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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主体政治力量，因此中国方方面面的现代化首先取决于执政党本身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执政党以本身的现代化来领导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如上所述，在全球化下，中国发展出多种经济成分来，即今天的“混合经济”。这种客观形势要求执政党进行转型。诚如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化。也就是说，经济现代化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现代化。如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宗旨也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的。改革开放之前也是这么做的。改革开放之后，执政党与时俱进，克服意识形态的阻力，首先修改宪法，给予各种合法财产（包括私有财产）法律上的合法性，再制定《物权法》和《民法典》，为各种合法财产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同时，执政党也逐渐开放政治过程，容许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这样，执政党至少从理论上说已经从一个代表特定阶层的封闭型政党，转型成为能够代表大多数社会利益的开放型政党。在革命时期，共产党无疑要依靠具有革命性的特定社会阶层，但在成为执政党之后需要转型，成为所有阶层的领导者。执政党的这种转型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里程碑，这种转型也是中国政治领域最具意义的变化。西方学界和政策研究界往往看不到这一点，视中国的改革模式为“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模式。这也是西方迄今仍然难以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因为不能与时俱进而被历史所淘汰，中国共产党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和发展，而且有效领导着国家的现代化。尽管西方社会往往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演变成为西方式的政党而视其为保守，但经验地看，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现代性的政党，一旦中国共产党视一种制度或者现象为现代性，那么就会毫不犹豫地去追求、去实现。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有这样做，中国共产党才能不仅跟上时代，而且引领时代。从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的角度，西方视中国共产党为“保守”，但从改变自身和自我革命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性是不言而喻的。