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话语》

一、中国道德话语的价值维度

每个民族都有道德语言，但不同民族的道德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具有巨大差异。中国道德话语主要是全体中华民族共同使用的道德语言，是中华民族用于记载道德生活经历、交流道德思想、表达道德情感、叙述道德意志、说明道德信念、描述道德行为方式的工具，但由于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等原因，我国伦理学界一直没有在此领域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这是我国伦理学研究亟须弥补的不足。中国道德话语自成体系、具有民族特色，对源远流长的中国道德文化发挥着强有力的建构作用，其价值不应该受到忽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道德话语是中华民族伦理价值诉求的语言表达系统。

中国道德话语的主要母体是汉语。它主要是作为汉语的一个子系统而存在的。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它是被全体中华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中华民族借助汉语表达各种各样的意义。在汉语表达的意义体系中，伦理意义居于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道德语言的主要功能是表达伦理意义。中国道德话语也不例外。作为汉语的一个子系统，它由文字、词语、语法、修辞等要素构成，并且借助这些要素表达丰富多彩的伦理意义。所谓“伦理意义”，是体现人类伦理价值认识、伦理价值判断和伦理价值选择的语义系统，其核心要义是人类道德生活的应然性或规律性。中华民族借助中国道德话语来表达其伦理价值诉求，实质上就是要表达我们追求的伦理意义。

很多汉字具有伦理意蕴。《礼记》说：“德者，得也。” 这不仅意指“德”与“得”两字同音，而且意指两者同义。古代中华民族所说的“德”在本然意义上是指“得到”，具体指人们获得仁义礼智信等美德的事实。可见，“德”字蕴含着要求人们以德求得或以得拥德的伦理意涵。有些汉字可以直接表达伦理意义。例如，“忠”字的字形直观地显示出两个方面的伦理意义：一是指“心正”，没有歪心思；二是指“专心”，没有三心二意。因此，“忠”的伦理要义是“忠心”或“心忠”。在汉语中，“忠心”或“心忠”是“忠”字内含的最高伦理要求。

中华民族还非常喜欢用修辞手法来表达伦理意义。《礼记》中有这样一个经典隐喻：“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 其意指，道德是人的本性的根端，音乐是道德开出的花朵。将“道德”隐喻为“性之端”，将“音乐”隐喻为“德之华”，这不仅将“德”与“乐”的关系形象地展现了出来，而且生动地描述了它们的伦理意蕴。在古代中国，人撰写的文字、谱写的乐曲、表演的舞蹈、修建的建筑等都具有伦理承载功能，它们都被视为“心”的产物，而化育外物的“心”则被称为“德心”“文心”“雕龙之心”或“天地之心”。

第二，中国道德话语反映中国作为伦理型社会的现实。

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推崇哲学的民族。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 中华民族对哲学的推崇是全民性的，并且是以伦理学作为核心。“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 众所周知，中国的“哲学发蒙”本质上是伦理思想教育或道德价值观念教育。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伦理型社会。中华民族具有崇尚伦理的悠久传统，历来主张以伦理引导人类生存、将伦理转化为道德、以道德规范规约社会生活，强调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首要地位，因而将中国社会变成了典型的伦理型社会。中国社会从古至今弥漫着浓郁的伦理氛围。人们普遍以弘扬伦理为美、为真、为善，以背离伦理为丑、为假、为恶。

中国作为伦理型社会的现实通过中国道德话语的显耀地位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中国人最重视道德教育，坚持“道德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的教育理念，并且将它付诸落实，因此，几乎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会受到比较系统的道德教育，并且会掌握比较系统的伦理话语体系。在中国，很多人知道“女娲补天”“愚公移山”“司马光砸缸”“岳母刺字”等经典道德故事，能够熟练地引用《周易》《论语》《老子》《孟子》等伦理学经典所使用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者爱人、天下大同、上善若水、恻隐之心等伦理术语。

中华民族普遍喜欢从“伦理”的角度来观察和谈论生活。在中国社会，道德生活就是合乎伦理的生活，它被普遍视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活方式，而政治生活、宗教生活、文艺生活等生活方式则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并且总是被视为必须与道德生活融合的生活方式。中华民族可以对政治、宗教、文艺生活采取超然的态度，但不敢对伦理和道德漠不关心。遵循伦理的规范性要求，过有道德修养的生活，是每一个中国人追求的人生目标。中华民族普遍信奉这样的道德信念：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

第三，中国道德话语对中国道德文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建构作用。

中国道德话语既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建构者。中国道德文化是由中华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道德思维、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行为、道德记忆、道德语言等诸多要素构成的一个庞大体系。中国道德话语在中国道德文化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国道德文化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但它的存在价值不止于此，因为它同时对中国道德文化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建构作用。

中国道德文化得以建构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它能够被中华民族用道德语言表达出来。中国道德话语借助文字、词语、语法、修辞等形式将中国道德文化表达出来，使它内含的伦理意义变成可以言说、交流、沟通、解释、理解的东西，这是中国道德文化得以形成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没有中国道德话语的建构作用，中国道德文化只能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事实上，中国道德文化是历史的、现实的，并且具有未来的发展空间，其历史实在性、现实实在性和未来实在性都需要借助中国道德话语才能得到建构。

当然，中国道德文化对中国道德话语也发挥着同等重要的建构作用。它是中国道德话语旨在表达的内容。如果没有中国道德文化提供的具体内容，中国道德话语没有产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人类发明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表达自己希望表达的东西。中华民族之所以创造中国道德话语，是因为我们要将中国道德文化表达出来。

中国道德话语与中国道德文化的关系本质上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有什么样的中国道德话语，就有什么样的中国道德文化；反之亦然。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中国道德话语了解中国道德文化，也可以通过中国道德文化了解中国道德话语。它们相互映照、相互说明、相互贯通、相互支持。

在如何认识中国道德话语与中国道德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孔子的观点。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借助“君子”概念来论述“文”与“质”的关系。所谓“文”，是指一个人说话、写作的文采；所谓“质”，是指一个人说话、写作的内容。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说话、写作的内容超过他表达它们的文采，就会显得不足，而如果一个人说话、写作的文采超过他想表达的内容，就会显得浮夸。他显然想强调，“文”与“质”般配才是最好的。中国道德话语与中国道德文化之间应该是“文质彬彬”的关系状态。

中国道德话语是具有巨大魅力的道德语言形态，这是因为它表达的内容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道德文化。中国道德文化是具有巨大魅力的道德文化形态，这是因为它的表达形式是特别具有解释力、说服力、感染力的中国道德话语。中国道德话语与中国道德文化的有机结合，演奏出既有美的意境又有善的意蕴的二重奏。中华民族历来追求美善合一的生存方式。我们创造了优美的中国道德话语，并且用它来表达我们向善、求善、行善的道德生活，从而谱写了别具一格、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一部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就是中国道德话语与中国道德文化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