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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理论的概念最初来自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研究。美国著名的社会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提出并创建了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不仅包含物质资本，而且还包括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主要指的是一种直接体现于人身上的资本，即生产者进行技术教育、职业培训和保健等各种费用，以及在接受教育时的各种社会性费用的人力资金支出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专业生产知识、劳动健康管理的各种基础专业技能以及所有保障其健康管理素质的各种储蓄性成本的资金支出总和（胡旸，2021）。人力资本理论在传统资本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突破了传统理论中资本只是物质资本的观点，将资本详细地划分出来称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样就能够以全新的观点出发，深入地研究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以知识经济发展为背景，在信息论的基础上，许多经济学家采用严谨的数学分析方法，对新时代的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许多方面的拓展。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各地区在人力资本投资和国民收入的比重相当时，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幅度明显超过了物质资本。孙敬水和于思源（2014）利用Mincer收入模型与Shorrocks回归分解法分析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2852 份农户问卷数据发现三大资本对农户人均年收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人力资本是导致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最大因素。刘林等人（2016）利用面板分数回归等方法分析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的差异性是拉大少数民族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Liu等人（2019）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居民面板数据分析了自然禀赋、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发现人力资本是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
当然，人力资本也是可以提升的。提升人力资本的途径有很多种，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教育投资。提升人力资本，主要通过自身知识、技术和健康水平的职业培训、卫生保健等方式，但是教育投资仍然是人力投资的主干。才国伟和刘剑雄（2014）建立了一个教育投资的世代交叠模型，基于OECD跨国数据，验证了政府公共教育投资能够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认为我国人力资本与劳动报酬匹配程度有待提高，需要进一步加大公共教育投资，以提高我国人力资本水平。钱雪亚等人（2014）构建了一个随机前沿教育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公共教育投入和私人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积累效率的影响，2007—2011 年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这两种教育投入都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赵建国和周德水（2019）利用中国 2016 年流动人口数据，分析了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是教育人力资本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作用途径。
人力资本理论探讨的就是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同时，它也让人们看到教育对个人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正向作用。该理论的提出大大地促进了人们对教育和经济之间关系的思考，推动了教育经济思潮的发展。该理论认为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技术和能力，能够使得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的收入和待遇进一步提高，对整个社会而言，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水平自然而然就提高了。因此，人力资本的重复再生产并非单纯的社会消费，而应该更多地将其看作一种社会投资，且这种社会投资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效益远远超过了其他物质性的投资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
教育虽然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理论过分强调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可能忽视其他经济增长因素，这意味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很难精准量化。这是由于教育性的投资和物质资本的投资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物质资本投资可以通过严谨的数理分析计算出相应的边际效益，然而教育投资带来的收益有一些是显性的，如能力、工资水平等，也有一些是隐性的，如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这样就导致，我们无法准确地了解教育投资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目前，我国许多学者也就针对当前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杜伟等人（2014）以我国 2002—2010年各省面板数据为对象，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发现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模仿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刘智勇等人（2018）提出了一个考虑各层次人力资本相对变化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实证数据验证了这一人力资本结构进化指数的差异对我国东中西地区差距的影响，建议我国应该从单纯注重提升人力资本存量转向促进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刘伟和张立元（2020）构建了一个人力资本质量测算公式，进而分析了人力资本质量与经济发展潜能之间的关系，发现人力资本质量水平的跨国差异能够解释人均产出水平跨国差异的绝大部分，并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人力资本质量水平明显落后。通过这些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高等学历劳动者比重上升，大大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同步增加了教育资本的投入，两者相互促进。陈健等人（2021）提出了一个基于终生收入法的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存量测量方法，并以 1990 年至 2018 年的数据为样本，揭示了中国城乡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对城乡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影响。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认为，经济之所以会长期增长，是因为经济系统内部因素相互作用，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在众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技术进步等经济体中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获取新的“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刺激新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和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是经济增长的最核心因素。
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为了解决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普遍存在的缺陷，生产率的长期趋势是逐渐递增的，各个国家之间的收入水平正在逐渐扩大，储蓄比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关系比较大，资本并不是一直从富裕的国家流向贫穷的国家等，学者们就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关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具体历程和研究进展可以参考一些综述性论文，例如，王劲松（2007）在汇总新古典经济理论面临困境的基础上，综述了开放条件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相关研究进展。王双和陈柳钦（2012）阐述了经济增长由古典增长理论到现代增长理论的过程，指出目前经济增长理论处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阶段，对文献中关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相关进展进行概述。闵宏和王罗汉（2017）从理论根源、理论内容和最新进展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综述，并指出未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主要考虑的是生产技术、市场结构和消费者偏好等方面。吴小敏（2020）首先介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重点分析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研究的进展，并且分析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国民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由经济发展中人们自发的经济活动所直接决定的，同时这些影响因素实际上都是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政策、措施等来直接加以影响的，且在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各不相同，因此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除了劳动和资本以外，影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其他因素还包括知识和科学技术。这个因素实际上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内生的，而非如同新古典增长模型那样认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依赖于外生的知识和科学技术进步。他们还认为知识和科学技术都可以促使提高投资的收益，使得边际收益递增。在投资刺激知识积累的同时，知识的积累也会反过来促进投资的增加，二者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相关学者也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以上这些理论，例如，潘士远和史晋川（2001）将知识异质性和知识吸收能力引入到经典的罗默模型中，给出了一个知识溢出效应的新的概念，进而提出了一个改进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能够明晰出知识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谭祖谊（2016）指出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而人力资本积累是内生技术进步的原动力，中国的重大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积累与结构的优化，建议政府应增加青年人力资本积累的投资。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由于技术进步的外溢性和生产活动的重复性，即使在微观角度上存在一定的边际报酬递减，在另一个宏观角度下也绝对不会存在边际报酬递减，因此资本的边际报酬不变或递增是该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另外，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不会毫无理由，而是与该国家的国民收入水平是持平的，通常情况下，国民收入水平越高，技术进步的速度越快。这是因为，人们总是去选择使用低成本或者高质量的新技术，去追求利润最大化，当通过竞争和模仿使得新技术扩散时，利润消失。为了利润最大化，人们再去研发新技术，因此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就是对利润的追求，从而，技术进步的内生性也是该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与分析，人作为活的资本具有更强的创造性和创新性，所以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后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会进一步促进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飞速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教育投资是一个国家人力资本和社会投资的重要核心，对高知识、高技能和专业人才的生产率和劳动力价值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我们要积极地鼓励和支持教育和技术的投资，通过提高其教育质量、完善基础教育的资源、融合传统学校教育与职业教育等方式，努力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提升人的能力和技能，推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并且利用高新技术消减信息不对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进而推动国家经济持续增长。
劳动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一，马克思及后来的学者在其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价值理论。马克思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该理论明确地认为，价值是一种抽象的人类生产劳动，商品价值量的大小是由商品中凝结的一般的、无差别的、抽象的人类生产劳动所决定的，其大小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少来衡量。
我们将用来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称为“商品”，而商品之间的交换通常是平等的，因此，商品必须要有计量方法，我们称商品具有“价值”（交换价值）。商品能够进行交换的前提是其对交换者存在有用性，我们称之为“使用价值”。商品的实际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具有不可比较性。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商品在某些环境下的客观存在，与其数量的多少没有关系，使用价值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创造，人类只能通过改变事物的形态从而引起属性转化。劳动并不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它仅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商品的价值（交换价值）通常表现为一种商品体（使用价值）同另一种商品体（使用价值）之间相互交换的数额或比例。商品的价值随着其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商品的使用价值一般可以将其视为交换价值的一种载体，决定其数值大小的因素是个体和社会劳动。一般商品的价值由其生产商品的实际劳动时间来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越懒，其生产相同产品所需要的时间越长，他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量也应该越高，因为这不符合常理。实际上，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个体单位时间内创造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受其人力资本水平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多少，因此，教育可以通过改变个体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改变个体创造的价值和取得的收入，这一逻辑是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些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例如，许光伟（2006）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从企业视角剖析了人力资本、企业家与价值决定之间的逻辑关系，得出了人力资本对企业家价值创造的作用过程。薛韬（2009）指出风险投资活动中的人力资本投入实际上是一种脑力劳动投入，论证了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二者是完全一致的。白永秀和刘盼（2020）探讨了信息时代下人工智能对劳动创造价值过程的影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新的再认识。徐彦秋（2021）指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注重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包容性、历史性和现代性，需要对创造价值的劳动和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界定。
商品实际上是其使用价值与价值相结合的统一体。马克思认为，当物品不是以劳动作为主要的中介却对人类来说有用时，物品本身就只拥有使用价值而不具备价值，例如空气、森林、草原等。这些天然物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其不是通过社会劳动生产而来的，不具有价值。当劳动者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务活动方式来生产出满足自己需求的物质或服务时，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虽然都具有其实际的使用价值，但也不能认为它们是一种商品，因为只有同时具备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物品才是商品。
劳动价值理论的提出，确立了劳动者在劳动中的主导和核心地位，即只有劳动者的劳动才能够创造价值；也确立了科学技术在劳动和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和价值，即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当一个企业使用生产效率更高的技术时，其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量越大，就会获得较多盈利。
劳动社会学（Sociology of Work），形成于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采用社会学理论方法体系来研究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以揭示社会劳动活动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潘锦棠，1989）。
劳动社会学所研究的劳动社会也被称为产业社会。它本身其实就是各种社会劳动者之间相互影响和协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包含经济、文化、政治等社会因素的综合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社会学从一般社会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劳动社会学”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1959 年，作为一份刊名被法国的一家著名社会学杂志使用，这个刊名促进了这个名称的广泛传播与使用。劳动既是我们人类生产中最重要的一种实践性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劳动者在从事劳动的同时也为其创造了财富，劳动社会学研究的前史，就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劳动者作为研究的主体、以劳动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去深入地研究因劳动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现象和因劳动所组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劳动社会学基本理论、劳动者、劳动的社会关系、劳动的社会结构、劳动组织及劳动组织方式、劳动和社会变迁。
普通社会学和劳动社会学有很大的区别：普通社会学研究一般社会人和各类人的一般社会行为；劳动社会学则将人当作劳动者，只研究他们的劳动行为。普通社会学研究一切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血缘、地理、产业关系等，研究一般社会组织、一般社会制度和社会过程；劳动社会学只研究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和劳动制度，以及劳动的社会过程。劳动社会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都是经历了三个时期。古典时期主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管理学派等各学派所关注的基本命题；在现代时期，各个学派都有一些阐述并发展了各自的观点和理论立场；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后现代时期主要是对传统理论进行了修正、模仿、拼凑、整合和系统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动问题层出不穷，我国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的职业结构具有农业社会向非农业社会转型的特征。新兴产业科技不断创新、技术进步不断加快，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为劳动者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和更好的待遇。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当代青年就业的主要方向，它的发展趋势使我国的劳动力从传统的工业部门逐渐地流向新兴的工业部门；使劳动力从那些提供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部门流向高端消费的部门；使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流向劳动生产率上升更加迅速的部门。
为了鼓励和促进当代青年人才更好地进行专业性的职务流动，要积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拓宽人才就业的渠道，建立培训和管理机制，不断地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建立激励机制，吸引优秀人才等，为促进青年就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改善青年职业技术人才培训、选拔、推荐机制，引导他们正确对待社会人才的多层次需求，树立合理的职业观，做出客观正确的职业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