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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元宗教、多种民俗和多种艺术相融合的文化形态，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历程中，形成了极其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深厚的文化意蕴，在中国民间信仰的体系格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远古以来，傩文化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乡民们的信仰习俗和精神生活。近 30余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傩文化调查研究的日渐深入，涌现出了大批的记叙性、研究性成果。然而，纵观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以往不少的中国傩文化研究尤其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傩文化研究或多或少地存在“过于民族化”“碎片化”和“泛傩化”等问题。部分论著由于在研究中过于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或“民族性”，而忽视了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傩文化方面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明明是一个区域多民族共有的一些傩文化事象，却被打上单一民族（或族群）特有文化的标签，而且学者之间还不时出现某些文化事象的族属之争；其中很大一部分论著囿于对各地各种傩俗的互不关联的论述，缺乏语境分析或跨时空的比较，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碎片化”倾向；而不少研究则将傩与其他民间宗教或文化事象混为一体、界缘不清，存在刘锡诚先生（2002）批评的“泛傩化”
倾向。如果放任这样的研究倾向长期存在和生长，将不利于正确理解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特别是傩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可能会对全面深刻认识中国傩文化的本体形态及其在全国或区域层面上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尤其是一些过于“民族化”或“族群化”的研究将许多区域性的、具有多民族共性的傩文化切割成了族别标签化的傩文化碎片，既不利于傩文化的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更不利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在党和国家高度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很有必要利用宗教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傩文化进行一番全面系统的钩沉耙梳和谱系建构。正如金哲先生在《宗教人类学学术史纲要》开篇所提到的，“宗教人类学是追问宗教现象背后的社会功能与文化诉求及其演变的轨迹，可以运用各种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来比较和解释不同文化群体中宗教事象的相似性和相异性，从而使人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理解和把握宗教文化。”
将中国各民族各地区傩文化的共时形态关系和历时演变关系放置到中华傩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体系视域中进行“整体性的（holistic）”研究，进一步厘清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民间信仰上的共生共融关系，整理和建构出一个更符合历史和现状的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谱系，无论对于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还是对于“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可喜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多次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国民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傩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特别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傩文化遗存极为丰富，种类更是繁多，掺杂着形形色色的功利目的和五花八门的民俗意象，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历程中，形成了极其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深厚的文化意蕴。尤其是近 30年来，随着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傩文化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涌现出了大批记述性、史料性、研究性的学术资料和研究成果。就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其中一些成果也对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深入研究和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是，在这些丰富庞杂的研究成果当中，仍然存在某些研究倾向我们不得不去关注，有些研究中存在的偏颇现象我们不得不去反思。
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傩文化的关注已有百余年，19世纪末期以来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罗明坚等
）的旅华文献中就有不少关于傩俗的记述，20世纪初以来西方和日本等海外学者在我国开展田野调查研究过程中则从学术角度对中国南方省份的某些傩仪做了较为翔实的记录和初步的探讨，美国学者葛维汉、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为其中的主要代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流的发展，20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中期国外对傩文化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主要有日、德、法、韩等国学者参与其中。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是日本学者，他们比较重视田野调查和比较研究，如田仲一成《中国巫系演剧研究》（1993）
《中国祭祀戏剧研究》（2008）
等著作都是对中国傩戏进行实地考察的研究成果，而有泽晶子《作为面具文化的傩与能的异同论》（1990）
、广田律子《中国江西省与日本大分县的追傩仪式》（1997）
等则体现了比较研究者特有的宽阔视野和理论眼光。法国学者斑文干的《中国的傩戏与欧洲的狂欢节》
、德国学者布朗德尔的《傩——人类早期文化的共生现象吗？》
等研究则明显带有其民族国家所特有的学术传统和思维模式烙印。此外，韩国学者金宗植《韩国假面剧与西藏戏剧的比较研究》
、朴广浚《中国傩戏与韩国假面剧比较研究》
、金学卞《傩礼与杂戏》
等论著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国内傩文化的研究情况来看，有关傩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夏官》
，后世渐多，至清末民初时已有较为丰富的积累，为我们研究傩文化的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近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傩文化研究，可谓启端于 20世纪30年代初期，著名学者王国维、岑家梧、胡朴安、凌纯声等都对傩戏、傩仪有过研究，但民国时期却并未出现过专门以傩为题的学术论文或著作。1953年王兆乾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谈傩戏》
被学界认为是最早专门以傩为题的研究论文，但傩文化研究的真正兴起却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事情。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热的到来，傩的研究也得到全面展开，涌现出了以曲六乙、庹修明、萧兵、康保成、朱恒夫、徐新建、钱茀、陈跃红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傩文化研究者，形成了以庹修明《傩 傩戏 傩文化——原始文化的活化石》（1990）
、曲六乙《东方傩文化概论》（2006）
、陈跃红《中国傩文化》（2008）
、朱恒夫《中国傩戏剧本集成》（2017）
等为代表的大批学术专著和资料著作。
此外，在中国傩文化研究热潮中，我国台湾民族学专家王秋桂教授牵头组织海峡两岸和英、美等中外学者，实施“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的考察、研究计划，取得了累累硕果，完成的许多调查报告成为研究中国傩学、傩文化史、戏剧学等领域的宝贵资料。
具体就我国少数民族傩文化的研究而言，早在民国时期凌纯声、芮逸夫、石启贵等人的田野调查研究就对苗傩有所涉及，20世纪 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更是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迄今，北方少数民族傩文化研究论著仅集中于蒙古族和土族等民族（以邢莉、波·少布、祁进玉、董波、马光星、刘凯、任丽璋等学者的论文为代表）；而有关南方少数民族傩文化的论述和研究则十分普遍，几乎所有南方世居少数民族都有涉及，其中土家、仡佬、彝、藏、苗、瑶、壮、侗、布依、哈尼、白、傣等民族的傩文化研究论著数目最多。譬如，庹修明、陈玉平、聂森等人的土家族傩文化研究，唐楚臣、庹修明、李子和等人的彝族傩文化研究，顾朴光、吴秋林、冉文玉等人的仡佬族傩文化研究，过竹、张子伟、刘兴禄等人关于苗傩文化的研究，顾乐真、蒙光朝、李路阳等人关于壮族傩文化的研究，刘芝凤、潘年英、秦秀强等人关于侗族傩文化的研究，等等，都是这方面较有深度的代表性成果。
然而，总体来说，对傩文化的研究发展态势向好，但仍然喜忧参半。
从国外学者对傩文化的研究来看，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学术影响而言都比较有限，其论著主要局限于南方傩戏和个别地区傩仪的描述或分析，早期的记述多从基督教眼中的异教风俗角度进行负面评述，后期的分析则主要是将其与本国民间仪式（或仪式剧）进行比较，学术视角和观点上的偏颇显而易见。由于研究面狭窄，他们对中国傩文化这一庞杂文化事象的本体内涵和多重意义缺乏整体的观照，难免对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傩文化事象的发生发展、来龙去脉挂一漏万，其认知仍然不成体系。
反观国内研究现状，刘锡诚先生指出的“泛傩化”问题在不少的少数民族傩文化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论著由于在研究中过于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或“民族性”，而忽视了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傩文化方面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得少数民族傩文化研究除了存在“泛傩化”和“碎片化”的倾向之外，还存在一种“过于民族化/族别化”或“族群化”的倾向：明明是区域多民族共有的一些傩文化事象，却被打上单一民族（或族群）特有文化的标签，而且学者之间不时出现某些文化事象的族属之争。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研究的整体深入发展，而且对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也可能产生潜在的不良影响。
傩文化源于原始宗教活动，是一种跨越不同时代的传统文化事象，要确切理解傩文化发展的演变历程，就得从人类学的角度来整体观照傩文化事象，正如张紫晨老先生所说：“任何文化现象，割断其发展源流，都是不可理解的。”
将谱系作为傩文化研究的切入点，优势就在于“在纵横交错、四方融汇、相互关联之中，清晰地梳理着事物发展的流脉，准确地把握着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立体地观照着事物多层面的复杂关联，深刻地揭示着事物自身的本质”
。根据福柯对谱系学的解释，就是要“将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都保持在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它将标示出那些偶然事件，那些微不足道的背离，或者，完全颠倒过来，标识那些错误，拙劣的评价，以及糟糕的计算，而这一切曾经导致那些继续存在并对我们有价值的事情的诞生；它要发现，真理或存在并不位于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根源，而是位于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
。不难理解，傩文化滥觞于史前，以顽强的生命力流传了几千年，其文化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多样、体系庞杂而不系统，特别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各民族信仰习俗的浸润影响，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综合性的特征。这就需要从谱系学的视角进行审视和考量。
这是因为，中国各地区各民族民间信仰文化之间交错重叠，异同情况十分复杂，在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傩事象也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相互间对于这些交错异同的认知各有不同，就会过于强调本民族本地区的“特殊性”或“民族性”，这种“过于民族化/族别化”或“族群化”的倾向，往往导致自古以来就在华夏大地流传了数千年的傩文化分别被贴上不同民族不同属地的“文化标签”，这非常不利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整体形貌的认识，而且人为地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傩文化事象之间划“边界”、树“壁垒”，这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都会产生潜在的不良影响。针对这些现实情况，显然，以谱系作为切入点，是厘清中华傩文化与各少数民族傩文化事象之间的共生共融关系，整理和建构出一个更加符合历史和现状的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谱系，是避免“过于民族化”“碎片化”和“泛傩化”现象的关键所在。
因此，将谱系作为切入点，可深化中国民间信仰文化领域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为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提供学术理论支撑。民间宗教信仰是伴随着对神灵的信奉和精神的寄托自发留存于民间的，由于缺乏统一信仰体系，崇拜对象纷繁复杂，组织形式松散无序，崇拜的功利性、目的性强，甚至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来迷惑民众，民间宗教信仰虽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但由于体系庞杂，内容繁多，也难免混杂封建糟粕，各地各民族之间的信仰习俗与迷信思想混杂糅合、交织不清。而傩文化则是发源于农耕时代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曾作为周代宫廷傩礼与宗教礼俗并存，在杂糅各种民间信仰习俗后渐渐沉入民间，成为民间信仰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谱系进行整理，不仅有利于去伪存真，更好地挖掘民间信仰文化的精华，清除阻碍社会发展的文化元素，筛选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文化基因，还可以加深学界和社会各界对我国民间传统宗教文化领域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可为中华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研究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提供实践案例与理论参考。
而且，以谱系作为切入点，梳理并建立中国少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体系，是厘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因文化审美差异而造成对巫傩的起源、发生、发展、演变及原生地的认识和把握缺乏内在清晰逻辑分类体系的关键所在。中国各少数民族有着厚重而丰富的民间优秀文化，这些文化汇集成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中华民族风貌的优秀传统文化，但它们在传承的时间维度和扩散的空间维度又各有不同，体系复杂，在认知度和认可度上呈现“泛众化”。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谱系进行整理研究，不仅有助于梳理巫傩文化发生、发展、演变的轨迹，还有利于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整体形貌和分类体系的谱系构建，从而为支持和促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做出贡献。
显然，以谱系作为切入点对傩文化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研究，还是拓宽巫傩文化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的一种新思路。傩文化是一种跨越不同时代的传统文化现象，根植于民间，广布于乡土，流传于各民族之间。将谱系研究作为一种民间研究的新思路，是对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的整理研究，发掘傩文化的艺术形式，并对其形式进行解析，再现古代准艺术的发生、发展现状，展现古代审美与当代审美之间的形式链条的新进路，为傩文化纵向延续提供现存理论基础。这不仅能丰富傩文化艺术造型的理论研究，还能拓展傩文化艺术的多维度研究思路，对中国文化史、哲学史、民族民俗史、宗教史，以及美学艺术史等学科的史料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于1989年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由许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元，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分裂和消亡，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
。中华民族文化同样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何星亮研究员认为：“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多元化与一体化的特点。从现实状况来看，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与同一性两大特征。”
他从多方面揭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中国傩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产物，张泽洪教授也在多篇文章中有论述，他认为少数民族傩文化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政治格局下文化涵化的结果，
历史上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砥砺共生、相互融摄互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影响所致。
基于所述观点，将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放置在中华傩文化一体格局的体系视域中进行“整体性的（holistic）”审视和考量，厘清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民间信仰上的共生共融关系，对于“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无疑是一种创新性探索和尝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学术思想上。与以往的中国傩文化研究有所不同，本书在学术思想上强调的是整体论、本体论和谱系学的路线，力避以往研究实践中存在的某种“碎片化”“泛傩化”和“过于族群化”的倾向，力主将少数民族地区傩文化的共时形态和历时演变放置到中华傩文化多元一体格局视域中进行梳理，从而构建出一个以时空为坐标、以本体结构特征和以关系格局为内核的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谱系，这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傩文化得到更为全面、正确的认知，也可为开创中国特色的宗教谱系学理论研究做出有益的尝试。
第二，在学术观点上。首先，以往一些过于“民族化”或“族群化”的傩研究将许多区域性的、具有多民族共性的傩文化切割成了族别标签化的傩文化碎片，不利于傩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也不利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其次，中华傩文化是多样一体的文化系统，少数民族傩文化之间以及它们与汉族傩文化之间相互杂糅、交织共融、多元共生，整理构建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中的“类世系性”的关系格局和中华傩文化共同体谱系，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最后，基于少数民族傩文化谱系的整理，探寻傩文化的发生学机制，厘清傩文化与其他相关文化体系及其要素之间的界缘，有助于认清傩文化的本体、规避既有研究中的“泛傩化”倾向，也有利于把握傩文化在当今社会背景下的变迁规律，使其实现更为有效而合理的传承。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将以往宗教文化研究中常用的文献法和田野调查法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更加行之有效，还在国内学术界首次将宗教人类学中的宗教谱系分析法、地理学的空间格局分析法、文献学的文本内容分析法等新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傩文化的研究中，这对于我国傩文化研究领域乃至整个宗教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创新是有积极意义的。
基于格尔兹、卓新平、金泽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都长期一致倡导的“宗教是一种文化形态或文化体系”这一学术理念，借鉴尼采和福柯等思想家提出的谱系学理论，特别是阿萨德（Talal Asad）和博厄克霍芬（Jeroen W.Boekhoven）等宗教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宗教谱系学”研究方法，将我国各少数民族傩文化放置到中华傩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语境中进行整体观照。但是，对于谱系整理分析而言，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在时间上源远流长、空间上分布区域宽广，只有在时空双重维度上把少数民族傩文化的内涵结构特征和关系结构格局梳理清楚，一个有骨架、有血肉的谱系才能历历可见，也只有这样的谱系才能全面反映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整体形貌。
同时，我们也要认清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历时悠久、内容繁杂，而且各族傩文化实践之间异同交错、扑朔迷离，致使无论是内涵体系的梳理还是关系格局的分析，都有较大难度。譬如，各民族关于傩及其内涵元素的名称就极为复杂，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的情形比比皆是，须花大力气甄别；少数民族地区的傩与其他民俗活动或文化要素之间相互杂糅和渗透，不易厘清，给傩文化本体内涵结构的谱系构建带来一定难度；而各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傩文化方面的相互关系就更为错综复杂，梳理起来难度更大。只有充分掌握和参透现有各种资料并佐之以田野调查，综合运用主位客位相结合的多种方法，才能克服这些难点。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指出，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近 20年来，经过众多的专家学者对傩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行走乡间，露宿乡野，走乡串寨，执着于民间，将各地各民族的傩文化汇聚成集，让下里巴人的民间文化渐入学者视野，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间文化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自觉的增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角度，对傩文化的传承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学术界和政界都广为关注的文化事象。李泽厚在《说巫史传统》中谈道：“中国文明的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
所谓“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是指远古的“巫”到殷周时期凭借天文、历法知识和经验进行卜筮，直至周公“制礼作乐”最终完成理性化过程。
不管是最初野性化的巫还是理性化的巫史传统，都是早期先民文化发展的重要纽带，是联系各民族的一种共同文化现象。对这种巫傩文化现象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民族文化认同，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视角下，值得探索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对各民族各地区的傩文化进行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而傩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民间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和渗透力，可以说傩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对傩文化谱系的整理研究，就是去伪存真，清除阻碍社会发展的文化基因，筛选出促进社会发展的有益基因文化，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其次，对流传在民间的傩文化进行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是以文化振兴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傩文化根植于民间，是广大乡民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而广大的乡村是滋养和培育傩文化的根源和基因。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新要求，乡村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前我国文化发展的主战场。因此，对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的谱系整理研究，传承农耕文明精髓，让优秀传统文化延续，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
再次，有助于强化文化自信、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任务，要求“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我国宗教理论界公认“宗教文化也是一种文化软实力”；而傩这样的本土民间宗教文化，就是典型的“中国故事”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资源之一。以共生共融关系格局为核心的少数民族傩文化谱系整理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增进中华认同、维护社会和谐则更是有着不言而喻的积极作用。
最后，对傩文化中有价值的文化基因进行识别和掌握，是传统和谐价值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傩文化倡导尊老爱幼、和睦相处的价值观，提倡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家庭社会氛围。傩文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有利于构建友好型的环境氛围。傩文化蕴含的价值观不仅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且对于保护地域性的传统文化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傩是极其特殊的文化现象，在中国从史前萌起，到商周盛行，在漫长的历史中，随地域变换、时光变迁而衍生出不同的名称和内涵。特别是在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当地本土文化的深深影响，流传的各种祭祀仪式相互交织混合，很难说是“巫”还是“傩”，因此一些学者干脆统称为“巫傩文化”，一些巫仪和傩仪本身就很难分辨，巫仪中带有明显的傩仪要素，傩仪活动中也掺杂一些巫术成分。比如一些地方在驱鬼逐疫的仪式活动中既包含了驱赶邪魔鬼怪以求人畜平安的巫术活动，又有祈求自然力或鬼神以实现某种愿望的傩祭仪礼。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因各民族生活习惯的差异、对文化理解的不同，信仰诉求千差万别，导致傩与各种民俗活动、民间信仰及民间宗教相互杂糅、相互渗透，在各民族之间，傩事活动随同各自的信仰习俗和精神追求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并与各种民间宗教信仰形成了多元共生、交织共融的中国各民族傩文化的谱系格局。这种交织互依的格局不啻构筑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大同，实乃中华民间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加之，傩文化原本就是根植于民间，依靠民间艺人口传相授从而代代相传的。人是傩文化得以延续传承的主体，傩文化依托人本身而存在，以傩事活动中的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人的身、口、耳相传作为文化链得以延续。而恰恰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因生活习惯的差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对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总会吐故纳新、自我扬弃，造成了各地方文化现象在保持共同性的基础上的千差万别。这也造成了傩文化在各地各民族流传过程中，受当地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杂糅各种民间文化，在此消彼长中相互融合，汇入华夏文化，形成文化共同体。
诚然，就傩文化在各民族之间相互杂糅、交织共融的局面，可以通过构建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谱系，清晰分辨出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流变的方向和轨迹，正如张紫晨先生所言：“任何文化现象，割断其发展源流，都是不可理解的。”
因此，不难理解，时空坐标就是谱系的基础支架，历时性的演变关系和共时性的空间格局乃是傩文化谱系整理研究的两大主轴。对当下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傩祭、傩仪、傩戏等文化事象活动进行分类整理，搜集中国各少数民族傩文化的文献资料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补充性的田野考察，运用宗教地理学研究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等分析手段，对各少数民族傩文化的分布现状进行底盘性的空间研究，摸清其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维度上的分布特征，回溯其发生、发展的演变历史，厘清傩文化发展的复杂现象中隐含的内在发展规律，建立傩文化不断演进的具有历时性的综合动态系统的发生、发展机制，建立由点、线、面多维立体构成的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空间格局谱系。
换言之，我们可以利用宗教人类学的理论，从历史的线性维度，将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置于文化变迁和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在特定历史文化时期和社会风貌大背景下，以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为纵坐标，以其所受诸多文化带影响为横坐标，以其思维演变和思想衍化进行深度探源，探究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从宗教到艺术，从酬神到娱人的嬗变过程。甚至，我们可以从谱系学的角度分析傩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解读其文化背景，建立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谱系，分辨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流变的方向和轨迹，分析傩文化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变迁规律，将有助于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
傩文化以傩礼、傩仪为中心，包含傩戏、傩舞、傩俗、傩技等文化事象，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融合多元的原始宗教文化和地方民俗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民间信仰和原始宗教意识。而宗教人类学恰恰关注的就是早期的宗教现象的起源、进化、特性以及宗教与其他形式的文化之间的联系，这个观点早在金泽先生的《宗教人类学导论》一书中就指出，“宗教人类学聚焦于宗教这种特殊的社会实体和文化形态，从发生学的角度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过程，比较各部族、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的文化异同，借以发现和归纳人类文化事象的起源、结构和功能，并着重探讨宗教事象的发生或起源，及宗教事象所具有的文化意义。”
利用宗教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厘清傩文化这种原始宗教现象的发生、发展以及内在文化事象有极大的帮助。宫哲兵在《现代宗教人类学的方法》一文中，也提出了宗教人类学应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比如由传统的田野调查、实地参与等研究方法向宗教变迁及其动力的动态研究方法延伸，综合运用客观方法和主观方法的辩证把握等的观点。
这都为傩文化谱系的构建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而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谱系整理分析而言，共时态的内涵结构体系和历时态的关系结构体系，无疑是其探索的重点。谱系的形成或建构必须以时空坐标作为其体系的基本支架。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在时间上源远流长、空间上分布区域宽广，只有在时空双重维度上把少数民族傩文化的内涵结构特征和关系结构格局梳理清楚，一个有骨架、有血肉的谱系才能得以构建，也只有这样的谱系才能全面反映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整体形貌。
具体而言，首先，采用文本内容分析方法。这是对傩文化文献资料进行文本内容的深度挖掘分析，也是课题研究的关键，包括文本中的显性内容和隐性内容。显性内容是字面上可见的表面语义内容；而隐性内容则是指字面或图像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往往最能体现事物现象或过程的本质和主要特征，将语句单位与文本背景和上下文语境结合起来分析是发掘隐性内容的主要途径。其次，采用空间格局分析法。这一方法在地理学和生态学中较为常用，近年来在文化地理学和宗教地理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需要依托 ArcGIS 等空间信息分析工具来进行，主要是围绕文化事象的宏观和微观分布特征展开的。该研究方法对于把握全国少数民族傩文化的整体分布特点和规律十分有效，有助于建立由点、线、面构成的少数民族傩文化空间格局谱系。最后，还需要用到谱系分析方法。主要是借鉴尼采、福柯的“谱系”方法论，特别是阿萨德在《宗教的谱系》、博厄克霍芬在《萨满教的谱系》等著作中提出的宗教谱系分析法，注意各少数民族傩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关注其生成过程以及在历时演变中的断裂、转折和转向，从而构建出各民族傩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类世系性（quasi-lineage）”的关系格局和文化共同体谱系。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并借鉴前学关于神话、仪式和戏剧的相关理论，对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的历史成因、艺术价值、文化因素、保护传承展开研究，试图建立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发生发展的演变谱系。
对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谱系进行整理研究，在尽可能掌握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通过田野调查来补充现有文献资料上的不足或充实一些文献资料的相关背景信息。其次，对当下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傩祭、傩仪、傩戏等文化事象活动进行分类整理，回溯其发生、发展的演变历史，厘清傩文化发展的复杂现象中隐含的内在发展规律，建立傩文化不断演进的具有历时性的综合动态系统的发生、发展机制。然后，围绕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的空间分布格局、历时传播与演变、本体结构内涵、族际相互影响等方面，综合运用谱系学的理论方法和其他相关研究方法，建构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的演变谱系。最后，分析谱系演变轨迹对中国傩文化产生的影响，利用图谱将傩文化的发生发展置于文化变迁和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在特殊历史文化时期和社会重大变革的背景下，探究其历时嬗变中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傩文化种类复杂，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尤其是少数民族傩文化纷繁复杂、盘根错节。需要从历史的线性维度，将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置于文化变迁和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在特定历史文化时期和社会风貌大背景下，探究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从宗教到艺术、从酬神到娱人的嬗变过程，研究其发生发展之历史，分析傩文化的艺术形态，解读其文化背景，梳理其设计智慧，厘清其发展演变规律，构建一个最能反映傩文化发展演变的谱系架构。
然而，以往一些过于“民族化”或“族群化”的傩研究将许多区域性的、具有多民族共性的傩文化切割成了族别标签化的傩文化碎片，不利于傩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也不利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述中提到，多元一体是由许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元，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分裂和消亡，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整体。
中华傩文化是多样一体的文化系统，少数民族傩文化之间以及它们与汉族傩文化之间相互杂糅、多元共生，整理构建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中的“类世系性”关系格局和中华傩文化共同体谱系，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基于少数民族傩文化谱系的整理，探寻傩文化发生学机制，厘清傩文化与其他相关文化体系及其要素之间的界缘，有助于认清傩文化的本体、规避研究中的“泛傩化”倾向，也有利于把握傩文化在当今社会背景下的变迁规律，使其实现更为有效合理的传承。
同时，发掘和利用民间宗教文化谱系的积极内核，构建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谱系框架，要力避以往研究实践中存在的某种“碎片化”“泛傩化”和“过于民族化”的倾向，力主将少数民族地区傩文化的共时形态和历时演变放置到中华傩文化多元一体格局视域中进行梳理，从而构建出一个以时空为坐标、以本体结构特征和关系格局为内核的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谱系，这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傩文化得到更为全面、正确的认知，也可为开创中国特色的宗教谱系学理论研究做出有益的尝试。
宗教人类学的宗教谱系分析方法，以及地理学的空间格局分析方法，是一种全新的、多维立体的谱系研究方法。将从宏观视野出发审视研究对象、处理复杂事物脉络系统的优势，应用于驳杂广泛的文化研究，将进一步拓展文化的发展源流与脉络、整体格局和框架。
借鉴尼采、福柯的“谱系”方法论及阿萨德、博厄克霍芬的宗教谱系分析法，以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为纵坐标、以其所受诸多文化带影响为横坐标，将其思维演变和思想衍化进行深度探源，关注其生成过程以及在历时演变中的断裂、转折和转向，运用三维立体式研究策略，建立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谱系，分辨出中国少数民族傩文化流变的方向和轨迹，分析傩文化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变迁规律，从而构建出各民族傩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类世系性”的关系格局和文化共同体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