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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之前，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一直都是西方政治科学的主要构成部分。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前后发展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的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这个阶段流行的政治观念被称为“自然政治观”
；第二个阶段是5世纪到15世纪的中世纪基督教政治思想，这个阶段流行的政治观念被称为“神学政治观”；第三个阶段是15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的现代政治思想，这个阶段流行的政治观念被称为“权利政治观”；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代政治思想，多元化是这个阶段流行的政治观念的一个显著特点。与西方政治思想的第四个发展阶段即“当代政治思想”中“当代”一词的含义完全相同，“当代政治哲学”这个表述中的“当代”也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事实上，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71年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一书的出版。
当代政治哲学正是本书要讨论的对象。当代政治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主要流行于英语系国家的学术圈。换言之，当代政治哲学具有强烈的学院派理论的特征，对社会公众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当代政治哲学最初是在英美等国流行开来的。虽然其影响的地域也包括欧洲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但主要集中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英语系国家。所以，本书考察的对象实际上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尤其是当代英语系国家中的政治哲学。“西方政治哲学”这个表述中的“西方”，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西方”通常指那些实行立宪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所谓当代的“西方国家”，就不仅包括欧洲国家，而且还包括欧洲以外与欧洲的制度和文化一脉相承的其他国家，比如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当代英语系国家中的政治哲学受到了此前在这些国家流行已久的分析哲学的强烈影响，因而也被称为“分析的政治哲学”（analyt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正如中国学者周保松所言：“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主流，基本上属于分析政治哲学。”
在他看来，分析的政治哲学在方法上十分重视概念的明晰和论证的严谨。换言之，它反对使用难解的或含义不清的概念，反对故弄玄虚、含混晦涩的论证。这种哲学基本上是在道德哲学的框架内展开的，它的基本工作是“用清楚明白的语言，准确区分和界定政治生活中不同的政治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理由证成政治原则，而证成过程必须尽可能以严谨的逻辑推理方式进行，并让读者看到背后的论证结构”
。
“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三个概念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的含义最为宽泛，它与“政治心理”（Political Psychology）相对，包括了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一切有意识的思考。“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的含义要比“政治思想”窄，它仅指“探讨、评价、解释和预见政治现象的思想体系”
。“政治理论”又分为经验政治理论（Empirical Political Theory）和规范政治理论（Normative Political Theory）两类，前者讨论的是经验事实（empirical facts），主要关注事实如何；后者讨论的是价值（values），主要关注应当如何。三者之中，“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的含义是最为狭窄的，它只包括规范政治理论，是“政治思想体系中最高层次的理论形式”
。
那么，什么是政治哲学呢？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艾伦·布朗（Alan Brown）这样回答：“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的人）的生活的最优良和最正当的方式是什么，实践哲学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有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另一个分支是政治学（更准确地说是政治哲学）。伦理学关注个人：个人应该如何生活，应该接受什么样的价值和理想，应该遵循何种规则；政治哲学关注这类问题的社会的方面，或者更明确地讲，就是关注社会应该如何组织的问题”，“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以某种方式关注优良（good）或正当的（right）社会组织的实质（nature）”
。
另外两位英国政治哲学家亚当·斯威夫特（Adam Swift）和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f）也对政治哲学做出了自己的界定。亚当·斯威夫特认为：“政治哲学家询问国家是如何运作的；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应该支配国家对待其公民的方式；国家应该寻求创造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正如这些‘应该’所暗示的，政治哲学是道德哲学的分支，它对正当性感兴趣，对国家应该或者不应该做什么感兴趣”，“政治哲学是道德哲学非常特殊的分支，在那里，道德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政治哲学并非有关人们应该做什么，而是有关人们相互之间在道德上被允许做什么，有时是道德上被要求做什么。”
乔纳森·沃尔夫对政治哲学的定义十分经典，他认为“政治哲学是一门规范性（normative）学科，它试图确立（社会政治生活的）规范（规则，或是理想的标准）”
。在乔纳森·沃尔夫看来，政治哲学一般被视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但与道德哲学不同，政治哲学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谁得到了什么”，二是“谁说了算（谁来操刀）”。前者涉及物质利益（material goods）的分配以及权利和自由权（liberties）的分配，关注的主题包括自由、正义（分配正义）等；后者涉及另一类价值（good）——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的分配，关注的主题包括自然状态（前社会状态）、政治合法性、政治统治等。所以，一部完整的“政治哲学导论”便应当包括在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时所牵涉的所有主题，即自然状态（前社会状态）、政治合法性、政治统治、自由、正义（分配正义），以及与它们相关的方法论的问题（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
在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政治学理论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四个最重要的二级学科之一，而“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则都是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当然，“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政治哲学”一般被视为政治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而“政治思想史”则“既是政治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但“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都是政治学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两者不仅在内容上存在重合之处，而且在每个历史发展阶段总是具有相同的时代性特征——归根到底，它们都属于受特定时代历史条件制约的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
我们知道，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这种阶段性是由其时代背景的数轮转换所带来的——西方历史的发展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的特点：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属于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它从自然的观点来看待政治，认为政治社会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人类社会政治秩序也被当成宇宙大秩序的一部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政治思想属于第二个历史发展阶段，它以超自然的神的观点来看待政治，认为人类社会是神创世界中的一部分，主张政治隶属于神；现代政治思想的总的特点是在主客二分的前提下高扬人的主体性，它是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虽然我们在现代的时间序列中细分出了“当代”，但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当代政治哲学亦属于“现代”（modern）的思想理论范畴。
随着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发展（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是近代主体性哲学的一个标志性的开端）和人自身的发现（欧洲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是对人的重新发现，它重视个人的兴趣、价值观和尊严，信奉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哲学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政治既非自然，也非神创，它乃是自由平等的个人所创造的，是这样的人的意志的产物。既然政治是人为的（artificial），它便要受到人凭借自身的理性可以构想的那些理想标准的衡量。树立理想标准的价值在于指导现实。虽然现实的政治（以及现实的社会制度）总是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但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那些人（这里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创造者的概念），却可以促使其向着他们共同的理想标准不断迈进。这便是现代政治思想所蕴含的实践逻辑。正是在这一强大的“逻辑的力量”的作用下，现代自由民主制度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展得以确立（虽然仅仅在形式上）并发展成熟。
如前所述，本书主要研究在当代英美国家的学术圈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尤其是支配当代英美国家政治哲学的关于自由主义民主的论辩，关于个人权利、机会平等、正义的道德观念等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的论辩。我们将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出发来考察这些论辩，分析它们的内在逻辑及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缺陷；我们将重点介绍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四个最重要的流派——自由平等主义、自由至上主义、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主义（它们不仅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发展起来，而且迄今为止发展得也最为成熟），尤其注重分析这四大流派中最杰出的几位政治哲学家（包括约翰·罗尔斯、罗纳德·德沃金、罗伯特·诺奇克、艾伦·伍德、迈克尔·桑德尔、迈克尔·沃尔泽等人）在一些关键论题上的理论争论。
如前所述，当代政治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一书的出版是当代政治哲学兴起的标志），并迅速扩展至世界上的其他英语系国家，主要在这些国家的学术圈中得以繁荣发展。至今，它的影响已经遍及世界各地。比如，对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罗尔斯绝对算得上是一位耳熟能详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罗尔斯的《正义论》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人关于正义的思考和想象。当代政治哲学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兴起的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这段时间里，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这一阶段，英美等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产生了一些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它们一同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勃兴的时代背景。
经济方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国家在经历了战后的经济恢复和经济繁荣后，一度陷入衰退。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下，西方国家的经济缓慢地走出低谷，呈现出回升和增长的趋势。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后获得了持续增长，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也在同一时期出现了相应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虽然在经济发展上出现了这样的起伏，但并未像战前那样因经济的一时衰退而引起巨大的震荡和混乱。究其原因，可能要归功于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有力调节，以及这些国家中相对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历史表明，二战后的资本主义仍然能够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调整，利用科技革命、信息化、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积极成果，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
政治方面，二战后，所有西方国家都走上了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原本实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如英美等国，在战后国内形势和人民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其政治民主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例如公民权的扩大，这些国家的妇女陆续都获得了选举权；再如，除了早已经写进宪法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外，这些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公民权利也有所增加和扩大。另外，战争结束后，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尾随英国之后相继建成了福利国家，而福利国家的出现伴随着这些国家中的政府对经济的普遍干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社会保险为人们提供了合法权利来要求生活保障，这也成为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权利。”
随着各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旧的残补式的社会福利模式（Residual Model）转变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福利模式（Institutional Model），在此基础上福利国家出现了。“在这期间，兴起的福利国家开始扩张税收范畴，以累进税率的方式征收所得税来获得必要的资金，以应付快速膨胀的社会福利责任。”
然而，战后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人权状况的改善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的质变，未能调和西方国家中种种深刻的社会矛盾。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外来移民的增加，人口的种族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黑人的经济地位下降，与白人的贫富差距扩大；白人保守势力坚持种族歧视，外来移民受到限制和排斥，种族矛盾日益激化。种族民权运动与嬉皮士运动、新左派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相叠加，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民主制度的权威提出疑问和挑战，揭露其虚伪、腐败与种种弊端。这些怀疑与批评涉及政治生活和制度的重要方面，像政治参与、代议民主、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以及民族国家的统一，撼动着西方民主制度的根基。”
青年学生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同样侵扰了大西洋彼岸的西欧各国——彼时西欧各国的种族矛盾还没有美国那么大。除了这些社会与政治运动外，西欧各国还在同一时期受到福利国家低效之累，人民对既有制度的不满情绪上升，对政府的信任感降低，政府权威遭到削弱。西方民主制度的权威受到严重的质疑，这种情况迫切要求这些国家主流学术圈的知识分子重新“加固”（说“重建”也许并不太合适）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基础。
文化方面，二战后，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主流自由主义文化兴盛繁荣的局面。西方人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视为自由主义民主的胜利。冷战时期，自由主义民主又成为西方国家对抗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际，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趁机鼓吹“历史终结论”，宣扬资本主义和西方自由民主已取得历史终结性的胜利。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提出，标志着战后西方国家自由主义文化兴盛的巅峰，从此以后，它就逐渐开始走下坡路了。然而，直至21世纪初，自由主义文化都还没有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危机征兆。这一时期英美政治哲学也在持续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研究主题。但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世界面临新的变局，在英美政治哲学老一代的那些耀眼明星纷纷陨落的时候，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文化已面临着社会撕裂困局下各种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的剧烈冲击。
冷战初期，在美苏两大阵营尖锐对抗的国际背景下，自由主义的文化不仅是西方国家主流的观念形态，而且成为冷战的焦点。在这一阶段，自由主义的文化（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是僵化的、封闭的和高度一元化的，几乎不可能存在质疑、批判或者反省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西方社会检讨冷战局面、批判既有社会文化体制与学术格局的热情的高涨，才开始出现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在美国，先前的意识形态僵持逐渐松动，各种社会议题逐渐暴露，弱势群体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社会文化领域也“一反先前弥漫的同质化与自满姿态，进入了一个以质疑、对抗、解放为主调的多元时代”
。文化的多元化最深层的内核是价值的多元化。政治主张是基于某些价值而形成的，价值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政治思潮的多元化。据加拿大政治哲学家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所讲，在当代西方，新的政治理论不断涌现，而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都被认为是在诉求一种不同的终极价值。“于是，我们被告知，除了早先对‘平等’（社会主义）与‘自由’（自由至上主义）的诉求，政治理论现在还诉求下面一系列终极价值：‘契约协定’（罗尔斯）、‘共同利益’（社群主义）、‘效用’（功利主义）、‘权利’（德沃金）、‘身份’（多元文化主义）、‘男女均可’（女权主义）。因此我们现在就有了更多的终极价值，我们无法在它们之间作出合理性的（rational）论证。”
面对各种（政治理论诉求）互不从属而又相互冲突的终极价值，一种不基于其中任何一种终极价值的综合的政治理论是否成立呢？答案有可能是否定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在当代想要复兴政治哲学的努力将会变得毫无希望可言。当然，政治哲学不可能不从某些价值出发。但是，如果这些价值只是一些人认可的价值，它们就成了偏见，而政治哲学也就成了对偏见的理论化表达。结果这种表达越系统化，人们之间的分歧也越深刻。不过，也有人认为当代西方国家诸多终极价值多元并存、无法通约的情况并非事实。比如，对罗尔斯而言，虽然各种不同的哲学和道德学说旨趣各异，而且对自由的要求和对平等的要求是相互冲突的，但自由和平等是它们共同的价值目标。在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这一点上它们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这样，建立一种综合的政治理论便有了基本的立足之处，最后依靠这种理论来解决政治价值之间的相互冲突便有了可能。
罗尔斯将解决政治价值之间的相互冲突称为政治哲学的实践作用。为了发挥这一作用，政治哲学的一个任务“就是关注那些高度争论的问题，并且抛开现象，看一看是否能够揭示出哲学一致和道德一致的基础。或者，即使我们不能发展这种一致的基础，至少我们有可能缩小由政治分裂所导致的在哲学和道德观点方面的分歧，以使基于公民之间相互尊重的社会合作得以维持”
。政治哲学既关注冲突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根源，更关注冲突的另一根源——不同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相互之间的争论。所以，它就必须从这些学说中抽离出来，而不能直接依赖其中任何一种。关键是要发展出一种能够指导这些争论的综合的理论：它要对相互竞争的自由要求和平等要求加以理解，对这些要求的相互顺序以及轻重缓急加以安排，并对任何一种具体的安排方式加以证明。众所周知，正是罗尔斯为了重新“加固”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从西方人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底线共识出发，寻求一种能够指导（由自由主义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所带来的）观念争论的综合的政治理论，引发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