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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有国家的社会状态之后，公共权力及其代理者开始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国道德话语不再仅仅沿着民间路径发展，朝廷开始干预中国道德话语的发展进程，并且增辟了中国道德话语的官方发展路径。
在有国家的社会状态，公共权力及其代理者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不可避免。中国道德话语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将它纳入其统治逻辑之中，试图对它的发展进程进行严密控制。这种控制的根本目的是要将中国道德话语官方化，或者说，它旨在将中国道德话语变成能够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者服务的道德话语体系。
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有利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但这种局面也造成了民众思想难以统一、众声喧哗、百姓无所适从等问题。道家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因而提出了“绝圣弃智”的观点。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反映了道家伦理思想具有“愚民”倾向的事实，应该受到批判，但它却为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采用“绝圣弃智”的统治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应该受到高度肯定，但他统治中国的一些做法也应该受到批评。吞灭六国之后，秦始皇称皇帝，但他推崇迷信、渴望长生不老、实行专制统治，并且在李斯等人的建议之下发动了焚书坑儒运动，其结果是加速了秦王朝的覆灭。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试图统一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皇帝。他焚烧儒家书籍和迫害儒家学者的主要目的是要统一中国道德话语、中国道德文化观念和中国意识形态。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董仲舒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他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西汉时期，我国在先秦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呈现出复兴态势，其中尤其以儒家和道家的影响最为广泛。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制度和统一社会意识形态，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治理方略建议。该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实施，这一方面宣告了主张顺应自然、绝圣弃智、无为而治的道家伦理思想受到了冷落，另一方面也宣告了主张积极入世、崇尚德治、追求积极作为的儒家伦理思想开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性伦理思想。事实也如此。汉武帝之后，儒家伦理思想以及表达儒家伦理思想的道德话语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东汉时期，汉章帝甚至召集全国各地的儒家书生召开了著名的白虎观会议。那次会议在洛阳白虎观召开，由汉章帝亲自主持，持续了 1个多月，与会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儒生。会议结束之后，班固尊奉汉章帝的旨意，将会议内容整理成《白虎通义》四卷，明确提出了“三纲六纪”，特别是将“君为臣纲”置于“三纲”之首。白虎观会议是东汉时期由皇帝和朝廷负责举办的一次高规格学术会议。此次会议的根本目的表面上是要明确儒家推崇的“三纲六纪”，实质上是要统一中国道德话语体系和中国伦理思想体系。
白虎观会议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观点在东汉得到延续的结果。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在极力维护封建专制政权的过程中，总是试图通过统一中国道德话语体系的方式来达到统一伦理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目的。
伦理思想都是通过道德语言得到表达的。道家宣扬“绝圣弃智”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语言体系受到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青睐、欢迎，但它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伦理思想、道德语言与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要求相背离，因而没有得到他们的完全肯定和接纳。相反，儒家道德语言及其表达的伦理思想总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尤其是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够为中国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秩序提供理论依据，因而受到他们的更多青睐和推崇。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既喜欢儒家道德语言体系，又喜欢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因为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其政治需要。
中国道德话语在我国封建社会有一条实实在在的官方发展路径，但这需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客观地加以评价。在先秦时期，诸侯争霸，中国社会处于严重分裂状态，礼崩乐坏情况非常严重，但各诸侯国忙于战争，难以有精力进行文化精神控制，这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此历史背景下，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建构的道德语言体系能够同时并存，中国道德话语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存在格局。在秦朝统治时期，秦始皇发动了“焚书坑儒”运动，试图以此手段统一伦理思想、道德语言体系和维护中央集权，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汉朝，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比较稳定的历史时期，封建统治者统一伦理思想、道德语言体系和维护中央集权的愿望和能力空前增强，于是发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历史地看，那场运动对道家、法家、墨家等伦理思想流派、道德语言体系起到了遏制作用，同时突出了儒家伦理思想、儒家道德语言体系的地位。它是我国历史上由官方发起的一次以统一伦理思想、道德语言体系和维护中央集权为目的的社会文化运动，其影响是深远的。
需要指出的是，自汉朝以来的中国封建王朝一直试图实现统一伦理思想、道德语言体系和维护中央集权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及其余波的影响下，道家、墨家、法家的道德语言体系和伦理思想体系确实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抑制，但它们从来没有彻底消失过。它们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确实不能与儒家相提并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没有影响力。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历来是多种道德语言范式和多种伦理思想范式并存、争鸣的状况。先秦时期是各种伦理思潮和道德语言体系争鸣、竞争的时期，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焚书坑儒”并没有焚尽天下书，也没有对儒生赶尽杀绝，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在伦理思想和道德语言体系方面的平衡。汉朝以后，佛家伦理思想和道德语言体系被引进。儒释道三种伦理思想体系和道德语言体系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语言体系的主流。
中国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形成某种道德语言和伦理思想独霸天下的局面。被汉朝统治者寄予厚望的儒家道德语言体系和伦理思想体系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官方途径建构全国统一的道德语言体系和伦理思想体系，但这显然是一项没有完成的工程。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统一道德语言体系和伦理思想体系的工作必定极其困难。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
其意指，担任国君的原则是必须首先考虑百姓的生存问题；通过损害百姓利益的方式来奉养自己，这就好比依靠割自己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人却死了；如果想要天下安定，就必须首先端正自身，世界上绝对没有身正影子斜的情况，也不存在上面治理好了下面发生动乱的情况。唐太宗说的话对我们是有启示价值的。它至少暗示我们，国家治理者最重要的使命是心系百姓、情系百姓、服务百姓，而不是忙于其他的事情。
中国道德话语是全体中华民族使用的道德语言体系。无论从它的起源还是发展历程来看，它都是一种多元化的状态。历史地看，恰恰因为中国道德话语及其表达的伦理思想从古到今没有统一成单一的形态，中华民族在道德文化精神上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内在张力，这不仅为中国道德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将中国道德文化、中华文明与其他民族的道德文化、文明从根本上区别了开来。
在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朝廷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过中国道德话语及其表达的伦理思想的发展轨道。朝廷所能做到的主要是想方设法引导中国道德话语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这暗示我们，在有国家的社会状态下，国家公共权力及其代理者“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用合理的方式引导人民的所思所想、所说所言和所作所为，而不是简单、粗暴地禁止人民的所思所想、所说所言和所作所为。历史地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封建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来加以宣扬并不具有哲学合理性，因为他们的做法并不体现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要求，但它具有历史合理性，即它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对核心价值观的实际需要。
要合理引导中国道德话语的发展，官方必须提出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伦理概念、伦理术语、伦理命题和伦理思想。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之所以总是对他们倡导的道德语言体系和伦理思想体系采取创新发展的态度，是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他们倡导的道德语言体系和伦理思想体系不能受到人民大众的喜爱和欢迎，他们对人民大众的所思所想、所说所言和所作所为进行的伦理引导就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这必然会影响到他们试图维护的封建统治秩序。正因为如此，明智的封建统治者往往会寻找机会倾听人民大众所说的道德语言、所思考的伦理问题和所采取的道德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