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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德话语”是我国伦理学界有待于开垦和拓展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予以梳理和分析。
中西方哲学家对道德语言现象的关注很早，也提出了很多观点和论断。例如，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就提出了“文质彬彬”说，主张人之为人应该体现外在语言和内在道德修养的统一，并提出了“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乱德”“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等论断。孔子没有使用“道德语言”这一术语，但他的伦理思想对道德语言和道德语言分析有所论及。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语言是“道德”和“文明”的表现形式，不仅强调“文之为德也大矣”，而且认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是“自然之道”。
刘勰意在强调，语言与人的道德价值诉求紧密相关。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没有使用“伦理叙事”这一概念，但他对道德故事讲述方法的论述与伦理叙事有关。在苏格拉底看来，道德故事对儿童具有不容忽视的道德教化作用，因此，成年人在给儿童讲述道德故事的时候应该注意故事讲述的方式和内容，必须在“应该讲什么”和“不应该讲什么”之间做出正确选择。
西方哲学家对道德语言的系统化理论研究是 20 世纪以后的事情。进入 20 世纪之后，随着分析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以强调道德语言分析为核心任务的元伦理学在英语国家趁势而兴，G. E.摩尔、C. L.斯蒂文森、A. J.艾耶尔、R. M.黑尔、J.迈克等元伦理学家登上历史舞台，猛烈抨击康德、密尔等人所代表的规范伦理学传统，现代西方伦理学因此而出现了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尖锐对峙的局面。元伦理学的兴起和迅猛发展标志着道德语言研究在西方达到理论化、体系化的程度，但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英语道德语言，几乎没有涉及非英语道德语言形态，其局限性显而易见。
在现代西方元伦理学家的理论成果中，摩尔的《伦理学原理》、斯蒂文森的《伦理学与语言》、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黑尔的《道德语言》、迈克的《伦理学：发明对与错》等专著具有代表性。摩尔是西方元伦理学的重要开拓者，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将伦理学的首要问题归结为“善”的定义问题，以“分析的伦理学”指称元伦理学，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极力强调道德语言分析的重要性；斯蒂文森认为伦理学的首要目的是澄清“善”“正当”等伦理术语的情感意义，“道德一致”和“道德分歧”主要体现为“态度一致”和“态度分歧”；艾耶尔将逻辑实证主义立场运用于道德语言分析，将“可实证性”做出强弱之分；黑尔将“道德语言”明确界定为一种“规定语言”，并辨析了它的描述性意义和评价性意义、可普遍化性和规定性特征；迈克基于对道德判断的语义分析，否认道德事实或道德性质的实在性。这些现代西方元伦理学家对英语道德语言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解析，对我们认识、理解和研究英语道德语言具有理论启示，但他们的元伦理学理论存在过分强调反传统性、语言分析、价值中立、道德真理相对性等明显缺陷。
我国伦理学界在引介西方元伦理学的过程中对道德语言有所研究，但没有聚焦于中国道德话语。20 世纪 20 年代，西方分析哲学随着罗素的到访进入我国，张申府、洪谦、金岳霖等人随即对它展开批判性介绍和研究，但在与中国哲学碰撞和争鸣的过程中，西方分析哲学始终处于劣势。改革开放以后，分析哲学重新受到我国哲学界的高度重视，我国伦理学界对西方元伦理学的介绍和研究也开始兴起。万俊人是我国较早介绍和研究西方元伦理学的学者。1989 年，他在《哲学动态》发表论文《科学·逻辑·道德——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纵观》，不仅指出了我国伦理学界不重视西方元伦理学研究的情况，而且对元伦理学在西方的缘起、发展、学科特点等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90 年代初，他又出版《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对西方元伦理学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主要流派等做了更加深入系统的介绍和解析。与此同时，摩尔的《伦理学原理》、斯蒂文森的《伦理学与语言》、黑尔的《道德语言》等西方元伦理学著作被翻译成汉语。进入 21 世纪之后，孙伟平、向玉乔、聂文军等中国学者加入研究西方元伦理学的队伍，并且出版了《伦理学之后——现代西方元伦理学思想》《西方元伦理学》《元伦理学的开路人——乔治·爱德华·摩尔》等著作，进一步拓展了我国伦理学界对西方元伦理学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西方元伦理学的过程中，我国学者对“道德语言”的考察和探究在理论创新性方面建树不多，更多的是在介绍和解析西方元伦理学家的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既没有论及中国道德话语，也没有谈及运用西方元伦理学理论研究中国道德话语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
中国道德话语迄今仍是我国伦理学界缺乏研究的一个领域，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伦理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及其中国化成果、中国伦理学理论的当代建构、西方伦理思想和伦理学理论等论题时，以不同方式论及相关内容，但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显得严重不足，更没有在研究中国道德话语方面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成果。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四个：
第一，中国道德话语在我国伦理学界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孔子、刘勰等人对中国道德话语有所论述，但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道德语言学理论。人们往往热衷于探索未知的、神秘的现实，而对直接的、习以为常的现实通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采取忽略的态度。中国道德话语是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直接现实和习以为常的现实，广泛而深刻地渗透在中华儿女的日常道德生活中，很容易沦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东西，也很容易受到中国哲学家的忽视。
第二，语言分析一直是我国哲学界的薄弱环节，我国伦理学界也不例外。中国哲学家大都不太重视语言分析。从伦理学领域来看，我国哲学家从古至今偏重于研究德性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注重探究德性修养和道德规范性问题，并在这两个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优势和特色，但在道德语言分析方面一直没有对西方哲学家形成比较优势。
第三，我国伦理学界对中国道德话语研究不够的情况与西方元伦理学的当前发展格局有关。20 世纪上半期，英美伦理学界曾经掀起研究道德语言的热潮，并形成了元伦理学在英语国家盛极一时的局面，但由于英美元伦理学家过分沉溺于道德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元伦理学 20 世纪中期就开始在西方式微，规范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则趁势复兴，并在西方伦理学领域重获主导地位，这一历史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伦理学界在当前继续忽略中国道德话语研究提供了理由。
第四，我国伦理学界对中国道德话语研究不够的情况还受到我国伦理学欠发达现实的影响。改革开放 40 多年，我国伦理学在改革和开放的创新驱动下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至今还没有达到成熟阶段。建构中国特色伦理学的理念目前已经在我国伦理学界深入人心，但将这一理念现实化的工作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过去 40 多年里，我国伦理学理论工作者的主要精力被放在构建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工作上，对道德语言、道德心理、道德形而上学等领域的涉足不够深入。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特色伦理学建构步伐的快速推进，我国伦理学界对这些重要领域的研究才被提上紧迫的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