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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德话语的发展沿着民间、官方和学术界三条路径展开，但这三条路径并不是并行的关系，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民间的道德语言具有自由、散漫的特点，但它深受官方道德语言和学术界道德语言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在很多时候受到了官方道德语言和学术界道德语言的引导。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方道德语言是有严格规范要求的道德语言，是“官话”的重要内容，但它源自民间道德语言，并受到学术界道德语言的深刻影响。中国学术界的道德语言是通过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得以创造和传播的，具有思想性和理论性强的特点，但它也与中国的民间道德语言、官方道德语言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交际。中国道德话语的发展路径从古至今一直是交叉融合的状态。
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个民族的道德语言的发展路径都具有交叉融合性。在有国家的社会状态下，民间、官方和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在所难免，但这种“交流”和“合作”有深浅之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只是在很浅的层面推进这种“交流”和“合作”。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例。由于绝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自由主义政治观、经济观和文化观，它们的民间、官方和学术界的关系总体上是比较松散的，民间、官方和学术界除了共同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之外，每一方都具有相当大的独立空间和自由空间。相比较而言，中国民间、官方和学术界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要深刻得多。这与中华民族特别强调国家、民族整合性、统一性和团结性的伦理思想传统有关。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过国家分裂、民族分裂，尤其是在近代遭受了西方列强的残暴侵略和掠夺，曾经一度陷入灭国亡种的危险境地，但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民族的整合性、统一性和团结性。这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也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道德价值观念。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这与中华民族强调国家和民族之整合性、统一性、团结性的思想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国家共同体意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
中国道德话语是在民间、官方和学术界共同努力下建构的一个庞大道德语言体系。在建构该体系的过程中，民间贡献的主要是中国道德话语的实践经验。民间大众处于道德生活的一线，每天说着道德语言，对中国道德话语有着最直接、最深刻的感性认知和体会。他们或者将自己使用的道德语言总结成家训，或者将它概括为“好人有好报”“要做事，先做人”之类的格言、警句，或者用它来讲述道德故事。通过民间的言语实践活动，中国道德话语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得到了最有力的展现和证明。官方的贡献主要在于，它能够利用国家公共权力及其代理者对中国道德话语的发展进行行政性规范和引导，使之能够服务于统治者的政治利益需要。学术界的贡献则不同。学者不仅有能力创新中国道德话语，而且有能力用自己创造的道德语言影响民间和官方道德语言的存在状况。
民间、官方和学术界在建构中国道德话语方面的交流和合作自古以来一直很密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民间的人民大众就普遍以听从圣人之言作为一条基本道德准则；各诸侯国的国王或者拜哲学家为师，或者向哲学家请教，其学习和请教的内容主要是哲学家论述国家治理的伦理思想；孔子、孟子、墨子等哲学家奔波于各诸侯国之间，试图游说各诸侯国国王采纳他们的道德话语体系和伦理思想体系。这种“游说”有时奏效，有时不奏效，但它至少证明了古代中国学术界与官方之间在道德话语体系和伦理思想建构方面存在密切交流和合作的事实。
古代中国民间、官方和学术界在道德语言和伦理思想建构方面的交流和合作能够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间、官方和学术界在建构中国道德话语和伦理思想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在所难免。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样的历史阶段，民间、官方和学术界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无法阻断的。民间代表人民大众，官方代表国家公共权力和政府，学术界代表思想领域和理论领域。中国的不断发展需要同时依靠民间、官方和学术界的力量，三者缺一不可。中国道德话语和伦理思想的建构也必须同时依靠这三股力量才能成功。
第二，民间、官方和学术界在建构中国道德话语和伦理思想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应该有一个限度。物极必反。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限度。民间、官方和学术界应该在建构中国道德话语和伦理思想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但这种“交流”和“合作”既不应该采取僵化、死板的模式，也不应该以一方对其他方的控制为目的。在交流和合作的过程中，各方都应该深刻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坚持权责分明的原则，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具体地说，民间人民大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道德语言和伦理思想，但由于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是分散的、自发的，他们很难建构出系统化的道德语言体系和伦理思想体系，因此，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尤其是在发现自己的理性能力存在缺陷的时候，应该自觉接受官方的规范和学术界的引导。官方的主要职责是治国理政，但治国理政工作与中国道德话语、伦理思想的建构紧密相关，因此，官方不能让中国道德话语和伦理思想的建构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应该利用行政手段对其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规范。学术界的主要职责是从理论上研究中国道德话语和伦理思想，但这种研究既不能脱离民间实情，也不能脱离官方需要。具体地说，中国学者在对中国道德话语和伦理思想展开理论研究的时候，应该将中国学术建立在中国民间基础上，同时自觉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学术研究不能没有自由，但这种自由不能建立在僭越民间实情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基础之上。
第三，民间、官方和学术界在建构中国道德话语和伦理思想方面的交流和合作是一个需要不断磨合的过程。中国民间、官方和学术界在建构中国道德话语和伦理思想方面应该怎样交流和合作？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首先，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工程的高度复杂性，避免犯简单化的错误。民间、官方和学术界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民间有民间的思维，官方有官方的意识，学术界有学术界的想法，如何将它们整合起来并非易事。其次，这一工程的成功推进需要民间、官方和学术界具有相向而行的意识。民间、官方和学术界之间在建构中国道德话语和伦理思想方面的交流、合作应该遵循真诚的原则，彼此具有相向而行的强烈意愿，并且能够坦诚相待，而不是相互猜疑、互不信任。再次，工程的完成需要有可操作的工作机制。既然民间、官方和学术界在建构中国道德话语和伦理思想方面应该交流和合作，那就应该建立切实可行的交流和合作机制。具体地说，民间应该有能够接受官方引导和学术界指导的机制，官方应该有联通民间和学术界的机制，学术界也应该有对接民间和官方需求的机制。
总而言之，中国道德话语的发展路径具有交叉融合的广阔空间。民间力量很强大，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离开民间人民大众来谈论中国道德话语的发展路径问题，这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官方力量很强大，应该受到应有的肯定。没有官方的规范性规约，中国道德话语的发展路径很可能是歪门邪道。在当今中国，有些学者不接受官方的规范性规约，他们对西方道德话语体系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对中国道德话语的当代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和危害。学术界的力量也很强大，应该予以维护。中国道德话语和伦理思想的建构需要中国学术界的思想和理论贡献。没有学术界的思想和理论贡献，中国道德话语和伦理思想的建构必定缺乏思想深刻性和理论系统性。学术界最容易犯脱离民间和官方的错误。学术研究固然应该保持应有的自由性和自由度，但它绝不是随心所欲的极端自由。中国学术界承担着从理论上研究中国道德话语和伦理思想的重任，但这不是在玩“自娱自乐”的游戏。中国学者所使用或所创造的道德话语体系应该是鲜活的，应该密切贴近现实，应该能够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只有将民间、官方、学术界三种力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中国道德话语发展的路径才能越来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