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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回答上文列出来的这些问题？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人们对现代化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不管怎么说，近代以来，几乎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和“近代化”或者“现代化”有关。
在“现代化”这个概念被创造出来之后，“现代化”几乎就是“未来”的代名词了。无论什么事物或者社会都会涉及未来，因此现代化的概念也经常被泛化和滥用。所以，我们必须对这里所讨论的“现代化”做些限定。
概括地说，我们这里讨论现代化的三个层面，包括物质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这是三个既互相关联又可以互相独立的层面。如果以图像来表示，我们可以称它们为现代化的三个坐标。其中，物质坐标和人的坐标可以作为纵轴和横轴，而制度坐标居于两者之间，这是因为制度现代化是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调节者或者中介。
一是客观世界的物质坐标。物质世界的变化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或者说物质世界的变化具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这个层面的变化很多是由事物本身的逻辑所决定的，但也有不少变化是加上了人为的因素促成的。如果是人为促成的，人们往往会用“发展”的概念来替代“变化”的概念，因为前者包含着主观能动性或者目的性，而后者则是无目的的（至少对人类来说如此）。生物的演进也是变化，但生物的演进并没有目的。尽管如达尔文所言，生物的演进具有“适者生存”的规律，但生物界的“适者生存”并非目的。而“资本主义”这一“社会事物”就不一样了，它是人类的行为，所以它具有目的性。因此，由资本主义运作所促成的变化，人们往往用“发展”的概念来描述之。
在物质层面，人们对什么是现代化比较容易达成共识。除了极少数宗教或者信仰团体，如苦行僧，人们都会接受和追求物质的现代化。这里，现代化表现为物理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公路、桥梁、航空港、海港码头、高楼大厦、学校、体育馆、医院等，也包括迄今为止被视为最先进的技术。改革开放前，中国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这些方面的现代化基本上都属于物质现代化。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之所以被追求，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符合人性，即能够改善和提升人类生活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层面，物质现代化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硬力量。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硬力量，那么它就会被其他国家欺负或者打败。
二是主观世界的坐标，即人的坐标。人的坐标包括主观目标、道德、价值观、身份认同等方面，这也就是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区别所在。近代以来，现代化的核心是人。人的现代化表现在与人的不同类别的关系之中，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客观物质层面的变化或者发展的意义必须在人的坐标中展示。尽管客观物质世界的变化和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变化或者发展对不同的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人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存在。任何一个人都有其文明、文化和国家的特质，因此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受制于其所处的文明、文化和国情。在一些人看来是积极的变化，在另一些人看来是消极的；在一些人看来是正面的变化，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负面的；在一些人看来是进步的变化，在另一些人看来是退步的。这并不难理解，对所有这些变化，每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大凡都会根据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经验来做判断。
如果说人们对客观事物变化的反应大多只能是“适者生存”，那么对“社会事物”的变化则表现为情感性。例如，尽管经济发展必然会对环境造成影响，也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但除了极少数人，多数人还是会去追求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们又不再接受一个富而不公的社会，追求平等转而成为人们的理想。再如，尽管民主从西方国家扩散到非西方国家后产生了很多问题，很多人对民主并不见得有积极的体验，但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对民主还是趋之若鹜，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已经把民主提升为一种价值，一种无论花费多大的代价也要去追求的价值。这些年来各国的新冠肺炎疫情管控政策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在崇尚个人自由的西方，很多社会群体反对政府所施加的任何管控举措，包括戴口罩和禁止公共聚会，但当他们逐渐体验到新冠病毒危及他们的生命的时候，或者看到他们的亲人或朋友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死去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拒绝接受政府的管控政策。但在崇尚集体主义的东方则表现为一个几乎是相反的过程。在早期，人们乐意接受政府所施加的管控，甚至可以接受一些过度管控的举措，但是时间一久，人们开始抱怨地方政府层层加码式的过度管控，尤其是看到另外一些国家已经开放管控而自己还处于严格的管控之下的时候，人们的情绪就变得很不一样了。即便对政府来说严格的管控是为了人们的健康和安全，但当老百姓对管控和自由开始想有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他们对政府的管控政策就具有了不同的评价体系。概括地说，如果人们认同这个社会事物，评价会倾向于肯定；如果人们不能认同这个社会事物，评价就会倾向于否定。
三是制度坐标。在物质坐标和人的坐标之间还有一个制度坐标。制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制度，人难以和物质世界共存，甚至难以和他人共存。因此，在任何社会，人们都把制度看得很重。实际上，人类社会，不管是原始社会，还是现代复杂社会，都表现为一套制度体系，不同社会所不同的是体制体系的复杂程度不同。制度的功能基本上可以分为如下三类。首先，调节物质坐标和人的坐标，即调节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其次，干预物质世界的变化。如前所述，物质世界有其自身的变化规律，但自人类产生以来，人类一直在干预物质世界的变化。人类在干预物质世界的过程中，其科学和技术得到了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提升人类干预物质世界的能力。经济发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学术界，已经有大量的文献来论述什么样的制度促进经济发展，什么样的制度阻碍经济发展，什么样的制度促成国家的成功，什么样的制度导致国家的失败。最后，干预人类世界的变化，也就是干预人与人、人与社会、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的秩序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自然秩序，就如中国古代道家所提倡的自然社会；另一类是自上而下所施加的社会秩序，如中国古代法家所提倡的社会。不过，在现实中，一个完全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并没有可能性，一个完全自上而下施加的秩序也没有可能性，现实的秩序大都是两者的结合，就如儒家所提倡的秩序。
进而，相应地，从学术上看，制度坐标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应然的，即制度应当通过怎样的变化而成为怎样的制度；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实然的，即制度实际上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会变成什么样的制度。用第一种方式回答问题的，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者；而用第二种方法回答问题的，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者。但实际变化的结果往往是既不像理想主义者那样理想，也不像现实主义者那样现实，而是两者的混合。理想主义者对改变现实有影响，主观意图对客观环境的影响不可忽视，否则很难解释历史的进步。同时，理想主义又受制于现实环境，使得理想不会像原先所设想的那样实现。这样，变化的结果肯定不是皆大欢喜，因为它既不符合理想主义，也不符合现实主义。
有了这三个坐标，我们就可以相对聚焦地去回答这里提出的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各个问题。本书的主题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在过去40多年里，在超级全球化的环境里，中国现代化的三个层面——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无论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都呈现出相向而行的大趋势，因而表现为大汇合或者大融合。那么，在逆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的环境下，这三个层面的现代化是否会呈现出异向甚至逆向而行的大趋势，从而是否会在国际层面表现为与外在世界的大分流、在国内层面表现为三个层面的不同方向和不平衡的发展？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可持续，而且也决定了中国和世界的关联以及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认同”和所能扮演的国际角色。
很显然，中国已经意识到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因此，中共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这不仅仅是对中国以往追求现代化经验的总结，更是表明中国要有意识地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现代化；同时，这一概念也表明，其他国家都需要寻找到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方式。再者，从更深层次来理解，这一概念也表明，在内部，中国的现代化不会因为外在世界环境的变化而中断，既然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已经形成，这一模式也会主导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在外部，中国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并且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全球化和开放的状态下进行的，未来也会继续在开放的状态下进行。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对于现代化各国拥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或者说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但现代化发生在处于不同文明、文化和国情之下的各国，因此也具有差异性。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人的现代化方面。人具有抽象的一面，但更有具体的一面，因为所有人都是文化人。任何个人不能选择其出生的文化。因此，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密不可分，这两者可以说是同一个过程，互相影响。因为人是现代化的根源和核心，人的坐标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人对物质现代化的认知的不同。进而，同样也是因为人的坐标的不同，导致制度坐标的不同。如果说制度是调节物质和人之间的关系的，那么制度必须适合人对物质和制度的需要。
由此看来，融合和分岔都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各国对现代化的价值具有普遍的追求，现代化才具有了融合性；同时，各国都追求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现代化具有了分岔性质。融合和分岔构成了世界的现代化历程，也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事实和经验如此，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