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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中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始向2035年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50年的“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时候，世界开始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大历史的角度，人们对大变局的发生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历史是开放的，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历史上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大变局了。每隔一段时间，大变局总会到来。大变局本身只是一种客观的“社会事物”（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概念）。但是，每次大变局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对同处于这个大变局之中的不同国家和人民是不同的：一些国家和个人比较幸运，获得了发展和进步的机遇；而另一些国家和个人则没那么幸运，被大变局所抛弃，甚至成为受害者。
今天，大变局对中国提出的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 在大变局下，中国的现代化往何处去？ 尽管现代化是自近代以来每一代中国人所追求的，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数次被中断，有被外部因素中断的，也有被内部因素中断的。今天我们所面临新的 大变局的核心是世界范围的逆全球化甚至去全球化 。在过去的数十年，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中美贸易战之前，世界发生了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在这段时间里，资本、技术和人才获得了空前的世界范围的流动性。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超级全球化导致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市场化配置，因此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
超级全球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在同一时期，或者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超级全球化的内在一部分，这不仅大大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而且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和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相向而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只能在超级全球化过程之中才能得到有效解释。
因此，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会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大问题下，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至少可以包括如下问题：
1.大变局给予中国现代化的是另一次历史机遇，还是另一次危机？
2.如果是机遇，那么是什么样的机遇？
3.我们如何才能够抓住这次机遇？
4.如果是危机，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是否会再一次被中断？
5.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被中断？
6.我们如何才能有效避免现代化被中断的情形发生？
7.是否存在把“危”转化成“机”的可能性？
如果这一类问题表明我们是一个被动的角色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问一些类似如下的积极问题：
1.当外在环境不再容许我们的现代化有机遇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能力为自己的现代化主动创造机遇？
2.这样的机遇是怎么样的？我们如何创造这样的机遇？
3.我们如何逆转逆全球化趋势，引领新一波全球化？
4.我们如何促成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再次大汇合？
5.如果这样，那么我们的现代化会体现出怎样的特点？是否会和前一种我们比较被动的局面下的现代化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会对中国现代化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对外在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试图回答构成了本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