藏于癸，坤终复生，阴阳之义配日月。”其大致则同。
关子明曰：“乾来内坤往外，则君子辟，小人阖，故名之曰泰；反是名之曰否。”作《易》者，其辟君子而通小人之阖也，故以君子名其卦。在卦气为正月，故《太玄》准之以达交。
二者，君之位。《春秋传》晋文公将纳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杜预曰：“大有九三爻辞也。”则卜偃时，读《易》作公用享于天子，杜预亦然。京房曰：“享，献也。”干宝曰：“享，燕也。”姚信作享祀。义虽小异，然读为享则同。今从旧读。
裒，郑、荀诸儒读作捊，取也。《字书》作掊。山在地中，则高者降而下，卑者升而上，高卑适平。刘表曰：“谦之为道，降己而升人者也。”
朱震对古今尤其是汉唐以来诸多易学家如子夏、京房、郑玄、虞翻、荀爽、王弼、王肃、关朗、杜预、孔颖达、李鼎祚、王昭素、胡旦、邵雍、张载、程颐等人的解释多有采摭，对老子、庄子、荀子、列子等人的思想也做了采纳，充分体现了他在易学解释上兼采众长、择善而从的特征。从内容的解读来看，朱震不仅注重象数，也注重义理；不仅注重考据，也注重易理、思想。换言之，朱震解易广征博引，浩瀚博大。当然，由于他缺乏对各家各派的融会贯通，没有完成各种思想的整合，使得其《易传》显得颇为博杂。
另外，在易学解释的方法上，朱震也是兼采众说，如有爻位说、互体说、卦变说、卦气说、纳甲说等，以期从多种角度解读《周易》经传。例如：
四以五为外，内外相形，而后有者也。六四当位，不内比于初，绝其系应，外比于五，守正不动，则相比以诚矣，故贞吉。五以德言之，刚健中正，贤也。以位言之，君上也。以正比贤，以臣比君，外比之所以吉欤？《易》曰：“东北丧朋，安贞吉。”六四之谓乎？
是以日月会为牵牛，万物成于艮，故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此以九四互体论坤震之义也。坎为律，刑罚也。坤为众民也，艮止也。圣人之动，必顺乎万物之理，法之所取，必民之所欲也，法之所去，必民之所恶也。故法律止于上，刑罚清简也。众止于下，民服从也。故曰“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此以互体之坎变艮推广坤震，以尽豫之义也。
不曰“乾行”者，周而复始也。纳甲之说，乾纳甲子、甲寅、甲辰，而壬在其中；纳壬午、壬申、壬戌，而甲在其中。坤纳乙癸亦然。《易传》曰：“后之治蛊者，不明乎圣人先甲后甲之戒，虑浅而事近，故劳于革乱，而乱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
朱震在解释易学的方法上，兼采众长，从不同角度包括象数、义理等对卦爻进行深入分析，尤其对汉代易学解释中的卦变说颇为推崇，这为他解读《周易》、建构新易学思想体系提供了学术思想资源。朱震所采集并运用的这些方法，从时间跨度上涉及了从先秦到宋代，遍及古代易学解释的诸多方面，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集众家易学为一体的新易学体系，乃至儒学体系。对此，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朱震易学的目的，“就是以太极为易学之最高范畴，将汉唐的元气论与北宋时期的体用论思想结合；以象数为易学研究之基础，以‘变’为核心，统领古今易学提出的各种象数体例；以卦图为解释易学的工具，融北宋图书学与汉代象数学于一炉；以义理为易学之归宿，吸收了传统儒家和北宋新儒学思想”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朱震这种博杂的方式，也使得彼此牵合之处甚多。正如元人胡一桂所说：“变、互、伏、反、纳甲之属，皆不可废，岂可尽以为失而诋之？观其取象，亦甚有好处，但牵合处多，且文辞繁杂，使读者茫然不能晓会，看来只是不善作文尔。”
总之，朱震身处两宋之际易学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象数易学、义理易学齐头并进，互相角力，但实际上各家各派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互相汲取对方的思想与方法。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象数易学尤其是汉代象数易学受到忽视，朱震希望整合汉唐象数易学以及宋代义理易学、图书易学，重建新的易学体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汉上易传》在形式上融象、数、图、辞于一体，在内容上融汉唐象数学与北宋先天河洛之学为一炉。象数与义理俱足，图文并茂的成书体例，提升了易学的思辨性。”
何况，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王安石《易解》所代表的官方易学及其新学也受到了质疑，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新的易学、儒学出现，朱震作为二程再传弟子，希望在推崇二程易学的基础上兼采众长，弘扬理学化易学。
朱震易学解释的起点尽管是注重象数之学，并兼采义理之学，而其易学的落脚点最终在于传承理学、弘扬易学经世致用的精神，所以他在易学解释的过程中多次就人伦道德、社会政治发表自己的看法，如：
君子自克，人欲尽而天理得则诚，诚则化物无不应。有不应焉，诚未至也。上六极谦至柔，九三当应，止于下而不来，故鸣。
可以说，朱震借助易学诠释，不仅充分表达了他对天理的认知与体悟，更是针对修身明德、治国理政发表了很多自己的看法。如他强调修德明理要有“诚”“寡欲”等。
朱震不仅借助易学诠释的形式，就人伦道德、纲常名教发表自己的看法，更是通过“以史证易”，亦即杂引诸多的历史史实来论证自己的思想，如：
《易传》曰：“膏泽不下，威权已去，而欲骤正之，求凶之道也。”鲁昭公、高贵乡公之事是也。若盘庚、周宣修德用贤，复先王之政，诸侯复朝，以道驯致，为之不暴，又非恬然不为。若唐之僖、昭也，不为则常屯，以至于亡矣。
封建自上古圣人至于三代不废，享国久长。秦罢侯置守，二世而亡，此封建不可废之验也。患封建不得其道耳。得其道者，建万国是已。夏承唐虞，执玉帛者万国。成汤之时，七千七百七十三国，成周千八百国。而夫子必曰：建万国者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众建则多助，少其力则易制。观此，则周官诸侯之制，疑若非周公之意也。
究其所以然，则知救之之道；虑其将然，则知备之之方。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虑之深，推之远，故能革前弊，弥后患，久而可行。图始者至矣！汉尝削诸侯之地矣，唐尝讨弑君之贼矣，令下而兵起，言出而祸随，昧治蛊之道也。
朱震在其易学解释中多借助古代的历史史实来证明其思想的正确性，比如他在谈论为君之道的时候就用鲁昭公、高贵乡公不重民生，导致了权丧身死的局面，相反盘庚、周宣王等人则以民为本、注重修德，以至于中兴了先王的事业。另外，朱震还借用历史史实来证明治国理政当注重封邦建国，他认为夏商周就是因为广泛地封邦建国，所以享国时间久远，而秦朝废除封建制，以至于“二世而亡”。在朱震所引用的史实中，多以为政之道、道德修身为主，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程颐“以史证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朱震注重易学解释中历史史实的融入，这其实也是对程颐“以史证易”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此举更是推动了两宋之际史事派易学的发展。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将中国古代易学发展总结为两派六宗，其文曰：
《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
四库馆臣认为古代易学的发展当为两派，即象数派、义理派，而象数派又分为占卜、禨祥、造化三宗，义理派又分为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其中，义理派中的史事宗，在胡瑗《周易口义》、程颐《程氏易传》中都有体现。朱震“以史证易”的解易方法中，甚至多次直接借用程颐所言，更是将经世济用服务于现实政治作为基本宗旨，对此，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
朱震宗法《程氏易传》以史事阐释易理，故其常直接引用《程氏易传》作为史料来源，自述史事也俯首可得，比比皆是。从材料的选取上看，以上古、三代之事居多，近世史事多以正、反面结合论证，主题大多围绕伦理展开。
可以说，朱震“以史证易”基本上继承并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及成果。虽然四库馆臣认为李光、杨万里注重“以史证易”，是史事易学的代表，但实际上这离不开程颐的开启，更离不开朱震的继承与推动，从而形成了南宋初年李光、杨万里等所代表的史事易学一宗。换言之，在宋代史事宗易学的发展中，朱震是上承胡瑗、程颐，下启李光、杨万里的重要学者。
可以说，朱震作为宋代易学发展历程中非常重要的学者，他的易学解释采取了孔子之后所出现的各种解易方法，其目的便是要最大限度地解读易理及圣人之道。“以史证易”作为易学解释中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自然也为他所继承发展。他与程颐一样，运用上古三代的历史史实以证明他们所提出的为政之道、道德修身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合理性，由此进一步推动了史事派易学的发展，更是由此进一步传承、深化了理学化易学的发展，促使二程洛学在两宋新学、洛学之争中最终胜出，成为南宋时期易学的主导。
总而言之，朱震作为两宋之际重要的易学家，鉴于当时易学发展重视哲理而忽视象数、图书易学的现实，从孔子《易传》开始重新梳理并建构了基于象数易学的传承谱系，由此肯定了象数易学的正统性、合理性，推动了象数易学、图书易学尤其是汉代象数易学的传承与发展。正如萧汉明所言：“在汉代象数易学长期湮没无闻的背景下，有朱震出而复振其学，其有功于汉易实有胜于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
更为主要的是，朱震以此为基础，重建了基于象数易学的易学集大成体系。可以说，朱震重视象数之学，同时兼采义理之学，这种易学解释的思想与方法，是南宋初年易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同时代的郑刚中、郑东卿、项安世等人皆是如此。
不仅如此，朱震汇集了汉唐之际的象数易学以及宋代图书易学、义理易学的思想与方法，兼采众长，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了系统而庞大的易学体系，传承了圣人之道，正如朱震在绍兴六年（1136）初向高宗皇帝进呈的奏章《进易表》中所云：“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上采汉魏吴晋元魏，下逮有唐至今，包括异同，补苴罅漏，庶几道离而复合。”朱震可以说是以往易学的集大成者，旨在传承《周易》所承载的圣人之道，更是想以程颐易学为主导，整合象数、义理之学两者的分歧，建构系统的易学体系、儒学体系，诚如有的学者所言，朱震“通过运用大量汉代象数学的注经方式，兼采宋代义理与图书易学，建立了融汉宋为一体的易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