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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视角而言，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超级全球化是两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主权国家的政策结合的产物，一边是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另一边是以英国的撒切尔革命和美国的里根革命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环境的产物。如上一章所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第一波现代化发生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世界“小分流”的环境下。“小分流”并不是中国的自愿选择，而是国际环境使然。尽管被孤立状态下的中国的现代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并没有导向人们所希冀的强大国家，改革开放前夕国家的现状被邓小平日后视为“贫穷社会主义”。毛泽东时代“赶超英美”的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拉大了距离。或者说，“赶超型”现代化并没有实现其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与亚洲邻居相比也大大落后了。在1949年，上海与亚洲其他城市，包括东京和香港，相比也是先进的，但30年之后，上海尽管依然是中国内地最先进的城市，但较之东京和香港已大大落后了。的确，在中国被孤立的30年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实现了经济起飞。尽管这些经济体也属于儒家文化圈，但它们都实现了现代化。为什么这些经济体能？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初心就是追求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裕，因此，“贫穷”不应当和“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现状必须得到改变。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打破被孤立的状态。邓小平因此对世界局势作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判断。很显然，经验地看，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国际局势呈现出了和平与发展的局面；恰恰相反，当时仍然处于美苏冷战状态，东西方割裂。就中国本身来说，也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被称为“内乱”的时期，并且也刚刚结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邓小平之所以能够作出这样一个战略判断，主要是基于一种“需要”、一个“目标”和一个“客观现实”。一种“需要”：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追求内部的发展，也需要这样一个环境使得中国重新返回国际社会；一个“目标”：和平与发展不仅应当成为中国所追求的国际目标，而且也应是世界各国所追求的目标；一个“客观现实”：鉴于美苏冷战的局面，美国在客观上需要中国的帮助来制衡苏联。这个客观事实也表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体系会愿意接受中国。这些因素促成了邓小平一代中国领导人把“和平与发展”界定为时代的主题，并在这一主题下，决定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
那么西方这一边的情况又如何呢？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为什么有动机和意愿接受中国呢？概括地说，这是相向而行的资本和国家两个要素相结合的产物。就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结构因素就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与中国合作，会对苏联构成有效制衡，遏制住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是中国制衡苏联力量的行动，因为当时的越南是苏联在亚洲的盟友。
但真正促成全球化和使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是撒切尔革命和里根革命。而这两场分别在大西洋两岸发生的革命不是因为国际因素，而是因为英美两国的内部因素造成的。在整个冷战期间，以美国为主体的西方经济体实现了两个层面的全球化：一方面是西方经济体内部的全球化，西方诸国之间的经济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另一方面，西方的全球化也逐渐延伸到非苏联势力范围内，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西方的这种内部全球化不仅不能满足资本扩张的要求，反而制约着资本的自由扩张。就经济政策来说，最有效的制约来自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始于西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最终演变为被曾经担任过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翰·鲁杰（John Ruggie）称为“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的制度安排。这套制度安排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福利国家体制）的阶级大妥协、需求侧的国家干预角色、金融监管与资本管制以及自由贸易体制四者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复兴与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西方爆发了冷战，这套体制与战后国际安全秩序重建并不完全对接，其出发点主要是照顾西方集团核心成员及其外围成员（主要是美国非西方盟友）的利益，而当时的苏联集团则自己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互助组织，但客观地说，美国领导创设的这套体制的确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发挥了主导作用，为战后的国际和平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结构性条件。西方内部的全球化就是在这套制度安排之下发生的。
“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概念指向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关键配套设计，就是要通过国内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来有效管控和驾驭马克思早已发现的资本主义必然带来的经济不稳定，并节制其破坏性与掠夺性倾向，让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得到合理保障，以维护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且为战后美国建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奠定牢固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国内合法性基础。
二战后，“嵌入式自由主义”体制之所以得到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精英的青睐，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西方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惨痛教训之后，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为代表人物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西方国家政治精英彻底扬弃。古典自由主义深信自由市场配置效率，坚信市场可达成自动充分就业的总体均衡，这些核心假设饱受质疑。而主张政府积极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并从需求侧选择性干预价格形成机制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成为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主流宏观经济思想。从1932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上台推行新政开始，瑞典与德国政府接着采取了凯恩斯的政策建议，英国也出现如何有效对抗经济大萧条的政策大辩论。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的实践过程中，凯恩斯经济学让剧烈的经济周期波动与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反复出现的问题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
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战后西方国家采取的“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
“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政治功能，就是维持西方社会各阶层在实现各种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下达成的阶级共存共荣的妥协，以预防激进左翼政治势力的崛起，并有效对抗当时苏联模式在国际社会的蔓延。在“嵌入式自由主义”体制下，资本家被迫接受“管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监管、反垄断、劳动立法、金融国有化、高级距的累进税制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机制，遏制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与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倾向，修正了资本拥有者与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在市场中进行不对等交换所必然导致的财富与收入两极化倾向，并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与金融压制大幅度削弱了资本家最重要的结构性权力，即资本流动。在资本无法自由跨境移动转移最大利润回报的条件下，西方国家得以维持阶级间权力关系的长期平衡与稳定。
更重要的是，“嵌入式自由主义”为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稳固的社会支持基础。国家主导的补偿与辅助机制，让开放经济体系下的潜在利益受损者得到适当的救助与保护；同时，教育、工作培训、医疗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普及，让更多的市场参与者能够适应国际市场竞争与发掘新的市场机会。“嵌入式自由主义”体制有助于西方社会维持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形成牢固的跨阶级、跨地域与超越左右政治竞争的社会共识，也有利于西方经济的快速重建与振兴，以及开放贸易体系的确立。
但是，这套体系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弊端，尤其是石油危机之后，这套体系没有能力来解决西方普遍出现的经济滞胀问题。这套体系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有两个弊端是致命的。第一，为了维持日益庞大的福利国家体系，西方各国企业面临着日益增加的高税率。即使在美国那样的福利较少的典型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了“准没收性”税率。高税率严重遏制了企业（资本）的积极性，如何逃税成为资本的主要考量。也就是说，税收制度的效率和效能越来越成为问题。
第二，同样为了维持日益庞大的福利国家体系，西方诸国的官僚机构日益扩张，日益臃肿，效率和效能低下。
因为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因此对这套体系的批判也聚焦于国家和国家的载体——官僚体系。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学术界批判官僚主义经济体系的著作汗牛充栋，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情绪在学术界的直接反映。撒切尔很好地概括了当时人们对政府和官僚体系的看法，她把政府定义为“问题的根源”而不是“问题的解决”。美国总统里根也持类似的看法。撒切尔和里根发动的革命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取代，政府被市场所取代，高税收被低税收所取代。而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的抓手便是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即放松甚至放弃金融管制。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资本和连同资本的技术快速地从西方流向世界各地，为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一句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革命促成了中国比较顺利地加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是经济条件。而上述所说的，美国需要中国合作来制衡当时的苏联，则构成了中国加入这一秩序的政治条件。
回顾过去，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因为抓住了这个历史大机遇，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加入这个体系应当说是比较顺利的，尽管这并不代表中国在这个过程没有遇到困难。虽说这个由西方主导的体系具有开放性，也就是说也可以容纳其他国家和地区，如前面提到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但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被吸纳。想进入这个体系的国家的意愿和这个体系现存成员的同意是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在两者都拒绝的情况下，要么彼此互相孤立，要么就是交往很少。即使一个乐意，另一个不乐意，也很难趋于一体化。这种困难对一个大国来说尤甚。
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就是典型的例子。尽管近代以来俄罗斯的目标就是追赶西方、融入西方，把自己变成西方国家，但到今天也没有成功。苏联的十月革命，诚如列宁所说，是从西方帝国主义“链条”中脱离出来的革命。革命之后，苏联在与西方互相孤立的情况下进行了现代化建设。在早期，苏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两个主要原因导致了最终的失败。第一，孤立。从西方链条中脱钩之后，苏联再也没有能够重新和西方“挂钩”，因此苏联式的发展是孤立式的，除了苏联自身组织的集团（即华约）之外，苏联没有其他市场。同时，因为孤立，苏联举国体制式的技术创新很快就失去了动力。技术只有在开放的状态下才能获得进步，因为只有开放状态才能保持竞争。缺少足够的市场，苏联集团的经济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如前所述，苏联是典型的公有制模式，几乎所有经济权力都集中在中央官僚机构，地方政府和企业既没有自主权，更缺乏发展动力。完全可以说，苏联体制和西方体制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没有任何交集点。即使双方有动机互相接受，也没有制度条件。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又是怎样的情形呢？从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到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再到早期的普京，他们都是亲西方的，至少是努力亲西方的。在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早期，俄罗斯甚至和美国（西方）进行过接触，讨论俄罗斯是否加入北约的问题。但这些讨论都没有结果。除了俄罗斯的立场之外，美国（西方）没有任何动力来接纳俄罗斯。其实，道理也很简单。美国领导的北约既不想有一个外部的挑战者，也不想有一个内部的挑战者。如果俄罗斯加入北约，那么它就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大国，就有可能从内部挑战美国；而处于外部的俄罗斯如果足够强大，那么就会从外部挑战美国。对美国来说，最理性的选择便是从外部弱化俄罗斯、遏制俄罗斯。这也是这么多年来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核心。很显然，俄罗斯的这种外部环境深刻地制约着俄罗斯的现代化方向和路径。
不管如何，中国能够加入或接轨西方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既有中国自身的因素，也有美国（西方）的因素，两者缺一不可。但应当强调的是，无论是加入还是接轨，都并不意味着中国和西方的一体化；恰恰相反，中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张力。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张力，就会很难理解今天的局面。
西方主导的这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三根支柱组成。
第一，以经济相互依赖为经济基础。就中国和世界经济来说，两者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造成的，中国既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与西方世界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各国之间没有矛盾，而只意味着相互依存给相关国家带来的收益高于其所带来的成本。鉴于这种现实，各国愿意在相互依赖的架构内来解决互相之间的矛盾。例如，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世界贸易组织（WTO）经历了数轮改革。尽管改革进程并不令人满意，但至少表明各国希望这个组织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第二，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的认同。中国全面积极地参与了主要国际机构的管理和建设。联合国内部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等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斗争，各国对联合国体系如何改革也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但不管如何，各国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是认同的，是有共识的。至少各国都认为联合国体系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例如，很多年里，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美国经常偏离甚至抛弃联合国体系而搞单边主义。其他很多国家即使不满意美国的行为，也基本上没有公开和美国对立。如果借用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概念，尽管人们对联合国体系存有“不满”（voice），但并没有选择“退出”（exit），而是保持着“忠诚”（loyalty），希望联合国体系能够改进自己的作为。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还是相信联合国体系在维持国际安全上扮演着关键角色，毕竟联合国体系是战后唯一的国际体系。
第三，对现代性的价值认同。如上所述，（近）现代性起源于西方，它包括一整套进步价值观，包括人文、科学、理性、公平、公正、自由、民主等。就西方而言，这一整套价值观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应当指出的是，这些价值观并非西方文明所独有，在不同程度上也体现在世界主要文明中。人文、世俗理性、公平和公正也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公平和公正几乎是所有文明的核心价值。尽管如此，自近代以来，现代性自西方向非西方扩散。在这一整套价值体系中，有促进物质现代化的要素，有促进制度现代化的要素，也有促进人的现代化的要素。但在现实层面，人们很难把这些要素分离开来。也正因为如此，在很多非西方国家，人们往往把现代化与“全盘西化”等同起来，认为只有把这套价值系统全盘借鉴或者移植过来，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非西方国家都获得了不同的现代化经验，俄罗斯、日本、土耳其、中国等国家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现代化模式，或者说获得现代性的模式。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日本通过西化模式，即日本所谓的“脱亚入欧”模式来获得现代性，土耳其也有类似的经验，俄罗斯则通过与西方脱钩的模式来获得现代性。美苏冷战造成了世界的隔离，世界一分为三：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集团；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方集团；流离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印度和后来的中国。
应当强调的是，虽然世界分离了，但各国都认同现代性，以各自的方式追求和获得现代性。现代性的获得不仅是各国人民的追求，也是各国政府的追求。道理很简单，从个体的角度而言，现代性意味着进步，人们都追求美好的生活，因此它符合人性对尊严的追求；从国家的角度而言，现代性意味着强大，在国际社会上不被他国欺负，是国家尊严的象征。个体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合一，使得对现代性的追求成为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主题。也就是说，对西方自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形成的一整套现代性的观念，世界各种文明和各个国家都是认同的，无论是出于个体层面对个体尊严的追求，还是出于国家层面对集体尊严的追求。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不同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各国对这些价值的追求具有不同的历史阶段性。尽管现代性表现为一整套价值，但这些价值并非可以同时实现的。即使在西方，各种价值的实现也具有阶段性，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第二，实现这些价值的方法不同。近代以来所出现的各种“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等，都可以被理解为追求现代性的不同方法。
应当加以强调的是，尽管现代性作为一整套价值形成于自文艺复兴至启蒙时代的西方，但这绝非意味着这套价值只属于西方。实际上，西方那段历史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特色。罗马帝国解体之后，西方陷入几个世纪的宗教时代，即西方的中世纪，或者“黑暗时代”。在中世纪，宗教是西方社会的主体，西方社会可以被称为“宗教社会”。宗教也被用来解释一切。文艺复兴是一个转型，因为文艺复兴把社会的重心从宗教转移到人文。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人文主义、科学和理性构成了文艺复兴的轴心。到了启蒙时代，人们在人文、科学和理性等价值之上又加上了新的价值，包括自由、平等、博爱、人民主权（民主）、民族主权（国家独立）等。应当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吸收和吸纳了众多来自其他文明和文化的价值。简单地说，文艺复兴和之后西方所综合起来的价值包括三类，即古希腊文明、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和东方的世俗理性主义。
其中，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简单地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技术，尤其是传统所说的“三大发明”或者“四大发明”。英国近代思想家培根在《新工具》里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计数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马克思承袭了培根的说法，提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恩格斯则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明确指出：“一系列的发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义，其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
尽管培根和马克思并没有将这三个发明归于中国，但后来的史学家都把之归属于中国的发明。英国汉学家麦都思在培根的基础上强调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汉学家艾约瑟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
美国学者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序言中首次明确提出“四大发明”的说法：“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之初在欧洲的流播，对近代世界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这四大发明以及其他的发明，大都源自中国。”
第二类是制度类型。这里尤其需要强调中国的官僚体制或者文官体制。中国在秦汉帝国时期就形成了完整的官僚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把中国称为“第一个近代国家”
。但作为“第一个近代国家”的中国的体制对西方的影响一直是被低估的。西方到了近代才开始发展出类似的官僚体系，并且是受中国体制的影响。最先发现和系统性应用中国官僚体制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后这一制度再输入欧美，为欧洲的政治体制所吸纳。中国官僚体制强调的是科层等级、理性、中性、贤能、开放等价值。西方日后发展出民主政治制度，但如果没有这套官僚体系，民主制度要正常运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民主体制的有效运作取决于“政治”和“行政”的分野，政治人物来往不定，但官僚（或者公务员）则是稳定的。
第三类属于理念类型。中国理念对西方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里举几个例子。在经济领域，中国古代经典《易经》的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思想是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派，即法国的重农学派的思想核心。在重农学派中，“无为”被表述为“不干预”和“经济自由”。这一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思想。在教育领域，中国儒家的“有教无类”思想成为西方近代逐渐形成的大众教育的思想根源。尽管大众教育的经济基础是近代以来的工业化，但中国的“有教无类”则是其思想基础。大众教育对西方民主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因为民主的品质取决于人民的受教育水平；如果人民不能理性地思考，那么民主会是劣质的。在社会领域，中国古典的“大同社会”理念和欧洲自近代早期开始形成的社会主义理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正因为如此，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从欧洲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任何困难地接受了它。
应当指出的是，有很多理念在中国本土由于物质和制度的制约没能得以实现，而因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始于西方，西方各国先于中国具备了物质条件去实现这些理念。基于“有教无类”理念之上的大众教育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西方所受到的诸多制度制约，一些西方所提倡的理念在西方并没有实现，但因为中国具备了西方所没有的制度条件而在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理念就是典型的例子。西方尤其是盛行新自由主义的当代美国和英国，因为过于资本主导，社会主义的成分少而又少。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及英、美，但中国具备了制度条件，实现了基本的社会公平。改革开放之后的40多年里，中国促成近8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就是典型的案例。
因为近代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自西方向非西方国家传播和扩散，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就以为现代性的观念属于西方，而西方国家也故意遗忘了自己“向非西方国家学习”的历史经验。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形：一方面，西方竭力向非西方国家推行其所认同的现代性价值和西方所相信的可以实现这些价值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一些非西方国家认为这些价值是纯属于西方的，努力抵制这些价值。但这并不符合实际。如上所述，这些价值是源自多个文明和文化的，只不过西方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系统。即使那些在努力塑造非西方价值系统的国家，其系统里面也仍然包含有西方的价值，原因在于所谓的西方价值系统里面，本身就包含了非西方的价值。
不管怎么说，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开始之后，各种追求现代性的“主义”才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趋于“汇合”。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解体之后，全球化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步伐伸展到世界各个角落，被视为是超级全球化，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尽管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仅是物质层面的全球化，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只不过规模和幅度不同而已，但对西方来说，这些物质层面的全球化必然会导致制度和人的层面的变化。全球化被视为是一个经济和技术扩散的过程，涉及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投资以及技术的传播，这些技术使许多事物——例如维基百科中的知识和信息——触手可及。因此，全球化也是一个关乎政治、社会和道德变化的过程。
西方的认知表现为：冷战结束了，世界似乎走到了一起。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冷战较量终于以资本主义的胜出而结束。各国在经济上变得更加互相依赖。互联网已经准备好促进全球交流。民主得到扩张，全球似乎对西方的一套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个人尊严、多元化、人权——达成了高度共识。
20世纪9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认为，全球化改变了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并且成为我们现在生活的一部分。它涉及全球社会关系的强化。全球化是关于世界观、产品、思想和文化的整合。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被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所取代。
实际上，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呈现普遍乐观气氛，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体系，也是最后一种制度体系。这种乐观气氛直接反映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中。
如果没有这种乐观气氛，福山的著作大概很难如此畅销。不管如何，尽管对这种乐观气氛并非没有怀疑者，但当时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存在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相竞争的另一种体制。也就是说，在西方看来，自由民主已经被全世界接受成为世界主流意识形态，是各国必须和必然要追求的政治现代性。
这种认知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高度吻合。人们认为，随着各国融入全球化，它们会变得更像西方的“我们”，即已经现代化的国家。
西方对西方体制满怀信心，认为全世界的非西方国家都会钦佩西方民主国家的成功，并试图效仿；相信随着各国的现代化，他们会变得更加倾向资产阶级、消费主义、和平——就像西方一样；随着社会的现代化，非西方国家的人民会变得更加世俗化，就像在欧洲和美国的人民一样，他们的驱动力更多来自赚钱的欲望，而非征服他人，他们更倾向于在郊区定居，而不是追求狂热的意识形态或那种对声望和征服的渴望，这种渴望使人类遭受了数百年的战争。
西方的这种普遍乐观情绪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现代化的认知。尽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发展模式、政治制度与文明范式，没有也不可能变成西方式国家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对中国持有一种幻觉，笃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总有一天会促成中国演变成为另一个西方式国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领导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的制度不可能演变为一种类似西方的政治制度，并且在政策层面也一直在改革，一方面反对制度滑向西式，另一方面主动构建符合中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政治制度，但西方的政治人物相信，中国领导人的这些努力最终会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自由民主乃是人类应当接受的普遍制度，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自由民主的发生。这是西方接受中国的总体态度。也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内部知识分子的话语变化也是西方乐观主义的一个外部根源。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持类似的看法，相信改革开放驱动的全球化不仅有助于物质的进步，而且也在推动中国的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世界大同。
还有两个要素也大大减轻了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压力。第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领导人尽管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演变为西方式的，但中国也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积极与西方对话，寻求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中国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直接反映。作为一个世俗文明，中国文明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从来不拒绝和任何文明打交道。尽管中国文明不会也没有演变成为另一种文明，但其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中国文明能够最大限度地吸纳其他文明的要素，使之转变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第二，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民主得到了足够的扩张空间。在很多年里，苏联和东欧国家成为西方诸国关切的重点。这也在客观上减轻了中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