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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前面论述中所提到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宗教与理性是毫不相干的，甚至在考虑到宗教所固有的“非理性特征”时，两者之间是彼此对立的。在这种考虑之下，代表理性的科学与代表非理性的宗教之间必然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顺理成章地，科学的发展就意味着宗教的衰亡。近三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家和各种西方知识分子都曾许诺过宗教的终结，这也是世俗化理论最基本的论调。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世俗化理论在欧美国家迎来鼎盛时期，它直言不讳地宣称了宗教必然衰亡的命运，并迅速得到大量学者的支持和发展。世俗化理论的领军人物彼得·伯格曾认为，宗教将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逐渐衰亡。他断言道：21 世纪，宗教信徒可能只在极端小教派中才能找到，这种小教派挤在一起以抵抗一个世界范围的世俗文化。
以美国为例，在二战中狂发战争横财的美国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十年，经济富足，其时欧共体和日本的经济尚未复苏；军事强硬，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如火如荼，处处独领风骚，二三十年前经济大萧条的衰败气息荡然无存，但这种金光闪闪的“暴发户”形象背后，暗藏着社会各方面的危机。经济上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严重拉开；文化思想上“垮掉的一代”放荡不羁、离经叛道，酗酒、盗窃、吸毒、崇尚性解放，无所不为；社会心理上“二战”给民众带来的巨大精神和心灵创伤与其对腐败虚伪货币化的社会的厌恶并存，整个社会处于既繁华热闹又动荡不安的复杂状态之中。在这种社会现状下，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重要作用持续地全面下降，为世俗化理论的兴起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
然而，伴随着拉美国家蓬勃发展的宗教复兴运动，以及更多的对世俗化理论的理性反思和诘问，宣称“宗教消亡”为主调的世俗化理论对于理论上的回应和对现象的解释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1997 年，世俗化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彼得·伯格优雅地宣布放弃之前的“世俗化理论”，他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
“我想我和大多数其他宗教学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世俗化所写的是个错误。我们的潜在论述说世俗化和现代性携手并行，越现代化就越世俗化。它虽然并不是个荒诞的理论，是有些支持的证据的，但是我想它基本上是错误的。今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确实不是世俗化的，而是非常宗教的。”
以《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一书为标志，伯格及世俗化理论转向了“非世俗化”，他明确说：现代化必然导致同样在社会和个人心灵中的宗教衰退，而这个关键概念最终的结果明显是错误的。
作为世俗化理论的旗手型人物，伯格的优雅转身对世俗化理论阵营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但这却并未完全终结世俗化理论的生命。伯格本人亦并未就此轻易地放弃或彻底否定世俗化理论，而是对这一范式进行了修订。2008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中，他强调应该全面理解世俗化理论：
“如果假设世俗化是指现代性与宗教完全无法共融的话，那么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需要完全放弃。但另一方面，世俗化是一种现象，是在世界各地可以看到的事实。倘若将世俗化理论看作是解释世俗化现象如何产生和发展的，那么这一理论可能也还有意义。不过必须承认的是，现代性的发展并不代表宗教的消亡。”
同时仍然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美国这样的宗教复兴不过是个案，世界总体范围内宗教的发展趋势是世俗化的，如史蒂夫·布鲁斯（Steve Bruce）。而戴薇（Grace Davie）早在 1990 年时就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指出，个体在宗教集体活动中参与程度的降低，并不意味着个人虔信度的下降。现代社会中很多人不完全认同既有的宗教建制，也没有明确的制度归属，这种现象被称为“信仰但不归属”（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在社会学领域，这客观上为世俗化理论生命的延伸与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方向。但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挡作为新范式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崛起与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