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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福利平等理论相对，德沃金将他的正义理论称为资源平等（equality of resources）理论。与罗尔斯一样，他也主张对外部资源进行某种程度的平等分配，“平等的关切要求政府致力于某种形式的物质平等”
。但德沃金的方案在处理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方面，或者说在体现“敏于志向”和“钝于禀赋”的目标上做得更加彻底。关于“敏于志向”和“钝于禀赋”的理论目标，德沃金曾经对之作出过明确的阐述：“一方面，我们必须承受违反平等的痛苦，允许任何特定时刻的资源分配（我们也许可以说）敏于志向（ambition－sensitive）。也就是说，它必须反映人们作出的选择给别人带来的成本或收益，例如那些选择了投资而不是消费的人，或消费比较节俭的人，或以收益较高而不是较低的方式工作的人，必须允许他们保留从拍卖后的自由交易条件下作出的这些决定中得到的收益。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允许资源分配在任何时候敏于天赋（endowment－sensitive），即让它受到有着相同抱负的人在自由放任经济中造成收入差别的那一类能力的影响。”
德沃金接受“敏于志向”和“钝于禀赋”的观点，但是认为与罗尔斯差别原则不同的另一种分配结构更吻合这种理想，这种分配结构是由一种假想的“敏于志向”的拍卖和“钝于禀赋”的保险方案共同形塑的。
德沃金主张的资源平等，首先是个人私有资源的平等，而不是政治权力这样的公共资源的平等。他承认这两类资源之间可以相互促进，而且私人所有制也需要从政治上加以确定，所以一种全面的资源平等理论应该找到一条能够整合私有资源与政治权力的途径。但是，此处只介绍他关于私有资源的平等理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德沃金在讨论假想的私有资源平等分配的方案时，都假定了一种自由市场经济的存在。他认为，“资源平等分配的前提是某种形式的经济市场，它主要是一种分析手段，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实际的政治制度……作为大量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之定价手段的市场，在任何富有吸引力的资源平等理论的阐释中都必须处在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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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金认为政治哲学的一般性论证应该始于生活和经验，始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在政治上，他批评西方老一代的平等主义，因为这种平等主义主张一个政治共同体负有向全体公民表示平等关切的集体责任，但其解释平等关切的方式却忽略了公民的个人责任（不够敏于志向）。而新旧保守主义者都相信这样的个人责任，但他们对个人责任的解释却使集体责任受到了漠视（不够钝于禀赋）。伦理个人主义包括首要性平等和具体责任的两个原则，德沃金要构想一种既能够体现首要性平等的原则，同时又能够反映具体责任原则的分配结构。首要性平等的原则并不主张人在所有的事情上相同或平等，它强调的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与其他人有着相同的重要性，一个政治社会要对全体公民一视同仁，施政者应给予所有公民平等的关切；具体责任原则认为在资源和文化所允许的范围内，一个人选择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应当由他自己来负责。“第一项原则要求政府采用这样的法律或政策，它们保证在政府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公民的命运不受他们的其他条件——他们的经济背景、性别、种族、特殊技能或不利条件——的影响。第二条原则要求政府在它能做到的范围内，还得努力使其公民的命运同他们自己作出的选择密切相关。”
虽然德沃金言辞激烈地批评罗尔斯社会契约的论证（比如，德沃金曾经这样批评罗尔斯社会契约的论证，即假想的契约根本就不是实际契约的某一种形式，假想的契约根本就不是契约），但他在论证资源的平等分配时所使用的方法其实与罗尔斯原初状态的观念非常类似，也是一种“思想实验”。这种论证“主要以标准的哲学方式运用一些事例——它们就像是为阐明和检验理论假设而发明的人为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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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如何在没有偶然因素影响的状态下实现资源的分配和转移，德沃金设计了一个荒岛市场拍卖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的。假设有一条船只在海上遇难，船上的幸存者被海水冲到了一个荒岛上，岛上没有人烟，但是资源丰富，而且大家都知道短期内不可能出现任何救援。这些幸存者为了在岛上共同生存下去，便接受了这样的一条原则：对于岛上的任何资源，谁都不拥有优先权，这些资源只能在他们中间进行平等的分配。他们也接受对资源的平等分配需要满足“羡慕的检验标准”，即一旦分配完成，所有居民都宁愿保留自己那份资源而不要别人分到的那份。换言之，如果有任何居民宁愿选择别人分到的那份资源而不要自己那份，则资源的分配就是不平等的。德沃金还假设资源分配后都是为私人占有的，他建议先不考虑资源共有的情况。
但是，最初的资源平等分配，即便通过了“羡慕的检验”（envy test），也还是有可能没有实现平等关切。假设这群幸存者要从他们中间选出一个人来完成资源的平等分配，这个分配者在划分岛上资源的份额时，可以采取不同的组合，每一种资源组合都可能满足“羡慕的检验标准”。但由于每个人的偏好不同，他做出的资源组合可能会偏袒某些人的偏好。
我们可以举一个相当简化的例子，假设岛上只有甲、乙、丙三位幸存者，分配者来自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但他处在“无知之幕”之下，无法确定自己的具体身份。分配者将鸡蛋和葡萄（假设无论是鸡蛋，还是葡萄，它们的大小都完全相等）两种资源进行组合，他给三个人都分配了等分的鸡蛋和葡萄，这样，每个人都希望保留自己的那一份资源，而不愿意选择别人的那一份，这样的分配满足“羡慕的检验标准”。但是，这种分配方案却有可能有利于某个人的偏好，而不利于其他人的偏好，比如甲对鸡蛋和葡萄是同等喜欢的，乙只偏好鸡蛋，而丙只偏好葡萄。甲喜欢这种鸡蛋和葡萄组合的分配份额，而乙和丙只喜欢单一的鸡蛋或葡萄的资源组合。最初的资源平等分配虽然通过了“羡慕的检验”，但这种分配方案只考虑了甲的偏好，而忽视了乙和丙的偏好，会使乙和丙感到在资源分配中没有受到平等的关切。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德沃金认为，在设想最初的资源分配的方案时，需要补充进某种形式的拍卖或其他市场程序。让我们假定，岛上人们的自然天赋都相同；岛上的所有资源都将被拍卖；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购买力，比如都分到了100个能够充当货币的贝壳；人们将用手中的购买力通过竞价的方式购买最适合自己生活计划的那些资源；结果，每个人都购得自己最想要的那组拍卖品。每个人都不羡慕别人手中的拍卖品。拍卖的结果符合“羡慕的检验标准”。在这个论证中，以及在市场和资源平等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人们以平等的条件进入市场。如果岛上的幸存者利用他们掌握的金钱（贝壳）相互争斗，或者如果有人偷盗别人的贝壳，就不能设想一种能够通过“羡慕的检验”的拍卖。而如此一来，平等划分资源在人们中间进行分配的方案，也将失去吸引力。
当然，在德沃金看来，平等拍卖的设计作为一种验证理论假设的技术，似乎为荒岛这种简单背景下做到资源平等提供了一种有吸引力的解释。但他仍不忘强调：“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设计完全是理论性的。我们的兴趣主要在于设计一种理想，一种描述这个理想并检验其内洽性、完备性和吸引力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忽略那些无损于这些理论目的的实践困难，譬如信息收集问题；也会简化那些不会推翻它们的反事实的假设（counterfactual assumptions）。但是我们应当努力指出我们简化的是什么，因为它们是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设计在后来阶段中的第三种最具实践性的应用，我们在这个阶段考虑我们的理想在现实世界中的次优妥协。”
即便我们承认敏于志向的拍卖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解释，它也只能够在其完成的那一刻实现资源平等。拍卖一旦结束，如果立刻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生产和交易活动，“羡慕的检验”马上就会失效。为了满足“羡慕的检验标准”，德沃金在资源的初始分配中并不考虑人们在自然禀赋上的差异，而是认为只要有一个完全竞争的拍卖市场的存在就能够保证一种“敏于志向”的平等分配。然而，人们在自然禀赋以及其他机遇方面（尤其是在适应市场的天赋和机遇方面）毕竟是存在差异的。“在生产别人需要的东西方面，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有更好的技能，他们从事交易来赚钱。有些人可能喜欢劳动，或他的劳动方式可能生产出更多可供交易的东西。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劳动，或喜欢给他们带来较少收入的工作。有些人会保持健康，另一些人会得病，闪电会击中他们的农场却绕开别人的农场。诸如此类的原因，都会使某些人——譬如说不出五年——更喜欢别人而不是自己的那份。”
可见，敏于志向的拍卖一旦完成，“羡慕的检验”就会立即失效。
资源平等分配的局面被打破后，在人们之间发生种种的变化，主要受两种运气的影响，即选择运气（option luck）和原生运气（brute luck）的影响。“选择的运气是一个自觉的和经过计算的赌博如何产生的问题——人们的损益取决于他是否接受自己预见到并且本来可以拒绝的孤立风险。原生运气则是个风险如何产生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同于自觉的赌博。如果我在交易所里买的股票上涨了，我就是交上了选择的好运。如果我被落下的流星击中，而我显然无法预测它的运行轨道，我的运气就是原生的运气（即使我有任何理由知道它会落在哪里，我可以在被击中前躲开）。”
也就是说，相对于选择运气的可避免性而言，原生运气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天空中落下一颗流星，无论我们知不知晓它的运行轨迹，都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这两种运气可以被看作是只有程度之别，而且我们有可能不知道如何描述一种特定的坏运气。比如说一个人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我们可能很难简单地将之归咎于其生活上的某种坏习惯；如果可以做这样归因的话，我们就说他的患病是受到了选择运气的影响。不过，有一种手段能够将两者联系起来。德沃金指出：“如果能够利用保险的手段，倒是提供了一个把原生运气和选择的运气联系起来的纽带，因为决定购买或不购买灾难险，是一种经过计算的赌博。当然，保险不会消除这种差别。有人买了医疗保险而被不可预见的流星击中，他仍然是遭遇了坏的原生运气，因为他的情况比买了保险而无须使用更糟。但是，和他不买保险的情况相比，他有着更好的选择的运气，因为他的处境要好于他拒绝参与保险赌博的处境。”
对于由两种不同的运气所引起的资源不平等，德沃金主张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因为选择运气而带来的不同的收入和财富，属于个人责任的范围，政治社会无须对之进行纠正；但因为原生运气而产生的资源不平等，则是个人无法也不应该对之负责的，所以应当进行纠正和补偿。但是，德沃金并不赞同对后一种情况给予完全的补偿。拥有何种自然禀赋，这无疑是一种原生运气。德沃金当然也不会赞同对自然劣势进行完全的补偿。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二：其一，完全补偿自然劣势是不可能的，有些自然劣势是无论多少资源都无法补偿的，比如智力缺陷。其二，完全补偿自然劣势是不应当的，有些补偿需要耗尽所有的资源，从而使其他人都无法追求理想的目标。德沃金并不像塞缪尔·谢弗勒（Samuel Scheffler）那样认为“在坏运气发生之后，人们应该获得完全的补偿，而是在风险发生之前尽可能使人们在对风险进行投保或反对坏运气的机会上尽可能平等，或者如果可能的话人们应该获得如果拥有那种机会的话应该获得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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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金的保险方案是：假想某种原初状态，其中无人知道自己的自然禀赋状况，谁都可能受制于种种自然劣势（他们处在“无知之幕”之后）；岛上的每个人都分配到了平等的资源份额（比如一百个贝壳），在竞买社会资源之前他们自愿拿出部分钱（贝壳）购买保险，从而抵御处于自然劣势的风险；最后，（在“无知之幕”打开之后）那些自然禀赋高的人，将为那些禀赋低的人提供补偿。但这是一种次优的方案，因为它无法完全补偿自然劣势。也许人们都愿意花一部分贝壳购买保险，以预防自然劣势的风险（完全不顾可能遭遇的风险，这是非理性的），但没有人会愿意把自己所有的贝壳都用来购买保险，因为若是如此的话，一旦发现自己没有遭受自然劣势，就没有资源可用来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了。德沃金的保险方案提供了补偿自然劣势的一条基本原则，即“我们致力于补偿自然劣势的社会资源的规模，应该受制于人们愿意从最初的份额中拿出来购买保险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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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金认为他的保险方案是公平的，因为它是一种公平的决策程序的结果。“这种方案产生于一种平等待人的程序，排除了对资源的明显不公平的占有，这样，就没有人在购买保险时能够居于特权地位。我们面临这样一种希望：每个人都认识到并且承认，通过自己在这种假想的平等地位下的选择意愿所确定的补偿是公平的。”
不能完全补偿自然劣势，这无疑是一种遗憾，但我们不能以此为由（换言之，就是用一个绝对平等的前提预设）来批评德沃金保险方案的不彻底性，如果要想批评德沃金的方案，就要找到他的方案之外的其他更好的可能性。
在德沃金看来，理论来自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它的作用在于为改善现实的情况提供一种理据充分的可行思路。在真实的世界中，我们或许可以利用税收机制来再现德沃金的保险方案（或者说，利用保险方案来理解和改善现实的税收制度）。可以通过收取所得税的方式，来支付人们在假想状态下愿意支付的保险费。各种福利、医疗保障、失业救济方案可算是保险支出的几种途径，它们旨在为遭受自然劣势但却被保险覆盖的人们提供相应的保护。
德沃金认为，因原生运气所带来的不利结果是个人不应该对之负责的，所以政治社会应该对此进行补偿。德沃金重点关注的坏的原生运气是残障（disabiltiy）。当然，自然禀赋上的劣势也可以算作一种广义的残障。德沃金在讨论对残障的补偿时，并不考虑完全的补偿。这可能会显得对残障者的关心不够，毕竟，残障者的境况并非他们选择的结果。但是，在德沃金的保险方案中，如果为了实现完全的补偿，企图为残障者提供最高可能额度的保险，就将导致“聪慧者被奴役”（slavery of the talented）的结果。
试图补偿自然劣势，将天赋视为“共同的资产”，虽然这是自由平等主义的理论极容易受到（比如自由至上主义）攻击的一个观点，但却是所有的自由平等主义者（其中也包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态度相对激进的运气均等主义者）都接受的一个观点。比如，罗尔斯就主张“把天赋的分布看作是在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共同资产，可以共享这种由这种天赋分布的互补性带来的较大社会与经济利益”
。德沃金通常被视为第一个运气均等主义者，他的平等方案要比罗尔斯的方案更加激进。不过，提供完全补偿的保险方案无疑更加激进，以至于不可能成为一种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要为残障者提供最高可能额度的保险，保险方案就会变成支配高天赋者生活的决定因素。那样的情况，正如金里卡所指出的：“天赋居然成为一种负担并限制着高天赋者的选择，天赋不再是扩展选择的资源。”
如果采取完全补偿的保险方案，那么，在“无知之幕”打开之后，假如（在类似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下）决定分配方案的人恰好就是高天赋者，他所面临的结果将是他无法承受的。因此，应当平等地对待残障者和天赋正常者，并对两类人群给予平等的关切。即使残障者会羡慕天赋正常者，也不能要求再分配最大限度地有利于残障者。
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通过假想的拍卖市场和虚拟的保险市场来实现一种“敏于志向”和“钝于禀赋”的分配目标，但他的资源平等理论完全是一种理想的分配正义观念，是一种反事实的理论（counterfactual theory）。比如关于拍卖市场，德沃金认为：“任何复杂的有机社会，就其历史而言，都与平等拍卖相去甚远，因而没有可比性。”
事实是，在这个世界里，大多数东西已各有其主，几乎没有任何物质资源处在最抽象的形式中，全面的拍卖几乎不可想象。所以，我们实际上很难严格地参照德沃金的这个分配正义理论来实践它。那么，正义理论的实践意义又存在于何处呢？德沃金认为，我们应该在资源平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改进理论”（a theory of improvement），也就是说，为了使现实的情况朝着理想的资源平等理论方向迈进，需要设计出一种技术上可行的“可为之辩护的平等分配”正义观。“这种正义观要求政府通过法律、税收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手段来消除个体之间在运气上的差异，确定个人应为之承担的个人责任，从而实现平等待人的资源分配。”
在实践方面，德沃金明确提出可以利用税收机制来再现他的保险方案。具体来讲，就是通过税收的方式来为那些拥有自然劣势的人支付保险费——支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的福利制度。这种做法的特点是，在接受市场经济导致的不平等的前提下，对这些不平等的境况进行修正，也就是通过税收使资源向弱势群体转移。但是，税收机制存在以下困难：
第一，在真实世界里根本无法测量人们自然天赋上的相对优势与劣势，因为天赋总是与人们开发天赋的努力混合在一起的。正如罗尔斯在讨论道德应得的时候所指出的：“按照直觉观点，最接近奖赏道德应得的准则似乎是按努力分配（或更恰当地说，按真诚的努力分配）的准则。不过，我们仍然很清楚地看到：一个人愿意做出的努力是受到他的天赋才能和技艺以及他可以选择的对象的影响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禀赋较佳的人更可能认真地做出努力，而且似乎用不着怀疑他们会有较大的幸运。奖励德性的观念是不切实际的。”
在真实的世界里，就像我们很难将一个人的努力和他的自然天赋截然分割开来一样，我们也很难从一个人的成就中将他的自然天赋和努力的影响完全区分开来。因此，要将自然天赋单独地剥离出来，并对人们自然天赋上的相对优势与劣势进行测量，这根本是无法实现的。
第二，自然残障并非导致境况不平等的唯一因素（假设社会境况大致是公平的），一些无法预见的坏的原生运气在未来还会导致境况不平等，而这是很难用税收机制补偿的。另外，“敏于志向”和“钝于禀赋”这两个目标之间有一个相反的张力：越是企图使分配敏于志向，某些居于自然劣势地位的人就越有可能遭受不应得的惩罚，反之亦然（即越是企图使分配钝于禀赋，那些拥有正常天赋的人就越有可能遭受不应得的惩罚）。我们很难在“敏于志向”和“钝于禀赋”这两个目标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总之，德沃金保险方案的理想并不比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更具有明确的实践意义。
总的来讲，在实践方面，德沃金的政策建议比较温和，因为他的建议是在承认当前不平等的前提下进行再分配。而这与他的原则并不完全一致，因为他的原则要求在首先确保人们天赋平等和资源平等的前提下才认可不平等。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德沃金的原则本身就是反事实的原则（counterfactual principle），根本就无法直接地加以实施。但是，为了逼近他理想的原则，在真实的世界中应该采取哪些具体的再分配政策呢？德沃金给出的答案非常有限。德沃金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调整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导致的不平等，试图通过税收的方式来实现资源的转移，从而补偿这种分配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德沃金是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不平等作为一个既定事实后，再去探讨如何制定针对优势群体的某些不平等收入的税收政策，应该如何把这些不应得的收入转移给弱势群体。但是，德沃金却并没有提出实现这一目的的具体政策建议，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政策处方却是‘惊人的保守’。”
针对德沃金资源平等理论在实践方面的不足，其他政治哲学家提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措施。比如，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等人提出了风险分担的社会（stakeholder society），主张在每个人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发放8万美元的风险金——由2％的财产税来保障。菲利普·冯·帕瑞斯（Philip Van Parijs）和约翰·罗默（John Romer）等人提出了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的概念。其中，帕瑞斯主张无条件为每个人提供基本收入，比如每年5000美元，相当于风险金的利息；罗默以息票资本主义（coupon capitalism）的名义，将“风险金”和“基本收入”的模式进行了合并，提出个人成年之后将获得一定量股票，股票可以交易，但不能兑成现金提走，死亡时每个人的股票收还国库重新分配，股票能为每个家庭产生约8000美元年收入。
其他类似的政策建议还包括支持补偿教育（compensatory education）和平等主义的计划者（the egalitarian planner）。前者也是罗默支持的一种方案，即对贫穷家庭和社区的孩子提供教育方面的补偿投资。大多数西方国家在教育方面进行了平等的投资，但是因为富裕家庭倾向于自己提供大量的教育资金，因此，需要给予贫困家庭大得多的投入。后者是罗默提出的另一种实践德沃金理论的主张，根据与环境相关而非与选择相关的因素（如残障、性别、种族、年龄、父母经济阶层或教育水平等）将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如A群体和B群体，A群体为父母受过大学教育的60岁的健康白人男性，B群体为父母只受过小学教育的60岁的健康黑人女性。两个群体的人在收入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在A群中，最富裕的10％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最低收入的10％年收入不到4万美元，中间收入6万美元；在B群中，最富裕的10％年收入超过3.3万美元，最低收入的10％年收入不到1万美元，中间收入2万美元。每个群体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是选择造成的，因为不存在自然境况的因素；但是，A群中的最高收入者和B群中的最高收入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则是由自然境况造成的，因为他们都同样努力。同样，A群和B群中的最低收入者的差异也是由自然境况造成的，因为他们都不够努力。因此，A、B群中的最高收入的10％的人应该收入相同，最低收入的10％也应该相同，中间段的收入也应该相同；与此同时，三个等级之间的差别因为是选择和努力造成的，因而是合理的。
我们最后来对本章的内容做一个小结。功利主义因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可能牺牲人们在社会合作的利益分配中的公平份额，所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功利主义。通过对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的超越，罗尔斯建立了一种确立公平份额的方式，但是他的正义理论在“钝于禀赋、敏于志向”的问题上实现得不够充分。德沃金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比罗尔斯做得相对更好。虽然德沃金的理论在实现“钝于禀赋、敏于志向”的目标上更前进了一步，但是他的理论仍然不是一种最理想的方案，而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因为在人们之间的不平等问题上，哪些是自然禀赋造成的，哪些是选择造成的，这些问题还难以得到解决。此外，他的理论在实践方面的指导意义也还发挥得比较有限。即便是其他支持平等主义的政治哲学家补充的那些更为具体的措施，由于种种可能的原因（考虑到种种技术上的障碍以及人们道德动机上的不足），对于它们的实施，我们亦难持一种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