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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正如近代化这个概念所指向的，中国的近代化始于近代。也就是说，“近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概念，更重要的是，它隐含着不同的历史意义。在提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概念的时候，人们头脑中出现的往往是一种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形象，而“近代化”这个概念给人们的则是一种充满朝气、生生不息、不断变化的形象。
经验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科学界的共识不多，但人们对“人类有意义的变化始于近代”是有共识的。历史学家发现，其实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它们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具有变化的动力，否则很难解释人类社会从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实际上，很多促成现代化发生的因素已经在之前的封建社会下产生了。但尽管这样，现代化之前人类所经历的变化不能和现代化发生以来人类所经历的变化同日而语，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变化。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经济数据统计表明，近代之前数千年的经济几乎是静止不动的，一直维持在生存经济的边缘。另一位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认为：
人类社会进步中的许多宏伟篇章，都给世界留下了不平等的隐患，即便那些通常被认为是至善的事件也不例外。始于英国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启动了经济增长的引擎，使得亿万人摆脱了物质匮乏。但同样的工业革命，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大分流”，英国以及稍后的西北欧和北美，与世界的其他地区由此分化，并制造出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巨大的至今仍未消弭的鸿沟。很大程度上，今日全球的不平等是由现代经济增长的成就所造成的。
不要以为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其他地区一直处于落后和极度贫困之中。早在哥伦布航海数十年前，中国就凭借足够的技术和财力，派遣一支由郑和率领的舰队前往印度洋探险。与哥伦布的小船队相比，郑和的舰队简直就是航母群。比这更早300年，中国开封府就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手工业作坊烟气喷涌导致整座城市烟尘弥漫，而800年之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兰开夏郡的繁盛也不过如此。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成千上万的廉价书籍得以出版，使得收入低微的人也能读得起书。不过，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这样的时期都是不能持续的，更不用说将其作为一个持续繁荣的起点了。宋朝曾给予金朝大量财物，让其帮助消灭自己的敌人辽国——这是想让一个危险的对象变成自己的同盟。在亚洲，经济增长不断启动，又不断被扼杀。扼杀经济的既有统治者的巧取豪夺，也有战争的破坏，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只是在最近的250年中，世界的某些地区才开始出现长期与持续的增长，但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却没有出现此种情况。这就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不断出现差异，经济增长就此变成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引擎。
尽管迪顿在这里讨论的是人类的不平等问题，但这段话指向了和现代化、全球化有关的几个重要方面。第一，人类逃避匮乏始于工业革命。之前，人类一直生活在物质生活的高度匮乏之中。第二，工业革命开始后的物质变化才具有普遍性，即工业革命从欧洲向世界的其他地区扩散和传播。尽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也有一些地区出现过经济繁荣的时候，但是这种繁荣并不具备普遍性。正是因为工业革命的可扩散性和可传播性，人类社会在近代以来才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第三，工业革命的扩散和传播不仅是不均衡的，而且在欧洲和北美洲之外，发展经常被中断。第四，工业革命创造了财富，也创造了不平等；不平等不仅存在于一个国家之内，更存在于国家之间。
尽管人们对工业化为什么始于欧洲而不是中国或者世界其他地方这一问题还在争论不休，但对工业化始于欧洲则没有任何疑义。工业化首先促动了欧洲的变化和发展，继而很快从欧洲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和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或者说正是工业化促动了全球化。
由工业化促动的全球化不是从前任何形式的全球化所能比拟的。在近代工业化之前，人类社会已经经历过不同形式的全球化。在帝国时代，一些跨洲的庞大帝国，如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也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全球化。今天人们所说的丝绸之路就是帝国时代全球化的象征。帝国境内存在着不同的地方性政体、民族、种族、部落等，其包容性甚于近代以来的近代国家。尽管近代国家被视为具有“近（现）代性”，但因为是基于主权之上，近代国家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其包容性远不如近代之前的帝国。用中国的概念来说，帝国是“多元一体”的。不仅帝国境内不同单元之间有频繁的贸易，帝国之间的贸易也是常见的。欧洲的宗教时代被欧洲学者视为是黑暗时代，但实际上宗教帝国也具有全球性。作为一种信仰或者思想，宗教没有边界，呈现出无限扩张的动力，直到被另一种宗教所阻挡和阻止。
但为什么无论是帝国还是宗教帝国都没有被赋予现代性呢？这就涉及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现代性的第二个层面，即人的层面。的确，经验地看，现代性的概念总是和人的概念联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西方世界，人的概念起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之前的漫长的宗教时代，欧洲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时代，神被视为万物之源，一切服务于神，一切也以神为依归。文艺复兴把世俗世界的重心从“神”转移到“人”，人开始成为衡量万物的尺度，甚至是唯一的尺度。
因此，尽管始于欧洲的工业化大大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但现代性的概念应当说始于更早的文艺复兴时代。同时，工业化为现代性概念的拓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如前面所说的，工业化带来的变化是客观的现象，由工业化所推动的现代化更导致了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正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变化，欧洲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各种进步的观念包括自由、独立、平等、民主等层出不穷。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系统的社会科学就是知识分子对这些变化进行观察和解释的产物。
物质现代化之所以从欧洲扩散到世界各地，不仅是因为具有物质现代化的国家往往是比较强大的国家，在战场上能够打败不具有现代性或者现代性较少的国家，更是因为物质现代化符合人的本性。物质现代化改变了“人”的条件，从最低限度来说，使得人类本身得以获得现代性，例如从最低限度来说，可以远离饥饿和恐惧；从最高限度来说，赋予人类发挥其潜力的能力，获得“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语）。
正是因为现代性的概念始终和人相关联，近代化在促进人的变化的同时也促成了制度的变化。人们发现，不仅不同的制度导向了不同的物质现代化，即使在同样的物质现代化情况下，不同的制度也导致了不同的人的“状况”。在思想史上，对制度的关切也是近代以来的特有知识现象。上述迪顿所探讨的发展与不平等问题便是人们对不同制度和不平等之间关联的关切。
在过去数十年，从制度要素来探讨物质层面和人的层面的变化已经是学术界的主流，表现在制度经济学、制度社会学和制度政治学等新概念上。实际上，对制度问题的探讨不仅是今天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不可忽视的课题，更是近代以来所有政治经济学家所孜孜不倦探讨的对象。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的焦点是从“神”到“人”的转变，那么启蒙运动的焦点便是从“人”到“制度”的转变。在启蒙运动倡导者看来，人是万物之源，但人的行为需要制度来规范，制度可以把所有人塑造成他们所向往的社会所需要的人。
制度探索是近代以来所有政治经济学家的主题。近代古典政治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探索的是一个国家如何追求财富和致富的问题。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发现了“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制度安排和财富之间的关联。李嘉图提倡劳动分工和比较优势，认为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来追求财富。大多古典政治学家都认为私有产权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能实现社会的致富。但是另外一端，也是从近代开始，至少从卢梭开始，欧洲社会很多思想家认为私有产权是人类不公平的根源。卢梭谴责私有财产制度。马克思揭秘资本的运作，主要是探讨社会公平的问题。所以，西方就有了两条路线：一条以亚当·斯密为代表，探讨如何创造财富的问题；一条以马克思为代表，探讨如何实现社会公平的问题。之后，世界发展出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方法就是欧洲学者所提倡的纯私有制方法，或者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今天，不管是新自由主义也好，新制度主义也好，西方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都特别强调私有产权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但纯私有产权制度这一条路线走得很辛苦。实际上，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阶段到后来的福利资本主义阶段，欧洲经历了长期的甚至非常暴力的社会主义运动。今天，西方的福利社会也处在艰难的演变过程之中。实行典型的私有产权制度的英、美等国家并没有解决好财富和公平的问题。人们既厌恶贫困落后，也厌恶富而不公。
另外一种是纯公有制方法，即国家所有制，最典型的就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苏联的公有制度是苏联国家动员体制的基础，这一制度在早期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洲呈现出人人都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局面，苏联模式确实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苏联模式最后垮掉了。所以，它是失败的。
从这两个过程来看，有两点经验是比较清楚的。第一，纯私有制和纯公有制都没有成功；第二，私有制比公有制还成功了一点点，因为西方尽管出了很多问题，但私有制生存下来了，而苏联的纯公有制没有生存下来。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一事实并不在任何意义上表明公有财产制度必然会消亡，而私有财产制度会永恒存在。
今天，两种方法都以自己的方式获得生存和发展。西方典型的私有财产制度（以英国和美国为典型）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也在发生变化。实际上，即使在统称为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单数概念，已经分化成为复数概念，即所谓的资本主义的不同“变种”，有英、美两国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有德国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有北欧的高福利资本主义，有日本的战略资本主义。同样，曾经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和越南等国家已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有和私有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因素，就经济制度的发展来说，人们不难发现融合的成分。
无论对欧洲学者还是中国学者，欧美近代化对中国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怎么评估也不会过分。影响表现在本书所说的三个方面，包括物质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身处欧洲剧烈的近代变动之中，与欧洲近代的剧烈变化作比较，他甚至得出了“中国没有历史”的结论。也很显然，黑格尔所说的“中国不变的历史”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国家屡屡被西方崛起的近代国家所打败的原因。中国是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打败的，但西方所拥有的技术只是其强大的其中一个要素，而非全部。西方的强大甚至也并不是因为其所拥有的财富。正如迪顿所指出的，中国历史曾经繁荣过、强大过，但没有可持续性。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在于其一时所拥有的经济财富，甚至也不在于其所拥有的科技。当西方学者探讨发展、进步和强大的时候，近代中国的各路精英们也在努力地探讨中国如何强大的世纪命题。因为中国是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败的，早期中国的精英们首先把现代化视为军事现代化。这并没有错，因为当时世界盛行帝国主义，一个国家的现代性往往是根据能否用军事打败另一个国家来衡量的。但是，单纯的军事现代化并没有使得中国富强。在被往日的学生日本打败之后，中国各个领域的精英尝试着不同领域的现代化，提出了“商战”“以工强国”“以教强国”等国家建设目标。尽管所有这些尝试都具有局限性，但却具有时代意义，是弱国求生存的现代化。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个探索过程是何等的痛苦、付出了何等高昂的代价！但最终的结论是对的，即一个国家的强大建立在其方方面面的“现代性”之上，包括军事、科技、经济、文化、教育、政治制度等等。
从晚清到五四运动可说是中国的启蒙运动阶段，这个过程产生了进步的理念（尽管大多数理念是从西方引入的），不断催生着追求这些理念的现代性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产物，其本身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最具现代性的政党，用最激进的方式追求其本身和国家的现代性。追求现代性的过程无疑也是政治的过程，无论是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政治，都是围绕着中国要进行怎样的现代化和建立怎样的国家而展开的。
中国共产党在确立政权之后，已领导中国经历了两波现代化，即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化和邓小平时代开启的现代化。应当强调的是，“现代性”的概念虽起源于西方，但中国追求现代性或者现代化的过程和国际大趋势相一致，所不同的只是方法。目标是一致的，但不同时代所使用的方法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当时的内外条件。从这个视角来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和西方世界发生了“小分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当时的苏联采取“一边倒”的策略。这在当时具有必然性。正如前面所说，近代以来存在着两条通往现代性的道路，即西方道路和苏联道路。既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向中国关上了大门，那么中国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苏联模式。和苏联的关系恶化之后，中国又走上了探索独立的现代化的道路，不仅和西方世界有了“小分流”，而且和苏联也有了“小分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同时被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所孤立，处于一种被全面围堵的状态。这也说明了“弱国无外交”，即使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也是如此，其内政深受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影响。鉴于这样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把当时的国际形势界定为“战争与革命”，中国的外交尽管是极具防守性质的，但在外界看来经常表现为“激进性”，中国被视为是“输出”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因此，中国和一些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经常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国不仅和当时的苏联处于紧张状态，而且也被东南亚国家视为对他们构成了威胁。这种情况直到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才终止。
但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中国走上了“小分流”，就是说，中国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西方和苏联的目标。中国一方面在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中和苏联竞争，另一方面也希望赶超英美国家。这个时期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赶超型”，即如何以最快的方式追赶上发达国家。“赶超型”的现代化经常表现为单向面的现代化。在这个“小分流”时代，中国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总体上说，“四个现代化”基本上属于本书所界定的“物质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第一波现代化。这一波现代化尽管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但如果没有这一波“小分流”之下的现代化，我们就会很难理解改革开放时代体现为“大汇合”的第二波现代化。道理很简单，中国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体系就是在“小分流”时代确立起来的。尤其应当强调的是，在“小分流”时代建立起来的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体系，也为中国在“大汇合”时代在实现发展的同时保持独立性提供了制度条件。今天在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的时候，人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为那些既要发展又要保持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个现代化选择”。经验地看，的确如此。很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没能处理好在融合世界求发展和保持国际独立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没有能够融入世界而得到发展，要么就是为了融合世界而失去了独立。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同时实现发展和独立两个目标，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这是“小分流”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