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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并不使用“语德”这一概念，但有使用“口德”一词的传统。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恶语伤人，另一个人很可能以“请你积点口德”来加以回应。所谓“口德”，是指人说话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出于学术性考虑，我们将中华民族常常挂在嘴边的概念“口德”转换成“语德”。
要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的语德，我们需要首先了解自身使用语言的情况。中华民族通常把人说的话称为“言”，有时将其与“语”等同、连用，因此，“讲话”被说成“发言”，“说大话”被说成“大言不惭”，“说话算数”被说成“言而有信”，“说假话”被说成“言不由衷”，“不喜欢说话的人”被说成“少言寡语的人”，“说话声音小”被说成“轻言细语”，“说疯话”被说成“疯言疯语”。“言”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常用词语。
中华民族历来高度重视说话的艺术性和伦理性。在中国，如何说话既是一个技巧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作为一个技巧问题，它反映中华民族说话时使用语音语调、遣词造句、运用修辞等方面的技能状况。作为一个伦理问题，它反映中华民族对说话的伦理功用、语言与道德的关系、言的道德正当性等问题的认识、理解和把握情况。
中国哲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华民族的语德。作为道家伦理学的开创者，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很多与语德相关的概念和论断。他倡导“贵言”，认为贵言“悠兮”
，意指不轻易夸耀自己的功绩才能逍遥自在；倡导“希言”，认为“希言自然”
，意指少言才合乎自然之道；倡导“善言”，认为“善言，无瑕疵”
，意指表达得体的话是无可挑剔的；倡导“美言”，认为“美言可以市尊”
，意指美好的言论可以赢得人们的尊重；倡导“信言”，认为“信言不美”
，但它是真实可靠的，意指人应该说真话；倡导“不言”，认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意指圣贤能够用无为的方式处理事情和教化人。在老子看来，“言”反映人的智慧，这种智慧不是以一个人说话的多少来衡量，而是以一个人说话的方式来衡量。他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其意指，有智慧的人不会随便说话，随便说话的人没有智慧。
老子所说的说话智慧具有伦理意蕴，实质上是指人的语德智慧。他没有使用“语德”概念，甚至没有提及“言”与“德”的关系，但他对各种“言”的论述都是围绕道家主张道法自然的伦理观展开的。我们不难发现，老子将他的自然主义伦理观运用于关于“言”的道德思考，认为言不在多，贵在得当。他明确反对“多言”，认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根据老子的自然主义伦理观，“多言”似乎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老子尤其反对人们在道德教育的时候唠叨、啰唆，主张以“不言”达到教化人的目的。
作为儒家伦理学的开创者，孔子论及语德的地方非常多。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段话至少包含三个与语德相关的内容。首先，“言”是人类道德生活的重要内容。人类道德生活涉及名、言、礼、乐、刑罚等方面，“言”在其中占据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其次，“言顺”是人完成一定道德行为的重要依据，“言不顺”会导致人的道德行为受阻。再次，“言”是连接“名”（理由）和“行”（道德行为）的纽带，因此，“言”必须有道理，并且一定可以实行。最后，人应该培养君子的品德，严肃对待自己的“言”，在“言”方面不马虎、不草率。
孔子也没有使用“语德”概念，但他强调“言”与“德”的紧密关联性。他深刻认识到了“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的事实，认为有道德修养的人一定有出色的言论，有出色言论的人不一定有道德修养，但他本人主张“言”和“德”的融合、统一。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君子会因为自己的言语超过行动而感到羞耻。孔子追求的是言而有信，是“言必信，行必果”
。或者说，孔子非常重视“言”的伦理意蕴，要求人们做到言德相通、言德相配、言德合一。
作为墨家伦理学的开创者，墨子也关注和研究与语德有关的问题。他曾经明确指出：“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
有智慧的人心知肚明却不多说，出力多、贡献大却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因而能够名扬天下；说话不在于多，而在于有道理，不应该追求华丽文采，而应该追求明察是非的效果。他还强调：“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其意为，意志不坚强的人不可能拥有高智慧，言而无信的人不可能有什么行为的结果。
“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
墨子认为，言语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是由事物的多样化类别和多种原因决定的，因此，我们在审视和观察人说话的时候不能偏执。在墨子看来，人的言语之中往往隐藏着一定的是非、善恶和美丑观念。他说：“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
其意指，人们为了一言之争而相互残杀，是因为道义比身体更珍贵的缘故。显然在墨子看来，人的言语之中有时包含大是大非、大仁大义的含义，它会激励人们为之挺身而出，甚至杀身成仁。
由老子、孔子、墨子等先哲开创的语德传统是中国道德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他们的伦理学理论中并没有“语德”概念，但是他们对语言的伦理功能、语言与道德的关系等论题给予了深入的关注和研究，并且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伦理思想。这些生活在先秦时代的伦理学家都是具有极高伦理智慧的思想家。他们探究人类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追求“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学术境界，在先秦时期掀起了中国伦理学繁荣发展的辉煌高潮。他们对中国道德话语的最早思考和研究更是立乎其大、成乎其小，尽显中国伦理学在发端之处就融宏观与微观于一体的独特气象、气派和气质。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
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重视语德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伦理视域中，语言与道德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以道德规范规约人的言语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伦理意义。当代中华儿女应该理直气壮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语德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