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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魏了翁创办蒲江鹤山书院、靖州鹤山书院，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开宗立派，发展理学，在四川及中国书院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以求仁、明人伦为教育目的，实践经学思想，既继承发扬理学，又勇于超越创新，针砭学界流弊，其教育思想颇具现代价值。
关键词 ：魏了翁 书院 教育思想
2020年是南宋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创办鹤山书院810周年。魏了翁是朱熹之后继承并发展朱子学的著名人物，在宋明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鹤山书院是四川最著名的书院之一，历史悠久，魏了翁在此讲学授徒，著书立说，确立学派，发展理学，与叶适等著名思想家交往，培养了众多人才，在四川及中国书院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时蒲江鹤山书院藏书十万卷，其规模之宏富，实为宋代各书院之首，甚至超过了当时朝廷秘阁所藏。魏了翁创办鹤山书院为宋代新儒学和巴蜀学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宋明理学史、经学史、教育史和巴蜀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鹤山书院创办810周年之际，探讨魏了翁书院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认真挖掘其内在的价值，吸取其可供借鉴的思想，为现代化事业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中华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并对四川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魏了翁一生共亲手创办了两所鹤山书院，即蒲江鹤山书院和靖州鹤山书院。在办书院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开禧二年（1206），因为父母年迈患病，所以魏了翁选择辞掉京官，改任四川的地方官，陪伴父母于次年回到蒲江。
嘉定二年（1209），魏了翁父亲逝世。他守丧期间，在父亲墓地旁的蒲江白鹤冈下创建了鹤山书院。鹤山书院的创建，始于嘉定二年，完成于嘉定三年（1210）春。正值准备参加秋试的邛州学子没有讲习之所，魏了翁便把他们作为书院的第一批学生招来授业。由春至秋，经在书院学习半年后，这批学生参加类省试，上榜率极高，考中者“自首选而下拔，十而得八。书室俄空焉，人竞传为美谈”
，其中包括考取第一名即“类元”的王万里。尽管鹤山书院开办的第一年就取得了考中“十而得八”的好成绩，一下子声名远播，更多学子慕名而至，但魏了翁却认为，“是不过务记览为文词以规取利禄云尔”
。他明白现在的学生为了科举，只专注于背诵记览文章词句，而对义理却知之甚少。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魏了翁扩建书院，增修房屋，扩大了规模，修建了由叶适题字的“师立斋”。又将家中原本就有的一些藏书，以及后来他入京任秘书省正字时，将禁中书籍抄录带回的一些，并搜集寻访公家、私人所刊行之书，包括朱熹学生辅广和李方子赠送给魏了翁的朱熹的著作，共得十万卷，藏于书院的“尊经阁”内，由四川著名学者、被打入“伪学逆党籍”的刘光祖为之作记。魏了翁《书鹤山书院始末》记其事云：“某又得秘书之副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以附益而尊阁之；取《六经阁记》中语，榜以‘尊经’，则阳安刘公为之记。”
其藏书量居全国书院之最，就是为了让学生能够诵读儒家经典以及理学家朱熹等人的著作，以求懂得义理是非。魏了翁阐明办书院的目的，不是为了务记览为文词以获得功名利禄，不在于科举考取率的高低，不是为科举服务的，而是为了明义理、贯彻理学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培养品德高尚的人。
此次魏了翁讲学于蒲江鹤山书院，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到嘉定四年（1211）冬，知汉州离去，后在四川各地任地方官。
嘉定十一年（1218），魏了翁在知泸州任上，其母亲病逝。于是魏了翁回到家乡蒲江守丧三年，并在蒲江鹤山书院教书，与堂弟魏文翁、友人李坤臣一起读“三礼”等儒家经典，并带动学生们形成了一股学习热潮，师生之间教学相长，各有收获。
魏了翁在蒲江鹤山书院讲学的前后四年半的时间里，著书立说，授徒讲道，传播理学，“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宋史·魏了翁传》，可谓对理学传播发展的一大贡献。后来多名学子先后考中进士，桃李满天下的魏了翁也为提高蜀地的教育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
嘉定十六年（1223），功利学家叶适去世，终结了以朱熹、陆九渊等人为代表的南宋学术的鼎盛期。第二年，宋宁宗驾崩，权臣史弥远胁迫杨皇后，拥立宁宗的远房堂侄赵昀继承皇位，即为理宗，而把原来的皇位继承人赵竑封为济王，出居湖州。其后赵竑被部分湖州兵民逼迫为帝，兵败后被史弥远逼死。之后，魏了翁对史弥远专权包办皇位废立之事表示不满，结果被朝廷革职，贬往靖州居住。
宝庆二年（1226），四十九岁的魏了翁抵达谪所靖州（今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靖州地处偏僻，较为落后，当时居民不满四十户，但士风民俗淳朴。被贬的魏了翁人生地不熟，少了应酬，更少了公务，时间充裕的他又一次选择了教书治学。不久，当地和外地学者纷纷前来求学。于是，魏了翁在靖州城北的纯福坡修建了鹤山书院，作为教学授徒、读书治经的场所，以教授当地的少数民族之士为己任。这是魏了翁继在蒲江创建鹤山书院十六年之后亲自创办的第二个鹤山书院。靖州鹤山书院的创建，沿用了蒲江鹤山书院之名。
同时，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理学家张栻的门人张忠恕、心学家陆九渊的后学袁甫、四川学者虞刚简等诸多学者也始终与魏了翁保持着联系。
魏了翁在偏僻的靖州教书育人，和友人进行学术交流，把比较先进的汉文化带到了苗乡侗寨，培养了当地的少数民族人才，促进了靖州文化教育的发展。其中，不少湖湘、江浙、广西的学子，不顾他已是获罪被贬之人，不远千里前来求学，其中包括陆九渊之子陆持之的门人叶元老，绥宁的戴立本，全州的滕处厚、蒋公顺，以及四川学者高斯得、程掌、虞兟等人。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绍定四年（1231），魏了翁五十四岁时，朝廷恢复他的官职，但他上书请求返回家乡蒲江，而不担任职务。魏了翁流放的这五年一直在靖州鹤山书院教书。后来理宗皇帝为了表彰魏了翁的教学活动，特御书“鹤山书院”四大字为赠。这段教书经历，不仅提高了魏了翁的声望，传播了理学及其教育思想，更重要的是教育活动十分成功，甚至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而在学术研究上，魏了翁在靖州办鹤山书院期间，把儒家经典和后世对经典的解读重新整理编订，以儒学原著为依据进行解读，撰写了《九经要义》等著作。他坚持自主思考，善于反思，既批判汉学的烦琐和宋学的空洞，也不盲从理学大师的解读。他认为，读书首先要自己脚踏实地，像汉学那样对经典原文“要一字一义不放过”
，在对原文含义加以训诂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像宋学那样探求经典原文所包含的道理，最终求得儒学的“活精神”，即把宋学义理与汉学训诂结合起来，分别吸收宋学重义理和汉学重训诂的长处，而克服各自的不足，并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来创新理论，发展经学。
这种思想也表现在他对儒家经典《周易》的研究上。他不仅认真把握象数的含义，也注重从这些含义中阐发儒家义理，认为“易学则义理、象数俱当留意”
，逐步形成了折中易学义理派与象数派的倾向，并最终完成了《周易集义》的写作。
魏了翁从事书院教育所面临的最大课题是要解决受教育者求学的目的问题，这因科举和教育的弊端日益严重而更显得重要。他一再强调，要端正学者的求学态度，以“求仁”“明人伦”为教育的目的，向学生贯输理学的价值观，使学生认识到，读书固然重要，但必须是以“求仁”“明人伦”为目的。他说：“圣贤之学在于求仁。”
读书不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尽管人们可以做官，也可以参加科举，但不论是居官，还是求学，都必须以义理为指导，目的在于“求仁”，否则教育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培养出来的人只会给社会带来不利，从而使社会更加腐败。从学风、士风、朝风到整个社会的民风民俗，都得靠教育来维系，这是魏了翁对教育寄予的希望，也是他对教育高度重视的表现。他在企图解决教育面临的课题时，所提出的把握教育发展方向的观点，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不仅是对当时追逐语言文词之末的一种批判，而且强化了义理思想在教育领域的贯彻。
魏了翁培养的考取“类元”的鹤山书院著名弟子王万里即是明人伦的典范。魏了翁说：“予友人王万里时为博士，应诏言事，其略有三：一曰厚风俗必本于明人伦。”
强调明人伦的重要性，体现了教育的重要目的在于培养良好的社会风俗，而必本于明人伦。
魏了翁撰《书鹤山书院始末》，详细记述了自己建书院的目的：“了翁曰，是不过务记览为文词以规取利禄云尔。学云学云，记览文词云乎哉？……退而聚友于斯，藏修息游于斯，相与诵先王之遗言，随事省察，万有一不坠厥初，以为朋友羞，尚不虚筑室贮书之意也。”
他称自己是“穷乡晚进”之人，虽然通过了科举，涉入官场，但过去所学未能尽信。请免官回乡，退而聚友于书院，与诸学者诵读经典之遗言及朱熹的著作。阐明其办书院的目的不是为了记览文词以获取功名利禄，而是为了传播“先王遗言”，随事省察，目的在于“求仁”“明人伦”，以求不失善良之本性和人的初心，即以义理思想教授学者。这就是魏了翁筑室藏书建书院讲学的目的，体现了魏了翁的书院教育思想。
魏了翁创办鹤山书院，刊印理学书籍，主持书院教学，为四川培养了不少理学人物；他以书院为基地，彰明传播理学的宗旨，著书立说、讲学交流、确立鹤山学派，不仅扩大了理学在蜀地的影响，也最终使理学占据了宋代四川学术文化发展的主导地位。
魏了翁鹤山学派的创立，在巴蜀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鹤山学派主要由魏了翁家学和他的弟子组成，其中大部分是蜀人，或从学于魏了翁的外地学者。他们占据了南宋后期思想界的重要位置，其卓越的学术、教育活动，不仅促进了理学的发展，也促进了蜀学的发展。魏了翁集宋代蜀学之大成，享有“南方共宗鹤山老”
之盛誉。《宋元学案》专门为鹤山学派立《鹤山学案》，给予较高评价，认为在魏了翁兄弟中，了翁闻道最早，又集诸家学术之长而发扬光大，成为魏高氏家族学术思想的带头人，即鹤山学派的代表人物。
鹤山学派中有不少当时的著名人物，如抗击蒙古军进攻、牺牲在战场上的高稼，深研学术而有成的高斯得、吴泳、税与权、史绳祖，治理有方、官居丞相的游似等。据不完全统计，鹤山学派中人物，《宋史》为之立传的就有八人，为进士（包括进士第一）者达十四人。除魏了翁以外，鹤山学派重要人物有：高载、高稼、高崇、高定子、魏文翁、高斯得、王万、史守道、程掌、吴泳、牟子才、税与权、史绳祖、游似、蒋重珍（状元）、叶元老、蒋山、滕处厚、蒋公顺、李登、许德夫、文元等。鹤山学派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是宋代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巴蜀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魏了翁作为鹤山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蜀学乃至整个巴蜀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
魏了翁在靖州创办第二个鹤山书院时，对儒家经学做了大量的研究，著《九经要义》等经学著作，并与诸生讲经学。魏了翁的经学思想是以宋学为主，而又兼采汉、宋，实开明清之际“舍经学无理学”思想的先河。魏了翁经学思想的特色不仅在于他以宋学为主而批评汉学，而且在于他在宋学内部对宋学加以扬弃，对汉学加以吸取。其对宋学的扬弃表现在他批评宋学学者只讲义理，而不讲义理的来源、根据，脱离训诂考据，流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弊端，使所讲义理缺乏根据。由此他主张义理从考据出，把求义理与训诂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他对汉学的吸取表现为重视“名物度数，音训偏旁”，强调“名物度数，有一不讲，便是欠缺”
，提出“一字一义不放过”
的重考据的思想，这是对汉学的继承，其目的在于从训诂考据中求义理，而不是为考据而考据。魏了翁指出：“名物度数，音训偏旁，字字看过，益知义理无穷。”
他认为义理蕴藏在经典的字里行间，要掌握义理，就需要对儒家经文做一番深入细致的考据工夫。为达到此目的，在魏了翁看来，吸取汉学重训诂的长处是必要的。魏了翁兼取汉、宋的经学思想特色有对朱熹思想借鉴的因素，这预示着经学发展的方向。
也就是说，魏了翁经学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兼容汉、宋，既对汉学烦琐释经，严守师法、家法，讲灾异谶纬的流弊以及汉唐经学家“疏不破注”“惟古注是从”的学风提出批评，又吸收汉学重视训诂考释的治经方法，把义理与训诂相结合，兼容汉、宋，开明末清初重考据学、文字训诂学、音韵学和校勘学的先风。二是批评宋学兴盛后出现的只讲义理而不讲义理的来源根据，把朱熹对经典的解说作为猎取功名利禄的手段的弊病，魏了翁既宣传朱学，又不盲从朱熹，而是超越朱学，勇于创新，求之于“圣经”来寻找思想理论的根据。这两个特点在经学史上影响甚大，体现了魏了翁经学思想的重要性。
由此出发，魏了翁提出超越朱熹，直接从儒家“圣经”中求得“活精神”，并落实到社会实践中去的思想。他说：
又见得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又非一一精体实践，则徒为谈辩文乘之资耳。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
魏了翁把朱熹等先儒对经典的解说，看成是“卖花担”上的桃李，而直接从原始经典出发，才是“树头枝底”的桃李，提倡读“圣经”原文。在魏了翁看来，经典原文的重要性超过了“先儒解说”的第二手材料。这里魏了翁所谓的“活精神”，既是古经上的，又是与现实紧密联系着的。魏了翁超越朱学，直接返之于古经而求“活精神”的目的，是为了提供解决现实社会治乱问题的理论依据，通过“一一精体实践”，把圣人之道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及百姓日用中去，而不是仅把“圣经”及先儒的解说当作“谈辩文乘之资”，却不付诸实践。魏了翁超越朱熹而求“活精神”的思想，体现了他理论联系实际，勇于创新的思想特色。
魏了翁在教育中以继承和发扬理学为己任，针砭学界流弊，认为禁理学带来了教育界、学术界流弊盛行的恶果。虽然学界流弊早已有之，历代皆有，但“庆元学禁”之后却愈演愈烈。魏了翁指出了这种情形，他说：“（理学）奚其伪而被以此名，屏不得传。于是驱一世而纳诸近功浅利之域，以渔猎为学问，以缀缉为文章，以躁切为实才，以贪刻为奉公。……夫学术之不明，其害乃至于此。”
自理学被指为“伪学”，遭排斥而不得其传，当时的学风为之一变。不讲义理的后果驱使一世学子单纯追求狭隘的功利，以至造成学术不明的种种恶果。这带来了学风的猥劣、士风的败坏。虽然南宋朝廷自嘉定以来改变了过去韩侘胄禁理学的文教政策，起用了一些遭贬黜的“伪学逆党籍”人物，但这并未解决人们从思想深处去追求义理的问题。书愈多而学益弊，出现了人们只求祖述朱熹而不去领会其学术精神的新问题。剽窃揣摩之风盛行，求学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缺乏为国家、民众服务的精神。这种求学态度是造成学界弊病的根源，一切缀缉、渔猎、浮浅、华丽的学风和文风均源于此。于是魏了翁大力宣传和表彰理学，以使其得到广泛流传。
魏了翁抨击社会风气的腐朽、官僚士大夫的寡廉鲜耻，最后落脚到学界的流弊，认为一切根本的问题在于教育，在于学术不明、学风不正。这是魏了翁针砭学界流弊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由于不讲义理，学术不明、学风不正，学界出现了一切以“工文艺”“取科第”“善权利”为价值衡量标准的弊端，以及流入佛老、陷于虚无等流弊。对此，魏了翁指出：“师废而民散者乎，父诏子承，师传友习，以工文艺为儒者之巨擘，以取科第为稽古之极功，以善权利为用世之要道。间有不肯自混于俗，则入佛入老，凿空架虚。”
由于师废民散，学界父子相承、师友相传的均是一些追求文辞不求义理、单纯为了科举、追逐权势和利益的不良风气，与理学教育的宗旨完全不符。甚至流入佛老，不讲社会治理，崇尚虚无之风。魏了翁又进一步批判了学界出现的种种坏风气，并企图寻找解决办法。他说：
至近世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诸儒死，士各挟其所以溺于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记问，学之末也，今又非圣贤之书而虞初稗官矣；虚无，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呗土木矣；权利，谊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遗而锥刀豪末矣；词章，伎之小也，今又非骚选之文而淫哇浅俚矣。此宜忧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郁而慨然有感于儒先之教，象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属之；士既散矣，终不可复属邪？有书以属之。……呜呼！得孔颜之所以乐，则必不以务记览、工词章、慕虚寂为能也。
朱熹、张栻、吕祖谦时称“东南三贤”“一世学者宗师”，他们共同倡导的理学，在南宋孝宗朝盛极一时。特别是朱熹，他建立的理学思想体系，其运思之宏博、剖析之精深、逻辑之严密，达到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峰。然而，一种学说发展到顶点，就必然出现弊端，开始向它的反面转化，暴露出其支离烦琐、流于形式、使学者不易掌握它的精神实质等流弊。在思想和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魏了翁肩负两重使命：既要批判“庆元学禁”，为确立理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而奔走；又要解决理学盛行后，有人不按义理办事，使“道问学”流于形式的问题，以扭转靠记诵程朱词章来猎取功名利禄的坏学风。于是，魏了翁一方面要求学者读书，读程朱和其他理学家以及儒家经典之书，以此明示士人求学方向，使其不致陷入佛老等异端，并通过士人影响民众，增强民族凝聚力，不使民众成为一盘散沙，思想失向；另一方面又强调“尊德性”，要求学者在读书的同时，“见孔孟之心”
，领会圣贤之书的精神实质，不能停留在表面“务记览、工词章”的层次上。魏了翁这种“见孔孟之心”的思想，重在“正人心”，充分肯定人心自觉，要求学者共推此心，见善而迁，有过则改，以改变学界的不良风气。这种思想与他的心学理论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预示并体现了宋末至元明学术发展的趋势。
魏了翁的书院教育思想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直至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魏了翁和其他理学家以书院为基地，通过师生传授和讲学而发展流传起来的理学，代表了宋代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尤其在被最高统治集团定为官方学术之后，科举考试非理学不用，这就大大加速了其在教育领域的贯彻推行。由于宋代教育普及，又通过教育把理学从官僚士大夫阶层推广到整个社会，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面貌。这种教育、学术、科举、政治相互统一、相互作用的现象，反映了宋代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种基本事实。
魏了翁从事书院教育活动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在办教育的过程中，他首先批判了最高统治集团对理学的压制，认为这是造成“正学”湮没的根本原因。他向宁宗皇帝建议，为了开阐“正学”，就得提倡理学。由于他的不懈努力，理学在教育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他本人讲学的鹤山书院被理宗皇帝面赐御书“鹤山书院”为赠，这是理学及理学教育逐步被最高统治者接受的一个信号。
魏了翁批评教育界“工文艺”“取科第”“善权利”的不良学风，重视义理，以“明人伦”和“求仁”为教育目的的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体现了其书院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的第二章之（四），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为达此目的，要求做到“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魏了翁不以通过科举而获取功名利禄为目的，而是重视义理，着眼于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树立为社会民众服务的精神，以“求仁”“明人伦”为目的的教育观与新时代的教育改革发展的主题有相契合之处，值得吸取。
《纲要》的第二章之（四）指出：“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这些也正是魏了翁的教育思想所大力提倡的。魏了翁主张“观民以察我道”
，“利民之事，知无不为”
。提出为民、利民，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并强调创新，不拘泥于成说，指出：“又见得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又非一一精体实践，则徒为谈辩文乘之资耳。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
魏了翁不同意只须祖述朱熹的观点，主张不停留在朱熹对经典的解说上，不以先儒的解说为标准，而是强调创新，以原典为诠释的文本依据，在读原典并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发掘适应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思想。
《纲要》（三十二）条在论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时，把“注重知行统一”放在重要位置，以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在这方面，魏了翁真知与笃行相结合、知行相互促进的思想恰与《纲要》的精神吻合。他说：“于躬行日用间随处体验。须是真知得，便能笃行之，得力则所知益明。”
魏了翁主张在躬行日用间随处体验所学之知。在知与行的关系上，魏了翁强调，笃行与真知是不可分割的，真知便能笃行，离开了笃行的知，不是真知；行之得力，则所知益明。这里，魏了翁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知行结合，双方不相脱离；二是知行互相促进，由知带行，以行促知，使知更加明白。魏了翁重视笃行，以是否躬行践履作为是否真知的要素，从知行结合、相互促进的思想出发，批评了知行脱离、只知不行、行不所知的学风。他说：“若书自书，人自人，说自是说底，行自是行底，则全不济事。”
针对当时士大夫中存在的读儒家圣贤之书而实际并不按义理办事，口头说一套，行的是另一套的坏风气，魏了翁指出，要把学习与实行结合起来，不得口是义理，心怀异端和私利，把圣人之学作为升官晋级、装饰门面的工具。如果书本脱离实践，行为违背义理，导致知行背离，行不遵学，那将与世无补，与民无益。这反映了魏了翁知行统一的思想对现实生活的干预，也体现了其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