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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店是豫西南地区一个中等规模的镇子。它历史悠久，地处交通要塞，北宋时已设县府，距今已有千年之久，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贾往来必经之所，至今境内仍保留有驿站遗址。沈家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下辖 42 个行政村。河南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沈家店有 8 万人口，面积近 280 平方公里，耕地约 17 万亩（近年来由于退耕还林，现耕地面积约为 13 万亩），山地、平原、丘陵各占三分之一。它和许多河南农村地区的普通镇子一样，以农业为基础，作为一个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为祖国的发展与进步默默地贡献着一己之力。
但是，沈家店又是一个很不平凡的镇子。据地方民族宗教志记载，当地有文字记载的正规道观建于公元 498 年，佛教传入的时间是在东晋时期，天主教和基督教则均是在鸦片战争后传入的，其中天主教的河南代牧区设立于 1844年，基督教最早是在 1886 年由英国的“内地会”建起了第一座礼拜堂。当地基督教宗派繁多、道门林立，是豫西南地区基督教“内地会”较早传入的地方之一，被称为“福音镇”。
2016 年课题组负责人跟县宗教局一名工作人员聊天时，据对方粗略估计，本镇登记教会数量能占到全县的三分之一甚至还要多。同时，沈家店的各类庙宇寺观也是香火鼎盛、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沈家店复杂的宗教信仰格局给当地的宗教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对于一些宗教问题不那么突出的地区，乡镇的统战委员往往由副书记、宣传委员或组织委员等其他岗位的人员兼任，所分配的也无非就是学习统战理论、宣传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管理宗教活动场所等日常工作，具体工作内容基本就是“填表”，所谓“填表”就是填写县委统战部下发的关于党外代表人士及信教人数等之类的基本数据信息，更多的工作是协助其他部门搞经济发展。所以，在有的乡镇政府里是没有设置专职统战工作岗位的，而是由党委办公室、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或综合治理办公室等其他部门兼任，甚至出现了“具体负责的部门和领导，谁有空余时间，谁就去完成汇报工作所需要的材料”的情况。
但是，在沈家店这种历史上基督教就非常兴盛的乡镇里，统战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日常工作。用沈家店统战委员的话来说就是，基督教比较“乱”，道门林立宗派繁多，不仅难以管理，而且因为不统一，更容易出现异端邪教
，如“呼喊派”“慧灵教”“东方闪电”等都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负责人第一次进入该地时，还遭到了包括基督徒、当地村干部、普通民众等的盘查和询问，生怕是邪教来拉人入伙的。但是，按照统战委员的介绍，当地平时并没有出现过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团体性的矛盾冲突，倒是基督教内部经常会有一些龃龉。对于乡镇政府而言，尽管宗教信仰状况复杂，但当地统战部门也要力保不出事。从他们的工作中，我们能够窥见基层宗教管理的工作思维、思路与方式，并对基督教和民间信仰的交往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以沈家店作为我们的第一类田野调查地——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同步兴盛。
综而观之，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相互关联而又不尽相同的主张。一种是以戴德生为代表的“内地会”，这一路线有着紧迫的使命感，主张要尽快地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中国人，使他们认识上帝、服侍上帝。因此，每一个“内地会”的成员，都要尽可能地向自己所接触到的普罗大众传福音，多结果子，在信徒的量上实现提升。另一种则是以李提摩太为代表，希望借助于慈善和社会事务等，协助中国进行西化改革、消除异教主义，更长远的福音化中国；在宣教对象上，则认为要尽力以基督信仰影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及社会上居领导地位的士绅阶层。前者走的是基层路线，后者则是上层路线。就沈家店镇的基督教传教来看，执行的应该是第一条路线，早期主要是“内地会”在进行传教活动。
早在 1880 年，戴德生即已派传教士劳玉进入距沈家店近百里的赊旗镇进行传教。1883 年，戴德生亲自来到周口镇传教，修建了河南省第一座基督教礼拜堂。1886 年，戴德生、史立门又买地建了赊旗镇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同年成立了“中华基督教内地会区会”，即民间所称的“中华基督教内地会河南总会豫西南区联会”。1909 年，英国传教士孔好义以典当的方式得到了沈家店所属县城城关的一处私人房产，建了当地第一个基督教堂。由此，“内地会”传入并设立总堂，次年在包括沈家店在内的六个地方设立了分堂，信徒有六十人之多。
然而，伴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兴起，一些爱国基督徒深深意识到：教会不自立就难以继续前行。于是，中国自立教会勃兴，其中以上海余国桢牧师创立的以“自立”为宗旨、以“挽回教权”为核心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最为突出。他提出：“鉴于满清君臣，不明教会真相，竟以保教一款，列入不平等条约。甚至奸徒藉保教为护符，国家视信徒为教民，以致教案迭出不穷。复因宫廷排教，而兼排外，酿成庚子奇耻，蓄意创设自立教会，脱去西会束缚。”
自1906 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成立后，得到了包括河南在内的全国各地教会的热烈响应。
“内地会”进入该地后的前十年，英国传教士都在艰难地独立开展宣教活动。后自 1919 年至 1938 年二十年期间，间歇性地开办了四期教会学校，先后收了二百名学生。但后来随着基督教宣教事业向中国内地不断深入，更多的教派纷至沓来。据《南阳市民族宗教志》记载，基督教在南阳地区有“内地会、信义会、路得会、鸿恩会、遵道会、救恩会、神召会、安息日会、小群派、真耶稣教、耶稣家庭、中华基督教、中华基督教联合会、自立会”等十四个教派。其中，有记载的包括：“民国”十三年（1924 年），中国基督教自立会豫皖教区于境内建立自立会教堂；“民国”十六年（1927 年），中华基督教路德会北部老会在县内两处成立布道所；“民国”三十年（1941 年），真耶稣教会在县城建立分会；“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小群派”在县内设立联络点；1952 年，“耶稣家庭”开始在县内活动。至新中国成立前，基督教各派教会在境内共设教堂、祈祷所、布道所 69 处，发展教徒 4195 人。这也是今天当地教会门类繁多、教派林立的历史渊源。1924 年“自立会”进入县城后，在沈家店镇也成立了支会，由“内地会”同一负责人负责管理。可见基督教在当地教统悠久，影响深远。1944 年，英国、美国、加拿大的宣教士陆续离开，“内地会”的中国牧师王伯虔接管 55 间教会，他与“自立会”负责人蔡学谦牧师交通，消除教派分歧，联结信义会成员，成立了当地基督教联合会，辖 68 个分会，牧养 3672 名信徒。
新中国成立后，处于一穷二白而又外忧内患的境地，民族独立的自豪感和摆脱西方势力控制的紧迫感并存。在此背景下，基督教摆脱“洋教”身份、加入爱国阵营势在必行，“三自”爱国运动应运而生。随着其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与推广，各地基督教群起响应，气氛热烈。但同时，也有些基督教会以“信仰”为由，拒不加入“三自”登记，由此开始了“家庭教会”的发展活动。同全国的基督教一样，沈家店的基督教会也一分为二。“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宗教领袖、骨干信徒、宗教场所及宗教活动受到破坏。基督教整体不分宗派，同其他宗教一样受到了彻底的清扫和打击。
伴随着宗教政策的恢复和落实，基督教重新发展起来。在当地一位有声望的梁长老的建议下，沈家店镇各个三自教会推举骨干负责人成立了教务组，对教务进行讨论和管理。梁长老十分精于人情世故，与镇上的统战委员关系融洽，逢年过节他都跟两三个骨干信徒带些自家的鸡鸭鱼肉、新鲜果蔬，到统战委员家里拜年，东西价值虽不高，但却拉近了双方关系，统战委员一直比较关照他们，沈家店镇三自教会发展自此步入正轨。与此同时，“家庭教会”也迎来了自己的发展机遇。即便教派繁多、派系复杂，但家庭教会普遍以强调赞美为主，唱唱跳跳，形式活泼，比较能吸引年轻人参加。再加上一直以来尤为强调自己信仰上的纯正性和优越感，强调自己走的是“窄路”，是“十字架的路”，是“以主为头”不是“以政府为头”，其同三自教会的对立情绪十分强烈。与此同时，由于基督教复兴态势良好，“东方闪电”“蒙头会”“呼喊派”“慧灵派”等许多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组织也鱼目混珠，趁机潜入“拉羊偷羊”，一度给当地的社会秩序带来了混乱。不过，沈家店镇的宗教信仰格局之复杂远不止于此。
作为千年古镇，沈家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其历史上既是地处南北交通的要塞之地，又兼是丝绸之路所经之故道，南北、中西、内外各类不同的文化因子在此地汇聚交流碰撞融合。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得沈家店除了遍布道门林立的基督教登记教会、家庭教会之外，还成为传统佛教、道教及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的聚集地。
据地方宗教民族志的记录，该县旧有道教宫观曾达 22 座，而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佛教摩崖石刻更是后魏年间就已开凿。当地双庙村以前曾有两个庙比较出名，一佛一道，两两相对，分列道路的东西两边，俗称为东庙（佛教）、西庙（道教）。东庙建于元朝惠宗年间，明朝嘉靖年间地方官员对其进行了重新修葺，曾经香火旺盛、不绝于人。西庙供奉东岳大帝，具体兴建年代已不可考。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传说是东岳大帝的诞辰日，双庙村就会举行热热闹闹的庙会。庙会一般持续五天，于三月二十六日开始，正会当天尤其热闹，甚至临县的群众也会蜂拥而至，摊贩沿街叫卖不绝，各种杂耍游戏应有尽有，游会人数可达上万，场面宏大，热闹非凡。新中国成立初期庙会迁移至附近的沈家店镇上，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和中断，后又重新兴起。据镇上的老人介绍，本地的重要经济作物豌豆一般在庙会前成熟，老百姓就在庙前面的空地上晾晒豌豆，等到庙会前刚好能晒好收起来，年年如此，迷信的老辈人就说是神仙受了香火就眷顾着村民，让庄稼人能有好收成。“文革”中两庙均遭到严重破坏，庙内神像被推倒，各种文物被破坏殆尽，不见踪迹，只有东庙的一对驮碑的大石龟（即赑屃）因为太过笨重而幸运地逃过一劫，东庙的所在地则建起了小学，如今宽敞漂亮的村群服务中心也在这里重建。许多 70 后、80 后村民回忆起小学经历时还记得东庙这对石龟，基本上都有在上面嬉戏玩耍的经历。后来庙会改成地方的“物资交流大会”，相应地其娱乐、经济功能远远超过其宗教功能。就连远道而来的香客，烧过香后也惦记着去街上逛逛，买买东西、看看马戏表演及各类节目热闹热闹。而昔日香火旺盛的东庙已经彻底不见了踪迹，只在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庙会（其实是物资交流大会）前后偶尔会被有些年纪的人唏嘘提起。
虽然庙观不存在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对信仰的需求及信仰实践也就此中断。现实中，它们以各种方式将自己附着于打着其他信仰旗号但实则内在如出一辙的各类民间信仰身上，实现了信仰者对崇拜对象的“自然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