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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宗教个体的社会行动前，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就是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以及很多时候，宗教个体的行为在根本上都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即用“宗教头脑”（religious mind）来解释为何人们会为虚无的信仰而牺牲现实的利益。在漫长的社会科学研究史中，宗教行为经常被贴上“愚蠢的”“无知的”“疯狂的”甚至是“精神病”的标签，许多非常著名的学者对宗教进行了各种解读。如冯藤内尔认为，宗教的根源在于早期人类的“难以想象的无知”；社会学开山鼻祖孔德认为，人类智力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神学的”或宗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文化是“由情欲驱使的智力活动所产生的幻觉幻想”的奴隶。
弗洛伊德曾说“宗教就是人类普遍的强迫性神经症”。
罗素关于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性的阐述则更为彻底，他认为，“宗教是由于恐惧产生的病症，是人类灾难深重的渊源”。
这也就是说，宗教之所以能吸引信徒，主要的原因不在于理智，而在于一种特殊的情感，即人们对未知世界、神秘事物、生老病死、天灾人祸、挫折失败等人生际遇的恐惧心理。
所以，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劳伦斯·扬纳科内（Laurence.R.Iannaccone）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早期许多著名社会科学家们把其学术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宗教上，其实是因为他们热情地期待后者将会很快消失。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尤其是无神论的人们无法理解也难以相信，因为信仰而做出现世的牺牲是人们的一种理性的抉择，除了冠之以“非理性”的解说，没有人能真正讲清楚宗教活动中那种旁人看起来疯狂而匪夷所思的行为为什么会发生。因此，在以往的文本中和多数的语境下，宗教皈信被认为是“洗脑”的结果，而这个结果被贴以“无知”“迷信”“疯狂”“神经病”等污名化（stigma）标签。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人们对于宗教的认识一以贯之没有例外。事实上，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有对宗教非常有见地的论述。斯密认为，个人利益对神职人员的激励与对世俗的生产者的激励没什么不同；市场力量对教会的约束也与对世俗的企业的约束毫无二致；竞争的好处、垄断的负担和政府管制的灾难对教会和对经济系统中的其他部门都是一样的。这个论断被认为是“在将近 200 年中为经济学家、准经济学家就宗教话题所做的任何论述提供了准则”。
韦伯出于“理解社会学”主体移情的研究视角，也明确地指出那些看似荒诞的巫术或宗教动机之下的行为是理性的：
“由宗教的或无数的因素所引发的行动之最基本的形式，是以此世为取向的……进一步来说，宗教或巫术动机下的行为，相对而言，是理性的，从其最远处的表现看来特别是如此。它所遵循的是经验法则——虽然未必是根据手段与目标考量下的行动。……因此，宗教或‘巫术’的行为或思考必然不可与日常生活里有目的的行动范畴划分开来，这特别是因为：即使是宗教与巫术的行为，其目的也主要都是属于经济性的。”
科尔曼也强调了行动效益是对行动者“本人”而言的。事实上，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同一结果的效益大小是不尽相同的。因此科尔曼说：“局外人认为行为者的行动不够合理或非理性，并不反映行动者的本意。用行动者的眼光衡量，他们的行动是合理的”。
这正如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对于特罗布兰德岛（Trobriand Islands）人的理性思维的研究所揭示的，这些“原始头脑”诉求于超自然的方法只是其最后的办法。为了除掉园中的杂草或修理篱笆，他们不会使用超自然的方法；而想要去影响天气，他们则求助于超自然之力。
尽管对于深受现代文明浸润的我们来说，想要借助于超自然之力来影响天气的行为无疑是愚蠢可笑且不合理性的，但对于置身其中的特罗布兰德岛人而言，这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他们最后的选择，也是非常合乎理性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